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
赵瑜，1955年生于山西长治。197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协。现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正高二级。作品以理性批判及文体创新名世,著有《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第二国策》，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影响深远。先后获得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三届赵树理文学奖、三届中国作家奖、全国环境文学奖、当代文学奖、中华优秀图书奖和文津图书奖，第三届鲁迅文学奖。
姓名：赵瑜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55年
出生地：山西长治
现任职务：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1、人物简介
赵瑜
作品以理性批判及文体创新名世，著有《中国的要害》《太行山断裂》《但悲不见九州同》《第二国策》，体育三部曲《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影响深远，多次轰动，参与和推进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近年著有长篇《牺牲者(三卷)》《晋人援蜀记》《火车头震荡》《王家岭的诉说》《篮球的秘密》《野人山淘金记》《赵瑜散文》《纪实创作真谈录》等，《寻找巴金的黛莉》改编为电影。
2、荣誉奖项
先后获得三届徐迟报告文学奖、三届赵树理文学奖、三届中国作家奖，全国环境文学奖、当代文学奖、中华优秀图书奖和文津图书奖，《革命百里洲》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影视作品《内陆九三》等80余部集，获全国首届纪录片大奖、最佳撰稿奖；有作品译至国外，入选全国大学教材；评论界编有《赵瑜评传》《赵瑜调查》《赵瑜批判》《赵瑜研究资料》等专著。
3、访谈实录
（朱竞：赵瑜访谈实录——《独立调查启示录》2014年6月）
从小喜欢写作，当运动员是为了吃饱饭
赵瑜
记者：赵瑜先生您好！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您小时候时常见到赵树理这样的大作家，还曾受到过著名作家马烽、孙谦先生的指教，是否受到了他们的一些影响？
赵瑜：我从小喜欢写点儿歪诗什么的。少年时代生活在太行山区，即上党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治。我父亲在晋东南地委宣传部工作，母亲在妇联会，地委大院里常见赵树理，他曾去我们家做客。小学五年级*就开始了，赵树理被批判，后来惨死，我父母也被下放改造，没人再琢磨写作了，谁还写文章啊？但是我还是特别喜爱这个东西。
记得是在1972年前后，这时我已经十七、八岁了，有一天，晋东南地委宾馆住进两个下放*，一个是名作家马烽，另一个是名作家、编剧孙谦，孙先生一生写过26个剧目，目前我国可能还没人超越。他们临时抽调上来修改一个剧本《快马加鞭》。我碰巧去那儿找朋友玩，就看见了他们在宾馆小黑板上互相写的留言。朋友怂恿我去向他们请教写作，还买了包烟让我带上。
那是宾馆三层西头的房间，铺着红地毯，两位先生正当壮年，坐在地毯上下棋。我做介绍自己是体委的小运动员，然后向他们请教应该怎么写作。他们两人很惊异地互相看了看，会心地说：你看看，现在还有人学习写作嘛！(笑)我们那个地方刚刚结束武斗，大批的野战部队刚撤走，谁还搞写作这玩意儿？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又能说什么呢？孙谦先生说得少，马烽先生就说：嗨，怎么说呢，你就多写日记吧(笑)。这是他告诉我的唯一的写作方法。
时隔几十年，我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做专业作家，和马老、孙老住在一个院子里。一天我跟马老闲聊天儿，向他提起这件事，他惊讶地说：那个小孩儿就是你啊！你走之后，我们俩还激动了半天哩。(笑)
我做运动员的时间比较长，练过篮球、自行车等等，运动队要求每个运动员天天要做训练日记，有些本子现在还保留着。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停过笔，我的感受就是：写作就像一个人开工厂，厂长也是你，员工也是你，一个人弄得挺忙。每项工作都无法重复，谁也教不给你什么诀窍，很大程度上就是熟练操作吧。
