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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科普小知识2022-05-20 15:4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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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是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王朝时期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最早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属于上古汉语(oldchinese),而非上古或者原始的其他语系的语言。2017年10月30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消息,中国2016年提交的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Asia/PacificMemoryofTheWorldRegister)与“世界记忆国际名录”(InternationalMemoryoftheWorldRegister),入选获得通过。

中文名:甲骨文

外文名:OracleBoneInscriptions

又名:又称契文、甲骨卜辞、龟甲兽骨文

发现地:河南省安阳市殷墟

性质:目前考证的中国最早的汉字

最早发现者:王懿荣

1、概况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使用了一段时期,是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甲骨文其形体结构已有独立体趋向合体,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被称为“最早的汉字”。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在总共10余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4千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经识别的约有2800多字。甲骨文,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甲骨文发现于中国河南省安阳市殷墟,但甲骨文并非商代特有,早在商朝之前就已经存在。考古研究发现殷商甲骨文极有可能源自8500年前河南裴李岗文化遗址的贾湖契刻符号。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

2、记载内容


主要有四项:(一)经过加工和刮磨的龟甲和兽骨,由专门负责的卜官保管。卜官在它们的边缘部位刻写上记述这些甲骨的来源和保管情况的记事文字,称"记事刻辞";(二)卜官在占卜时,用燃着的紫荆木柱烧灼钻凿巢槽,使骨质的正面裂出"卜"形状的裂纹,这种裂纹叫作"卜兆",是据以推断卜问事情吉凶的依据。在时代较早的甲骨卜兆下面,刻写出占卜进行顺序的数字,这种数字也叫"兆序";(三)甲骨文的主体部分是卜辞,即占卜活动结束后记录占卜活动进行情况与结果的刻辞。大多刻写在甲骨的正面,也有部分刻写在反面的;(四)以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组成的六十个干支名称的干支表,可说是我国最早的日历。另外,甲骨文中还有一些当时学习刻写卜辞的人练习刻写的作品,称为"习刻"或"习契"。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记录。商朝的人大都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关于天气,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早生贵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所以甲骨文的内容可以隐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同时,甲骨文与古老建筑的造型非常的接近,可以说建筑记载也是甲骨文的一大起源。从甲骨文中许多有关建筑的字形上,可以了解中国远古时代建筑的结构形式及其发展脉络。甲骨文“高”字。从它的字形上,可以推断在商代已有了一种建造在土台上的建筑了。其下部应该看作是土台中挖有一口地窖,这是私有制抬头和家庭出现后的一种建筑方式。其上部可以看成是一栋既有屋顶又有墙身的建筑。墙的出现在中国远古时代是个了不起的创造。用墙围合而得到的室内空间,比只用屋顶的要高大得多,这也正合了“高者,崇也”的字义。甲骨文“宫”字。它可以看成在一个大屋顶下罩着两个(或两个以上)室内空间的房子。这是一种专供统治阶级使用的十分讲究的高大建筑物。

3、发展历程

甲骨文因镌刻、书写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商代已有精良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至可分为五期,底下分别介绍。商代晚期自盘庚迁殷至商纣王共约273年,经历8世12王,这一时期的甲骨文也应有早晚先后之分。对商代甲骨的分期断代研究,有多种说法,如今主要采用的是董作宾依据世系、称谓、贞人等十项标准划分的五期说,即第一期: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一、雄伟期

自盘庚至武丁,约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二、谨饬期

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谨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

三、颓靡期

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

四、劲峭期

自武乙至文武丁,约十七年。文武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在较纤细的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

五、严整期

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甲骨上细瘦的笔迹,也受到刀刻的影响。占卜时常用“是”或“否”刻于龟甲*纵线两侧,自此中线向左右书写,故两旁对称和谐,具有行款对称之美。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别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艺术之意味,堪称书史奇迹。

4、发掘地点

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中国河南省安阳市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范围包括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后期*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河南省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姬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


殷王武丁占卜用的龟腹甲

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中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2013年07月11日,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考古发现,在出土的器物上发现刻画符号和部分原始文字,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原始文字。这些文字比甲骨文还要早。殷墟甲骨刻辞的发现亦为研究商代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数十年来在这方面已有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历谱》是董作宾以12年时间利用甲骨文等资料撰写的研究殷代历法与周祭祀谱的巨著。在本书第一卷中提出商人采用干支纪日,一直连续至今日而未间断;商人之月为太阴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过14或16月后连置两大月;他认为当时采用阴阳合历之年,故有置闰月之法,19年而7闰,并依其新旧派之分的见解,指出旧派(如武丁)年终置闰(设13月),新派(如祖甲)则为年中置闰。在第三卷他还讨论了卜辞所见日、月食,企图证明当时已有古四分术与正月建丑之制。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进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说法,同时作了修正,认为年终或年中置闰在一个时期(祖庚、祖甲)内曾并行。但陈氏批评董氏所提出的殷代历法为古四分术及正月建丑之说,认为“是完全错误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学家撰写的《中国天文学史》肯定了董、陈氏对阴阳合历与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纪日从殷代至今未间断的看法,并肯定了年终置闰,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闰的可能性。


