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语为什么消失了?背后有什么原因?
我们都知道我国古代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是满族人建立的统治政权，而很多人自然也对当时统治者们使用的文字感到很好奇。满族人自己是有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那就是满语，但是后来清*灭亡，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在这之后，满语为何会面临着灭绝呢?一种文字能够流传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直都有人在使用这种文字，为何满语却会消失?难道是说满族人后来都没有再使用满语了吗?满语消失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清廷的国歌，颁布于1911年10月4日，名为《巩金瓯》，乐曲由宗室溥侗选自康乾时代的皇家颂歌，歌词确实是由严复创作的汉文歌词：“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这首以歌颂清廷为主旨的国歌，只用了四个月。它颁布后仅六天，武昌起义就爆发了。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南京临时*于同月颁布了新国歌，歌词一变为赞颂古老中国拥抱现代文明：“亚东开发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河山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这是题外话。回到问题本身。《巩金瓯》这首汉语国歌，确实意味着满语在当时已趋近消亡，以至于以满语为“国语”的清廷，也不得不放弃创制满语国歌。
公元1599年，也就是明朝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命人参考蒙古文，创制了满文。后来皇太极又下令对满文进行改进，修正了许多表达上的问题。此后直到1912年，满语(清文)一直是清朝的官定国语。
作为国语，满语获得了皇权长期的强硬加持。
在皇太极看来，满文与后金的国运息息相关，他下旨要求后金境内使用汉语的地方，须全部改用满文，违者严惩。当时的军令、政书、文件、档案等，一律以满文书写。所以，努尔哈赤与皇太极时代，旗人基本上全都精通满语，被俘虏的汉人为便于生计，也大多熟练掌握了满语。
顺治时代，为保护满语，太庙等祭祀场地全面“停读汉文，只读满文”，宗室子弟也被取消了学习汉文的机会。康熙能够熟练使用汉文，但他要求八旗幼童必须会写会说满文，旗人写奏折也必须用满文，且通晓满文者在仕途上可以优先得到提拔。为迎合康熙的喜好，当时刑部的奏谳全部为满文，这一现象直到康熙四十三年，才因刑部尚书王掞*“汉臣(看不懂文件)形同虚设”而改革，变为同时搞满汉两套文书。
雍正的政策，与康熙大体相似，即以官位为饵，引诱旗人和汉人学习满语，为此制定的官职升降法规定，若八旗汉军不能用满语书写自己的履历，遇上升职机会，连列名的资格都没有;现任职务也会遭遇停发俸禄的惩罚，直到学好满语。驻扎雄县的八旗兵丁因全部“不能清语”，不会说满语，雍正一怒之下将该处官员全部革职。
乾隆时代对满语的政策扶持，可以说是集上述所有手段于一体。具体包括：朝廷各部门的文件必须要有满文、汉文两份;旗人聚集时，无论大臣或者兵士，必须以满语交流;将“国语骑射”作为八旗子弟升职降职的重要依据;旗人上奏言事必须使用满文，不用满文或满文用得不好，轻则申饬，重则革职;……发展到极致时，乾隆甚至下旨对不能正常使用满语的八旗子弟进行连坐，将“伊父兄一并治罪”。
皇权无远弗届，却非无所不能。以上种种，都没有能够阻止满人抛弃满语、投入汉语的怀抱。
1752年，也就是乾隆十七年，吏部带了两名新考中的“笔帖式”，永泰和五达，去见皇帝。这二人来自盛京，这是清廷的“根本之地”，满人比汉人要多(当时实施封关政策，汉人很难迁往东北);且“笔帖式”这个职位，本就是一种满人的专属官职，主要负责翻译汉、满章奏与文书抄写。乾隆觉得二人的满语水平一定不错，用满语与二人交流，不料结果却是“清语生疏，不能奏对”，彼此间无法交流。乾隆感慨说，“其余想更无足观”，这两人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别提了。
乾隆严令整顿龙兴之地的满语教育，但并无效果。1765年，一名叫做官保的盛京官员，被带去觐见乾隆，乾隆用满语和他交流，再度发现此人“不能清语”，不会说满语。龙颜大怒之后，乾隆下令，以后盛京送到京城来的人，如果还有这种不会讲满语的家伙，谁送来的就严厉追究谁的责任。皇帝的愤怒，犹如打在棉花上的铁拳。1775年，盛京的满洲旗人果尔敏考取了笔帖式，上任前，吏部带了他来觐见，乾隆用满语与之交谈，再次发现这个果尔敏只会用满语背诵自己的履历，其他一概听不懂、答不上，无法交流。