记者：您曾经参加过游泳、自行车、篮球等多项体育训练，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请您讲讲当时的情况。
赵瑜：我在“*”初期，参加了晋东南体委的运动队。晋东南体委是一个组织十分发达的地区级体委，拥有航模、摩托车、自行车等其他地区少见的运动项目，“*”前夕，我开始在那里学习游泳。
“*”是一个乱局。长治地区发生了连绵很久的武斗，那是真正的战争状态。红字号和联字号两派，手里都有大量的枪支弹药，几个大的兵工厂都卷了进去。几十万市民封堵了自家门户，蜂拥外逃，长治这座空城成了真正的战场。直到1968年，大批野战军开赴太行山区，才把武斗镇压下去。
我们就读的友谊小学，是晋东南地委子弟学校，苏联人帮着建造的，包括晋东南地委的大楼，也是莫斯科结婚蛋糕式的建筑。“*”爆发后，所有的学生都失学了，我们成了小游民：当红卫兵的大孩子们不带你玩，想回家吧，也没有家。父母都成了黑帮、走资派，整天挨斗、劳动改造，住牛棚，住五七干校，住看守所……总之，当时形成了一个非常混乱的社会。
我奶奶早就被赶回了河北老家，弟弟妹妹去了亲戚家，家都散了，我们一伙无家可归的地委子弟开始鬼混，过着一种小型的原始共产主义生活；有时住在一位小伙伴家，他们全家被赶进自行车棚改造的一排小屋，号称“火车皮”，好歹可以遮风避雨。我们逮着什么吃什么，也小偷小摸，苟延残喘地维持生活。有两个小伙伴，直接进了武斗据点，帮着大师傅做饭，后来人家还给他俩分配任务，让他们挎着篮子，去炸掉对方的据点，我们很是羡慕，揭开篮子盖看，里头放着四颗手榴弹，而且都是拉好弦儿的(笑)。武斗结束后，我们上了长治一中，初中没毕业，父母又被下放到了乡镇。
这个时期，我一直在运动队里混，因为这里可以吃饱饭，还有发的运动服可以穿。冬天来了，游泳训练结束了，又不舍得离开，就去找别的项目，所以我在运动队辗转从事了游泳、自行车、篮球等训练。时间最长的是打篮球，从少年队到职工队，再到当教练，我成了一个跟体育分不开的人。直到后来我上了晋东南师专，才告别了体育。
太行山区的小作家拿出了《强国梦》，一点儿也不奇怪
记者：正如您所说，长期的体育生涯和对体育界的近距离了解，催生了《强国梦》、《兵败汉城》、《马家军调查》、《篮球的秘密》等一系列体育题材作品。那么在长治这样偏远的太行山腹地，您是如何考虑到中国体育的全局和深层问题的？
赵瑜：虽然身处长治这样偏远的地区，因为长期从事体育运动，我关注中国体育问题却是很自然的事情，一点儿不感到隔膜。我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苏晓康来到长治，曾惊讶地问我：《强国梦》就是在这儿写的？我说，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笑)。
一个作家无法离开他生活的土地，他最好的作品，一定和这片土地息息相关。长治的体育运动氛围非常浓厚，组织十分发达。晋东南地区城镇化程度高，小工业比较发达，因而体育的重镇便被放在这里，我父亲在宣传部，“*”前就给《人民日报》写过《太行山体育在前进》这类的文章。
“*”期间，正规的体育部门、体校、运动队都被摧毁了，可是非正规的运动队还有，省市乃至全国的体育赛事也不少。当时，人们几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体育比赛成为民间极其重要的文化项目，自行车、游泳、摔跤、田径和几大球类，这些教学成本相对较低的运动项目得到火热的开展。每天，大小运动场很热闹，人们没事儿干，都来这儿凑热闹。全国各地，公有制条件下的群众性体育运动异常发达。
尤其特殊的是，国家体委的五七干校就在长治，权威体育*下放全都在这儿，有一个由跳伞训练基地改建的干校农场。像何振梁、李梦华、庄则栋等体育名人，甚至各种民国年代的体育专家、学科带头人，一度曾经云集此地。我的不少队友、朋友后来都在国家和省级体育部门工作，有的现在还是国家队教练。因此，《强国梦》等体育作品，一开始就立足于多年来对中国体育的近距离了解、观察和思考。
这些报告文学问世后，许多专家感到奇怪：一个长治的基层小伙儿，怎么会想到什么体育的本质、金牌的利弊、体育*和政策这些问题？(笑)其实对我来说，体育改革已经成为自己时常思考的一部分，象体育理论界的权威人士卢元镇，坚定的篮球改革领导者李元伟，前卫体育理论家李力研，都是从长治走出去的良师益友，我们很熟悉并不需要刻意去追索。
记者：《马家军调查》是您的体育三部曲中最具影响的一部，写了几十万字，是什么促成您写了这部长篇作品？
赵瑜：在写完《强国梦》和《兵败汉城》之后，我觉得这两部作品比较单薄，故事性和文学性不强，没写出*和人性中更深刻的东西，只是在理念或视角方面较有突破性，自己总觉得不满意，一直在寻找更合适的体育题材。