甲骨文

殷代以太阴纪月,治甲骨文的学者如董作宾过去多认为是朔日为首。上举《中国天文学史》与1984年张培瑜等发表的论文均认为应是以新月出现为首。同样的看法,日本学者薮内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但1990年冯时发表《殷历月首研究》一文仍认为殷人是以朔日为月首,因为相对疏阔的朔还是可以通过观测取得。由此可见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今后还会继续下去。有关商代地理的知识对于商代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发现以前,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寥寥可数,因此殷墟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学者的注意。开殷墟卜辞地理研究之先河者为王国维,他在1914(或1915)年撰写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辞中所见地名考》,从当时已能见到的200余地名中选了8个距今安阳较近而又见载于文献的地名,考释了其地望。此时还谈不上地名间系联。真正为卜辞地理研究创立了一种行之有效而又科学的方法的学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猎卜辞为研究对象(此种卜辞多附记当日占卜地名,即田猎驻地),通过同版几条卜辞干支之日差计算地点间的距离,而后又通过异版同名联系其他地名,从而结合文献记载建立起地理区域构架。此后,虽有不少学者继续开拓商代地理研究领域,但采用的方法皆本自于郭氏的干支系联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绩突出的有董作宾、陈梦家、李学勤、岛邦男、松丸道雄与钟柏生。董氏的成绩在于将黄组卜辞的征人方卜辞中经过地点系统地收集起来,按干支系联,借以考释其地望,并绘出路线图。陈氏则较全面地讨论了商晚期诸种地理结构,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区与沁阳田猎区,勾画了卜辞地名网,并在伐人方路线上修正了董氏之说。李氏的专著将沁阳田猎区作了更细致的区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将“衣逐”之“衣”释为地名的错误,指出“衣”当读为“殷”,训“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则从理论上讨论了田猎地之间距离的推定方法,这是他超出其他诸家之处。钟柏生的论文集将卜辞地名作了分类,分为田游地理、农业地理、部族方国地理等。他详细评析了以前诸家研究的成绩与方法、观点上存在的问题,在田猎地名研究上虽仍主要采用干支系联法,但对辞例的条件作了较严格的规定。有关殷墟卜辞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郑杰祥的《商代地理概论》,其特点首先是对地名作详细的文字考证,以求字识准确;其次是卜辞资料更为齐全,不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资料,是他书所未采用的;三是书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资料。商代地理的研究虽然有较多成果,但由于卜辞资料本身的限制,对卜辞中出现的地名之地望的看法分歧仍比较大。其中最明显的如商王田猎卜辞中所反映出来的主要田猎区究竟在哪里,如今即有河南沁阳、山东泰山、河南濮阳(及新乡以东、山东以西)三个地区三种看法。

5、考古发掘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中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甲骨文发现后,金石学家、古董商人、外国人开始大量搜购。这些非科学的发掘,往往只取甲骨,而忽略甲骨埋藏的情况,使所出甲骨的价值大失。据统计,从1889年到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就达十万片以上。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抗日战争爆发时,*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甲骨文的发现引发了当地民间对甲骨的私掘热潮,各地古董商人、藏家学者纷至沓来,大量收买。据统计,到民国十七年(1928年),已有数万片甲骨流散各地。同年,*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很快提出殷墟发掘计划。8月,在考古学家董作宾领导之下,第一次对殷墟进行了科学发掘,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前后共进行十五次发掘,获得有字甲骨24918片。日军占领安阳期间,日本方面曾组织日本学者在当地发掘甲骨及其他文物,并将所得运往日本。1949年,*成立后,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继续开展甲骨发掘工作,共获得5300多片。此外,河南辉县、偃师、洛阳、郑州二里岗及河北藁城等地的商代遗址也有有字甲骨出土。山西洪洞、北京昌平等地还发现了周代的有字甲骨。截至2012年,发现有大约15万片甲骨,4500多个单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2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2014年10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甲骨学及先秦史研究权威宋镇豪16日在《旅顺博物馆所藏甲骨》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部门机构的专家从旅顺博物馆馆藏1800多片从未公布过的罕见甲骨中,发现了34个新字和新字形。专家认为,这一成果是自中国甲骨文发现110多年来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为中国殷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而且对甲骨文和甲骨学发展将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经过3年多的仔细考证、评核、汇总,发现的新字和新字形由两年前发现的6个增加到34个,涉及祭祀、方国的名字、地名、人名以及语气助词等。同时,还发现了一些新的词汇,比如“生今日”等,并证实了殷商时期就有割鼻子、割耳朵等刑罚。此次发现34个新字和新字形,对于甲骨文研究将起到深远影响和重大推动作用,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份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截止到2014年10月已发现大约13万片甲骨,4000多个单字。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20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

6、文字特点

甲骨文是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出土在河南安阳小屯一带,因这里曾是商代后期商王盘庚至帝辛的都城,史称为“殷”。商灭国,遂成为了废墟,后人便以“殷墟”名之。因此,甲骨文也称“殷墟文字”。其内容绝大多数是王室占卜之辞,故又称“卜辞”,或“贞卜文字”。这种文字基本上都是由契刻而成,又称“契文”、或“殷契”等。甲骨文距今已有三千余年,它不仅是研究我国文字源流的最早而有系统的资料,同时也是研究甲骨文书法重要的财富。从书法的角度审视,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个基本要素。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从用笔上看,甲骨文因用刀契刻在坚硬的龟甲或兽骨上,所以,刻时多用直线,曲线也是由短的直线接刻而成。其笔画粗细也多是均匀;由于起刀和收刀直落直起,故多数线条呈现出中间稍粗两端略细的特征,显得瘦劲坚实,挺拔爽利,并富有立体感。就结字而言,甲骨文外形多以长方形为主间或少数方形,具备了对称美或一字多形的变化美。另外,甲骨文在结字上还具有了方圆结合,开合辑让的结构形式,有的字还具有或多或少的象形图画的痕迹,具有文字最初发展阶段的稚拙和生动。从章法上看,卜辞全篇行款清晰,文字大小错落有致。每行上下、左右、虽有疏密变化,但全篇能行气贯串、大小相依、左右相应、前后呼应的活泼局面。并且,字数多者,全篇安排紧凑,给人以茂密之感,字数少者又显得疏朗空灵,总之,都呈现出古朴而又烂漫的情趣。