满人居多的盛京尚且如此，关内的情况自是可想而知。乾隆末年，驻防在关内各地的满人，已普遍使用汉文。到了嘉庆、道光时代，关内驻防地的满人已基本停止使用满文。嘉庆七年，皇帝无奈地感叹道：“从前满洲尽皆通晓满文，是以尚能将小说古词翻译成编……今满洲非惟不能翻译，甚至清话生疏，不识清字。”
在之后的一百多年里，虽然朝廷的奏折、公文乃至对外条约，仍经常使用满文;满官写给皇帝的奏折若非满文，也经常会遭到申饬乃至革职，但总体而言，满语已是名存实亡。
满语的消亡，有许多原因。比如，入关后讲汉语的人口远远多过了讲满语的人口;再比如，满语在表达上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某些事物找不到对应的词，某些现象找不到对应的表达方式。但究其根本，核心原因仍在于：满语所承载的文明体量，实在太小了。
在皇太极看来，满语的存亡，关系着国家的存亡，他说过“弃其国语习他国之语而兴盛者，亦未之有矣”这样的话。但皇太极也很清楚，自己面临着一种“有满语而无满语书”的困境。为摆脱这种困境，皇太极做起了“文明的搬运工”。他先是向朝鲜索求金代与元代人翻译的《春秋》《周易》《礼记》《通鉴》《史略》，朝鲜方面回复说手中只有“天下通行本”，也就是汉文书写的版本，没有金代、元代的翻译本。无奈之下，皇太极只好命令达海(满文的修订者)直接进行汉文典籍的翻译工作。
皇太极朝廷内的汉官，建议先将《四书》《孝经》《六韬》《孙吴》《素书》《通鉴》和历代史书翻译为满文，因为这里面有“汗与贝勒及国中大人”最急需的“治平之道”。皇太极的指示则是：汉文史书当中有很多“饰辞”，也就是假话，没必要全读，从辽宋金元的史书中摘取一部分对治国理政有价值的翻译过来就行了，至于那些描写交战多少个回合、施放了何种法术之类的野史文学，没有价值，“当停其翻译”。这个指示透露出一种微妙的矛盾：翻译者喜欢通俗文学，皇太极则勒令他们必须先为政治需要服务。达海1632年去世时，后金正在翻译《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注：翻译自三国演义)与《大乘经》。
顺治时代，清廷翻译出版了辽金元三史、《三国演义》《洪武宝训》《诗经》与《表忠录》。还从汉文典籍中抽取文章翻译编纂，出版了《劝学文》《御制人臣儆心录》《资政要览》《劝善要言》《范行恒言》《内则衍义》等书籍。从书名不难看出，这些都属于政治宣教类出版物，皇帝很喜欢，普通满人则未必——当时的满人最喜欢的翻译书是《三国演义》，这本小说塑造了很多满人的价值观，也有很多满人将领直接拿它当兵书来读。《南宋演义》与《唐代演义》也很受欢迎。
康熙时代，“文明的搬运”有了专门的机构。先是在1671年左右设立了“内翻书房”，负责翻译皇帝看中的汉文资料。1680年，又设立了“武英殿修书处”，在这个机构的主持下，“凡四书五经已经翻译外，如纲目讲义等有关于治道者，靡不译尽”——这句总结出自康熙之口，它透露了两个讯息：(1)在皇权的支持下，已有非常多的汉文书籍被翻译成了满文;(2)这场文明的搬运，局限于“有关于治道者”，是按照皇权的喜好来选择的，普通满人的喜好与需要，并不在考虑之列。虽然康熙自诩“靡不译尽”，但这种选择实际上等于严重压制了满语所承载的文明体量。
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年间，民间曾出现过满文版的《西厢记》与《金瓶梅》，译者虽未署名，但从序言中“余趁闲暇之时作了修订”(从满文翻译)这类字句，可以知道这两本书的翻译并非官方行为。自然，皇权是不喜欢这种书籍的，满文版的《西厢记》与《金瓶梅》，在乾隆时代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被皇帝下旨封禁。
1742年，乾隆下达了一份针对宗室子弟的谕旨。在谕旨中，他重复了一百年前顺治皇帝的禁令：“前准宗人府、礼部所请，设立宗学，令宗室子弟读书其内，因派员教习清书，其愿习汉书者，各听其便。今思既习清书，即可将翻译各样汉书观玩，著永免其习汉字诸书，专习清书。尔衙门传示。”
顺治下达这样的禁令，说明在他那个时代，“宗室子弟”已经出现了不喜满语、专学汉文的倾向。乾隆重申顺治的禁令，说明这种倾向百年来并没有得到扭转，反而愈演愈烈。原因自然也是显而易见的：面对更大的文明体量，那里有更多的小说，更多的戏曲，更多的游戏……谁会愿意老老实实呆在满文文化圈，只读那些经过官方拣选的翻译版书籍呢?
也就是说，从皇太极到乾隆，皇帝们一直在固执地做无用功。
他们想要保护满语，因为他们觉得满语的存亡与政权存亡密不可分。他们也知道满语有一个先天缺陷，就是“有满语而无满语书”，满语承载的文明体量太小，所以一直在做搬运工，想要将汉语所承载的文明，尽可能多地搬进满语当中。但在搬运的过程中，他们似乎并未意识到：语言的生命力，不在于它能够多大程度上满足君王的需要，而在于它能够承载多少*创造与*表达。
试想，如果汉语只能承载朱元璋《大诰》里的“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而不能承载《孟子》的“民贵君轻”，不能承载《西厢记》与《金瓶梅》，也不能承载赵友钦(元代人)的“小孔成像”实验……当汉语与其他语言发生不可避免的交流与接触，它还会有生命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