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政策
收入政策是*为降低一般价格水平上升的速度而采取的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限制工资和价格的政策。目的在于影响或控制价格、货币工资和其他收入的增长率，是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以外的一种*行为。是后凯恩斯主流学派提出的政策主张之一，指*为了影响货币收入或物价水平而采取的措施，收入政策的目的通常是为了降低物价的上涨速度。
中文名：收入政策
外文名：IncomePolicy
别称：工资与价格控制
提出：后凯恩斯主流学派
目的：降低物价上涨速度
采取：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的限制
1、简介
收入政策-介绍
收入政策目标包括收入总量目标和收入结构目标。收入总量目标着眼于近期的宏观经济总量平衡，根据供求不平衡的两种状况分别选择分配政策和超分配政策。收入政策的结构目标则着眼于中长期的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着重处理积累与消费、公共消费与个人消费、各种收入的比例、个人收入差距等关系。
收入总量调控政策主要通过财政、货币机制来实施，还可以通过行政干预和法律调整等机制来实施。财政机制通过预算控制、税收控制、补贴调控和国债调控等手段贯彻收入政策。货币机制通过调控货币供应量、调控货币流通量、调控信贷方向和数量、调控利息率等贯彻收入政策。
2、起源
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荷兰和瑞典。从那以后，英国、加拿大、意大利、美国都曾实行过。收入政策可以是强制的，也可以是非强制性的。由*提出工资和价格指导指标，或由*进行口头劝告等是非强制性的；而由*下达法令，实行价格、工资冻结，并由具体主管机构实施的是强制性的。收入政策具有一定的收效，但是在严重通货膨胀面前也往往失败。口头劝告、指导性指标等非强制性措施往往难以遏止通货膨胀上升的势头，而全面冻结价格、工资等的极端的强制性措施暂时能有一定收效，但一旦解除冻结，通货膨胀常会以更猛烈的势头出现。
3、理论基础
收入政策-理论基础
工资增长率
西方经济学把货币工资增长率区分为等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为非通货膨胀的货币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的为通货膨胀性的货币工资增长率。货币工资增长率超过劳动边际产品增长率的差额就是价格水平的增长率。由于通货膨胀时，工会和企业会利用自己的垄断力量保持自己的实际收入，货币工资和价格仍可以继续增长，并威胁到其他人的实际收入，导致更高的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因而，在实行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时，为抑制货币工资和价格，有必要采取收入政策。4、形式
税收政策
（1）工资一物价指导线，即由*根据长期劳动生产率来确定工资和物价的增长限度，要求把工资一物价增长限制在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幅度内。
（2）对特定工资或物价进行“权威性劝说”或施加*压力。
（3）实行工资一物价管制，即由*颁布法令对工资和物价实行管制，甚至实行硬性冻结。
（4）以税收政策对工资增长率进行调整。
此外，有的经济学者还主张实行以税收为基础的收入政策，即*以税收作为惩罚或奖励手段来限制工资增长。但在西方国家迄今并未真正实行这种收入政策。西方各国在60年代以后大多实施了以上三种不同形式的收入政策。一般认为，这种政策在短期内使菲利浦斯曲线向左下方移动，有助寸：制止通货膨胀。但在长期内，这种政策不仅不能制止通货膨胀，相反，还会由于限制了资源的流动，使资源配置不合理而有损于经济的正常运行。为了更好地制止通货膨胀，必须把收入政策与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起来使用。参见“成本推进的通货蟛胀”，“工资指导线”。“工资冻结”。
5、分配政策
随着中国的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中国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逐步下降，从而*储蓄和投资能力也有所下降，这是一种必然趋势。
经济*改革中国个人收入分配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政策。在以劳动收入为主体的前提下，国家依法保护法人和居民的一切合法收入和财产，鼓励城乡居民储蓄和投资，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分配。自1979年经济*改革以来，对劳动者个人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家庭联产承包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企业职工实行按时、按件计酬，还辅以奖金、津贴、补助等分配形式，在经营方式上实行承包制和租赁制。这些措施使劳动收入有了较大提高。收入的增长自然带来积累的增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居民储蓄快速增长。收入与储蓄的增长，除参加银行储蓄获取利息收入、购买债券获得债券利息外，有的参加股票投资获得红利和差价收入，有部分人自办实业和从事贸易，获取实业利润和流通利润收入，还有部分人在正常劳动之外从事业余劳动获取劳务收入。事实上，劳动者除了获得“按劳分配”的劳动收入外，还获得了按资分配收入和其他收入。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非劳动收入及其在收入中所占比重将会大幅度增加。
企业放权让利
