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
上古汉语指的是从商到汉时期的汉语。上古音研究的基本方法上从中古汉语(《切韵》音系)倒导上古音。在中古音的基础上,可以用《诗经》的韵部和谐声系列来推测古代的发音,还可以用汉语方言的存古特征和一些外部证据(汉藏语系、壮侗语系、苗瑶语系等语言中的汉语同源词和借词)。
中文名:上古汉语
定义:从商到汉时期的汉语
引申:《切韵》音系
1、音系
上古音韵学研究史
古时,除了少数的语言学者外,一般人们不知道一个语言的语音会有发展变化,在阅读先秦古籍时(如《诗经》)发现一些不和谐的音韵,为了求和谐,将这些不谐音的字临时改念,这种做法称作“叶音”(xiéyīn)。明末学者顾炎武研究认为《诗经》中的每个字都有自己固定的读音,但因先秦时期汉语字音是有着不同于现时发音的语音系统,导致用今音念《诗》会出现韵脚不谐音的情况,但若用先秦的语音系统来读则韵脚自然谐和,就没有“叶音”的必要了。清代学者段玉裁在研究先秦古籍时又发现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谐音字的偏旁与《诗》中的韵脚相吻。他提出了“同声必同部”的理论,为上古音韵学的研究迈出了第一步。
按照段“同声必同部”的理论,凡《诗》中用作谐音字的偏旁相同,则必定在先秦音系中属同一韵部。例如“瓜”字在《诗》中与“壶”、“苴”、“樗”、“夫”四字押韵,今音guā显然不与hú、jū、chū、fū四音押韵,但在先秦音系中则和谐。且《诗》中偏旁为“瓜”字的“孤”、“弧”、“狐”等字也同时与“瓜”、“壶”、“苴”、“樗”、“夫”拥有相同的韵部。
上古汉语声母
上古汉语声母约有多家学说,对于声母数量、具体音值、复辅音问题等都有很多不同看法。此外,上古汉语存在送气清音、不送气清音、浊音、鼻音的对立。
补充上古声母系统
上古声母嬗变的学说,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大致上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古无轻唇音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五《答问第十二》:“凡今人所谓轻唇者,汉魏以前,皆读重唇,知轻唇之非古矣。”意思是上古时没有“非敷奉微”(音位依时期或为pf、pfʰ、bv、f、v、ɱ等)等轻唇音,这些轻唇音的字都读成重唇音。轻唇音大致上到中古后期,大约宋朝时候才出现。
例:
“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吕氏春秋·察今》
注释:“不,与弗同。”
古无舌上音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古无舌头舌上之分,‘知彻澄’三母……求之古音,则与‘端透定’无异。”“知彻澄娘”等舌上音在中古前期出现,慢慢过渡,所以,今天某些以“知彻澄娘”等舌上音为声母的字,在隋唐时可能仍以“端透定泥”(t/tʰ/d/n)等舌头音为声母。
例:
“田氏代齐--春秋初年,陈国发生内乱。公子完逃奔齐国,被齐桓公任命为工正。这是陈氏(即田氏﹐古代陈田同音)立足于齐国的开始。”(钱宗范等《春秋战国史话》)
田《说文解字》:陈也。树谷曰田。象四囗。十,阡陌之制也。凡田之属皆从田。待年切。古音定母。
陈《说文解字》:宛丘,舜后妫满之所封。从阜从木申声。直珍切。軙、敶,亦古文陈。古音定母。
喻三归匣
曾运干《喻母古读考》:“喻于二母(近人分喻母三等为于母)本非影母浊声:于母古隶牙声匣母,喻母古隶舌声定母。”意思是上古没有喻三(j)这声母,它在古时可归为匣母(ɣ)。
例:
“出之烨然﹐玉质而金色。”—《卖柑者言》
注释:“烨﹐从火华声。”
今音:烨,余三于母;古音:从华声。华,匣母。
以上三点,学界之间多无异议。
古无正齿音(章系归端)
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五《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古人多舌音﹐后代多变为齿音,不独‘知彻澄’三母为然也。”中古前期有两组正齿音,庄系与章系,两组共10个声母,到中古后期音位合流为一组(因该时韵母互不对立),古代等韵学一般分别称为“照二”及“照三”,以其庄系在等韵图中章列在第二等,章系则列在第三等。
