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
郑玄(127年8月29日-200年),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曾入太学攻《京氏易》、《公羊春秋》及《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张恭祖学《古文尚书》、《周礼》和《左传》等,最后从马融学古文经。
中文名:郑玄
别名:郑康成、郑司农
出生地: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
出生日期:公元127年8月29日
逝世日期:公元200年
1、人物简介
郑玄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省高密县)人。生于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年),卒于东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郑玄是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他遍注儒家经典,以毕生精力整理古代文化遗产,使经学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他对儒家经典的注释,长期被封建统治者作为官方教材,收入九经、十三经注疏中,对于儒家文化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的流传作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
2、早年经历
郑玄
郑玄的家世本来比较显赫。其远祖名叫郑国,字子徒,是孔子的弟子,其后世封为朐(qu渠)山侯。郑玄的八世祖郑崇,字子游。为高密大族,西汉哀帝时官至尚书仆射,《汉书》中有传。郑崇为人刚直不阿,很受哀帝的信任和重用,常与宦官、幸臣董贤等作斗争,后来佞臣诬陷,惨死狱中。到了郑玄出生时,郑氏家族已经败落了,他的祖父郑明、父亲郑谨,都没有出仕,只在乡间务农,家中生活也比较贫寒。
郑玄自幼无资聪颖,又性喜读书,勤奋好学。他从小学习书数之学,到八九岁时就精通加减乘除的算术,不但一般的大人比不过他,即便是读书人,不专门学习书数者也赶不上他。到了十二三岁,他就能诵读和讲述《诗》、《书》、《易》、《礼记》、《春秋》这儒家“五经”了。同时,他还喜欢钻研天文学,并掌握了“占候”、“风角”、“隐术”等一些以气象、风向的变化而推测吉凶的方术。郑玄自少年时就一心向学,确立了学习经学的志向,终日沉湎于书卷中,孜孜以求。他不尚虚荣,天性务实,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十一二岁的时候,他曾随母亲到外祖家做客,当时客人很多,在座的十位客人都衣著华美,打扮得焕然一新,一个个言语清爽,夸夸其谈,显得很有地位和派头。唯独郑玄默默地坐在一旁,似乎身份和才学都赶不上人家。其母见状,感到面上无光,便暗地督促他出头露面,显露点才华,表现点阔绰和神气。郑玄却不以为然,说这些庸俗的场面“非我所志,不在所愿也”。
郑玄16岁的时候,不但精通儒家经典,详熟古代典制,而且通晓谶纬方术之学,又能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当地声名远播,被大家称为神童。当时朝廷的统治者相信灾异、符瑞之说,把各种自然灾害视为上天对人类的惩罚和警告;而把自然界罕见的一些现象,如禾生双穗、珍禽异兽出现等,看作上天对人们的奖励和对“政治清明”的赞赏。为了证明统治者的行为符合天意,朝廷便鼓励地方官府将“符瑞”逐级上报,借以神化和歌颂封建统治,麻痹人民。但当时的吏治已经坏透了,州、县官吏大都是白囗,写文章也难以象个样子。这一年民间有人献瑞,不同的两棵秧长到一起结了一个瓜,称为“嘉瓜”;一枝禾稻结了两个稻穗,谓之“嘉禾”。县里要讨好上级,就将“符瑞”的情况写成公文并加上颂辞上报,无奈官吏鄙陋无文,写的东西实在拿不出手,只好请神童郑玄来改写。郑玄写好了公文,又写两篇颂辞,倍受县吏的赏识。郡守认为郑玄是少有的奇才,不愧神童之名,后来亲自为他主持了冠礼(男子20岁时为表示成年而举行的加冠典礼)。