7、研究历史

甲骨文最早出土于何时,尚无定论。河南安阳殷墟一带,自北宋以来就不断发现商代铜器,当地在千百年前即有甲骨出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直到清末,历代学者都没有注意到甲骨文的存在。在清朝光绪年间,古董商、金石学家王懿荣,是当时最高学府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校长)。有一次他看见一味中药叫龙骨,看见上面刻着字,就觉得很奇怪,就翻看药渣,没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种看似文字的图案。于是他把所有的龙骨都买了下来,发现每片龙骨上都有相似的图案。他把这些奇怪的图案画下来,经过长时间的研究他确信这是一种文字,而且比较完善,应该是殷商时期的。后来,人们找到了龙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阳小屯村,那里又出土了一大批龙骨。因为这些龙骨主要是龟类兽类的甲骨,是以人将它们命名为“甲骨文”,研究它的学科就叫做“甲骨学”。(此种说法如今存疑,详见百度王襄词条。)另当时药店疏"龙骨"有规定,带字的不要,所以王不可能在药中看到。范寿轩先将龙骨卖予王襄,王襄无力全部购买,余下的范带到北京卖与王懿荣。由于药铺老板拒收上面有刻画痕迹的龙骨,小屯村的农民就用小刀将上面的痕迹刮掉,以6文钱一斤的价格,将挖出的龙骨卖给药铺。于是许许多多的商代史料被磨成粉,当作药吃进肚里,这就是所谓的“人吞商史”。学术界基本认同清末官员、金石学家王懿荣是甲骨文的最早发现者。而关于具体发现过程则有两说。第一说源于刘鹗的记载。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河南安阳出土龟版之后,被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范维卿等人收购,并运至北京售卖。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素来喜好收集古物,通晓金石文字,从古董商手中高价收购了这批甲骨。另一说流传甚广,与中药“龙骨”密不可分。龙骨一般是指远古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中医认为其可以入药,有治疗咳逆、泻痢、便血的作用。后来,甲骨代替龙骨,用于药用,河南安阳一带有人甚至世代以此为业。在这一过程中,甲骨文资料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染疾服药,偶然在中药中的龙骨上发现了古文字。王懿荣为清末翰林,进士出身,具有深厚的金石学造诣。他在得到甲骨之后,即认定其上文字是比籀文更加古老的殷商遗物,并开始重金收购有字甲骨,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春,共得到1508片。然而,王懿荣尚未对这种文字进行深入研究,即在同年七月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时自杀殉国。王懿荣对甲骨的收购,逐渐引起学者重视,古董商人则故意隐瞒甲骨出土地,以垄断货源,从中渔利。王懿荣好友刘鹗等派人到河南多方打探,皆以为甲骨来自河南汤阴。后来罗振玉经过多方查询,终于确定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洹河之滨的小屯村,这里与古文献记载的商朝后期的殷都所在地相吻合。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古代甲骨上的刻划的符号被确认为的商代文字是中国考古的三大发现(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遗迹)之一。可是它的发现过程,既十分偶然又极富戏剧色彩。清光绪25年(公元1899年)秋,北京清朝廷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的王懿荣(1845—1900)得了疟疾。派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买了一剂中药。王懿荣无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龙骨的中药上面刻划着一些符号。龙骨是古代脊椎动物的骨骼,在这种几十万年前的骨头上怎会有刻划的符号呢?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对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荣便仔细端详起来,觉得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状非籀(大篆)非篆(小篆)。为了找到更多的龙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赶到达仁堂,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把药店所有刻有符号的龙骨全部买下,后来又通过古董商范维卿等人进行搜购,累计共收集了1500多片。首先对甲骨文作出确认的王懿荣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研究并著书立说,八国联军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


甲骨文之父——王懿荣

1900年7月,侵略军兵临城下,慈禧太后带领皇室人员仓皇出逃,王懿荣彻底失望了。他对家人说:“吾义不可苟生!”随即写了一首绝命词毅然服毒坠井而死,年方56岁。后来人们称这位最先发现甲骨文的人荣誉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发现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乡山东烟台市福山区建成王懿荣纪念馆,以纪念他的功绩。王懿荣殉难后,其子为还旧债而出售家中所藏古物,他所收藏的甲骨,于是在1902年大部分转归好友刘鹗(即《老残游记》作者刘铁云)。另外,刘鹗还从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商那里购得3000余片甲骨,从友人*那里获赠300余片,又派儿子去河南购得1000余片,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成为当时最著名的甲骨收藏大家。在好友罗振玉的建议和帮助下,刘鹗于1903年11月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将甲骨文资料第一次公开出版,此书从刘鹗所藏的甲骨中采用1058片,由罗振玉亲自选拓,其中伪刻5片,自重3片,倒置12片,甲骨反面有字而未录的有40片,骨臼有字而未录的有4片,虽然如此,仍瑕不掩瑜。不久,学者孙诒让根据《铁云藏龟》的资料,又写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契文举例》。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古董商人为了垄断财源,对于甲骨的来源秘而不宣,以后又谎称出自河南汤阴、卫辉等地。直到1908年,学者罗振玉才首先访知甲骨出土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一带,于是他派遣自己的亲属去安阳求购,又亲自前往安阳进行实地考察。1910年罗振玉释读出了10位殷王的名谥,证明这些有字甲骨确为殷王室之遗物,并进一步推断安阳小屯村正是古文献所载的殷墟遗址。先后共搜集到近二万片甲骨,于1913年精选出2000多片编成《殷墟书契》(前编)出版,随后又编印了《殷墟书契菁华》(续编),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继罗振玉之后,许多著名的学者,如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于省吾、胡厚宣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释和研究,形成了一门专门的学问——甲骨学。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董作宾(号彦堂)、郭沫若(号鼎堂)并称为“甲骨四堂”,被誉为甲骨学研究的一代宗师,其中以罗振玉年龄最长,接触甲骨文也最早,而位列“四堂”之首。。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8、史料记载

罗振玉1914年编《殷虚书契考释》和1916年编《殷虚书契待问编》,王襄1920年《簠室殷契类纂》(天津博物院),商承祚1923年《殷虚文字类编》(决定不移轩自刻本)、1927年出了删校本、1971年中国台北艺文印书馆翻印本,日本高田忠周1925年《古籀篇》(古籀篇刊行会),孙海波1934年《甲骨文编》(哈佛燕京学社),曾毅公1939年《甲骨地名通检》(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金祥恒1959年《续甲骨文编》(中国台北艺文印书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1965年《甲骨文编》、孙海波改订本(中华书局)、1979年香港中华书局版,李孝定1965年《甲骨文字集释》(*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岛邦男1967年《殷墟卜辞综类》(汲古书院)1971出增订本),日本永田英正1968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索引》(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赤井清美1974年《书体字典》(东京堂)和1976年《书体小字典》(东京堂),日本小林博1977年《古代汉字汇编》(木耳社),高明1980年《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徐中舒1981年主编《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四川人民出版社)和1989年《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日本小林石寿1985年《展大甲骨文字精华》(木耳社),1987年《拓影展大甲骨文字字典》(木耳社)和1988年《五体篆书字典》(木耳社),加拿大许进雄1981~1988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索引》(一~九卷《中国文字》新四~十二期连载),日本高嶋谦一1985年《殷虚文字丙编通检》(*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孟世凯1987年《甲骨学小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赵诚1988年《甲骨文简明词典·卜辞分类读本》(中华书局),日本师春妙石1988年《古典文字字典》(东方书店),姚孝遂1988年主编《殷墟甲骨刻辞摹释总集》(中华书局)和1989年《殷墟甲骨刻辞类纂》(中华书局),饶宗颐1989~1999年《甲骨文通检》(已出先公先王先妣贞人、地名、天文气象、职官人物、田猎与祭祀等五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日本松丸道雄与高嶋谦一1993年合编《甲骨文字字释综览》(东京大学出版会),日本水上静夫1995年《甲骨金文字典》(雄山阁)、于省吾1996年主编《甲骨文诂林》(中华书局)等。书法

