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的意思是在书房里记录奇异的故事。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为494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有极高的艺术成就。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文言短篇小说的巅峰之作。
1、内容介绍
聊斋志异
在文学史上，它是一部着名短篇小说集。全书共491篇，内容十分广泛，多谈狐、仙、鬼、妖，以此来概括当时的社会关系，反映了17世纪中国的社会面貌。蒲松龄的同乡好友王士祯则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时)。”士祯对《聊斋志异》甚为喜爱，给予极高评价，并为其作评点，甚至欲以五百两黄金购《聊斋志异》之手稿而不可得。但此书也有不合常理之处如：《医术》中载：“有病伤寒者，言症求方。张适醉，误以疟剂予之。醒而悟，不敢以告人。三日后有盛仪造门而谢者，问之，则伤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根据现代医学，伤寒最忌腹泻。
《聊斋志异》完成于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在蒲松龄生前多以抄本流传，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第一次由赵起杲在浙江严州刻印。
据说作者蒲松龄在写这部《聊斋志异》时，专门在家门口开了一家茶馆。请喝茶的人给他讲故事，讲过后可不付茶钱，听完之后再作修改写到书里面去，写成此书。
书中写的是一个花妖鬼狐的世界，写得最美最动人的是那些人与狐妖、人与鬼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纯真爱情的篇章。
2、创作背景
蒲松龄一生贫困潦倒，但这样的经历恰好对他创作《聊斋志异》这样的文学巨着十分有利。他个人科场蹭蹬的不幸固然可悲，但他却由此而对科考制度有了深切的体验，从而促使他把满腔孤愤倾注在自己的创作中，将揭露和抨击科举弊端作为《聊斋》的重要内容，并塑造出一系列栩栩如生的应试士子形象。
聊斋志异
三十多年的农村教书先生生活对他的创作也极为有利：一方面东家毕际有的石隐园里有林泉之胜可以陶冶性情，丰富的藏书可供他研习学问，丰富知识；另一方面又使他有较为充裕的时间和恰当的机会搜集民间传说，整理加工聊斋故事。
他去南方一年的幕僚生活也为创作《聊斋志异》作了一定准备。南方的自然山水和风俗民情开阔了他的眼界，幕僚的身份使他有机会接触社会各阶层人物，特别是官僚缙绅和下层歌妓，为他在《聊斋》中塑造各种官僚豪绅和众多女性形象打下重要基础。
此外，蒲松龄从小就喜爱民间文学，喜好搜集民间奇闻异事。他不仅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艺术营养，而且直接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进行加工创造。这是他采用充满奇幻色彩的花妖狐魅故事来反映现实的重要原因。
3、作者简介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小说家，字留仙，号柳泉，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出身于一个逐渐败落的地主家庭，书香世家，但功名不显。父蒲盘弃学经商，然广读经史，学识渊博。蒲松龄19岁时，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颇有文名，但以后屡试不中。20岁时，与同乡学友王鹿瞻、李希梅、张笃庆等人结“郢中诗社”。后家贫，应邀到李希梅家读书。31～32岁时，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好友孙蕙邀请，到江苏扬州府宝应县做幕宾。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离乡南游，对其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南方的自然山水、风俗民情、官场的腐败、人民的痛苦，他都深有体验。还结交了一些南方下层歌女。北归后，以到缙绅家设馆为生，主人家藏书丰富，使他得以广泛涉猎。71岁撤帐归家，过了一段饮酒作诗、闲暇自娱的生活。一生热衷科举，却不得志，71岁时才补了一个岁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体验。加之自幼喜欢民间文学，广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闻异事，吸取创作营养，熔铸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出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以花妖狐魅的幻想故事，反映现实生活，寄托了作者的理想。除《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4卷，诗集6卷；杂着《省身语录》、《怀刑录》等多种；戏曲3种，通俗俚曲14种。经人搜集编定为《蒲松龄集》。