1994年深冬，马家军忽然发生了兵变。亚洲人在田径项目上取得成绩是很难的，马家军居然取得了那么好的成绩，更加戏剧性的是，这支队伍居然从万众瞩目的高台上瞬间跌落，崩溃了。我感到里面应该有很多东西可以挖掘。春节刚过，我就一个人去了辽宁。经过调查发现，这么小小的一支省级女子中长跑运动队，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
50多天的采访，两个多月的写作，《马家军调查》基本弥补了我的缺憾。但今天看来，40万字太长了，应该精简笔墨；太多的信息也容易被人断章取义。从那以后，我的单部作品再也没有那么长，尽量少用闲笔。
记者：《马家军调查》1998年5月被《中国作家》杂志专刊发表，在其办刊史上可谓绝无仅有；这部作品被誉为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最具代表性、争议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之一，引发了转载、讨论甚至盗版的风潮。其这次出版的《马家军调查》与之前的版本有什么不同？
赵：《马家军调查》1995年底就写完了，当时给很多出版社都投过稿，但没有一家敢拍板。直到1998年，稿件交给《中国作家》杂志社也有两年多，稿子撞上了萧立军，他准备说服其他领导，发表这部作品，他郑重跟我说，整部稿件是优秀的作品，但里面关于兴奋剂的一章发表时需要删掉。我说不能删除，因为这是事实。老萧最终把我说服了，他讲了一个道理：赵瑜你写《马家军调查》，难道就是为了说明马家军失败就因为兴奋剂？我说不是啊，我是要写出来我们体育本质的问题，还有畸形的人性这些东西。他说，对呀，在社会关注度这么大的时候，可能没有人再思考你要揭示的问题，而会把焦点都放在兴奋剂上头，那你的目的会被曲解。这番话使我猛醒，我并不想一味猎奇，我感到大编辑说的有道理。就这样，这部书稿在暂时删掉了这一章之后发表了。
发表之后，一时间全国的多半媒体都把这当成了焦点，连载的、讨论的、评述的，连渡轮的码头和长途汽车站都是关于这个话题的各种印刷品。老马喊冤，沸沸扬扬，名律师谷开来准备跟我打官司，但最后光打雷没下雨，不了了之。这些事情在很多出版物里都有介绍，包括谷开来自己也写了一本书宣扬这个过程。
当时国家体委和新闻出版部门对这部作品的真实性进行了调研，确定没有杜撰，作品符合事实。但即使如此，单行本还是从北京文艺出版社撤了下来，拖到了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次出版了单行本。后来还有长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都陆续再版过。但都没有收入被删掉的那一章。我很感谢这次出版作为附录补上了，终于是一个全本了。从1996年写完到2014年出全，历时19个年头。
从巅峰跌入谷底，是一个人走向坚定的过程
赵瑜
记者：一个不知名的文学青年，到全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您似乎仅仅用短短五、六年时间，就实现了别人半生的梦想。现在，再次回顾这段爆发期的情况，您是否会有一些新的想法？
赵瑜：是的，很多想法都变了，我自己也有了很多的变化。
“*”结束，高考的时候，我也考虑过学体育，还参加了一些测试，这时，已经恢复工作的父亲说话了：你还没玩儿够啊？他们认为体育就是游戏，使我最终放弃了体育。
在晋东南师专读政治系期间，我想当作家的想法相当强烈(笑)。先写了一篇纪实性散文发表在北京的大型文学刊物上，获得了山西省首届“赵树理文学奖”，我还写了一个上下集的剧本，给了山西电视台，忽然有一天，电视台导演、制片等一干人马来到学校找我，他们准备投拍这部电视剧，我内心得意，表面还装得很淡定(笑)。这部《山里人》成为山西最早反映现实题材的电视剧，这时我二十多岁。
那个时候，我有成名成家思想，写作也跟着宣传风向走，常在琢磨：什么东西能让人家重视啊？这种思想是很浅薄的，就算靠着它成功一两次，如果没有真正对文学的热爱，你也不会走多远。到了后来，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去随波逐流；现在，并不希望被所谓潮流重视了。
八十年代前期，我另一部比较重要的作品是《中国的要害》，主要是在写法上有一定开拓性，被评论界称为中国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中较早的作品，即全景式报告文学。作品主要由中国的交通问题引发思考，其后出现了一批揭示中国邮电、粮食、独生子女、出国潮等各种问题的报告文学作品。它最初发表在晋东南地区文联的刊物《热流》上，居然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得到省内外著名评论家的很大肯定。另外那时还写了一个小长篇，《但悲不见九州同》，是关于*的。