甲骨文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系统文字,也是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上古文字的点横撇捺、疏密结构,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确实初具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要旨,孕育着书法艺术的美,很值得欣赏与品味。以甲骨文而言,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的序言中,就对其书法体现非常赞赏:“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钟王颜柳指的是古代的四位大书法家。殷代的“钟王颜柳”们,就是那些书刻卜辞的史官卜人。正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若就甲骨文书契形式作粗略的一瞥,会发现早期字体较大,像罗振玉编《殷虚书契菁华》所收录的许多武丁时期的卜辞,非常大气、醒目;而到商末帝乙、帝辛时代,字变得细小委琐;至于西周甲骨文则更是细若粟发。甲骨文风格类型:一是劲健雄浑型、二是秀丽轻巧型、三是工整规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丰腴古拙型。总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有书法之美。所谓“甲骨文书法”,大抵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以商周甲骨文字体结构、书法特征为宗,加以工整地摹写而成的书法作品。这类作品可以按照需要集古字以组合为新句子。内容是新的,字却如同三千年前殷人的入笔文字一般饶富雅趣。但是甲骨文总共才二千多字,其中还有不少尚未释出的怪字(特别是人名、地名),真正派上用场的不是很多。因此一旦遇到甲骨文中没有的字,而所书写的对联、题词中又无法代替,就只好进行偏旁拆零,自己拼接了;再拼不出,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里去讨救兵。进行这项创作的首要人物是罗振玉。1921年他在研究之余,将甲骨文用毛笔书写成楹联,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继之有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仿效集字创作。一些古文字学前辈如董作宾、商承祚、唐兰、于省吾等也擅长甲骨文书法,这是本真意义上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另一层意思是指借鉴甲骨文特征加以自行创作的现代书法作品。他们将甲骨文视作一种灵感,仅仅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点启示,而并不在于追求“形似”。因此,他们并不严格按甲骨文的书法特征去写,可能是综合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多种古文字的特点而创作。这样的书法艺术与古文字学虽有关系,但不是亦步亦趋。有的学者更认为,甲骨文的“书体”在甲骨断代和碎片的缀合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①。书法形体取决于书写人的技术与手法。它的流行受习惯的崇尚而具有时间性。用书体来测量某一时期文化和艺术的风尚,可以大体上窥见一斑。并指出:武丁时期的书法,气魄雄伟,峻敖瑰丽。即使中小字体也是工整秀丽,但无论大中小字体,无一处不表现出这一时期书法方面的熟练,深邃的造诣;祖庚祖甲时期,主要在严饬工整方面下工夫,与后世书家比拟,颇有欧阳率更的风趣;禀辛康丁时代,一部分沿袭了祖庚祖甲时工整的作风,但大多逐渐衰退,趋向潦草苟且;武乙时期的大字,粗疏古拙,劲削而带有暴戾的气氛;文丁武丁的作品,又是五花八门,百体杂陈,在书法上颇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景,有的骨骼开张,有放逸之趣,有的细小娟秀,有簪花之格。可见,甲骨文的书法艺术是为学者们所公认的。此外,甲骨文还具有自身的一些特点。它一般是用刀直接刻字,有的刻好后还填以朱砂,也有个别不是刀刻而是用朱砂直接写成的。所以,甲骨文的刀法就体现了它的笔意。从刻划的线条犀利苍劲来看,刀法也很熟练。线条起止有度、转折恰当,且有粗有细,有长有短,说明有用单刀,也有用双刀的。字形结构一般呈瘦长形,有大小、长短、方圆之别;各种长短线条的排列疏密有序,各种横竖斜直线的组合也恰如其分,既保持了平衡对称的结构,又表现出丰富而有变化的笔意。同时,甲骨文还具备了象形、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形声“六书”的汉字构造法则,既是成熟的文字,也是高水平的书法艺术。甲骨文有完整的内容和形式。它一般包括叙辞(为贞卜日期和贞人名)、命辞(所问之事)、占辞(为商王亲自视兆占问吉凶)、验辞(刻记占卜结果)等项,故又称甲骨文为卜辞。刻辞的排列也很有规律,或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或从右至左,或从左至右,但一般是先横后竖。一片甲骨上少则数字,多则上百字。其章法布置毫无做作气,错落自然,浑然一体,变化无穷,一片天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体现了殷代贞人高度的艺术技巧和艺术匠心,不愧为中国最早的书法艺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伴随著书法热的兴起,甲骨文书法得到了广大书法家的重视。但由于甲骨文书法创作毕竟不过百年的历史,还没有十分成熟的临习与创作方法可供借鉴。以怎样的笔法去研习这一古老的书体,成为今天从事甲骨文书法创作者亟需解决的一道课题。沙曼翁先生认为:“写甲骨把笔要轻,运笔要活,要学‘大米’的刷字。要中、侧锋互用,既要写出毛笔的韵味,又要有刀的感觉。”是极为精辟的见解。尽管甲骨文是由锲刻而成,但书写的痕迹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在临习甲骨文时既要体现锲刻的感觉,更要表现书写的味道。起笔微逆入纸,提笔中锋运行,驻笔平出空收。在行笔时切忌出现楷书的顿挫之法,笔致要简率、质直和畅达。尤其是要做到搭笔即成的迅捷运笔方式,做到急缓适中。临习甲骨文尽管以中锋为主,但要间或辅之以侧锋,以增其韵。甲骨文的转折,一般应断而再起,且不可一笔带过,形成圆转之状,而失去了甲骨文方整峻拔的特质。最后,尚需指出,临习甲骨文,除掌握上述笔法外,平时要多读甲骨文拓片,品味其线条、结字以及高古的气息。同时,坚持临写小篆和金文,多读一些文字学著作,这对学习甲骨文很有帮助。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