郑玄对术数之学的研究也很有心得,成名很早。据《玄别传》记载,郑玄17岁时,有一天正在家读书,忽见刮起了大风,他根据自己掌握的一些方术来推算,预测到某日、某时、某地将要发生火灾。于是,他立即到县府去报告,让*早做准备。到了某日某时,某地果然发生了火灾,但由于早有准备,并没酿成大害。这件事不胜而走,郑玄又被当地视为“异人”。
3、主要成就
经学家
我国两汉时期,经学最为昌盛。西汉时今文经学盛行,当时立于学官的五经十四博士,全是今文经学。西汉末年古文经学逐渐兴起,东汉则是古文经学兴起、抗争,直至超过今文经学的时期。郑玄以古文经学为生,兼采今文经学之长,融会为一,而形成郑学。郑学盛行,是经学史上承先启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郑玄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后汉书·郑玄传》说: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凡百余万言。事实上,郑玄遍注群经,远远不止这些,这里仅列举了主要部分。据清儒郑珍考证统计,郑玄的著述共约有60种之多。郑玄在《戒子益恩书》中说,他致力于经学,是为了“述先圣之玄意,思整百家之不齐”。即是说,他的目的在于阐述儒家思想,使之发扬光大。历史地看,郑玄注经的成就是相当高的,他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后汉书》本传总结郑玄的经学成就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改漏失,择善而从,自是学者略知所归。”这一评价是符合实际的。郑玄最大的功绩是编辑、注释了“三礼”。汉代《礼经》只凭师授而无注解,马融也只注了《丧服》经、传,“三礼”这个名称虽然是马融、卢植提出来的,但却是从郑玄分别为《周礼》、《仪礼》、《礼记》作注之后,才确定下来的。《礼记》49篇的选辑本得以独立成书,也始自郑玄。“三礼”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渊薮,是十分宝贵的历史文献,但其中很多记载我们是很难直接由原文中弄清楚的,所以郑注是不可或缺的。郑注在帮助我们弄明白“三礼”的内容方面,以及在订正经文的错谬方面,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而且郑玄在解释经文时,又补充了许多经文之外的材料,大大丰富了文献的内容。这些材料在当时肯定是有文献或师说可据的,而今已大多亡佚,有赖郑注而得保存其若干,这也是郑注的一件大功劳。又由于郑玄作注博综古今,广洽精详,兼采异说,若能详加条分缕析,弄清其源流,对于后人研究汉代的学术史,亦将大有裨益。郑玄对礼义的阐发,也为我们研究汉代的政治思想史,留下了一份很有价值的遗产。另外如研究古代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等,都离不开郑注。尤其是今天考释地下发掘的先秦以至地下的文物,郑玄的《三礼注》更是必须依靠的重要文献。总的看,郑玄遍注群经,而对“三礼”用力最深,取得的成就也最高。其《三礼注》遂为后世治礼学者所宗,孔颖达甚至说“礼是郑学”,这无异说礼是郑学的精髓和主干。自古以来研究郑宫礼学的著作浩如烟海,并分为“中郑”、“驳郑”两派,这正说明郑玄礼学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清初大学者顾炎武有《述古诗》称赞郑玄说:“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顾氏是从不轻易赞颂古人的,但却对郑玄称扬备至,由此也可见郑玄礼学成就之大、影响之深。
现存的《毛诗笺》也是郑注中的力作。笺与注释不同,笺是宗一家之说而又有所引申发明。郑笺以《毛诗故训传》为主,《毛诗》讲的简略之处,便加以补充,有不同的见解,则另加标明,即“若有不同,便下己意”(郑玄语),实际上也是融会今古经,兼采三家诗说。《诗经》在史学上与文学上都属极重要的一部经典,但由于时代久远,其中许多内容我们今天已经不易理解了。若要真正读懂它,非借助前人的注释不可,而郑笺正是最好的古注本,是《诗经》研究的第一个里程碑。郑笺的成就是多方面的,简括地说,一是对《诗》义的理解较为深刻和符合原意;二是花大力气点明诗的象征特性,突现诗的文学意味;三是在文字、音韵、训诂、博物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就。汉人传诗有齐。