1988年，我从交通局调到晋东南地区文联，担任秘书长。1988年，《强国梦》和《兵败汉城》先后发表，产生了较大影响，1989年春天，正式调往山西省作家协会，为*内的驻会专业作家。从1986到1989这几年，我常常住在北京，和刘宾雁、苏晓康等作家交往比较多。那时，我和苏晓康住在军博附近的小平房里写稿子，他加盟了《河殇》剧组，正在写本子，我在修改《强国梦》，可以说是最早的北漂一族，谁也顾不上回家(笑)。
那是变革的初期，国人在思考，有表达思想的诉求；很多年富力强的作家活跃在报告文学领域，推出了不少报告文学名篇，也出现了作品质量良莠不齐的情况，我在1988年写过一篇文章《清醒才有前途》，指出理性至上、思想大于形象，理念大于文学，不符合报告文学的创作规律；其重心应该注重写人，表现人心和人性，要在纪实的同时努力保持以人为轴心的文学性。
记者：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件中，你有很深的介入，其后为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看守所里被收容审查半年之久。虽然如今已成为往事，但这段经历无疑对您的创作和人生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您能否谈谈这段经历？
赵瑜：1989年春夏我在北京，那个事件对我的影响的确至关重大。人生际遇的转折跌宕，迫使作家做深入的思考，中国的变革特别具有艰难性和复杂性，文学也必须更加厚重和深化。冷静下来，我对自己以前那种愤世情结、有失轻率的处事方式、不计后果的写作态度，以至对人生命运的看法，进行反思和修正。想一想，一个年轻人在短暂的几年时间里爆红，集中发表了多部作品，正拥有着顺利的人生和愉快的创作，陡然间进了大牢，从生活的高点跌入谷底，落差的确很大。
陕西这个地方跟我有很深的渊源，我逃离北京之后，决定先去西安避避风头，当时，西影厂电视剧部正在筹拍“强国梦”，曾多次催促我加盟。一到西安，剧组副导演悲痛地告诉我：剧组已经解散了，早上刚刚开会宣布。只见导演组正在收摊儿，原本墙上贴的各种分镜头表都被扔进了垃圾桶(笑)。正在彷徨无计的时候，我遇见了作家白描。白描挺身而出，找了一辆吉普车，在迷迷茫茫中，我们向兴平县的马嵬坡驶去。(大笑)
我先在朋友的养鸡场当了半天技术员，养鸡大嫂来问技术，咱哪里懂？一看不行，又去果园当技术员了(笑)；本想着果园里一定是绿树蔽日，结果全是矮化苹果，才一米来高(大笑)。我一个人窝在小破房里，是个孤独的在逃犯。入夜，耳听八百里秦川时回荡着秦腔的铿锵曲调，我趁着夜色去村里看戏，听着激越又悲伤的唱腔，竟然泪如雨下。很快，我的行踪就被派出所注意了，我决定离开，包里揣了一本朋友的《哥德随想录》(笑)。辗转去了青岛、石家庄等地，后来我决定回到长治，太行山里有得是朋友和偏僻村庄，何必连累别人呢？
可能是在劫难逃吧，我最后不得不回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大院里全是警察，没两天我便被警车带走，关进了太原市上马街看守所，开始了囚徒生活。不过我发现，一个人小时候皮实点儿没什么坏处，落入那种处境，有的人就崩溃了，但当时我想：咱小时候不是经常这样吗？只当一切从零开始，又不是不会写东西了！
看守所里，政治犯、刑事犯混杂，其中有位大学老师正被黑老大欺压。黑老大控制着一份《太原日报》，上头曾经连载过《强国梦》和《但悲不见九州同》，知道我是作者之后，一时把我奉为上宾(笑)。在我的威慑下，他不敢再随便欺侮那位老师，此后，我和他一直暗中较劲儿，有天半夜躺在铺上打了一架，最终将其制服(大笑)。这个黑老大出狱后还很关心我，他开办了几家歌厅，很快发了财，最后由于发生黑道冲突，先是身中3枪不死，后又身中数刀而亡。*生活复杂极了，我在里面经常会帮人写诉状，也救过一两条性命，这段经历以后会写出来。
对一个作家来说，挫折和磨难都是财富，需要有这么一个过程。如果一个人始终那么顺遂，他也不会变得那么坚定。人的坚强和最终目标的确定，都是在反复动摇中逐渐形成的，身陷牢狱，我在反复的思想较量中反而明确了许多东西，比如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写什么样的作品，在反复的动摇中，一个人最终才能走向坚定。
获释后不想写作，转而拍摄纪录片
记者：1990年代前期，您拍过好多部纪录片，请谈一谈当时拍片的情况。此外，您的影像创作为您的文字创作带来了哪些变化？它们有何共通之处？
赵瑜：1989之后的两三年，很多作家沉寂了，新闻出版界的控制很严，人们的思想也很迷茫。我也无心写作，后来应山西电视台的邀请，写了一部文献艺术片《赵树理》。一共写了6集，但因为某些原因，讲述赵树理惨死于“*”中的最后两集竟然没有拍。那时我在看片会上得知这个情况后，当场离席，起身就走了，后来也一直不愿提起这个作品。
