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县时代
无县时代，是一些大城市的县级行政区改为区级行政区的现象。撤县设区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阶段，区域城乡建设统筹考量的战略举措。截至2015年，全国中心大都市已基本将周围的县（市）改为区，其中，南京、广州、北京相继进入无县时代，使大城市实现完全城区化管理。而在省管县改革背景下，一些普通地级市担心发展受到限制，也急于将周围的县市撤县改区。对一些普通地级市来说，将辖内的县市改为区，往往要遇到重重阻力，因此应因地制宜。
中文名：无县时代
起源背景：省管县改革
标志事件：2015年12月27日，北京正式进入无县时代
优势：突出城市化管理
1、现象
2015年12月26日，密云区人民*正式挂牌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北京陆续开始撤县设区，通州、昌平、怀柔、顺义、房山等城区都是从县演变而来，密云和延庆成为北京最后两个“撤县设区”的行政单位。
北京并不是第一个实现“无县”的大都市。中部唯一的副省级省会武汉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就实现了“无县化”，武汉共辖有13个区。
2013年2月，南京行政区划调整方案获批，溧水县、高淳县撤县设区，南京由原11区2县，精简为11区，南京从此结束“县域时代”。
2014年2月，广州行政区划调整方案获批，撤销县级从化市、增城市，设立广州市从化区、增城区；撤销广州市黄埔区、萝岗区，设立新的广州市黄埔区，改区之后，广州下辖11个区，进入到“无县”时代。深圳和厦门这两个副省级城市设立特区时只带有一个县，所以也早就实现“无县化”。
在珠三角，同为经济特区的珠海管辖的唯一一个县斗门县在21世纪初撤县设区；佛山在2002年时，辖内的县级南海市、顺德市、三水市和高明市撤县设区。再加上1988年由县升格为地级市的东莞和中山实行市直管镇的制度，因此珠三角最发达的六个地市已无“县域”。这也是在百强县的排名中，广东几无入围的原因所在。
此外，一些大城市尽管仍管辖有县，但也已接近“无县”状态。例如，天津2015年7月区划调整后，撤销天津市宁河县、静海县，设立天津市宁河区、静海区，调整后，天津市的行政区划将由13区、3县的格局，变为15区、1县的格局，仅剩蓟县尚未改区。上海管辖15区1县（2015年静安区和闸北区合并为新静安区），唯一的县是崇明。
在1997年县改市被基本“冻结”（少数几个例子都是在西部沿边省份）之后，县改区却方兴未艾，截至2015年全国中心大都市已基本将周围的县（市）改为区。一些普通地级市也将周围的县市撤县改区，比如2015年以来就有盐城、秦皇岛等地下辖的县市撤县设区。根据民政部数据，全国市辖区数量从2000年的787个增至2014年的897个，县级市则从400个下降到361个。一些百强县诸如著名的顺德市、锡山市、吴江市、增城市等相继变为市辖区。
2、背景
撤县设区潮，起于“省管县”改革的步步深化。中国从1992年开始试行“省管县”改革。2009年财政部下发《关于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改革的意见》，确立在2012年底前力争全国除民族自治地区外全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财政的改革目标。
*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省直管县改革。“省管县”开始从财政领域进入行政领域。一些地级市急于撤县设区，是因为听到风声，担心“省管县”以后“地级市的发展受到限制”。
在“省管县”的大背景下，撤县设区的博弈变得更加复杂。某些地级市*为维持对县级*财政等方面权力的掌控，不顾县域城镇化水平、区域发展需要等情况，盲目将县并入市辖区，不仅没有将他们带上城市发展快车道，反而使他们在失去自主权后沦为城市的边缘，陷入”假性城市化“的陷阱。
3、标准
2015年2月15日，浙江省杭州市，县级市富阳撤市设区。
撤县设区的标准，主要依据是宪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组织法、国务院关于行政区划管理的规定等，但所列条件均非常原则，除此之外并无其他详细的规定。传统意义上的“县”是一种地域型政区，呈面状，与农业社会相对应。而在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中，呈点状的城市型政区应运而生。在*层面，无论撤县设区还是撤县设（县级）市，都响应了“新型城镇化”的号角。2013年12月，民政部部长李立国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并非多数县都能改市、改区。只有人口密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城镇集聚的人口，尤其是非农业人口达到城市化的标准，并且各项经济总量指标达到城市化的程度，才构成撤县设市和撤县改区的条件。