鲁、韩、毛四家,但前三家诗相继亡佚,《毛诗》在魏晋以后盛行,郑玄作笺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郑玄所注群经,经过长时期的流传,现在保存在《十三经注疏》中的,尚存四部,那就是《毛诗笺》与《三礼注》。在《十三经注疏》中,也以这四部注最为渊博详明,明显优于其他各家。宋人刘克庄有《杂咏一百首·郑司农》称赞《毛诗笺》说:“新笺传后学,古诗在先儒。不拟狂年少,灯前骂老奴。”宋人尊郑玄者不多,但《毛诗笺》的成就却是谁也抹杀不了的。郑玄注《易》,用的是费氏古文,他把象、象与经文合在一起,并在其前面加上“象曰”、“彖曰”字样,以与经文相区分。郑氏易学兼采义理、象数之说。在象数学方面,除用互卦、消息等方法外,还力主五行生成说与交辰说。在义理方面,多采三礼的观点,据礼以证易道广大,凡涉及嫁娶、祭把、朝聘等项,所注皆与礼经所说相合,这一特点与后来易学义理派的治易特点相通。郑玄所注古文费氏《易》流行,今文经的施、孟、梁邱三家《易》便废止了,后世王弼、韩康伯注《易》都用郑玄本,孔颖达《五经正义》即采用王、韩注本,通行至今。郑玄所注《尚书》用的是古文,但与马融不同,也兼采今文。郑注的《古文尚书》流行,”今文经的欧阳与大小夏侯三家《尚书》”便散失了。至于《春秋》,郑玄本“欲注《春秋传》”,后因与服虔观点多相同,故未成之,但著有驳难公羊家何休的《发墨守》、《针膏盲》、《起废疾》,表明其扬左氏抑公羊的态度。郑学于魏晋南北朝时极受重视。这也是以后《左传》大兴的一个原因。此外,郑玄还注释过汉代律令。《晋书·刑法志》记载,秦汉旧律诸儒章句十有余家,魏明帝曾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采用余家。郑玄还注过《孝经》与《论语》,都有较大影响。至于他注释纬书,并用纬书解经,无论对纬书本身,还是对经今文学、古文学、训诂学,也都是有贡献的。总之,郑玄以其丰富的著述创立了“郑学”,破除了过去今古文经学的家法,初步统一了今古文经学,使经学进入了一统时代,对经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整理学家
郑玄毕生隐居不仕,以整理古籍为职志。他能不拘门户之见,博采众家之长,几乎整理了前此的儒家全部重要经典,其数目达60余种。他进行的这项古籍整理工作,包括校勘文字,训释词语,钩玄提要,著为目录,其成就是显赫的。他不愧为卓越的古籍整理学家。首先看郑玄的校讎学成就。郑玄注经,不仅兼录异文,考订疑误,而且致力于考镜源流,厘析篇帙。所以,精擅于校除学的清人段玉裁,曾在《经义杂记序》中称赞郑玄成校讎学千古之大业。今人张舜徽先生著有《郑氏校讎学发微》,认为郑玄的校”学成就表现在如下12个方面:一是辨章六艺,即明辨六经之体用;二是注述旧典,理查群书;三是条理礼书,使之部秩井然;四是叙次篇目,在目录学方面有突出创见;五是广罗异本,比较异同,细心仇对;六是择善而从,不拘于师法家法和今古文;七是博综众说,舍短取长,不以先入者为主;八是求同存异,自申己见;九是考辨遗编,审定真伪;十是校正错简;十一是补脱订伪;十二是审音定字。凡此种种,已大抵涉及到了校讎学的各个方面,后世有志于以整理古籍为务者,皆以郑玄所为作为楷式。中华文化渊远流长,古籍浩如烟海,整理古籍是研究传统文化与历史的必需,而校讎之学,又是古籍整理方面的一门专业学问。郑玄的校讎学成就,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校讎学的内容,其功实不可没。其次看郑玄对训诂学的贡献。中国训诂学的起源甚早,而训诂学的成熟发展,则是汉代的事,汉人的训诂学成就,又以郑玄为最。所谓训诂学,也就是用语言解释语言,郑玄遍注群经,其内容几乎包括了后世训诂学所涉及的全部:包括释词、释句旨、说语源、说通假、注音读、说修辞、说制度、解名物、释方言、校勘文字、分析语法等等。而郑玄所采用的训诂方式,如直训,义界、推因等方法及传统的义训、形训、声训等,亦已相当完备。郑玄注经所用的训诂术语也相当丰富,如:犹,者…也…,所以一也,谓,谓一也,喻,亦,言,…貌,…之辞,…曰…,…为…,谓之,发声,若,之属,所以,之言,属,然,声误,假借,之谓,语助,…之声,当作,当为,今文,故书,古今字,古文,互言,音,读,读若,读如,之言,读曰,读为,读当为,或作等等,皆为后世所沿用,其体例十分严密。总的看来,郑注群经为后世之训诂学起到了导源的作用,大有发几起例之功,实为中国训诂学之起源。