这件事后，山西省委宣传部有位力推改革的领导，是张维庆先生，他表示支持我搞创作，省里因而给山西电视台拨款500万元，特许我自主完成大型纪录片《内陆九三》，由我担任策划人和总导演。我们组织了山西省十几位主力作家担任撰稿人，连续拍摄24部，从1992年到1994年，做了3年，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这部片子兼顾纪实性和文学性，描述了山西及周边省份人们的严酷生活，受到广泛好评，获得了中国首届纪录片特等奖。但是有些内容因为敏感，无法全部在电视台播出，让我苦恼。就在这时，出现了马家军兵变，于是我重新开始了更具自主性的报告文学写作。
纪录片时间限制比较严格，一般也就30至50分钟一集，非虚构文学则不同，可以写得很长。两者也有相同之处，比如说都需要精心裁剪，哪些东西是值得看的，哪些东西不值得，两者的要求是一样的，要选择那些重要的、精彩的、能表达人物特征的东西，去掉一些芜杂的东西。要直奔重点。它们核心的东西都是追求真实，体现生活本质的真实，以及心态的真实，张扬着创作者的立体意识，如果两者都兼顾好，那所表现的人物和故事才是有价值的。
做了这么多纪录片，对我后来的文学创作很有帮助，《马家军调查》就是在拍摄纪录片之后紧接着写成的。好的作品一定要直抵人心，我对马家军做了大量调查的笔记，忠实记录了每个人的状态，还借鉴了纪录片中常用的剪辑方法，去掉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留下了最真实、精彩、核心的东西。
《寻找巴金的黛莉》，写出了近代历史中大家族的破灭
记者：《马家军调查》之后，您又推出《革命百里洲》、《寻找巴金的黛莉》、《王家岭的诉说》、《火车头震荡》等多部长篇作品，多次引起轰动。这些作品为您带来了众多奖项，包括三次徐迟报告文学奖、三次中国作家奖、三次鲁迅文学奖等等，您几乎成了获奖专业户。在这些作品中，您自己最满意的是哪一部？
赵瑜：一个回答是：下一部(笑)；我比较欣赏一位外国导演一句幽默的话：好的作品就像一面打碎的镜子，它们在太阳底下每一片都闪闪发光(大笑)。
我自己最看重、份量也最重的，是至今无法发表的《牺牲者》上中下三卷，100多万字；而《寻找巴金的黛莉》，评论界认为它兼具了纪实性和文学性，说实话，我自己觉得份量一般，但胜在精简，技巧上比较讲究；《革命百里洲》在反映民国历史的深度上，得到了鲁奖评委们的肯定；《篮球的秘密》在写法上有一些探索，分成40个问题来写的，读者可以有选择地阅读。而这一切，都不能与《牺牲者》相提并论。
在《寻找巴金的黛莉》一书中，表达的东西很多，就看读者侧重于哪个方面。北大教授陈晓明写了一篇书评，指出这本书一是自发天成的新历史主义笔法，二是写出了民国大家族在中国革命以来的破灭。黛莉的赵家不断走向衰败，全家分散逃往11个省，这也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残酷吧。这本书也引发了读者们对历史和爱情的思考，这就是智者见智的事情了。
《牺牲者》，一部浸血的晋东南“*”武斗史
记者：《牺牲者》是您在《寻找巴金的黛莉》里提到的一部作品。古董商人老赵被害的那个晚上，他的血溅在了这本打开的书上，作为“*”武斗的亲历者，他被这本书深深吸引。请您对这本书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赵瑜：《牺牲者》这部书，主要是写山西省特别是晋东南地区的“*”武斗史实。2004年至2006年，我集中用3年时间完成了这个长篇，之前20年，我曾不断地跟踪、追寻有关史料。我采访了很多人，调查了很多事儿，掌握了很多资料；那些“*”史实极其血腥残酷，使人非常悲苦，我就在这种心境下艰辛地完成了全书写作，分上中下三卷，共100多万字。
写作《牺牲者》是让我刻骨铭心的、这辈子非做不可的事。我在上党地区长大，成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这个地区发生了那么大一个历史事件，却不为外人所知，很快将被时间淹没，你这个作家没有责任去面对它？不完成这部书，我觉得对不起土地，对不住自己搞文学这件事。这部作品也许不是我最好的，但可能是我最重视的。
《牺牲者》至今不能正式出版，对我是非常苦恼的事。我对在海外发表之类的事情没有多少想法，只希望这部作品能在国内传播，期待更多的当代读者能够看到它，永远铭记那段历史，记取全民族的教训。
要想惩罚一个女人，最好让她嫁给一个作家
记者：您认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养？他的生存状态又是怎样的？
赵瑜：周立波以前有句话说：报告文学家的写字间，在整个社会。这句话有几分豪情，却含有更多的悲催。鉴于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和批判性，报告文学作家在人格建造上也会有所不同。首先，他一定要能承受孤独，能够忍受苦闷、压抑、甚至灰暗绝望。其次，他还需要有独立精神，懂得独立思考，具有大胆质疑的精神，能够锲而不舍寻求事件的真相。诚然，面对复杂的社会局面，作家要有应对的灵活性和写作手法上的丰富性，但他绝不能弃守内心简约、独立、单纯的一面，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揭示真相，这是一种不能随意改变的生活方式。
