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隗
刘隗(273~333)东晋大臣,字大连,江苏彭城人。起家秘书郎,后迁冠军将军、彭城内史,丞相司直。为官刚正,不畏权贵,先后上书弹劾戴渊、王籍之、梁龛等人,为淳于伯申冤鸣屈,迫右将军王导引咎辞职。迁侍中,封都乡侯。晋元帝即位,与尚书令刁协同为元帝心腹。迁丹阳尹,拜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率万人镇泗口以抑制王敦。永昌元年,王敦以讨伐刘隗为名发动*,攻占建康,*投奔石勒。以为从事中郎、太子太傅,卒年六十一。
1、简史
东晋彭城人,生于西晋武帝泰始九年癸巳(公元273年),起家秘书郎,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北方各族人民纷纷南迁,彭城刘氏宗族成员也大批南迁至京口(江苏镇江市),形成东晋南朝时期著名的京口刘氏。丛亭里刘氏宗族的许多成员,如刘隗、刘宪等人,就是在两晋之际南迁京口的。其中,刘隗南迁后,功成名就,成为东晋初期重要的官僚大臣,丛亭里刘氏也因此昌盛一时。刘隗在西晋末年由秘书郎起家,后为丞相司直。升冠军将军、彭城内史。后晋室南迁,刘隗南徙京口后,受到东晋元帝司马睿的宠信。历任御史中丞、侍中、丹阳尹,拜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镇泗口等要职,受封为都乡侯。刘隗对当时的“万机秘密,皆豫闻之”。东晋永昌元年壬午(公元322年),王敦举兵*,攻下晋都建康,刘隗率军抵抗,被王敦击败。刘隗战败后,见大势己去,便携带妻子和亲信两百多人投奔了后赵石勒王朝。石勒任用他为从事中郎、丞相左长史、太子太傅,封列侯,直至十年后,即东晋成和八年癸巳(公元333年)石虎攻长安时战死,终年六十一岁。生子:刘绥,(馀未详)。
2、生平
刘隗(273~333)东晋大臣。字大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发家秘书郎,后迁冠军将军、彭城内史。晋元帝以之为丞相司直。为官坚毅,不畏权贵,先后上书弹劾戴渊、王籍之、梁龛等人,为淳于伯申冤鸣屈,迫右将军王导引咎辞去职务。迁侍中,封都乡侯。元帝即位,与尚书令刁协同为元帝心腹。旋迁丹阳尹,拜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军事,率万人镇泗口(今江苏淮阴)以按捺王敦。永昌元年(322)王敦以征伐刘隗为名发起*,占领建康(今江苏南京),他被逼投靠石勒。
西晋末年,八王争权,闻名于华夏。在这种局势下,刘隗、刁协都极力追求在政治上有所依托,以求晋身。刁协弃太常博士官,投靠成都王颖,为平北司马。后看到赵王伦兵多势众,弃颖投伦,任相国从军。赵王伦败,他又转奔长沙王乂门下,为骠骑司马。而当局势朝着有利于东海王越的方向开展时,他又投靠镇守邺城(今河北临漳)的东嬴公司马腾,被任为长史,迁颍川太守。东嬴公司马腾败死,刁协通过挑选,认为东海王越体系的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琅邪王司马睿所辖的两淮及江南区域比较稳定,既可安居乐业,又有发挥身手的地步,遂流亡渡江,被用为镇东军谘祭酒,转长史。刘隗则因彭城刚好就在司马睿的辖区之内,与睿是上下级联系而交上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好运,被睿任为从事中郎。
