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航起义
两航事件（*称之为两航起义），是中国航空公司（以下简称中航）以及*航空运输公司（以下简称央航）两家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集体自香港投向*的事件。
中文名：两航起义
1、简介
两航起义
契机
1949年春，在我人民解放军强力进攻下，*政权分崩离析，兵败如山倒。1949年5月下旬，上海解放。
为了新中国航空事业能够早日起步，*军委成立了华东航空接管委员会，负责接管*空军、民航、航空工业系统。在接收原驻上海的中航、央航的资产时，接管委员会主任蒋天然发现了中航总经理刘敬宜留下的一封信和部分美元、黄金、银元：
我公司留存上海之飞机及各种设备，均应妥善保管，并清点造册，将来移交给新政权。刘敬宜
两航分别于1930年、1931年在上海创建。中航与美合资，后来占80%股份。央航前身是欧亚航空公司，与德合资，后全部改为中资，改名*航空公司。1948年年底，中航总公司一部迁往台南，机航组包括飞行、地勤人员、飞机及设备迁往香港；央航则迁往广州，1949年7月迁往香港。
蒋天然认为：刘敬宜总经理对我们党、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没有敌意，是可以争取的对象。同时，他还接到报告，央航总经理陈卓林也曾经与我地下党接触，准备在迁离上海之际隐藏部分器材、拆散部分飞机，但被敌特发现，计划未能全部实现。
得知这一情况，上海军管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十分兴奋。如能促成两航起义，不仅可以有力地推动全国解放的进程，也可以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增加很大的力量。他们当即以*华东局的名义向*写了《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建议策动两航起义。*批准了华东局的报告，他决定：*由李克农负责，具体事务由罗青长联络。
2、经过
两航起义
根据*的指示，李克农派*情报部在上海的*吕明去香港，负责组织这项工作，还请当时尚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与吕明同行，配合行动。临行前，李克农向吕明传达了*的重要指示：停止单机起义的策反工作，以免打草惊蛇。要努力动员两航人员全部起义。
李克农之所以要求停止策动单机起义，是因为上海情报部门与原在上海的两航早有联系，工作基础较好。香港潘汉年情报系统的负责人张唯一，派遣情报*朱汉明打进中航，与内部的3位*秘密党员取得联系，他们是中航香港办事处处长何凤元和报务员陆元斌、陈耀寰。1949年6月，港英当局嫉妒中航抢夺了英方的生意，借口军事需要，下令征用中航基地修理厂房。何凤元趁机安排时任香港地下党负责人的乔冠华会见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动员他起义。
当时，*政权虽然逃至*，但残余*仍盘踞在两广、西南部分地区，蒋介石在逃台前连续在重庆、成都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企图利用西南地区负隅顽抗、支撑残局，空中运输成为其支撑战局的生命线。为此，蒋介石下令，中航搬往*，央航搬往昆明！蒋介石多次派交通部长端木杰和他的亲信、身兼中航董事的吴忠信等人到香港督战，威逼利诱，催促两航尽快搬迁。
围绕两航，国共双方调兵遣将，展开了激烈争夺，而争夺的重点，不言而喻，就是两航的两位总经理：刘敬宜和陈卓林。
面对国共两方的争取，刘敬宜犹豫了。虽然他对*的腐败深恶痛绝，但是蒋介石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与*大佬们也有很深的交情，对*则缺乏了解和信任。一开始他选择的是走第三条道路：既不倒向大陆，也不迁去*，而是利用美方董事向国民*施加压力，先将中航公司转移到香港，与泛美航空公司合作。但到香港之后他才发现，港英当局为了自身利益对其极力打击，别说发展，就连生存下去都很困难，这令他苦恼不已。
吕明等人认为，相比较而言，做陈卓林的工作比刘敬宜要容易些，因为陈卓林长期与蒋介石有矛盾，与我党接触较早。为此，1949年8月24日，吕明一行到达香港的当天就拜会了陈卓林，受到了热情接待。
没想到吕明等人拜会陈卓林之后的第二天，央航飞行员李福遇驾驶一架央航飞机从广州白云机场起义。这虽然纯属巧合，却令陈卓林极为恼火。吕明等人一面做陈卓林的工作，一面调整工作计划。
9月初，领导与组织起义工作的核心小组成立，成员有吕明、查夷平、朱汉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6人。核心小组决定：多头并进，在重点做好刘、陈两位总经理工作的同时，做好中层即课长的工作，要通过工会的配合，做好基层职工的工作；中航飞行人员联络工作由陈达礼、邓重煌负责，央航飞行人员由郑家琼进行联络，后又决定空勤报务员的联络工作由陆元斌负责。
截至9月底，中航各主要部门和空勤人员中都有了我党的骨干。10月初，何凤元、陆元斌召集中航各部门掌握实权的课长一级负责人及部门骨干开会，正式提出起义目标。央航则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推动中层，形成合力，控制全局。