例:
“武松读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水浒传·武松打虎》
注释:“‘端的有虎’便是‘真的有虎’”端,端母,‘真’,‘章’母。
喻四归定
曾运干《喻母古读考》:“喻于二母(近人分喻母三等为于母)本非影母浊声:于母古隶牙声匣母,喻母古隶舌声定母。”意思是上古没有喻4(j)这声母,它可归为定母。
例:
“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木兰辞》
“见其发矢十中八九,但微颌之。”《卖油翁》
注:“吕叔湘先生《中国文法要略》中说:‘但、特、惟等字,也都是“只是”的意思。’这是什么道理呢?‘但’‘特’的古声母都是d,‘惟’的古声母是j即‘喻’纽四等字,曾运干《喻母古读考》提出‘“喻”母四等字古隶舌声“定”母’,这是对古音学,训诂学的一大贡献。‘惟’‘只’的古声母都是t音系,因此‘但’‘特’‘惟’都是‘只是’的意思。”(黄岳洲《文言难句例解》)
娘日归泥
章太炎《国故论衡》中的《上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古音有舌头泥纽,其后别支,则舌上有娘纽,半舌半齿有日纽。于古皆泥纽也。”意思是声母“娘”(ȵ)和“日”(ɳ/ȵʑ)古时属“泥”(n)声母,两纽由“泥”母发展而成。
林伟业指出钱大昕“古无舌上音”己指出中古前期始出现的“知彻澄”上古为“端透定”,但他没有论及“娘”与“泥”的关系,这不是由于他挂一漏万,而是本着以事论事精神,当时还未有证明“娘”古亦当为“泥”的证据,因此,明知极可能如此,也只好实话实说。后来章太炎找出证据,证明“娘”古亦当为“泥”,以进一步补充钱大昕的学说。
例:
“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庖丁解牛》
注释:“‘乃’是‘而’的古读。”(黄岳洲《文言难句例解》)
照二归精
黄侃《黄侃论学杂着》中的《声韵略说》:“由精而变者,曰庄;由清而变者,曰初;由从而变者,曰床;由心而变者,曰邪,曰疏。”杨柳桥《汉语音韵学讲义》认为,清人夏燮己于《述韵》初步提出“照二归精”的看法,到黄侃提出更完整的说法。所谓“照二归精”,即庄、初、崇、生四声母,上古归于,精、清、从、心四声母。
以上四点则大致受学者支持(亦存反对者),但仍须加以修正。
古无邪纽(古邪归心)古无群纽(古群归溪)
以上两点,最为章太炎、黄侃学派的后学支持,亦有不少学者对此两点抱有怀疑。
如果以上九点成立,可推论得出中古声母37纽,归并为19纽。
复辅音声母
英国牧师艾约瑟创古有复辅音声母说,高本汉、林语堂、董同和、陆志伟等继之。目前,对于上古汉语是否有复辅音声母,存在不同意见。
藏缅语、壮侗语、苗瑶语中与汉语同源的词汇有不少有复辅音声母。
一个谐声偏旁可以同时代表两个有截然不同的声母的音节,可以认为这个谐声偏旁原本为复辅音声母。
从韵书中的声训、读若、又读等声训标音法,和现代汉语中存在的一些异体字、通假字、联绵字、古今方言(尤其是吴语,或粤语系之台山话)中,可以看出一些复辅音的遗迹。
由谐声偏旁构拟的复辅音十分复杂,甚至有不止两个辅音的现象,远远超过支持者所声称的范围。
支持者难以说明复辅音是如何分化为不同辅音的。
即使是支持者,目前对于上古有多少个复辅音声母,如何构拟这些声母,哪些字属于复辅音声母,它们如何分化为不同单辅音这些问题,还是远远没有弄清楚。
举例
例如:“各”,现时普通话的读法将之读作/kɤ/,粤语读作/kok/,但它的上古音可能是/klak/,以致:
“格”、“恪”、“铬”的声母是/k/,但
“洛”、“落”、“骆”的声母却是/l/。
例如:“监”,现时在普通话读作jian,粤语读作/kam/,但它的上古音可能是/kram/:
“尴”今仍保留/k/。
“鉴”与“监”粤语音声母相同,皆为/k/(普通话颚化为/t͡ɕ/)。但,
“蓝”、“槛”、“滥”等字却读作/lan/(普通话)//lam/(粤语)
“舰”在今日普通话的声母为j(原/k/);但在粤语却是/l/。
