维纳•措恩

维纳•措恩（WernerZorn），德国波茨坦大学教授，1984年主持德国接入互联网工程，并由其本人发出了德国第一封电子邮件，被誉为“德国互联网之父”。2013年国际互联网名人堂入选者。他曾帮助中国注册“.CN”国家*域名。

中文名：维纳•措恩

英文名：WernerZorn

出生日期：1942年9月24日

学术身份：德国波茨坦大学教授

业界尊称：德国互联网之父

1、个人履历

维纳•措恩（WernerZorn），德国波茨坦大学教授，被誉为“德国互联网之父”。2013年国际互联网名人堂入选者。

1942年9月24日出生。1962-1967年就读于卡尔斯鲁厄大学电子工程系（工程学硕士），1971年获得工程学博士学位。1972年开始任信息计算机中心（IRA）主任，1979年起任卡尔斯鲁厄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后任波茨坦大学教授，目前已退休。

1984年，领导科研小组建立了西德与美国的计算机科学网（ComputerScienceNetwork,CSNET），第一个连接、并成功发送了德国的第一封电子邮件。

1987年9月20日维纳•措恩教授帮助中国从北京向海外发出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电子邮件的内容为“AcrosstheGreatWallwecanreacheverycornerintheworld（跨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任何角落）”。他曾协助中国参加1987年11月在普林斯顿举办的国际学术网络工作会议，并帮助中国注册“.CN”国家*域名。

2、维纳•措恩与中国互联网

帮助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

维纳.措恩，德国互联网先驱。1984年8月2日，维纳.措恩领导下的德国课题组成功实现了与美国计算机科学网的对接，并发送了第一封德国电子邮件，被尊称为“德国互联网之父”。为此，维纳.措恩在2006年获得德国总统亲自颁发的联邦十字勋章。1987年，他在卡尔斯鲁厄大学任职。就是这位德国朋友，同中国互联网的先驱们一起，为中国打开了迈入国际互联网的大门。

1987年9月20日，中国第一封跨国电子邮件从北京发至德国，标志着中国成功接入国际互联网。从此，中国进入了互联网时代！

胡启恒院士和维纳.措恩教授

1983年，中国从德国进口了19台西门子BS2000大型计算机；1987年9月14日，两国科学家共同起草了中国第一封跨国电子邮件；1987年9月20日，这封电子邮件从北京向海外发出，并抵达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的一台计算机上；1990年11月28日，中国注册了自己的国际*域名“.CN”，最初该域名服务器架设在卡尔斯鲁厄大学计算机中心，1994年移交给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1994年4月，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胡启恒院士代表中方赴美，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提出连入国际互联网骨干网的要求，并得到了认可；同年4月20日，中国与国际互联网实现全面互联互通。

中国荣誉网民

维纳•措恩教授持续关注中国互联网事业，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曾协助中国合作伙伴发出了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并在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注册.CN国家*域名和迁移.CN域名服务器回到中国等历史事件中提供了无私的帮助，被中国网民亲切地称为“互联网时代的白求恩”。2009年，胡启恒院士曾向措恩教授授予“中国荣誉网民”的称号，以表示对措恩教授为中国互联网发展所做贡献的感谢。

“中国*友谊奖”获得者

2014年9月28日，德国波茨坦大学教授，被誉为“德国互联网之父”的维纳•措恩，到访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维纳•措恩曾多次到访，是网络中心的老朋友。经网络中心推荐提名，维纳•措恩教授入选2014年中国*“友谊奖”。该奖项是我国*为表彰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专家而设立的最高*奖。

3、2014年接受中国媒体采访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尝试连接互联网，帮助中国的正是这位来自西德的科学家维纳·措恩。措恩教授认为，中国会是未来互联网发展出最强产品和服务的理想地方。

中国互联网将研发出最强产品

新京报：中国发往世界的第一份邮件中写道“跨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任何角落”，这句话是如何想出来的?

措恩：这句话是由王运丰（时任机械电子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李澄炯（时任中国兵器工业计算机应用研究所所长）和我，在1987年9月13日那个周日11点钟的时候想出来的。那年我在北京，带着同事帮助解决电子邮件联网的课题。

中德计算机网络合作项目始于1982年的一个世界银行项目，19所中国大学装了西门子电脑。王运丰教授是该项目大学方面的领头人，也是中国互联网的精神领袖。从中德合作项目到中国*域的申请等，所有这些离不开中国科学家。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中国互联网在过去30年的发展?

措恩：互联网的发展，就跟演化一样，有三个阶段：变异、隔离、选择。我想，中国会是未来互联网发展出最强产品和服务的理想地方。

新京报：你被认为是“德国互联网之父”。在你看来，帮助中国连上互联网，与帮助德国连上互联网，哪个更难?

措恩：德国的难多了，因为从1982年到1992年，整整10年，德国互联网采用的是OSI模型（开放式系统互联通信参考模型），这个模型强烈地不支持TCP/IP协议。

中国正在改变世界互联网

新京报：“跨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任何角落。”你和当时的中国科学家同事认为，互联网应有怎样的精神?这种精神之后是否发生了改变?

