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侃

皇侃(488～545)，一作皇儡，其字不详，吴郡(郡治在今江苏苏州市)人。南朝梁儒家学者，经学家。

名称：皇侃

又名：皇儡

所处时代：南朝梁

出生地：吴郡(郡治在今江苏苏州市)

出生时间：488

去世时间：545

身份：儒家学者，经学家

1、人物简介

相关文献

皇侃是青州刺史皇象的九世孙。自幼好学，受教于名儒贺塌。他致力儒学，潜心钻研，尽得贺所长，尤其精通《三礼》、《孝经》、《论语》。梁初任园子助教，以经学传授弟子。从学者数百人撰《礼记讲疏》五十卷，书成后献奏朝廷，被收入皇家图书馆，不久奉召入寿光殿讲解《礼记》，受到梁武帝萧衍的赞赏，拜为员外散骑侍郎，兼助教如故。事母至孝，平时每日坚持默诵《孝经》二十遍，以此比拟为《观世音经》。后以母丧还乡。武帝大同十一年，因患心疾而死，时年五十八岁。他的著作，共有两部：一部是《论语义疏》（《梁书》本传称《论语义》），共十卷。爰自东汉以来，郑玄以《鲁论》为主，并参考《齐论八》、《古论》作注。魏正始中，吏部尚书何晏集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之说，并参加自己的观点，为《论语集解》卷。此后，郑玄、何晏两家均立于虽散佚已久，但可略见于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辑有《礼记皇氏义疏》四卷。唐朝初年，此书尚存。唐贞观中，太宗调令孔颖达等修《礼记正义》，便以皇氏为本，以北朝名儒熊安生《礼记义疏》补所不足。孔颖达曾指出，皇氏虽章句详正，稍嫌繁杂面广，既遵照郑玄，又常不合郑义，如同落叶不归其根。然而能摭采众家，词富理博，使说《礼》之家，钻研不尽。如同依山铸铜，煮海为盐那样没有穷尽。正如其所料，影响所及，除孔氏之外，宋人卫的《礼记集说》、清人孙希旦的《礼记集解》，都是在此基础上写成的。既有所继承和借鉴，也有所提高。清人皮锡瑞曾指出：“如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此南朝经疏之仅存于今者，即此可见一时风尚”。对手《礼记义疏》，皮氏则认为，有关这方面的大家，北朝有熊安生，南朝为皇侃。以二人相较，则皇侃为胜。

2、社会贡献

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关于《论语》的注释性著作有四部书最为重要。一是魏何晏等编纂的《论语集解》，它是两汉、三国时期经学家研究《论语》的结晶；二是梁皇侃的《论语义疏》，它囊括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家对《论语》的发挥；三是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它是两宋时期理学家《论语》精义的荟粹；四是清刘宝楠的《论语正义》，集清代考据学《论语》研究成果之大成。上述四部《论语》注释代表了《论语》研究的四个阶段，同时也代表了四种研究方法，是我们现代研究《论语》基本资料。虽然也有后来者居上，后出注疏吸收前人注释成就的现象，但就这四部书而言，特征鲜明，风格各异，完全可以并行不悖，难以取此舍彼。

上述四部书都曾风行一时，在现代的景遇却大不相同。何晏《论语集解》依托《十三经注疏》流行，刊本众多；朱熹《论语集注》随《四书章句集注》的不断再版而广泛流行；刘宝楠《论语正义》则被誉《论语》注释中最好的著作而倍受青睐，不断有新版问世。可能是因为长期散轶国外的缘故，皇侃《论语义疏》除在乾隆时期一度引起争议外，长期受人冷落。现今*学术界经常使用的《丛书集成初编》本《论语集解义疏》，源自《知不足斋丛书》，《知不足斋丛书》本则是日本根本逊志本的翻版。

3、《论语义疏》

相关文献

《论语义疏》，又称作《论语疏》、《论语集解义疏》，作者皇侃（488-545），南朝梁代人，其事迹收入《梁书》和《南史》。

从《隋书经籍志》罗列的书目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论语》相关典籍有数十种之多，题名《论语义疏》的书籍即有数种，皇侃《论语义疏》只是其中之一，随着时代变迁，这些典籍多已亡佚，据史书记载，皇侃《论语义疏》一直流传到北宋时代，至邢昺《论语注疏》（又名《论语正义》）出现后，《论语义疏》渐受冷落，约南宋时代在中国本土失传，南宋之后，中国历代学者只闻“皇疏”名，不见“皇疏”书，向往数百年而不可得。

幸好日本留存了这部珍贵的《论语义疏》，据日本古代书目记载，《论语义疏》应在隋唐时期流入日本，以多种抄本传世，千余年来传抄过程中，不断揉入其他《论语》注疏本文字，风貌渐与古版大相径庭。《论语义疏》在日本的流传过程非常复杂，坊间有多种中日文献学者的著述可供参考，此处不赘。

1750年，日本学者根本逊志根据足利学校藏本校订刻印了十卷《论语注疏》，1770年前后，浙江仁和人汪鹏东渡日本访书，购得根本逊志版以归，由此开启了“皇疏”重返中国本土的序幕，至今在中国流传的都是这个引起争议的根本逊志版。