说到孤独，你去调查事件是孤独的，写《马家军调查》，一个人在辽宁呆了五十多天，我只是一个独立作家，坚持到最后才掌握了一些内情。写作时你也是孤独的，把大量资料浓缩为一本书，需要一个过程，别人没办法和你分担，只能闷头苦写，《马家军调查》和《革命百里洲》都是在一个山区小县、历经两个月时间完成的。作品完成后，如果因为某些原因无法被人读到，你也只能孤独地等待，《牺牲者》就是如此，这个过程更加熬人了。
纪实文学有着无尽的创作源泉，你在欢欣的同时，也会遇到无尽的难点和痛苦，包括种种困难，有时甚至白费心血。对于家庭也很难，王朔说过一句话：要想惩罚一个女人，最好让她嫁给一个作家吧(笑)。报告文学作家把大量时间、精力投入到了工作里，太奔波，太匆忙、太粗线条了，对创作之外的东西往往疏漏，往往顾不上经营婚姻和家庭，甚至不懂得珍惜情感。但是生活需要相互理解，当报告文学作家其实也没那么可怕(笑)。
记者：对于初学纪实文学写作者，您有什么建议吗？
赵瑜：我平时写东西，有时是几个作品交叉进行，对于职业作家，这是无奈之举，却也是好事情，有时可以互为启发，有时是东方不亮西方亮。青年作家则不必如此，尝试纪实文学创作，一定要从自己熟悉的题材开始，这样才能尽快入门，写出比较丰满的作品；不要急于侈谈自己的写作风格，这需要不断练习摸索；特别需要兼顾真实性和文学性，既要在纸上还原事件的本来面目，又要把故事性讲好，读者才有兴趣读完它，否则，不管你要表达什么惊人思想，曾做过多么艰苦的调查，都白白浪费了。此外，干这行必须多读书，报告文学写作可能涉及各个领域，没有足够的知识，从表相下笔，则无法把事物写得通透。
当年马烽孙谦指点我要多写日记，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这个习惯，对写作很有好处。另外，出去采访的时候，重要内容最好记在心里，如果实在记不住，可以事先征求访谈者的同意，用笔记下要点。最好少用录音笔，采访对象看到这种东西，心里可能会有抵触，很多话就不愿意说了。
报告文学的创作是客观写作，要反对文艺为宣传、文艺从属于政治和为谁服务的理念和做法，更不能贪图钱财虚荣，客观写作就是知识分子独立的挖掘和叙述，其中兼有理性的筛选和梳理，尽力使读者在阅读之后产生思考，而空洞的说理，缺乏人物命运的写作，是无法打动人心的。
报告文学作家，不学司马迁学谁呀？
记者：您认为，报告文学形式虽是舶来品，但在中国有着丰厚的写作土壤，其发展应该根植于传统文化中，请您具体讲一讲这个观点。
赵瑜：报告文学体裁是外来的，而中国其实有着悠久的纪实文学传统。报告文学作家应该特别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承。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报告文学的概念已经正式提出，出现了《包身工》等名作，甚至有了文集，但这个文学形式究竟应该吸收什么，重心应该偏向哪里，少有人认真琢磨。它在进入中国的时候，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功能性，这使很多人忘记了它与传统文化的结合，导致报告文学在中国的发展总是高低起伏，有时高潮，有时低谷。
我们今天必须思考，这个文学形式靠什么立足，能否持续发展？很多实例证明，只有当外来的东西与中国传统文化很好地结合，它才能发育、发展，最终被中国人当做自己的东西加以接受；当它与传统文化相抵触时，人们会自然地排斥它。反观报告文学作家，不学习司马迁又学习谁啊？来自西方的东西可能提供了一个外壳，但当你要发展它、发挥它、融汇它的时候，就要到中国的脉根上寻找支持。
纪实文学有着中国正统文化的根基。中国历代都有纪实文学的典范之作，学者林岗在分析中国古典文学时，提出“口述与案头”两种源渊，一部分古代小说从口述演化而成，有些虚构，而更多的作品源自文人的案头笔记，也就是说，实录性的笔记，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纪实传统。甚至唐诗宋词中，也有许多纪实性的内容，比如小序、比如叙事诗等，都是真的。而纯粹浪漫的、想象性的作品，在中国文学中反而是少数。中国文化的现实机制，造就了中国文学历来偏重的纪实性。我们只要仔细琢磨历史文体，就会发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厚的土壤，就会发现养育我们的最主要的根基。司马迁就是一位杰出的代表。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报告文学这种外来形式，放在中国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养育。