措恩：不，完全没有。当时（1983到1987年）的这个精神，就跟几世纪以来的科学精神一样，是去接受挑战与合作——不管有什么政治障碍——都能带着共同的愿景，一起实现新的有利于人类的事情。

新京报：你来过中国几次?怎么看互联网对中国的改变?

维纳•措恩教授到访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

措恩：超过20次。对我来说，互联网如何改变中国不好回答。但很明显，中国正在改变世界层面的互联网。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以指数级翻倍的国内用户数量，也因为它的跨国境服务有着极佳的速度。在和来自美国的互联网大玩家成功竞争这点上，中国走得很好。

新京报：之前，你是否预料到互联网会迅速发展?

措恩：不，完全没预料到。

希望能阻止互联网垃圾邮件

新京报：如何定义“互联网安全”?

措恩：安全和保障问题首先是结构层面的，其次才是组织层面的。互联网的结构是开放的，不同IP层是无连接状态，管理层是去中心化的，发送者的难以追踪性，都导致了它的成功。

但同时也带来了滥用。早期，人们试图用可接受使用政策（AUP），对互联网的滥用加以限制。结果则很简单：技术上无法执行或保障的，必须用法律框架来加以限制。

新京报：互联网是否能够被管理控制?如果可以，该如何管制?

措恩：关于网络中立的问题，我的看法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哪怕是在互联网上。

从理论层面看，网络是“单一类别客户的排队系统”。上世纪70年代后，计算机界就公认，多元类别客户的排队系统能够带来显著的网络改善，只要这个系统是比较好的设计和管理。

所以，关键的问题不是用更高的互联网成本，提高服务级别来禁止不同客户类别，而是如何区别不同的客户类型。这应该由用户通过合同形式来决定，而不是由互联网服务商传递的内容类型来决定。

新京报：你对互联网未来的愿景是怎样的?

措恩：对这个问题，我则希望从科幻的角度来回答。我的科幻愿景是，希望未来能够有基于互联网的道路基础设施，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率降低到零。

目前，我有一个简单的请求，希望能阻止互联网上的垃圾邮件。

我与互联网

问：你每天花多少时间上网?

答：没什么特别的。最多一小时。但一直处于联网状态。

问：你使用什么上网工具?

答：PC。不用社交媒体。

问：你上网的目的是什么?

答：什么都做。

4、世界互联网大会论坛发言

各位嘉宾、代表，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大家参加国际互联网治理的论坛，我叫李晓东，我是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负责人，今天我们在这里来讨论互联网之旅的问题。

我接下来想问一下维纳·措恩教授，“.CN”原来在德国，后来回到了中国，您为中国互联网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现在请您来发言。

1987年，德国互联网之父维纳.措恩教授。

你使我想起了互联网的发展早期，我给你讲一下那个时候的经验，也许可以提供一些帮助，来解决今天的问题。在我们谈互联网治理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每一个法律体系的起源都是在最初的一个无法的状态之中，也就是开始是非法的体系，没有正式的法规法律，虽然当时存在国家的约束，1984年的时候我们在德国启动了CNIS服务，并且在合同中做出承诺，不会给苏联或者中国发电子文本信息，在87年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情况，后来我们就开始帮助中国做这个事情，当时我们不能跨越红线，我们怎么做的呢？我们和美国朋友建立了联系，它的模式就是不要事先请求批准，而是事后做了以后再请求原谅。结果我们也就这么做了，我们就发出了特别有名的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这是87年9月的时候，后来我们就请求原谅，我们的请求到了那里很快有了回应，批准我们和中国建立联系，这点非常重要。

应该读一下他给我们的回信，他的信息寄给另外两个人，他说中国邮电部应该能够提高合作的可能性，也就是美国和中国研究科学家之间的合作可能性，我欢迎你们组织所做的举动，这是87年10月8日他的回应，那个时候他是负责研究网络和通信的主任，他是在国家科学基金会工作。斯蒂夫霍夫没有做的以及后来才出现的，也就是说他向他的老板请求原谅，他的老板觉得这个事情不那么有意思，但是他不能把这个信撤回来，因为这个信已经交给中国了，在84年胡启恒女士也给斯蒂夫霍夫发了一个请求，要求中国全面接入国际互联网服务，然后他就说行，没有问题，我们会跟你们连接起来，于是就完成了中国互联网的历史时刻，当时人们进行了庆祝，现在这个结论就是我所说的，慢慢地法律协议就会出现，开始的时候是没有法律的状态，完全靠信任、信心，有的时候还是要依靠友谊，同时也有科学的精神，使得我们能够面对挑战，进行合作。虽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障碍，我们能够实现一个共同的愿景，能够创造新的和有益的东西。这种机制我觉得是可持续的，也是可靠的。也许能够帮助解决今天我们面临的更加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