其他的可能例子还有:龙/庞(*pl-);兼/帘(*kl-);汤/阳(*ty-)等。
有些叠韵字也可以作为上古有复辅音或次要音节的证明。例如“角落”或作“旮旯”,就可能是上古“角”字的分拆。“命令”也有可能是上古“命”的分拆。
上古汉语韵部
汉语发音从《诗经》到南北朝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南北朝人读先秦文献的时候,发现有许多押韵不和谐的地方了。当时人对《诗经》的注解反映他们遇到的困难:当《诗经》的韵脚不押韵时,他们牵强的改其中一个字的音使其押韵,认为这样读起来更加和谐。例如:
“燕燕于飞,上下其音,之子于归,远送于南”
--《诗经·邶风·燕燕》
在这首诗中的“音”和“南”两个字押韵。北梁人沈重在《毛诗音》中指出:“南:协句,宜乃林反”。他用反切的方法标注他认为正确的读音。这个方法叫做“协韵”。隋朝人陆德明认为不应该使用协韵法,因为他认为古代人押韵不严谨,没有必要改正《诗经》的读音。他指出:“沈云协句宜乃林反,今谓古人韵缓,不烦改字”。
在宋朝,朱熹等人继承了南北朝的协韵法(亦称“叶音”),并非常用这个系统的方法来改正《诗经》和《楚辞》里所谓“不和谐”的韵脚字的读音。他们认为,古人对韵脚字可以临时改读,他们还没有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发音原则,他们以为先秦时代的古人的发音和宋朝人一样。但是,在这个时代,吴棫在《毛诗叶韵补音》等著作中发现《诗经》的押韵现象是有规则的,他通过对韵脚字系统的考察,把中古韵类归纳成九个韵部。虽然吴棫缺乏明确的历史概念(他把唐宋和先秦的韵脚字混为一谈)他的研究迈出了进入正确的路线的第一步,为后代的学者开辟了研究古音的新途径。除了他以外,郑庠、项安世、程迥等人进行了古音的研究。
最早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上古音的学者是顾炎武。他继承了陈第的想法,认为“古诗无叶音”,并旨在恢复古代汉语的发音(“复古”)。他发明了“离析唐韵”的研究方法:把《诗经》的韵脚整理起来,分析这些字的押韵行为。在《诗经》押韵的字通常属于《广韵》的不同韵类,这是因为这些字的韵母在上古音相近或者相同,后来到中古音变得不一样。但是,上古音的押韵行为有理可寻,可以按照这些押韵行为把中古韵类分配成几个组,这些组叫做“韵部”,同一个韵部的中古韵类可以在《诗经》押韵,但是有些中古韵类同时出现在几个不同韵部。顾炎武把韵类归纳成十个韵部。虽然他对韵部的划分不够严谨,忽略了许多重要的对立,但是他建立了上古音研究的奠基,一直到现在,他的“离析唐韵”是上古音构拟的原则之一。
清朝学者构拟古音的方法与现代语言学家不同。他们当时认为,属于同一个韵部的中古韵类在上古时代有相同的发音,后来其中一个韵类(“古本韵”)保留了原始的发音,其他的韵类发生了变化(“变韵”)。这个构拟方法有严重的缺陷。
次要音节
有的时候一些学者会把上古汉语和原始汉语混为一谈。原始汉语很有可能是无声调语言。1954年法国学者奥德里库尔(Haudricourt)通过历史比较法的考察,发现越南语的声调是已经脱落了的韵尾的痕迹,这些韵尾在比较原始的亲属语言中(如克木语)仍然存在。他发现,越南语的上声来自喉塞音-ʔ,去声来自-s。由于越南话和汉语的声调系统很相似,因此他提出汉语的声调有同样的来源,原始汉语没有声调。但许多学者认为上古汉语至少在《诗经》时代应该已经产生了声调。
2、相关学说
上古汉语有次要音节说
3、形态变化
由于汉字系统不能直接反映上古汉语的形态变化,因此为了了解这些变化,必须使用隋朝和唐朝的反切里出现的异读现象。例如:“解”,有几个读音:中古“古隘切”(见母开口佳韵上声,普通话jiě)和中古“胡买切”(匣母开口佳韵上声,普通话xiè);第一个有清声母(见母,中古k-)有主动意义,是及物动词,第二个有浊声母(匣母,中古ɦ)有被动意义:声母的清浊和动词的主动/被动性有直接的关系。有些专家认为是某种前缀导致动词声母的浊化。
有时候,不同汉字可以代表同一个词根的几个形态,例如:“见”(中古古电切见母开口先韵去声)代表主动意义,“现”(中古胡甸匣母开口先韵去声)代表被动意义,这对动词类似于上述“解”字的两个读音,但与之不同的是,这里使用两个符号来区分主动和被动的读音。