可是,刁协、刘隗所依靠的却是弱主。琅邪王司马睿势单力薄,彻底有赖于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北方世族的拔擢、拥护才得以安身。王导内控朝政,王敦外居荆州重镇,司马睿不过是门阀世族操控的傀儡罢了。故时有谚云:“王与马,共全国。”形象生动地阐明了其时主弱臣强的政治情况。对此,不只司马睿非常不满,并且宗族实力不强的刘隗、刁协也感到本身政治地位的稳固遭到直接要挟。所以,司马睿不甘寂寞,从移镇建邺(今江苏南京市)开端,就有意重用刁协和刘隗,引二人为自己的心腹;刁协、刘隗二人在别无挑选的情况下,也尽心悉力,志在拔擢皇权,以期蒙被高贵。
刁协由于曾任太常博士,久在中朝,了解封建礼仪准则。所以他在东晋皇朝创建前期,被委以创建宪章的重担。其时,朝臣中很少有人了解曩昔的礼仪准则,刁协扫除各种艰难,在较短的时刻内,通过重复修正弥补,总算拟定了一整套封建典章礼仪准则。它的树立,关于明尊卑、辨贵贱、别等级、防僭越、崇皇权、抑权臣具有必定效果。司马睿因而愈加器重刁协,拜其为尚书左仆射。太兴初年,迁尚书令,又加金紫光禄大夫。
刘隗则长于根究司马睿的旨意,并凭仗他兼通文史、习于政务的利益,往往能够在司马睿没有发话时就满意他的期望,故司马睿将刘隗视为非常满意得力的心腹。司马睿对王导的镇之以静、“宁使网漏吞舟”的拔擢怂恿门阀实力的方针深为恶感,一反“本诸祖传礼来久”的儒学宗族传统,而“用申韩以救世”,奉行“以法御下”的方针。而刘隗为人正直,不畏权势,又对司马睿忠心无贰,故司马睿以刘隗为丞相司直,后又转为御史中丞,委以刑宪。刘隗忠实地履行“以法御下”的方针,坚持排抑豪强,不避权贵的准则,对违反封建礼教、不遵法度和上侵皇权的行动坚决地予以举劾。
护军将军戴若思也是晋元帝司马睿的心腹,但他私行让府将篡取军士,刘隗奏免戴若思官。大族士人王籍之居叔母丧而成婚,以孝友著称的东閤祭酒颜含居叔父丧而嫁女,刘隗都不留情面地予以奏劾。
东晋初,在王导“宁使网漏吞舟”方针的维护下,货赂公行,吏治糜烂。刘隗力求予以纠正。丞相行从军宋挺是扬州刺史刘陶的学生,刘陶身后,他强娶刘陶爱妾为妻,又偷盗官布六百余匹,本应弃市,遇赦而免予追查。不久奋武将军、太山太守阮抗想要召宋挺为长史。刘隗得知此事,认为宋挺强占举主刘陶之妻,违反三纲之义,有悖人伦之序,并且尚贪污腐化,虽遇赦宥死,但应开除,禁闭终身并发配边境充兵;关于明知宋挺赃污乱伦,却仍欲推荐为官的阮抗,则应给予免官和坐牢治罪的处置。晋元帝虽表明附和,但因宋挺现已病亡而不想再追查。刘隗力排众议,认为为了作法垂于后世,整肃风纪,必须坚持原判,并班下远近,使人人皆知。晋元帝赞同了他的定见。
刘隗法不阿贵,不畏强御,他将锋芒直指当权的门阀世族。汝南周,是东晋政权的台辅重臣,权势颇重。有一次,庐江太守梁龛居丧请客,周与三十多人赴宴。刘隗奏免梁龛官,削侯爵,以明丧服之礼;周等人则明知梁龛居丧而依然赴宴,宜各给予掠夺一个月俸禄的处置,以肃其违。晋元帝从之。然后,周的弟弟周嵩不能奉法,私行砍伤学生二人,又砍伤前来纠察的建康左尉。刘隗因而再次弹劾周,周坐免官。
