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南

荆南（924年—963年）又称南平、北楚，高季兴所建，是中国古代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权之一。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高季兴任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受后唐封为南平王，建都荆州（今湖北江陵），史称荆南或南平。后唐天成四年（929年），高季兴死，后唐明宗追封他为楚王，故南平又称北楚。其子高从诲（高从海）继立，后经高保融、高保勖，直到高继冲时，于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向宋纳地归降。

1、简述

荆南（924年—963年）又称南平、北楚，高季兴所建，是中国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权之一，以荆州为都城。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高季兴任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受后唐封为南平王，建都荆州（今湖北江陵），史称荆南或南平。后唐灭前蜀以后，高季兴得到了归、峡二州。后唐天成四年（929年），高季兴死，后唐明宗追封他为楚王，故南平又称北楚。其子高从诲（高从海）继立，后经高保融、高保勖，到高继冲时，于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年）纳地归降。

2、历代君王

高季兴高从诲高保融高保勖高继冲

3、朝代名人

梁震倪可福鲍唐王保义梁延嗣齐己

4、历史

荆南立国

高季兴（858一928年），字贻孙，本名季昌，避后唐庄宗祖父李国昌讳，改名季兴。季兴初为亲兵，朱全忠镇宣武期间，季昌成为其魔下牙军将领之一，能骑善射，并担任制军使，后迁毅勇指挥使。自此，季昌以元从身份追随朱全忠，征战四方，屡立战功。季昌成名于唐昭宗天复二年（902）的汁岐之战。天复元年（901）十一月，岐王李茂贞与宦官韩全诲等人挟持唐昭宗入凤翔，矫诏征兵天下，讨伐朱全忠。次年，岐军大败。天复三年（903）正月，朱全忠迎唐昭宗还京，高季昌旋被唐廷授以迎妾勇毅功臣、检校大司空、行宋州刺史，得以成为朱全忠控制地方的得力干将之一。汴岐之战后，高季昌又“从梁祖平青州，改知宿州事，迁颖州防御使，梁祖令复姓高氏”。天复三年（903）九月，高季昌知宿州事，迁颖州防御使。后梁开平元年（907年），高季兴任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到任后，招集流亡，民渐复业，又收用一些文武官作辅佐，暗中准备割据。后唐同光二年（924年）受后唐封为南平王，建都荆州（今湖北江陵），史称荆南或南平。后唐灭前蜀以后，高季兴得到了归、峡二州。他本欲夺取夔、忠、万等州，终不敌后唐而作罢。后唐天成四年（929年），高季兴死，后唐明宗追封他为楚王，故南平又称北楚。

为政举措

高季兴统治高氏荆南期间，采取保境安民的国策。首先是招抚流移，发展上产。唐末荆南地区战无宁日，经济凋弊，人口锐减。高季昌入据荆南之初，江陵已是井邑废毁，间里萧条，人户稀疏。高季昌招辑流散，流民归复，荆南步入战后重建阶段。在推行正常的恢复经济的举措之外，季昌常借江陵处于南北交通要道这一特殊地理位置之便，征收过往商旅，以资

高季兴

国用，即使是南方诸国入贡，途经江陵，也往往将其贡物掠为已有；其次是网罗人才，从善如流。高季昌虽出身仆隶，起于行伍，却也深知人才对于保全高氏荆南的重要意义，所谓“王虽武人，颇折节好宾客”，故极力延揽才俊，聘请高明。文士之外，季兴对武将亦颇器重，倪可福、鲍唐、王保义、梁延嗣等皆是季兴网罗而致。如倪可福、梁延嗣原为梁将，季兴惜才，将其揽入高氏荆南，分别委以重任。另外，还以姻亲方式相笼络，如倪可福之子知进即娶季兴之女为妇，且结之以恩信。高从诲在位期间，对高氏荆南的治理之功，突出表现于调整高氏荆南的对外政策方面。高从诲开始确立以“事大称臣”为核心的外交原则，且奉中原王朝正朔的同时，服从于南方诸国大多实行保境安民国策的总体形势，广泛交结南唐、后蜀、马楚等政权，由是兵旅不兴、边境无虞，高氏荆南从此步入和平稳定局面。高从诲重用人才，一如其父，对幕僚皆待以宾主之礼。在对外政策上，高从诲开始奉行“事大以保其国”。和交好邻道的双重主张。就其时形势而言，中朝无疑是相邻政权中实力最为强大的政治实体，因而顺理成章地成为从诲“事大”政策的目标。从诲在位期间，高氏荆南长时期称臣于中朝，并竭力保持与中朝间的臣属关系。扛着奉事中朝的大旗，高氏荆南亦未忽视与其他*的交往，而是主动与相邻政权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与吴、南唐、马楚和后蜀间鲜有战事发生。

走向衰亡

高从诲之后，高氏荆南又历三主，分别是高保融、高保易与高继冲。其时，中原政局已发生较大变化，后周、北宋相继而兴，*集权较之此前明显有所加强，统一的因素渐次增长。这种外在客观环境的变化，对于高氏荆南国策的制订与实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高氏荆南政权内部来看，高氏后三主之中，惟保融尚能格守前人之志，力保荆南政局稳定，继续保持高从诲以来的局面。保易之后，治军御民皆无良法，终于陷入庸碌无为之境，高氏荆南国势不如从前，其灭亡已为时不远。北宋建隆四年（963年）亡国，由高季兴担任节度使至荆南亡国，前后历五十七年。