9、产生背景

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礼记·表记》载:“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已知,殷商时期,国王在处理大小事务之前,都要用甲骨进行占卜,祈问鬼神,事后将所问之事契刻于甲骨上。商亡之后,占卜在周代逐渐绝迹,其文字也逐渐不为人知。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使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

10、历史价值

甲骨文的文字学价值甲骨文在汉字漫长的发展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作为现代汉字的鼻祖是当之无愧的。我国汉字的萌芽,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片上的刻划符号。但这些刻划文字虽已具备了文字的雏形,但都是一些简单的符号和单字,无完整的体系和规律。真正具有一定的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的文字,最早的要算是甲骨文了。据研究,甲骨文*有不重复的单字4500个左右,已识单字在1700个左右,而这些单字还不是当时使用的全部文字。甲骨文是研究古文字的宝贵资料。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中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在甲骨文以前,从考古材料来看,我国境内已有很多尚未完全成熟的文字符号出现。从史书记载来看,《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都记载有仓颉造字的传说。许慎的《说文》序把《系辞传》的说法和仓颉的传说结合起来,说:“及神家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航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刈,万品以察。”黄帝的时代大约在公元前两千五六百年,甲骨文最早的不超过公元前1300年。30年代在山东章丘县城子崖发掘的龙山文化陶片中就发现了一些符号之后又在昌乐龙山文化发掘出中国最早的文字和陶寺遗址中发现的朱书文字。西安半坡彩陶上也有文字符号,它是由刻画的几何线条构成的,大多数比较简单,郭沫若称半坡彩陶上的符号有文字的性质。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陶器上也发现有符号,有的符号上还涂有色彩。这些符号都刻画在陶器表面极显著的位置。有的符号象是太阳或月亮从山上升起的样子。另外在青海马家窑文化、郑州商代早期文化及河北商代中期文化的陶器上都发现有符号。这些符号有的是同图纹合在一起,有的明显地区别于彩陶纹饰,这些符号虽是简单的、零星的、无一定律的,但都是中国文字的雏形,可以说中国文字的诞生至少有五六千年以上的历史。所以,准确来说甲骨文是我国最早的王朝时期文字。

11、藏品鉴别

甲骨文藏品的后人作伪并不高明,鉴定时须注意如下几点:


刻在肩胛骨上的甲骨文

第一,看卜骨之新旧。甲骨埋入地下三千余年,被有的学者称作“亚化石”,自然有一种古朴感。作伪者常用大版新鲜牛骨来刻字(因龟甲较难刻契,且易碎裂),故凡遇大版牛骨刻辞须谨慎。如英国驻安阳长老会牧师明义士(JamesMellonMenzies)于1914年起开始搜集甲骨文,结果初次所购之大骨版,全系新鲜牛骨仿制,收藏不久,即腐烂发臭。(有的假货是在商超出土的甲骨上,重新再刻字,比如原来一块上,只有一个字,他再加刻上七八个,所以要注意真的甲骨不一定是甲骨文)第二,若能目验实物,可看切口之新旧。即便是利用出土之甲骨新刻文字,因切口新,作伪者常用粘性泥土涂抹。将甲骨浸泡水中不久,即可用刷子刷去泥土,切口便一目了然。而真品则因土色深入刻痕内,一般是洗刷不掉的。(这种用水的做法会对文物有很大的伤害性,特别是那种保存不是很完好的甲骨文,和出土时已经有些腐朽的甲骨文。尽量请专家,如果不行,可以用放大镜,放大到一定程度可以清晰看出差异。)第三,看内容是否符合卜辞的文例文法。因作伪者并不懂甲骨文的内容,多数是胡乱抄袭真片上的文字,东拼西凑,甚至倒写、刻错亦浑然不觉。因此,在鉴别时要注意看刻辞是否连成文句。一条完整的卜辞,由前辞(又叫叙辞,写占卜日期,以干支表示,同时又写占卜者名,通常是商王的史官)、问辞(又叫命辞,是要问的事)、占辞(商王看了卜兆以后所下的是非结论)、验辞(占卜后结果的应验情况)这样四部分组成,不过许多卜辞都不完整,一般只具有其中的几部分。第四,看刻辞格式。在龟甲上的刻辞,分两种式样:刻在左右边缘部分的,由外向里读,确切地说,刻于左甲边的文字,从左向右读,刻于右甲边的,则从右向左读。另一种是龟腹甲的中缝两边文字,皆由里向外刻,即在中缝左侧的文字,由左向左读,在右侧的,由右向右读。在牛骨上的刻辞,一般刻在骨的边缘,是由外向里读。几条卜辞刻在一起,一般由下而上排列。第五,看字体。商代甲骨文跨越了自盘庚到帝辛12位商王计270余年,卜辞年代明确可以判断的是武丁到帝乙8位商王。在这段时期内,文字写法有过变化。有学者根据这些变化和其他考古成果将殷墟卜辞分为五期,第一期为武丁时期,字体相对大一些,第五期较小,有些在写法笔划上也有不同,可以从甲骨学工具书(如高明《古文字类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上查对。第六,看贞人(卜人)名字。贞人即当时替商王占卜之人,为史官。贞人生活于一定的时期,贞人名是断代的依据之一。早期与晚期的贞人不可能共主占卜之事,故不应在同片甲骨上出现。不少专著对此有研究,且列表对照,一目了然(如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总的说,甲骨文辨伪较其他文物的鉴定要简单些,只是遇到利用出土的无字卜骨仿刻全部真片或一片甲骨上真伪参半须倍加小心。前人在这项工作的研究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般西人所著录的甲骨书中伪刻较多,如《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等,引用时要注意。如《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第668片左上部“癸丑王卜贞旬无祸王占曰吉”等三条卜辞系真迹,而下半部字虽大而清晰,于文义却不通,系伪刻。作伪者有的本是刻字出身,便被古董商相中,专干伪刻卜辞勾当。如董作宾《甲骨学五十年》中提到的蓝宝光,便能仿刻完整的真片,其工细程度几可乱真。幸而此人不懂文例文法,否则在甲骨上大肆“创作”,会给今日的辨伪工作平添许多麻烦。除商代卜辞外,1954年起又发现了大量西周甲骨,其中有字的不少,时距殷墟卜辞的发现已半个世纪,作伪之风无存,当然也就谈不上辨伪了。