关于权倾朝野的琅邪王氏宗族,刘隗也不留情面。南中郎将王含以族强高贵,自豪自恣。一次,他辟召僚佐和当地守令二十多人,多是佞幸心腹,才不堪任。刘隗劾奏,仅仅因晋元帝畏于王导,此案才被按下而未审理。可是,刘隗并未因而泄气。其时,“用法不及权贵”之弊非常严峻,执法不公,用法不严,故有“延尉狱,平如砥,有钱生,无钱死”的民谚。建兴中,丞相王导府中的督运令史淳于伯被冤杀。刘隗为其申理冤情,责备详细担任此案的从事中郎周、法曹从军刘胤等人刑杀失于公允,不能胜任其职,请皆免官。其锋芒直指周等人的后台王导。王导被逼上疏引咎,恳求辞去职务。晋元帝未承受其辞呈。
刁协虽不担任刑宪,但他性情顽强刚悍,不愿与其时门阀世族相沉浮,凡事都崇上抑下。他对优游无事、贪污腐化、朋党比奸、攀龙附凤的习尚疾恶如仇。他放达不羁,喝酒过量,常常借醉酒之机而责备谩骂公卿大臣。
刁协和刘隗对皇权的忠实以及履行“以法御下”的坚决,使晋元帝对他们愈加信赖。太兴初年,录用刘隗为侍中,又赐爵都乡侯。不久代薛兼为丹杨尹。他虽不在中朝,但仍与尚书令刁协一起参予拟定所谓“万机秘密”,二人成为晋元帝不行短少的左膀右臂。对此,极力想要擅权擅政的门阀实力极为不满,他们对刘隗、刁协二人莫不侧目以视,一方面将“以法御下”的方针比之为“刻碎之政”,一方面则对刘、刁二人进行直接的人身攻击,说他们是佞幸小人。
如汝南周嵩曾被刘隗举劾,对隗咬牙切齿,以至于仇及刁协。他的哥哥吏部尚书周曾在尚书省内当值,夜里俄然发病,非常风险。刁协正巧在场,立刻采用办法予以治疗,各样照顾。到天亮时,周病况有所好转,刁协遂让人告诉周嵩。周嵩匆促赶来,刁协见到他,啼哭着讲述周晚上病危的情况。而周嵩非常冷漠,挥手让刁协走。刁协走到野外以让其兄弟叙谈。周嵩看到周,连病况都没问就说:“你在华夏时曾与和峤齐名,如今怎样能与佞幸小人刁协有友谊。”说完便拂袖而去。
周嵩将刁协、刘隗比成佞幸,是对晋元帝疏远和排抑南北世族实力表明不满。他曾上疏晋元帝,力谏切勿疏远王导,重用刁、刘。在奏疏中,他把王导比作诸葛亮,认为晋元帝“以危为安,以疏易亲,放逐旧德,以佞为贤。”晋元帝没有答理他的定见。至于王导,由于自己是“以法御下”方针的首要方针,天然不方便对刁协、刘隗进行直接人身攻击,但他对刁、刘二人的敌视却往往情不自禁地溢于言表。他宣称为政不该“采听传闻,以察察为政”。而当他对当朝人物进行评论时,却说:“刁玄亮之察察,戴若思之岩岩,卞望之(壸)之峰距”。评估刁协为人“察察”,实是贬低斥责而非赞誉。
刘隗、刁协已然将其命运系于皇权,所以毫不在乎来自门阀实力的种种非议和对立,持续在晋元帝的撑持下,采用了一系列弱枝强干的办法,然后使得皇权与门阀世族之间的对立日益表面化。
东晋初年主弱臣强的重要缘由,就在于门阀世族握有军权,盘据外藩,司马氏为代表的中心皇朝简直无兵可用。在握有强兵的诸宗族中,以琅邪王氏为最盛。王敦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军事,居长江中上游重镇,与内控建康朝权的王导遥遥相对,是要挟封建皇权的首要力气。王敦又因素有重名,有拥立之功,专任外藩,“手控强兵,群从贵要,威权莫贰,遂欲*朝廷,有闻名之心”(《晋书·王敦传》)。因而,刘隗、刁协认识到,欲加强皇权,仅仅实施“以法御下”是不行的,还必须削弱乃至掠夺门阀世族的兵权。