记者：您从很早就开始了报告文学创作，可以说见证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请您谈谈中国报告文学的过去与现在吧。
赵瑜：报告文学在中国真正兴盛起来，是在上世纪70至80年代。“*”结束，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社会面临着重大的转型，政治思想也在逐步开放，社会政治环境宽松，知识分子思想非常活跃，他们也有很多的东西需要表达出来。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功绩在于人的发现，那么，新时期变革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人的解放。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宾雁的《人妖之间》，苏晓康的《神圣忧思录》等作品，都是那个时候出现的，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吸引了很多有志于写作的年轻人投入报告文学创作，大量作品涌现了出来。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报告文学受挫，同时进入一个调整期，经济大潮澎湃而起，很多作家陷入沉寂，在思想上感到迷茫，但是，仍有一部分作家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用文字记录下了部分历史，写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品。
21世纪这十几年，报告文学又逐步复苏起来，很多作家开始积极探索新形式、新方法。市场化大潮，对于文学创作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情。商品经济可以促使当代中国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类文学等等，重新起步，人们开始关注作品的可读性、故事性和语言技巧。许多社会问卷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读者喜欢非虚构类文学作品，小说和诗歌受创严重，报告文学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读者基础；只要作家们能扎扎实实地走下去，虚心向市场学习，敢于吸收、创新，就一定能找到新的创作之路。这与迎合市场的低俗恶搞是两码事。
二O一四年四月于北京
4、人物评价
赵瑜报告文学写作的成功，除过选择题材对象的用心之外，最主要的是他总有一种前沿观察和深刻准确把握评判对象的理性思想认识高度，正是这些精魂般的思想观念精神和评判结论，让他的作品具有强大的灵魂震慑力量。——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李炳银
赵瑜的创作始终不懈地追求报告文学的纯正品质。他总是在事件发生或完成的第一时间，介入书写，客观地予以再现和表现，讲求作品的报告性、当下性、即时性。他关注现实，立足实际，在作品中及时传递新鲜的信息、内容和发见，从而使作品具有较强的新闻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李朝全
5、《马家军调查》
内容
第一部 天鼎
马家军队员曾联名给赵瑜写信透露内幕
第一章 马家军探营（马家军队伍溃散，众姐妹兵变大连，马俊仁惨遭车祸，谁解迷团？谁知内幕？作家只身探营马家军。）
第二章 县团级的穷日子（最早赞助的个体户出血一万块，大吉大利开门红，老马却伤了人家的心。*也给了一百万。）
第三章 鳖精核能的交响（老马略施小计，世人皆入误区。知识产权一千万，老马从来善经商。）
第四章 财源滚滚入帐来（王军霞独揽三项国际大奖，马俊仁再献“秘方”，钥匙从三把增至八把。谁能打开？利润从一千万涨到四千万。）
第五章 辞职揭秘（改革就是权力再分配。老马驱闫做先导。“金牌的摇篮，也是腐败的摇篮”。）
第六章 凶吉未卜上大连（离开了大天时，挣脱了老*，离去多年同仁，进来农村父老，搬家当天揍队员，孰喜孰悲？）
第二部 地鼎
第七章 和老马清明上坟（滚子沟出了个马俊仁。小学没上完，全家走鞍山。队员长跪坟前不起。老马说：两山夹一杠，辈辈出皇上。）
第八章 苦斗在鞍山（受岐视是动力，人争一口气，步步要回城。“咱们走着瞧，我马俊仁将来非干败他们不可。”）
第九章 王军霞的根（哥哥横死车祸，军霞忍痛夺冠。大秤称过的欧文斯杯放在破纸箱。“他要砸坏小霞，我就砸坏他马俊仁！一命抵一命！”）