4、相关学者
高本汉,歌德堡大学教授、校长,远东考古博物馆馆长。高本汉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瑞典汉学作为一门专门学科的建立,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历代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欧洲比较语言学的方法,探讨古今汉语语音和汉字的演变,创见颇多。
王力,字了一,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白县人。生于1900年8月10日,卒于1986年5月3日。中国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散文家和诗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一级教授。
郑张尚芳,著名语言学家、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语音研究大师。浙江温州人,长期以来,他从事汉语方言、古音、汉藏语言比较研究,他所建立的上古音体系,被海内外汉藏语学界认同。他也因此成为国内语言学界古音韵研究的权威,汉语古音学说有代表性的八大家之一。
李方桂,语言学家。原籍山西省昔阳县。1902年8月20日生于广州,1987年8月21日卒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先后在密执安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语言学,是中国在国外专修语言学的第一个人。为国际语言学界公认之美洲印第安语、汉语、藏语、侗台语之权威学者,并精通古代德语、法语、古拉丁语、希腊文、梵文、哥特文、古波斯文、古英文、古保加利亚文等,有“非汉语语言学之父”之誉。
白一平,美国的汉语学家。1970年从安默斯特学院获得人类学学士学位。后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1974年获得语言学硕士学位,1977年获语言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中古重钮的上古来源——对汉字音的研究》。1990年起任密歇根大学汉语及语言学副教授。从2011年开始与沙加尔建立统一的上古汉语构拟系统(白一平-沙加尔系统)。
潘悟云,主要研究方向是汉语历史音韵学、方言学和东亚语言历史比较。潘教授很早就认识到,这些研究工作所需要分析的大量语言材料,只有通过计算机辅助才能完成,为此,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潘悟云就自学计算机知识,把计算机技术运用于语言的历史比较与历史层次分析,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叶正渤,江苏省响水县人,教授,文学硕士。
金理新,男,1964年8月生,浙江永嘉岩头人。1986年,毕业于温州师范学院中文系。1994年3月,获南京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学位,导师杨建国教授。2005年5月,获上海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博士学位,导师潘悟云教授;2005年9月,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合作导师黄行研究员。
5、逸闻
上古音的研究可以解释部分历史记载。例如《吕氏春秋·重言》一书提到东郭牙看到齐桓公“呿而不唫”(开口而不闭口),便知齐桓公在暗示“莒”字。透过古音的知识可知“莒”属鱼部,当时为/a/韵母,故发音时不闭口,与现代汉语的撮口音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