12、收藏机构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赠和从私人、市肆收购而来。其中以刘体智先生的庋藏数量最多,装在150个盒内,共28000余片。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还曾著录于罗振玉《殷墟书契》、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郭沫若《殷契粹编》、郭若愚《殷契拾掇》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拓片也很丰富,除正在传拓中的《馆藏甲骨集拓》外,还有《善斋书契丛编甲骨拓本》十八册四函,共28000余张。在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还收录有该馆所藏甲骨拓本十余种之多。

13、殷墟之外的甲骨文

殷墟甲骨文早已为人们所熟知,它被证实是世界上一种古老的文字,中国现在使用的汉字就是由它发展而来的。然而,还有几种更古老、更奇特的甲骨文却鲜为人知。更早的甲骨文

河南贾湖遗址内发现世界上目前最早与文字起源有关的实物资料--甲骨契刻符号。香港中文大学的饶宗颐先生指出“贾湖刻符对汉字来源的关键性问题,提供了崭新的资料”,并被认为是“早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卜辞4000多年,领先于素称世界最早的古埃及纸草文字。”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最早的文字雏形。

其他甲骨文

还有一种甲骨文是刻在陶器上的。这是1978年和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贵州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中水汉墓群中出土的一批陶器和陶片上发现的。上面共有51个类似象形文字却变化更为丰富的刻画符号。专家考证,这是目前贵州出土的年代最为久远的文字,距今约二千多年。因它的影响和意义可与殷墟甲骨文相比,此字又与彝文的发展有密切关系,故被学者们称为“彝族甲骨文”。“彝族甲骨文”发现之后,许多专家和学者对它进行研究,但都没能破译。贵州民族研究所的王正贤和贵州民族学院彝文研究室的王子尧经过多年的潜心研究,终于突破这一难关,成功破译了它。

14、世界记忆国际名录

2017年10月30日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传来消息,中国2016年提交的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Asia/PacificMemoryofTheWorldRegister)与“世界记忆国际名录”(InternationalMemoryoftheWorldRegister),入选获得通过。

“世界记忆名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旗舰项目之一,创建于1997年,目的是呼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世界文献遗产保护和利用情况的长期持续关注,旨在改变国家、*、社区和个人重视、保护有关文献遗产的方式。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意味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开肯定该文献遗产的世界意义,肯定其对文化和社会历史产生的深远影响。此次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是一份骄傲和荣誉,标志着甲骨文具备了与世界其他被列入名录的文献遗产同等的国际地位。


甲骨文

期盼已久的申报

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期盼已久。早在2006年8月,在河南安阳“庆祝殷墟申遗成功及YH127坑发现79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专家学者就吁请国家立项,启动甲骨文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10年5月21日,全国古籍保护中心专门召开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专家座谈会,正式确定国家档案局为申报归口管理单位,适时启动申报程序。国家图书馆则组织专家学者多次研讨申报甲骨文列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及有关标准制的定和实施办法。

经过酝酿筹划,2013年7月国家档案局协同国家文物局委托我负责起草“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与“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国际名录”两个中英文申请文本(郅晓娜博士协助承担文本的英文翻译)。要求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指南》及《文献遗产保护总方针》,对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申请表的各项准则作深入透彻的分析,论证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确保珍贵的甲骨文遗产和档案资料得到保护和传播,提交明确真实而权威的申报理由,并为国家档案局准备提交申报纸本与数字化文本及所需配套资料。其间,国家文物局还组织召集全国11家甲骨文收藏单位负责人一起商谈如何配合申报工作。同年11月26日申报文本完成。

随着国家全局性“世界记忆名录”各项申报项目审核落实与有序提交的安排,2016年我们又增补了申报图文材料。在教育部等相关部委的积极推动下,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于2017年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咨询委员会的咨询、一系列实地考察、初审、终审,最终入选。

甲骨文出土于中国河南安阳殷墟遗址,与敦煌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纸质写本文书、西域汉晋简牍、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一起,被誉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四大新发现”,影响广泛而深远。甲骨文属于公元前14至公元前11世纪殷商王都内王室及贵族人群的占卜刻辞与记事刻辞,也是中国最早的成文古文字文献遗产。刻辞载体主要是牛肩胛骨和龟甲,也包括其他动物的骨骼。

甲骨文堪与西亚两河流域发现的距今5500年左右的泥版楔形文字、北非尼罗河口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的古埃及碑铭体圣书文字及后来衍变出的纸草僧侣草体文字、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古印度印章文字、美洲民族公元初期发明的玛雅文字等交相辉映,是世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五大古典文字,共同构成世界古代文明宝库中的瑰宝。甲骨文是寻绎中国思想之渊薮、考察中国传统文化之由来、特质、品格与演绎渊源的最真实的素材。

甲骨文自1899年发现,近120年来先后出土约15万片以上,流散为世界近百处藏家收藏。其中*10多万片,*地区3万多片。此外日、加、英、美、德、俄、瑞典、瑞士、法、韩等14个国家约2万多片。

甲骨文引起国际国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与深入探索。120年间各种语种有关甲骨文的文章总计达16000多种,甲骨文与甲骨学研究早已成为国际性显学。甲骨文申报“世界记忆名录”,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考古所、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山东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天津博物馆等11家珍藏的约93000片甲骨文为申报主体,甲骨来源与递藏经过清楚,入藏程序规范,档案登记明确可查,且经专家真伪鉴定,有其级别划分,具备文物、文献遗产及学术史意义的多重标准。