5、疆域

荆南统治范围包括今湖北的江陵、*一带。

6、政治

高氏荆南在其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因受制于其时特定的政治、军事环境，从未称帝，而一直以藩镇自居，故在其独立的小王国之内，藩镇*占据主导位。然而，较之唐末藩镇而言，高氏荆南割据性更强，自主权更大，即便是藩属中朝、称臣于吴、南唐，亦不过是借此以庇护自身，免遭灭顶之灾而已。而在藩镇*之外，高氏荆南的政治亦不乏王国*的色彩，尽管这种特征并不明显，且被藩镇*所主导，也始终未达到成熟*的地步，但其已然有所显现，并作为藩镇*的补充而长期存在。就此而言，高氏荆南在政治上具有典型的双轨制特点，实际上与马楚、吴越政权并无本质差别。

7、军事

高氏荆南的兵制脱胎于唐末五代的藩镇兵制，其藩镇兵体系并不完整，仍以亲军和牙军为精锐之师。兵种包括水军、马军和步军，尤以水军力量最为强大，是内外战争中的主力军；马军与步军虽有设置，但并非主要的野战部队。高氏荆南的军事实力，迭经发展，军事防御能力逐步增强，军队规模至入宋时已达30000余人。

8、经济

高季昌入据荆南之初，即招辑流散，致力于恢复本地经济。在此基础上，高氏荆南又采取了兴修水利和发展商贸的措施，旨在促进经济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先看水利工程的修建。高氏荆南兴修的水利工程，以高氏堤最为知名。.高氏荆南对商税颇为倚重，高从诲甚至因商旅不至，而主动恢复与后汉的臣属关系，，这是高氏荆南以商立国的最好证据。据史籍零星记载，高氏荆南推动商贸发展的措施，可归纳为如下几点:其一，改善交通条件。江陵地当南北交往、东西贯通的中心位置，交通条件极为优越。高氏荆南亦充分利用此点，大力发展商贸。高氏荆南曾开凿槽河日，以沟通江陵与汉江间的航运路线，使交通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商旅自此即可沿汉江直接抵达江陵城，有利于贸易的顺利开展。其二，扩建江陵城。前面已经提到，高氏荆南出于加强江陵防卫能力的目的，曾多次扩建江陵城，江陵城市规模随之明显扩大。由于坊市制度已然崩溃，故而江陵城市空间的拓展，为商业交换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舞台，亦更加便利于商人驻足和从事贸易。

高氏荆南采取的发展经济的各项举措，提升了本地的经济水平与实力，其具体表现为草市镇的增加与人口的增长。高氏荆南统治期间，除江陵这座最主要的城镇外，江汉平原地区还有不少草市镇，既有沿袭前代而有所发展者，亦有此时新增者，其总体数量较之前代应略有增多。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南地区，自唐末以来人口的升降几经反复。唐朝末年，荆州是唐军和农民军激烈作战的地区之一，战祸惨烈，人口锐减。高季昌入主荆南之后，“招辑流散，流民归复”，又诱使后梁军队迁入，江陵“由是兵众渐多”。本地区人口重新呈现出恢复、发展的势头。高氏荆南的后继者亦能踵其成法，保境安民，发展经济，致使人口持续增长。入宋之时，高氏荆南荆、归、峡3州17县计有142300户。

9、对外交往

高氏荆南外交的立足点在于事大政策，亦即尊崇中原王朝，此点与南方未曾称帝建国的诸政权，普遍执行此种政策，颇相一致。但与其他政权相比，高氏荆南自始至终都保留藩镇*，从未公开实施王国*，故其事大政策更为突出。虽然其间事大政策屡有中断，但为时不是太长，总体上来讲，事大政策是高氏荆南立国的根本性政策，特别是后周以后，迫于中原政权力量的日益强大，高氏荆南推行事大政策尤为用力。事大政策的具体内涵即称臣于中朝，奉其命令，修其职贡。中原政权既视之为藩臣，亦不时加官授爵于高氏五主。凭借事大政策所包含的政治象征意义，高氏荆南得以抗衡吴、南唐、楚，有利于自全其境。高氏荆南的外交方略中，并非惟有奉事中朝的内容。在其发展历程中，高氏荆南亦能采取保境息民政策，注重与南方诸国形成睦邻关系。高氏荆南所推行的睦邻策略，有其特定的内容，独具特色，所发挥的作用也极为明显。高氏荆南的睦邻政策，是依据自身所处的特定环境而做出的外交选择。其介于诸国之间，面临的生存威胁也最为严重，尤其是当荆南与中朝关系陷入僵局时，妥善处理与邻国间的关系，利用与其交好的邻邦以牵制中朝的进攻，无疑是捍卫自身安全的有效手段。大致说来，高氏荆南睦邻政策的内容，主要包括下述三点：首先是交结、依附南方强国。在南方诸国中，割据于淮南与两川的吴、南唐与前后蜀，实力最为雄强，这四个前后相继兴起的政权，均与中朝对峙。有鉴于此，高氏荆南在与中朝交恶时，往往将其外交触角伸展至淮南与两川政权。其次是拉拢、结盟于楚。最后是交好南汉、闽与吴越。此三国并不与荆南接壤，但荆南仍与其有所交往。南汉、闽、吴越与荆南的友好关系，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朝贡之路而建立。正是基于朝贡之路的特殊地理位置，荆南得以与上述三国保持较为密切的往来。

10、帝王世系

11、五代十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