根本逊志校订《论语义疏》，参照邢昺《论语注疏》重排了版式，并更动增减了部分文字，错漏甚多，因此传回中国后，引起部分学者的困惑，疑其为伪作，后经杨守敬等知名学者亲至日本寻访，对照古抄本，证实根本逊志版为真本。

1887-1888年间，为证实根本逊志版的真伪，清朝驻日公使徐光祖奉朝廷命与日本外务大臣井上馨联系，商借足利学校所藏《论语义疏》，经过几度书信往还磋商，费时数月，后任驻日公使黎庶昌与后任外务大臣伊藤博文商定，由足利学校誊抄，公使馆派员前往校对。此事完成后，黎庶昌亲书条幅赠与足利学校。遗憾的是，此官方抄本不知所踪，下落如何待考。

1923年，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根据多种古抄本重新校订了一个新版本，复原古本编排格式，更改了根本逊志版的错误，由大阪怀德堂刊行后，公认这个怀德堂版较为完善，是至今最接近古代原版的版本，究与在中国流传的根本逊志版有哪些不同？中华书局的新版《论语义疏》即将上架，热心者可拭目以待。

4、后世研究

相关文献

由于根本逊志本自身的缺点，皇疏传到中国后一度引起了学者的怀疑。孙志祖《读书脞录》卷二指出：“皇侃《论语义疏》十卷，当南宋时已佚，故朱子未之见。近始与《古文孝经孔传》，并得之*中。尝取二书衡量之，则《孔传》赝而皇疏似真也。其中佚文遗事，若管仲夺邑之伯氏名偃、公冶长辨雀语、张石虎难夷齐之类，洵足以资多识而广异闻也。且所采旧说数十家，标新领异，非唐以后人所能伪撰。然经文与今本多异，其合于史书征引者，固可择善而从，而流传既久，亦容有彼国人之窜改。如‘子行三军则谁与’，《释文》云：‘与，皇音余’。而今本《义疏》云：‘若行三军，必当与己’。是仍读如字，而不音‘余’也。‘子温而厉’，《释文》云：‘皇本作君子’。今《义疏》本仍作‘子’。吾不能无疑焉。好古之士，当分别观之，而不徒震为异域之秘书，斯可矣”。除个别的学者如江藩、丁晏、郑献甫等坚决予以排斥，认为是日本人伪造外，清代学者大多是在这种半信半疑的思想指导下，开始了对皇疏的研究的。翟灏《四书考异》、卢文弨《经典释文考异》、陈鱣《论语古训》、武亿《群经义证》、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都是在参考了《论语义疏》的基础上写成的。

陈澧所著《东塾读书记》卷二《论语》条，多处引用《义疏》，并加以评论。有称赞皇疏最为精确之处；有指责《皇疏》迂腐不通之处；有关于皇侃深于礼学而《义疏》却略于礼制的困惑；结论为“今世所传皇疏未必皆真”。据说陈澧批校本《皇疏》尚存中山大学图书馆，有眉批三十多处，或评断疏义，或校对文字，结论多公允，对我们重新校勘皇疏当仍有参考价值。

乾隆四十六年（1781），吴骞以知不足斋本《皇疏》与《七经孟子考文补遗》相校勘，参考师友之间的议论，在加上自己的研究心得，撰成《皇氏论语义疏参订》十卷。前有序及例言，论述涉及唐宋以前经籍多有别本、《皇疏》避讳、经文不同之处、分章不同之处、皇音之有无等问题，正文则就经文、注文、疏文分别予以校订，兼及注释、考证。其中经注部分多以《释文》及《七经孟子考文补遗》校对，可参考之处不多。疏文则无所参照，依靠理校为主，是该书最具特色之处。所引考证有朱型家、卢文弨、胡景栻、陈鱣等诸家，以朱家型、卢文弨最多。考订极为精细，是研究《义疏》最好的参考资料。《参订》没有正式刊本，只有稿本流传，上有周志祖、周耕厓按语。据高桥均《论语义疏参订校勘记》，吴骞《义疏参订》有两种传本，一是藤冢邻借抄伦哲如藏本，出自民国年间职业抄手，字迹清晰，但校勘不精；一为仓石武四郎据孙人和藏本誊抄油印，为初稿本，多留修改痕迹。《续修四库全书》本是据日本东京大学藏藤冢邻抄本影印。

《汉魏遗书抄》王谟辑、凃象渊校《论语义疏》一卷，其实不是辑本，也是一篇研究性著作。前附自序言“谟按朱氏《经义考》于此书亦云未见，而近时乃有刻本。乾隆辛亥，予署南昌学事，有同学喻君出示此书，前未有序，亦不载刻书人姓名，不知其所自得也。予考陆氏《释文》引皇本章句，间有不同。因取是书校勘其章句，增减与鲁、古论本固多不同，而体亦近今。如说之为悦、知之为智、道之为导、孙之为逊。此则皇本流俗所失，亭林所谓久变于魏晋以下之附录也。因为抄出，其字句不同者凡一百八十三条”。乾隆辛亥，当为乾隆五十九年(1791)。据所收录皇侃序中“于何集无妨者”，“妨”误为“好”，可以断定为根本逊志本系统，很可能也是知不足斋本。所考内容主要为经注与传统本子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