真实可贵的史料

甲骨文出自殷商王朝特殊人群之手,包括商王、贵妇、王室成员、卜官、贵族、各方巫师、地方要员等。这些人群以特有的占卜文例形式(通称甲骨卜辞)或记事文例形式(通称记事刻辞),在龟甲兽骨上写刻下贯以他们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信仰追求的居常生活事象;记下真实存在的商王室谱系,以及大量的神名、先王先妣名、贵显人物名、诸侯方国君长名、部落族长名、外交使者名与神话传说人物等等;揭示出王位继承法与婚姻亲属制的特点,王事与臣属活动的政治景观,重大事件中人物的思想情感表现,商王朝与诸侯方国的关系,官僚机构与职官的职掌,社会生活中权贵与平民、奴仆的阶级结构,经济产业的管理者与手工业劳动者的等级关系,不同族群的宗教意识观念,军事战争中的武官与军队组织,丧葬祭祀中人殉人祭者的身份、社会地位及其与墓主的关系等等,使商代成为有出土古文字记载可资考察的信史时代,填补了史书的缺载。

甲骨文的内容,涉及3000年前商代的自然生态、天象祲异、气候灾害、王室组成、宗法与宗庙制、王权与神权关系、卜官与占卜制度、土地所有制、社会经济构成、立邑任官、交通出行、外交征伐以及商王都内权贵阶层的日常生活状况,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婚姻嫁娶、养老教子、梦幻思维、情感追求、宗教信仰、祀神祭祖、饮食宴飨等等,为研究中国源远流长的灿烂文明史和早期国家与人文社会传承形态,提供了独特而真实可贵的第一手史料。

甲骨文中记下的商王朝的政治疆域总体面貌以及相应的内、外服制度,可资了解当时社会的阶级分层、政体架构和国家管理形式。最高统治者是商王,商王之下有一批内服辅政官员,统领着一个较大的官僚贵族集团,为商王提供咨询和负责处理具体事务。其中卜官集团,负责为商王提供宗教祭祀方面的决策参考,利用神灵力量影响政事裁决。地方族落或基层地缘组织总数有700多个,由各个宗族的族长负责最基层的管理。在法律刑罚方面,有一套墨、劓、刵、刖、椓的“五刑”系统。商王朝的武装力量构成*,分为王室军队、诸侯方国军队及“兵农合一”的非常设“族兵”三大类。

甲骨文中有不少风霜雨雪的气象及水旱虫灾的记录,还记下了流星雨以及发生于公元前1200年前后的5次日食,是古气候与古天文学研究的重要资料。许多野生动植物及猎获象群的记录,可资研究黄河中下游地区自然生态与历史地理环境的变迁。甲骨文中把一年分为春、秋两季,实行一套适合农业定居生活的以太阴纪月、太阳纪年的阴阳合历,平年十二月,闰年十三月,闰月的安排采用年终或年中置闰,以调节太阳年与朔望月的关系。将一天大致分为16时段,不同时段采用不同的“时称”(即时间单位词),白天自旦至暮共9个时段,夜间自昏至夙分为7个时段。“食者,民之所本。”甲骨文中的粮食作物种类有禾(粟)、粱(黏性粟)、黍、大麦、来(小麦)、稌(糯稻)、秜(稻)、大豆、高粱等。为求农作物丰收,有祭风宁风、止雨御涝、焚巫尫祈雨及宁息蝗灾等农业祭祀行事。当时人群的宗教信仰分野,主要为最上层上帝、中层天地间祖先神和自然神祇、最下层鬼魅世界三大信仰系统。对先王先妣的祖先祭尤为隆重,可分特祭、临时祭、合祭和周祭四类。

甲骨文中还有名类繁多的建筑称名,礼制性宫室建筑合居住、祭祀、行政为一体,宫廷与池苑相辅相成,已开后世宫廷与皇家园林相系的先河。甲骨文记有20多种乐器名,10多种不同祭歌名,不同形式的武舞与文舞名,乐师“多万”和众多舞臣的专事分工,反映了当时器乐与音乐、舞蹈的发达状态。还有50余种病患记录,如以现代医学分科则分属之内科、外科、口腔科、五官科、呼吸道科、消化道科、眼科、骨科、脑科、神经科、肿瘤科、小儿科、妇科、传染病科等,有关疾病的治疗、药物、针灸等数者兼备。

汉字的鼻祖

甲骨文是汉字的鼻祖,是研究汉字原初构形与汉语言语法最早形态的重要素材。甲骨文的字体构形和文辞体式,与当今的汉字及现代汉语语法结构一脉相承。

甲骨文的单字量约4400个,可识可读可隶定的约2400个,其中约1400个见于现代汉语字典,其余2000个已经不可释读,大致为消逝的人名、地名和某种祭祀名,但其词性词义大都可据字体构形、文例语境而基本得知。

甲骨文语言是汉语的母语。由此可知,早在3000多年前已经有一个比较健全成熟的、自成体系的语言、词汇、句法和语法系统。现代汉语语法中的名词、代词、动词、介词、数词、某些量词、副词、连词、助词、形容词、语气词、疑问词、副词等等,在甲骨文中已经基本具备。

甲骨文内部有比较统一的语音系统,它构成中国秦汉以后汉藏语系的重要源头。由于甲骨文的发现,使汉语言学的原初形态和汉语语法的早期特点已经由很难讲清变得可资精细研讨。

甲骨文书体造型与行文走向具有的高起点、合规度、具变宜的书学要素,先声正源而导流后世书艺。其刀笔、结体、章法三大要素,显出早熟性的特色,直接或间接影响着晚后书学的流变,成为中国书法艺术的滥觞,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美学原则和共同心理,即平和稳重的审美观,强弱均衡、节奏有序的心理意识,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发展有深刻影响。

*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绝学”、冷门学科。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等,要重视这些学科,确保有人做、有传承。这是甲骨学科之幸。

如今,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不是目的,而是开始,任重道远,更显其重要战略价值,对负责甲骨文物安全、保管和保护的机构具有正面促动意义与监督作用。