此外,郑玄对古音韵学与古词汇学的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郑玄有探索古音的创始之功:一是他第一次明确指出了“声类”和“音类”,并注意发挥其在注释中的作用;二是分析了二者的不同点:大抵发音部位相同的叫做“声类”,收音部位相同的叫做“音类”,凡是“声类”、“音类”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必相同或相近。这在音韵学上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关于词汇学方面,郑玄总结和发展前人的研究成果,在注经过程中对词的诸多义项和用法进行全面训释,从而巩固了先秦以来词义发展的成果。春秋战国时文化空前繁荣,经典史籍所用之词达到了极大丰富,但是作为词的记录的单字,数量却并未增加多少,词汇的丰富性主要是通过一词多义表现出来的,即是说,词在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引申义与假借义。许慎的《说文解字》主要在于明辨字的本义,正本清源,功绩巨大,但很少涉及引申、假借问题。郑玄则重在阐述词的引申义与假借义,并揭示出了一些客观规律。由此看来,郑玄的功绩已可与许慎相媲美,对词汇学的发展有杰出贡献。
思想家
郑玄不仅是一位经学家与古籍整理学家一他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至少在汉代是一位重要的思想家。先说郑玄的哲学思想。由于历史的时代的局限,郑玄存在著神学迷信思想,认为有人格化的天神存在,它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和最高主宰。如其《尚书五行传注》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其政道则神怒,神怒则材失性,不为民用。其它变异皆属珍,珍亦神怒,凡神怒者,日月五星即见适于天矣。一事失,则逆人之心,人心道则怨,木、金、水、火、土气为之伤,伤则冲胜来乘珍之,于是神怒、人怨将为祸乱。故五行先见变异以谴告人……这种天人感应的谴告说,不外乎宣扬君权神授,神化君主。他还进一步认为,如果君主的行为符合天神的意志,就会由上天降下种种嘉瑞、符瑞以示隆兴;反之,若君主过天,上天则会降下种种灾异以示警告。由此进一步推论,则人的生死、贵贱、贫富、祸福都是由天命决定的,所以应该恭顺天命,服从封建统治。另一方面,他还神化阴阳、五行,用阴阳气的盛衰解说事物的变化,以君子属阳,小人属阴,社会之所以乱,乃是阴气过盛即小人当道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是成体系的,并非偶然的提及。当然,这些思想并未超出汉代“天人合一”唯心论思想的范畴,很少有郑玄个人的发明。但他遍注群经,将这些思想融于对经文的解释之中,而且其中又进行了一些系统化的工作,这就将唯心主义神学哲学进一步发扬光大了。总的看,郑玄的哲学思想并不是进步的,但也未尝不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另一方面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和对自己命运的信心,只要按照天意——实际是某种客观规律——办事,就有可能招致好的结果。随著社会的发展,对今天来说,它当然早就丧失了任何积极意义,只有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了。再说郑玄的政治思想。与其神学唯心主义的哲学观相联系,郑玄在政治上是保
守和正统的,他认为封建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恒不变的,符合天意的,因而积极维护封建统治的*集权制,反对地方割据*。从这一点出发,他极力宣扬忠君思想,强调地方眼从*,地方要以“顺道”来事奉君主。他认为,人臣为君而死就是尽忠,是义、勇兼备的行为,而正直、刚克、柔克三德,为人臣者必须具备其一。应该说,郑玄对汉室是忠心的,对军阀割据是痛心的,他在注释群经时总是神化君主,要求地方诸侯服从君主,把封国的财富贡献给天子。他注《周易》与《周礼》,常常寄托自己君贤臣忠的政治理想,而在笺注《毛诗》中,又寄托自己感伤时事之情,这也说明他向往从前、反对现实乱世的态度。另一方面,他还积极宣传孝道,用孝道来为忠君思想眼务。要求人们像事奉父母一样事奉君主,像尊重长兄一样尊重各级封建统治者。