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10月14日，与香港近在咫尺的广州解放，两航员工及其家属欢欣鼓舞。核心小组因势利导，于10月13日、18日，分别召开两航中层行政*和工会*联席会议和技术会议以及技术行动会议，分析形势，明确任务，将起义分为政治动员、准备行动、搬迁问题、复员工作四个阶段，起义准备工作加速进行。
这时，经过吕明等人多次做工作，陈卓林终于消除了顾虑，不仅亲自找央航上、中层人员面谈，在副总经理陈文宽等人坚决反对的情况下，陈卓林仍然坚持起义，并向吕明等人保证可以调动20～30架飞机起义，而且，他还亲自上门，做刘敬宜的工作。
10月底，*召开关于两航起义的会议，传达**书记处的决定：批准两航起义！
*蒋介石*察觉到*在两航的活动，加紧了对两航的控制。10月中旬，蒋介石为迫使央航迁往昆明，专门拨搬迁费20万大洋；为促使中航迁台，蒋介石先后派交通部长兼中航董事长端木杰，蒋介石的亲信、中航兼职董事吴忠信和财政部长徐谌等走马灯似地赶到香港，威逼利诱，催促搬迁；10月21日，蒋介石电令刘敬宜于26日到台，亲自催促中航迁台之事。
刘敬宜对朋友感叹：“*拉我，*又拉我，叫我怎么办？”
了解到这个情况，吕明等人认为，此时刘敬宜对走第三条道路还抱有幻想，对中航中下层的思想状况还缺乏了解。因此，要锲而不舍，坦陈利害，打破他的幻想；同时要发动中航的群众，尤其是中层*，一起做刘敬宜的工作，让他了解中航广大群众的真实愿望和强烈要求。
为了稳住*方面，何凤元根据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决定，策动会计课长等人编造了一个扩大至200万美元的迁台经费预算，以及迁台须建好厂房、宿舍等先决条件，经刘敬宜审阅后上报至国民*。庞大的财政预算，对于风雨飘摇中的*国民*而言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10月底，何凤元、华祝等中航中层*11人在九龙太子道361号设宴，请刘敬宜吃饭，做进一步的争取工作。刘敬宜仍不肯明确表态，只是提醒此事不能让美国人知道。
11月5日，吕明、查夷平搬进香港九龙半岛酒店，成立起义指挥部，确定起义日期，制定起义方案，并在启德机场附近的太子酒店设立联络点。
7日，中航中层主要部门负责人、业务骨干、飞行员等42人，在《中国航空公司全体员工起义宣言》上郑重签名，表达起义的坚定决心。当日晚，何凤元、吴景岩带着这份42人签名的起义宣言找到刘敬宜，再次进行说服工作，恳切希望刘总经理果断决策，坚决领导，迅速行动，立即宣布起义。
这是一次关键的摊牌行动。何凤元等人直言不讳：如果总经理不肯来领导，我们将*采取单独行动。至此，刘敬宜终于下定决心，率众起义！
11月8日晚，骨干们怀着激动的心情举行了最后一次秘密会议，对第二天的北飞行动进行了最后的仔细研究和缜密部署。会上，起义骨干更多地研究了如何对付万一出现的*空军战斗机的拦截方法。陈达礼要求，所有人员务必于9日晨5时到机场，6时开始起飞，其中11架飞机由陈达礼领队飞往天津，另一架主机由央航潘国定驾驶直飞北京。
启德机场上，各项工作正在悄无声息、紧锣密鼓地进行：航行调度设法把外地的飞机调回了香港，并陆续撤回了在*的技术骨干，将预备留港的71架飞机进行了技术停飞处理；机务部门选定适合长途飞行的飞机，并对所选定飞机的发动机及重要部件进行调换及维护，确保处于最佳状态，并根据消耗量准备3个月所需器材、零配件，全部打包，运上飞机；核心小组专门派人设法了解起义前两三天华北地区的天气情况，确保飞行安全；财务部门积聚现金，以备起义急需，总务部门则控制交通工具，保证北飞行动所需车辆；纠察队伍上岗，按划分地区各自分工值勤。
为确保起义顺利，何凤元预先将与*特务有来往的人员以各种借口调离了机场，并派骨干负责值机工作。参加起义的人们几乎个个彻夜未眠，怀着激动的心情等待黎明的到来。
11月9日晨5时许，天刚蒙蒙亮，机组成员按计划进入香港启德机场，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办理完各项手续，他们打着手电，找到自己的飞机，开始起飞前的准备。
启德机场的候机楼内，和往常一样人来人往。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两位戴着墨镜，帽檐压得低低的旅客，随着人流通过海关通道，登上了一架号称“空中行宫”的CV-240型飞机。在正常的航班表上，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台北桃园机场。
他们便是中航总经理刘敬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陪同他们的有吕明、查夷平等人。陈卓林当时非常紧张，刚上飞机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刀，到厕所搜查有无坏人。
时间在人们的焦急等待中一分一秒地过去。清晨6时，12架飞机几乎同时发动，争先恐后地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庞大的“空中行宫”CV-240型飞机首先从停机坪滑向跑道起飞区。