同时，由于对企业放权让利，使企业收入也得到较大增长。自1979年以来，对企业分别实行利润留成，利润递增包干，工资总额与利税增长挂钩，第一、二步利改税，利税分流等多项分配制度改革，提高了企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企业的积累功能将大大增强。企业积累除用于自我发展外，部分积累较多的企业分别用于银行存款、购买债券、参与实业、合作投资、股权投资和股票投资、期权期货投资等。6、实施手段
国家实施收入政策的手段主要有三种：
强制性收入政策强制性收入政策主要是*通过立法来冻结物价和工资，一般是在通货膨胀严重时采用的手段。
非强制性的“指导性”方法
非强制性的“指导性”方法'，即*根据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规定每个部门工资增长限度，使货币收入增长不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收入指数化措施
收入指数化措施，即将名义收入与某种物价指数联系起来，名义收入随物价指数变动而变动，其作用在于避免或减轻物价上涨对实际工资的影响。
但是，收入政策很少成功，其原因之一是缺乏适当的总需求政策与之相结合。收入政策（工资——价格控制）的目的是通过使总供给曲线下移而达到降低通货膨胀的目的。只要总需求的曲线同时下移，通货膨胀率就会下降并能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但如果没有总需求曲线的下移相伴随，工资和价格控制将只是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且这种压力终将爆发出来。
7、三大原则
现阶段中国的个人收入分配原则是建立在*的社会*下，且是运行在市场经济机制规则下的。因此，个人收入分配的原则既体现了社会制度的最终利益代表面，又要体现市场经济对个人资源使用效果。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原则：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按劳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也符合*制度的基本要求。按劳分配作为分配方式的主体，是市场经济最大限度发挥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最佳形式，因为按劳分配为社会成员在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过程中提供了基本的原则和前提，更为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益提供了内在动力。在*初级阶段，多种个人收入分配形式并存、多元化、多渠道的分配形式大体上可分为按劳分配和非按劳分配，按劳分配是主体。而由于所有制形式在市场经济过渡中可以并存，致使个人分配在形式上出现合法的多样性。前提为有利于经济效率提高的非劳动收入，也成为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可以采取的分配方式，如按生产要素分配等。由于分配激励的内在原因是一致的，因而，按劳分配是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下，是一个重要的原则。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经济上的效率，不仅可以采用经济活动中所耗费的劳动量与获得的劳动成果的比率来衡量，更应该用生产要素的结构型耗费来衡量产出劳动成果的份额来衡量。在中国，公平的内涵包括：第一、机会均等。这是指每个人都有同样的付出劳动的机会和发挥自己才干的机会。第二、规则平等。这是指劳动者在收入分配过程中遵守同样标准的规则，在规则面前人人平等。第三，差距适度、兼顾平等和兼容责任。在承认人的能力、才智、积极性的差距以及由此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差别的基础上，财产和收入可以有适度差异。处理好社会成员个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
收入的刚性特征，决定了*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只能放在增量调节上，因此，不能为了公平而牺牲效率。在努力促进共同富裕的同时，仍然要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缩小收入差距，仍要提倡通过竞争提高效率，在一次分配上强调竞争，在二次分配上注重公平，以此解决社会成员个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问题，*12号文件在这方面已有所体现。
8、主要表现
9、现状
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各主体部门的初始收入增长速度差异颇大，1979－1991年，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3．8%，同期*初始收入年均增长5．7%，企业初始收入年均增长24．3%，居民初始收入年均增长14%。1978年，居民、*、企业集体初始收入为51.9：37．9：10．2，1991年则变为52．9：14．5：32．5。初始收入明显呈现向企业集体倾斜的特征。而经再分配后到最终分配阶段，情况则有所不同。*最终收入份额1978年为31．9%，1991年为12．2%，十余年间共下降19．7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较初始收入份额降幅缩小；居民最终收入份额迅速上升，1978年为56．5%，199年变为75．3%，共增加18．8个百分点；企业最终收入份额只是略有扩大，由1978年的11．6%变为1991年的12．5%，共扩大0．9个百分点，升幅较之初始分配阶段减少21．4个百分点。从最终分配看，中国主体收入格局的确存在向个人倾斜的演变特征。
大致标准