随着新世纪以来甲骨文材料全面整理研究的进行,有关甲骨藏品的抢救性保护措施得到国家高度重视,甲骨文研究呈专题化、系统化、规模化和精准化。甲骨文与甲骨学研究面临的种种新老问题有望在发展中得到解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构建和甲骨学科人才培养有望得到落实,中华典籍整理工程建设有望增添助力。

甲骨文入选“世界记忆名录”,将使甲骨文研究“低迷”的情势有所改观。甲骨文与甲骨学知识在公众层面的认知度将因之扩大,有助于凝聚国民的自豪感与自信心,有助于弘扬中华古老文明的影响力和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15、甲骨文字考释

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汉字资料,其对于语言学、历史学等相关研究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使用甲骨文材料进行相关研究前,一个必须进行的工作是甲骨文字考释。所谓甲骨文字考释,就是利用其他古文字材料和传世字书把过去不认识的甲骨文字释读出来,从而把不易理解的甲骨卜辞讲解清楚,为其他研究做准备。

甲骨文字考释一般包括“字形考订”和“辞例解释”两部分。前者为“考”,后者为“释”,合在一起就是“考释”。甲骨文字考释跟其他门类古文字的考释一样,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比较法,或谓“字形比较法”。研究者需要把未识的甲骨文字形体跟已识的金文、简帛等古文字形体(包括字书收录的大篆、古文、籀文等形体)作比较,根据后者的音、义信息推知这个甲骨文字的音、义内容,达到破译甲骨文字的目的。比如甲骨文中的“日”“月”“牛”“大”等字,3000多年来形体并没有太大变化,稍微熟悉《说文》的人通过把它们跟小篆进行比较,完全能够正确释读出来。

甲骨文发现早期,不少甲骨文字形体,经过与金文、《说文》所收的古文、籀文形体简单比对,便能得到比较可靠的释读成果。比如,1903年,刘鹗在自行刊布的《铁云藏龟·自序》中轻轻松松认出40余字,其中30多字是正确的。1904年,孙诒让得到《铁云藏龟》后“穷两月力校读之”,写成《契文举例》一书,又正确释出甲骨文字185个。其后,经过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于省吾、唐兰、李学勤、裘锡圭等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已经释读出甲骨文字1500个左右,余下的不足3000个甲骨文字是没有考释出来的未释字。这些未释字,不少是人名(族名)、地名用字,都是前人留下来的“硬骨头”,释读难度非常大。

当前形势下,运用“字形比较法”考释甲骨文字,也给甲骨文研究者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共时层面讲,不仅要对每一个甲骨文字形体的笔画特征烂熟于心,还要对同一个甲骨文字的不同异体情形有深入把握,总结出哪些笔画区别字形,哪些笔画不区别字形,通用无别;同时,还要对甲骨文字的类组差异、异体分工等现象有深入理解,全面梳理甲骨用字情况。从历时层面讲,要对每一个已识字形体的历时演变序列有深入把握,梳理、总结基本构字偏旁的历时演变规律,逐一描写基本构字偏旁在不同时代呈现出来的不同样式,用动态的眼光审视每一个古文字形体。唯有如此,才能透过纷繁复杂的字形变化,看到不同字形之间的“同”,找到前人不能发现的形体联系,从而运用“字形比较法”破译甲骨文字。

字形考订之后,还需要把考订的结果放到所有的甲骨卜辞中去,验证它的可信性。如果用这个释读结果去通读甲骨卜辞,辞意顺畅,了无滞碍,则证明字形释读是可靠的;反之,则要重新检查字形考订的科学性。如果经过反复查验,字形比较没有任何问题,则需要运用音韵学的知识,将释读结果予以破读,并列举疏证证明,进而疏通卜辞文意。在串讲卜辞文意时,为了增加论证的说服力,甲骨文研究者通常需要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等相关领域的知识。比如考释一个表示地名的甲骨文字,往往就需要考释者具有深厚的史地学素养。如果考释一个表示器物类的甲骨文字,则需要研究者具有丰富的考古学知识,等等。因此,甲骨文字考释工作对甲骨学者的知识储备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考验,这也就是知识渊博、涉猎广泛的学者往往更容易释读出甲骨文字的原因。

甲骨文字考释还有其他诸如“辞例推勘法”“偏旁分析法”等方法。“辞例推勘法”主要通过不同辞例的互相比较、分析,归纳出甲骨未释字的语义特征和范围,锁定释读方向,虽然多数情况下不能直接得出释读结论,但却是“字形分析法”的重要补充,具有突出地位。不少经典的甲骨文字考释就是从辞例推勘入手,提供未释字的语义范围线索,最后得出释字结论。

近几十年出土材料持续不断的发现和公布,把古文字研究整体水平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甲骨文字考释也日益精密化、科学化。大部分甲骨学者能够做到论证严谨,持论小心翼翼:能想到的考释思路前人可能早就想到了,能注意到的关键材料别人也许早就看到了。在这种情形下,破译一个甲骨文字异常艰难,需要做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对于专门的甲骨文研究者而言,需要对全部甲骨卜辞材料十分熟悉,掌握所有甲骨文字的基本情况,尤其是未释字的情况更要烂熟于心。比如,这个未释字的形体结构如何,有几种可能的分析途径,可能与其他古文字材料中的哪些形体建立联系,这种联系的确立需要哪些证据,建立联系后如何阐释在卜辞中的用法……另外,还要对前贤时彦的研究成果十分了解,前人的哪些意见可以吸收,哪些意见不可信从,等等。

论证严密、结论可信的甲骨文字考释文章大都经过长时间的酝酿、构思、搜集证据、反复改写等过程,方能最终发表。据我所知,有位学界前辈为了等待更为直接的佳证,把写好的稿件足足尘封数十年才发表。

甲骨文之所以能越过专业的门槛,吸引一些业余爱好者,魅力在于文字自身的表意性。整个文字的构形,看起来像图画一样。甲骨文字考释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工作,整个考释过程都有成熟的方法论作为指导,程式化较强。只有严格遵循甲骨文字考释的方法和原则,真正做到“字形之无忤”(字形比较无违逆),“文义之大安”(辞意通畅无碍),一篇甲骨文字考释论文才能得到学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