总的看,郑玄是一位笃信儒家思想的正统学者,他理想中的政治面貌,应当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严守等级秩序,使政治稳定,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所有这些,当然也没有多少郑玄个人的东西,而是传统儒家思想对他熏陶而形成的。但郑玄遍诠群经,已把这些政治思想说成是经典的本义和万古永恒的常则,这对于儒家传统思想的传播,当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今天看来,郑玄的政治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没有什么积极意义。但是,历史地看,郑玄的政治思想在当时还是知识分子中普遍认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和广大民众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
教育家
郑玄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教育家之一。《后汉书·郑玄传》称“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家贫,客耕东莱,学徒相随已数百千人”。又记其60岁时,“弟子河内赵商等自远方至者数千”。由此可见,郑玄当时私门讲学,极一时之盛。其弟子众多,几遍全国各地,见载于《郑志》、《郑记》与史传者,著名的就有河内赵商、清河崔琰、清河王经、乐安国渊、乐安任嘏、北海张逸、鲁国刘琰、汝南程秉、北海孙干、山阳郗虑、南阳许慈等等。他的学生有的成了大官,有的成了著名的学者,《后汉书》本传说:其门人山阳郗虑至御史大夫,东莱王基、清河崔琰著名于世。又乐安国渊、任嘏,时并童幼,玄称渊为国器,嘏有道德,其余亦多所鉴拔,皆如其言。看来,郑玄有知人之能,求学者不远千里投到他的门下,也都能确有所得。人称郑玄“著书满家,从学数万”(《经学史》)恐怕不是虚言,他的弟子总数当不会少于万人。据后人辑佚的《郑志》和《郑记》记载,郑玄在进行教学时,注意采取问难和启发的方式,师徒们锲而不舍,切磋琢磨,治学态度十分严谨。《食旧堂丛书》中《论语郑注》记下了这样一个故事:《论语》评《诗经》有“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话,郑玄注曰:“乐得淑女,以为君子之好仇,不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夫妇之道。不得此人,不为减伤其爱也。”但是,郑玄在给《毛序》是以“《关睢》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作笺时却说:“哀盖字之误也,当为‘衷’,衷谓中心恕之,无伤善之心,谓好逑也。”这引起了弟子刘琰的怀疑:注《论语》以“哀”释之,注《毛序》又解作“衷”字之误,为何前后不一致呢?郑玄赞赏刘琰的用心思考,他回答说:“《论语注》人间行久,义或宜然,故不复定,以遗后说。”就是说,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拿不准的就不强作结论,以免遗害后人。博闻、阙疑,慎言其余,郑玄不仅治学如此,也教育学生要如此。《食旧堂丛书·郑志》记有郑玄与弟子赵商的一段对话,是由《诗·商颂·长发》的序文引起的。《毛序》说:“《长发》,大礻帝也。”郑玄笺曰:“大衤帝,郊祭天也。”这中间牵涉到很复杂的祭礼问题,赵商引古籍不同意郑玄的解释,郑玄在进行了一番说明后批评弟子说:“探意太过,得无诬乎!”在与赵商的另一次谈话时也说:“天下之事,以前验后,其不合者,何可悉情?是故,悉信亦非,不信亦非。”从这些师徒间切磋时的随意性谈话中可以看出,郑玄教育学生是很注意问难式、启发式和因材施教的,这是对我国大教育家孔子的传统的继承和进一步发展。而其教育方面的突出成就,又促进了其学说的传播,终得大行于世。总的看,郑玄以其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是一位空前的经学大师。从唐代起,其所注的《诗》、《三礼》即被视为儒家经典的标准注本,收人九经。宋代又把它列入十三经注疏,长期作为官方教材。直到今天,仍是古经典的权威注本。因之,郑玄在经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是十分重要的。
4、历史评价
郑玄
马融:诗书礼乐皆东矣。