目前，国际上确定的反映个人收入差距的大致标准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绝对平均；0．2—0．3之间表示比较平均；0．3一0．4之间较为合理；0．4—0．5之间差距较大；0．5以上说明收入差距相当悬殊。从表1看，虽然中国目前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仍未超过0．4，但进入80年代中期以来，其差距呈迅速扩张之势，而且，由于中国目前个人收入透明度差、统计资料不全，实际系数可能比表中的统计数字大。此外，城镇与乡村之间人均收入水平的差距也在日趋扩大。目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制度和政策建设是非常不完备的。这种不完备体现在各个方面、全部过程，而综合体现为收入分配领域内的无法可依（当然，也存在着大量的有法不依的现象）。这种分配制度和政策严重缺位的现象，是造成目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秩序出现混乱的主要原因。
主要原因
在初次分配领域，*缺乏有效的限制垄断、鼓励平等竞争的政策，社会成员获得收入，无论是按照劳动所得为基本原则，还是以生产要素分配为原则，都存在一个公平问题。平等竞争、限制垄断就成为保证收入分配秩序公平、合理的基础和首要条件。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市场经济，因此，平等竞争应当是经济秩序的基础。但是，一些从传统*中延续下来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强势集团，凭借过去所取得的有利地位，依托公有制经济的强大力量和*政策的保护，在转型时期假借市场经济的原则，利用不平等的价格、垄断地位和*背景，垄断市场，获得了巨大的超额利润，而这些财富又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手段，最终全部或部分变成了这些具有垄断地位的单位、企业工作人员的个人收入，因此其他社会成员的收入一般情况下是无法与这些单位或企业的工作人员相比的。收入差距的悬殊造成了处于较低收入状态的其他社会成员不满情绪的积累和外露化，则会进一步地诱发其他社会成员试图通过其他非市场手段、非公平手段来扩大收入份额的欲望，市场经济环境会引导进一步恶化。由此可见，*如果对垄断行为的漠视、容忍、放纵，那绝对是与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相矛盾的。从类型上看，*在初次分配领域的政策缺位主要有以下几类：第一，在城乡关系方面的政策缺位。具体表现在：一、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明显。二、在税费负担方面，处于低收入位置的农民承担了远比处于较高收入位置的城镇居民高得多的税费负担，税收、以及各种各样的费用没有发挥调节社会成员收入差距的功能，反而成为二元*下剥夺农民利益的工具。第二，在行业垄断方面。金融、邮电、保险等行业，受到*的保护，在市场上处于独家垄断的地位。这些行业、部门凭借垄断所带来的职工高额收入是造成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第三，在地区发展问题上。*的倾斜发展政策、特区政策以及其它一些类似政策，与行业、部门保护政策相类似，同样造成了各个地区之间、特别是沿海和内地之间、开放城市和非开放城市之间、特区和非特区之间竞争条件的不平等，在这种不平等政策支配下的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同样成为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主要的原因之一；第四，对中小企业、对一些民营企业，*没有提供必须的保护和扶持政策，实际上置这些企业于非常虚弱的市场地位，造成不同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加大。
缺乏完备的打击、遏制违法非法收入的政策
从现实情况来看，在中国，对违法非法收入的打击是相对微弱的：一方面从总体上看打击违法非法收入的*政策是不全面的、缺乏周密的覆盖性和连续性，某些已经制定出来的政策，也由于缺乏有权威的程序规定和监督，致使政策效力受到极大的限制，另一方面，从*政策对不同类型违法非法收入的打击力度和严密程度上看，*政策对一般形式的涉及财产侵夺的刑事犯罪的打击要远远超过对于以*官员或特权阶层贪污腐败为核心的违法非法收入类型的打击，因而在贪污腐败猖獗的情况下，这种相对较轻的惩罚和不周密的法网由于不足以遏制犯罪的势头，成为困扰人们的越来越严重的问题。
10、影响
证券市场
着眼于短期供求总量均衡的收入总量调控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来进行，因而收入总量调控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传导对证券市场产生影响。000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即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农民收入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增加，企业留利增加，国家财政在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步下降，从而导致了我国民间金融资产大幅度增加，并具有相当规模。随着收入分配格局的进一步完善，这种增加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由于社会积累资金向民众倾斜，向社会分散，这部分资金必然要寻找出路，或者储蓄，或者投资。由于资金分散，直接的实业投资很难普遍进行，大部分投资须借助于金融市场来实现。民间金融资产的增大、社会总积累向社会分配的趋向，将导致储蓄增加，同时增加证券市场需求，促进证券市场规模的发展和价格水平的逐步提高。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