所以,刘隗以王敦威权过于强盛,终将成为祸乱之源为由,极力劝说晋元帝司马睿委任心腹为外藩方镇长官,以收兵权。此议刚刚提出,刚好湘州刺史呈现空缺。王敦为了扩展自己的权利规模,当即表请以自己的心腹、宣城内史吴兴沈充为湘州刺史。湘州声称南楚险国,据长江上游之势,坐落荆交广三州交界处,是“用武之国”(《晋书·闵王承传》)。操控湘州,对建康东晋朝廷来说,无疑等于在王敦实力规模内打进一个楔子。因而,晋元帝在刘隗、刁协等人的劝说下,未理睬王敦的表请,而于太兴三年(320)十二月,录用自己的从叔父左将军谯王承为湘州刺史。可是,因湘州经骚动后荒残困弊,加上谯王承自己将才缺乏、才能较低,故王敦虽心怀不满,但对此也并无太大贰言。他凭仗湘州坐落自己的都督区内,既不给正本就没有多少戎行的湘州添加兵员,又不供应军事器械,听任谯王承之镇湘州。主弱臣强的局势仍未有啥实质性的改变。
王敦晓得朝廷不信赖自己,就需求将部下在扬州的家族接到荆州。其意图有二,一是如朝廷赞同这一需求,则可收买人心,并能够防范来自建康的不虞;二是如朝廷回绝,则可因而鼓动将士对朝廷不满,为起兵供给托言。刘隗、刁协接到王敦的上表,认为王敦奸逆之心现已昭著,则一方面抗绝了王敦的需求,以期用王敦部下家族为人质,操控王敦以便尽可能地推迟他叛变的时刻。另一方面,开端积极地着手树立一支由朝廷直接操控和指挥的新军,以便在若是王敦叛变的情况下,不至于因无兵可用而束手待毙。但在其时的军户制下,夫君无从戎的职责,军户又多由门阀世族所操纵,故树立新军,必需要处理兵源疑问。为解当务之急,尚书令主张征发扬州诸郡的奴客为兵,以备征役。太兴四年(321)五月,晋元帝下诏发奴为兵。七月,录用心腹、尚书仆射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镇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以丹杨尹刘隗为镇北将军、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诸军事、青州刺史,镇淮阴(今江苏淮安市),各领以奴为兵者万余人。刘隗、戴若思临行前,晋无帝司马睿亲身来到他们的营地,慰劳勉励将士;并为刘、戴二人设宴饯行,开怀畅饮,赋诗勉励。
3、后代
刘绥(刘隗之子)。刘绥,初举秀才,后娶宗室司马氏之女为妻,官任驸马部尉、奉朝请。刘绥与当朝皇室的联姻,给当时南迁京口的丛亭里刘氏带来莫大荣誉,也巩固了刘氏宗族的地位,但王敦之乱后,刘绥也*隋父投奔后赵,并在那里去世。生子:刘渡,(馀未详)。
刘波(刘绥之子),字道则。东晋彭城人,刘波当年随祖投奔后赵,后又投降到东晋。他的家族也回到江南京口。刘波归晋后,受到司马政权的重用,穆帝时为襄城太守,桓温西征,以为建威将军,淮南内史,镇石头,后转冠军将军、南郡相。率众救朱序于襄阳,以敌强不敢进,致序陷没,以畏懦免官,苻坚败,又出督淮北诸军、冀州刺史,成为东晋时期一名重要将领。以疾未行,卒。
刘淡(刘波之子)。东晋末年担任庐江太守。刘隗降后赵后,留居在京口的丛亭里刘氏宗室因此受到牵连打击,宗族一度衰微不振。后裔未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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