范晔: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王父豫章君(范宁)每考先儒经训,而长于玄,常以为仲尼之门不能过也。及传授生徒,并专以郑氏家法云。
玄定义乖,褒修礼缺。孔书遂明,汉章中辍。
陈元靓:汉传六季,艺文乖舛。实生纯儒,克明大典。斈徒既盛,师道益显。疏爵昌夜,允章积善。
5、相关人物
儿子
郑益恩是大经学家郑玄的独生子,他死时妻子正身怀有孕。《后汉书·张曹郑列传》载“玄唯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举为孝廉;及融为黄巾所围,益恩赴难损身。有遗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孙子
郑小同(约194年─258年以后),字子真(《高贵乡公纪集解》)北海国高密人,三国魏时期人物。东汉经学家郑玄之孙,其父益恩(早死于黄巾之乱)。
6、墓地祠堂
郑玄
郑玄墓位于高密县双羊镇郑公后店村。墓高6米。墓前15米处有郑公祠,始建于东汉末年,历经唐、清、民国多次重修。祠砖石结构,三开间,三面围墙,东开门,名“通德门”。祠前有古柏,传为郑玄所植。祠侧原有石碑多块,今存其二。郑玄墓与郑公祠是省级重点文物古迹保护区。
7、人物结局
郑玄
郑玄不受征召,最初是领著学生们隐居在不其城南山里,进行注经和讲学活动。由于黄巾起义,天下大乱,后来终至粮食断绝,无法维持下去了,只好与学生们痛哭一场,分手各奔前程了。
献帝初平二年(191年),黄巾军攻占青州,郑玄在高密也待不下去了,便逃到徐州避乱。徐州牧陶谦曾大破黄巾军,境内比较安定,他听得郑玄到来,极为欢迎,以师友之礼相接待。郑玄把自己安顿在南城之山栖迟岩下的一所石屋里,很少出头露面,仍然夜以继日,孜孜不倦地研究儒家经典,注释《孝经》。
郑玄在徐州住了五六年,当时孔融为北海相,对郑玄特别尊崇,他一面为郑玄修葺故居庭院,一面再三派人敦请郑玄回郡。建安元年(196年),郑玄便从徐州返回高密。据《后汉书》本传记载,郑玄在回高密的路上曾遇到大批黄巾军,但他们却对郑玄十分尊重:“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黄巾军尊重士人,这在历史上是有记载的,而郑玄是一位真正的名士,在颠沛流离中非礼不动,也是他能够获得黄巾军尊重的原因。据《后汉纪·献纪》,高密一县,竟未受黄巾抄掠,郑玄以自己的人格和名望保护了乡梓。回到高密后,孔融待之甚厚,告诉手下僚属称之为郑君,不得直呼其名。这样,郑玄在70岁时算是结束了背井离乡的流亡生恬,他老当益壮,仍终日精研经典,博稽六艺,并时常睹览秘书纬术。可就在这一年,他竟又惨遭人伦大变,经受了老年丧子之痛。他只有一个儿子,名叫益恩,23岁时被北海相孔融举为孝廉。这一年春夏之间,袁绍之子袁谭率黄巾降兵攻北海,围孔融于都昌(今山东昌邑),情势万分紧急。益忍受父命率家兵前去营救,结果反被围杀,时年仅27岁。益恩死后,生有遗腹子,郑玄因其手文与自己相似,取名叫小同。
献帝建安五年(200年),郑玄已经74岁了,饱经沧桑,身体常觉不适。这年春天,他梦见孔子对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巴。”(《后汉书》本传)这一年是农历庚辰年,即龙年,而来年是辛巳年,也就是蛇年,旧说龙、蛇之年对圣贤不利。所以他醒来后很不高兴,认为自己当不久于人世了。这一年,袁绍与曹操的大军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会战。袁绍为壮声势,争取民心和士望,叫袁谭逼迫郑玄随军,郑玄无奈,只好抱病而行。走到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境),病势加重,不能再走了,同年六月病逝于该县。病重和临危之时,他还在注释《周易》。郑玄死时正处于大战乱之际,所以葬礼从简,但自郡守以下的官员和受业弟子也有一千多人糸衰糸至(披麻戴孝)送葬。最初葬于剧东(今山东益都境内),后又归葬于高密县西北50里刘宗山下的厉阜。现在此地仍存有唐代墓碑和郑玄祠庙,距此不远,则是孔融当年给他立的“郑公乡”。郑玄的学生们十分景仰这位老师,为了纪念恩师的教诲,他们像孔门弟子为纪念孔子而编辑《论语》一样,也把郑玄平时和弟子们问答五经的言论编辑为《郑志》,共有8篇。总括郑玄的一生,是为整理古代文化遗产而鞠躬尽瘁的一生,是献身学术与教育的一生,他身上集中了正派知识分子不慕权势、死守善道、忧民敬业等众多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