2015年仍在参考的设市、设区标准制定于二十多年前，2014年10月，民政部发布了市辖区设置标准的征求意见稿。民政部区划地名司工作人员小时，新标准仍在酝酿中，2015年内无法出台。但对地方而言，是否要撤县，撤县后到底设市还是设区，是一个真问题。并非标准具备就水到渠成。
2011年至2015年9月，国务院共批准撤县（市）设区行政区划调整46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重点调整了在国家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节点城市。如在重庆、天津、杭州、石家庄、青岛等11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开展了撤县（市）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为了落实国家“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在西安、连云港、保定、秦皇岛、南京等战略地位重要的中心城市开展了撤县（市）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
二是解决了一批地级市城区规模偏小和“一市一区”等市辖区规模结构不合理问题。如在揭阳、三门峡、梅州等市辖区规模偏小的地级市开展了撤县（市）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在绍兴、赣州、安顺等19个“一市一区”的地级市开展了撤县（市）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
三是同步撤并了一些规模较小的市辖区。如石家庄、保定、常州、南京等城市在撤县（市）设区的同时，撤并规模较小的市辖区，优化市辖区结构。这些撤县（市）设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对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和城镇化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4、优势
无县时代
以北京为例，过去很多郊县变为区后，其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较快。比如1997年通县改为通州区，2003年八通线通车，通州成为最早通地铁的郊区县。1999年昌平“撤县设区”，2007年地铁13号线通至昌平回龙观、霍营。改成区之后，中心大城市享有的一些公共服务也能延伸到郊县。
密云延庆撤县设区后，规划建设、城市发展将由市*统一调配安排，土地利用率将更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也将提高，这将更有利于市*统一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设区后的郊区县其他产业也发展比较快，北京城区很多大学在昌平设有新校址，大兴区将借助新机场，发展航空产业。通州也正在建设北京行政副中心，增加行政中心功能。
5、建议
城镇化发展
但对于广大三四线城市来说，如果主城区太弱，对周围辐射能力不够大，这样的城市还处于一个集中化阶段，还要吸收邻近地区的要素，尤其是如果县和地级市离得很远，市带动力量不大，改成区对当地反而不利。
普通地级市把县改成区后，可以吸收周围的资源，促进中心城市、地级市的发展，但这可能会减弱一定时期内相关县域地区的发展。这是因为，县一般来说是一级行政机构，财权、*相对独立，改成区后，它的行政自主权、县域经济的发展、县城发展的规划、社会管理权限都要上升到地级市去，这样非但得不到来自中心城市的辐射，反而削弱了自身的发展动力。因而对一些普通地级市来说，将辖内的县市改为区，往往要遇到重重阻力。
比如2005年，湖北地级市黄石计划将辖内最强的县级市大冶改为区，遭到大冶上下强烈反对，最后不得不作罢。2013年5月，浙江湖州市下辖的长兴“撤县设区”的动议因为引起当地各界的广泛反弹而作罢。
长兴经济发展比湖州还好，同时湖州的辐射能力也不强。类似一些中型城市的声誉、影响力、带动作用可能还没有下面的县市强，改成区后，对下面郊县的*及地方利益损失会比较大。对这些地方来说，他们更喜欢的是县改市或省直管县，而非县改区。即便是像经济实力还不错的佛山，在2002年辖内的南海市、顺德市、三水市和高明市改区后，也屡陷入“小马拉大车”的质疑音中。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就认为，在改区之前，顺德一直是全国领先地，但后来就不如昆山、江阴等地了。
此外，撤县设区也有可能在就业、社会保险等民生领域带来诸多新情况。撤县设区之后，原有的农村居民可能会变为城镇居民，需要调整相应的社保政策。同时，如果新增城镇居民就业参与率不高，可能会推高城镇失业率，从而增加当地失业保障的压力。除此之外，中国现有的社会保险统筹层次较低，社会保险统筹上升到市一级层面后，基金的抗风险能力会得到提高，但是区一级的社会保险征收动力可能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