第十章 曲云霞的家（为保住翻身王牌，马俊仁一狠心奖给曲红霞一套别墅。无意间作家当了中间保人。）
第十一章 细说刘东事件（马俊仁驱逐刘东，奖杯从五楼扔下。意在杀一儆百，效果适得其反。表面是队员去留，实际有更深冲突。）
第十二章 谎言的诞生（王军霞、曲云霞等名将究竟怎样出山的？科学和历史都成了小姑娘，可以随意打扮。以满足一民族心理开始。以捧杀一流的世界强队告终。）
第三部 人鼎
第十三章 造神造出半个仙（夜半烧纸，母鹿大仙感召全军勇向前。禁欲主义达极致，吕欧被剃成光头。马俊仁撕毁新乳罩。别墅*错神与仙。王军霞算命躲灾星。）
第十四章 笑傲江湖是男兵（获奖金队员当众给老马提成。许诺买房，最终健儿两手空。男队员率先出走，女队员心生异动。）
第十五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冬训取消，伙食骤降。从众队员书信中知天怒人怨。忆苦思悲，兵变在即。）
第十六章 最后的军营（导火索终于被老马点燃，论责任无关乎新来教练，真男友驱车远程接应，众姐妹签署集体辞呈。可叹一个功勋卓著世界驰名的老马，竟落到孤立无援的地步。）
第十七章 兵变大连（师徒间白刃血战，谈判中难求和。老马识途思良策，云霞落地生成根。军霞日记血泪交流感肺腑，华夏明朝再创辉煌应有时。）
第十八章 再造马家军（兵变后分光吃净，*慷慨解囊。闫福君人生谱新曲，王军霞奥运再增辉，毛德镇老来悲喜交加，马俊仁潮头重振雄风。）
发表之后
《马家军调查》发表之后，轰动随之而来，一时间全国的多半媒体都把这当成了焦点，尽管删去了“兴奋剂”的部分，但还是引来了不小的麻烦。老马喊冤，体委发难，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甚至惊动了北京高层。马俊仁在大连接受记者采访时，失声痛哭：“我冤啊，比窦娥还冤……”几天后，马俊仁在训练时突然昏倒住院。在病床上，写下数千字的文章《我马俊仁的心里话》，称“自己这辈子最大的愚昧就是诚心诚意接待了这位作家。”
后来，辽宁省体委发出文件，对该书的“失实”大加抨击，并建议上级“设法阻止该书的发行”。国家新闻出版署受命组成联合调查组，尽管经过调查最终证明这本书的真实性没有问题，但依然责令《马家军调查》不再宣传、不再评论、不再出版、不再连载。在这个情况下，《马家军调查》单行本也从市面上被撤了下来。
关于当时马俊仁对赵瑜这本书的反映，传出了好几种说法，有人说，马俊仁和赵瑜本来是朋友，后来反目成仇，马俊仁怒骂赵瑜“算什么朋友”；还有的说，马俊仁要控诉赵瑜，还请了金牌律师，赵瑜还要花百万手笔撬律师。各个不同版本，不同演绎充满了戏剧色彩。
对于和马俊仁的关系，赵瑜做出了澄清，在决定做这本调查作品之前，赵瑜根本不认识马俊仁，甚至和马俊仁连间接的朋友都没有。而至于后来说的两人“对簿公堂”，也并不是真事，马俊仁虽然说要打官司，但从来没有真的告过赵瑜。
赵瑜说：“马俊仁只是说有打官司的状态，但始终没有真打过，完全是光打雷没下雨。还有谷开来撰书说替马俊仁打官司，还说我和马俊仁争抢她当律师，这也都是没有的事儿。其实老马自己也就是摆个姿态，说说而已。”
在赵瑜的记忆里，马俊仁并不是凶神恶煞，对弟子也不是始终严厉的。在作品之中没有将马俊仁爱护弟子的一面表现出来也成了赵瑜一直以来的遗憾。“我很惭愧没有将马俊仁爱护弟子的一面描述出来，在那个时候的体育圈，打人、骂人都是难免的事情。马俊仁对弟子也很疼爱，还帮运动员打过架，不允许流氓欺负她们。”
赵瑜称马俊仁是一个“朴素又可爱”的人，他会在比赛前特意叫人买了鳖，在酒店门前吆喝、大张旗鼓地杀鳖、宣传他的“中华鳖精”，后来赵瑜的书发表之后，马俊仁气得不行，一度佯装生病住院，在别人看望他的时候大喊一声“快，把针管给我插上！”这些情节在赵瑜看来，是可笑又可爱的。
“我至今认为，马俊仁是我认识的人当中，一个很值得我钦佩的人，他有着非凡的本领、又非常能吃苦，能够掌握着朴素辩证法，善于总结人体和运动经验，对于这个项目本身有着深刻的理解。”尽管出书披露了马家军的“阴暗面”，但是赵瑜依然觉得马俊仁是一个值得钦佩的教练。
被删章节再发表
2016年2月，曾震惊世界的马家军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原因是著名作家赵瑜17年前的报告文学《马家军调查》中，被删掉的兴奋剂章节的3万多字重见天日。“马俊仁亲自给队员打针”、“队员私自体检遭毒打”、“大多数队员因吃药得了肝病”、“王军霞等队员集体签名信举报马俊仁”等细节令人读罢触目惊心。
再版的《马家军调查》将当年被删除的第14章《药魔重创马家军》第一次曝光出来。在这一章节里，披露了马俊仁强迫选手们服用兴奋剂，并亲自上阵为运动员打针这一国家荣誉掩盖下的“惊世骗局”。文章经网友大量转发，引发轩然大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