此刻，在由港英当局管理的启德机场控制室里，摆放着这12架飞机的飞行预报：12架飞机执行的是和往常一样的航班任务，分别飞往海口、台北、昆明、桂林、重庆、柳州等地，执行运送旅客任务，机票也已经售出。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购买了机票的旅客刚刚得到通知，飞机发生故障，航班取消了。这个瞒天过海之计，设计、执行得天衣无缝，不但瞒过了中航的美籍人员，瞒过了机场当局，同样也瞒过了死死盯住两航动向的*特务。
终于，在依次向塔台报告了早已商定的瞒天过海的飞行计划后，飞机得到了起飞许可。6时10分，央航机长潘国定驾驶“空中行宫”迎着朝阳，率先起飞。
起义飞机一架接一架飞向蓝天。正在这时，塔台突然传来呼叫，命令第四架刚刚升空的飞机立即返航。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空中机组和地面组织指挥起义人员的心，也立即悬了起来：莫非起义行动被发现了？
等到飞机落地以后，才发现原来是飞机舱门没有关好。一场虚惊！门关好后，飞机再次起飞，其他飞机也依次起飞。
6时30分左右，起义北飞的12架飞机相继升空，起飞后朝着预报航线方向爬高，在脱离香港机场塔台的控制范围后，立即调整航向，向北飞去。
当起义飞机飞过郑州，大家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下好了，终于安全了！
12时15分，“空中行宫”号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安全落地。13时左右，由领队陈达礼驾驶的C-46飞机经过7个多小时的连续飞行，在天津张贵庄机场安全降落。随后，其他起义飞机均先后安全落地。
至此，两航起义的北飞行动终于获得了圆满成功！当天，两航总经理刘敬宜、陈卓林发表了起义通电。《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香港的《*》等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两航起义，《天津日报》还出了号外。两航起义的消息随电波迅速传遍海内外。
9日晚，政务院总理*设宴，为两航起义到京人员接风洗尘。11月12日，*、*就起义成功发出贺电和贺信。
3、意义
两航起义
两航起义对*在政治上、军事上是一个重大打击，切断了*政权的西南空中运输线，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国大陆的进程。
两航起义的成功，轰动了港九各阶层，震撼了蒋帮，引起国际注视。两航爱国员工首先高举义旗，直接影响了港九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在港机构相继起义，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加速了蒋帮的分崩离析。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政权以有力打击。
两航起义北飞的12架飞机和后来由两航机务人员修复的*遗留在大陆的16架（C－46型14架、C－47型2架）飞机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群主体。内运的器材设备，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飞机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并组建了太原飞机修理厂、天津电讯修理厂，尔后成为发展我国航空工业和电讯研制工业的技术物质基础。
在发展运输生产、保证飞行安全、改善基础设施、加快人才培养、发展科学技术和增进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他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遍布全国各个岗位的起义员工，在国防、航空、航天、电子、机械工业、科研、文教等部门为*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都做出了积极的奉献。充分体现了*总理当年关于“争取人是最主要的”指示的重大和深远意义。
两航起义是一次爱国行动。*主席称之为“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总理称它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两航起义是中国民航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我党领导两航起义的伟大壮举，是广大两航员工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大潮中，遵循党所指引的方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投向人民祖国怀抱的正义行动，它将永载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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