4、思想内容
《聊斋志异》中的优秀作品，反映了广阔的现实生活，提出许多重要的社会问题，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态度。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
连城
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如《婴宁》、《莲香》、《香玉》都在没有恋爱*的当时写出了青年男女*相爱的故事。篇中的男女主角不顾封建礼教的约束，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大胆地追求心爱的人，并都获得了幸福的结局。如《香玉》中的黄生在劳山下清宫中爱上了白牡丹花妖香玉，不幸花被他人移去，他日日临穴哭吊，终于感动花神使香玉复生宫中。《莲香》中的女鬼李氏热爱桑生，使桑生害了重病，当她不得不忍痛分手之后，却“愤不归墓，随风漾泊”，终于游至张家，借尸还魂，和桑生结成了美满姻缘。在《小谢》中，作者更写出男女双方经过一段*接触逐步发展了爱情的故事。女鬼秋容、小谢和陶生开始只是师友相处。后来陶生因事入狱，秋容、小谢为之奔走相救，秋容被城隍祠黑判抢去，也得到陶生的搭救。他们在与黑暗*的斗争中彼此互助，发展了爱情，才结为夫妇。这在男女被绝对禁止社交的封建社会中，几乎是不可想像的事。
封建婚姻的决定权操在父母之手。可是这些作品中的青年男女，他们*地相爱，*地结合，和封建婚姻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充满幻想的故事，无疑是现实爱情生活中新生因素的集中和升华，真切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憧憬和渴望。
描写爱情主题的另一些作品，揭露了封建社会对青年男女爱情生活的种种阻碍，表现了他们的反抗斗争。《鸦头》、《细侯》、《连城》、《宦娘》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作品。
《鸦头》中的狐女鸦头是一个敢于反抗家长淫威的女性形象。《细侯》则揭露了富商大贾对青年幸福的破坏和妓女细侯的激烈反抗行动。《连城》写乔生和连城争取*婚姻的斗争，尤为曲折动人。史孝廉征诗择婿，乔生的诗得到女儿连城的喜爱，史却以乔生家贫而不许婚。乔生深感连城知己。后连城病死，乔生前往临吊，一恸而绝。他在阴间找到连城，并在好友顾生的帮助下，被准许还魂，二人相携回到里门：
连城曰：“重生后，惧有反复。请索妾骸骨来，妾以君家生，当无悔也。”生然之。偕归生家。女惕惕若不能步，生伫待之。女曰：“妾至此，四肢摇摇，似无所主。志恐不遂，尚宜审谋，不然，生后何能*?”相将入侧厢中。嘿定少时，连城笑曰：“君憎妾耶?”生惊问其故。赧然曰：“恐事不谐，重负君矣。请先以鬼报也。”生喜，极尽欢恋。因徘徊不敢遽生，寄厢中者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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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节充分暴露了封建社会的沉重压力，也突出表现了二人争取*婚姻的坚决斗争。这篇作品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它提出了一种新的爱情观点，即知己之爱。它比之向来“郎才女貌”的爱情，有更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聊斋志异》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抨击科举制度的腐败。作者饱含感情地揭露了科举制度埋没人才的罪恶。《叶生》中的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却屡试不中，郁闷而死。最后只能让自己的鬼魂帮助一个邑令之子考中举人，“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作者指出科举埋没人才的原因，即考官都是“乐正师旷、司库和峤”(《于去恶》)之流，不是眼瞎，便是爱钱。《素秋》、《神女》、《阿宝》等篇都暗示了科举考试的贿赂公行；《司文郎》、《于去恶》等篇则有力地抨击了考官的有目无珠。《司文郎》的讽刺尤为辛辣尖刻。作品写一个能从烧成灰的文章中嗅出其好坏的瞎和尚，在嗅过王生的文章后说：“君初法大家，虽未逼真，亦近似矣。我适受之以脾。”再嗅余杭生的文章，则咳逆数声曰：“勿再投矣!格格而不能下，强受之以鬲；再焚，则作恶矣。”可是榜发之后，余杭生高中，而王落第。和尚闻讯叹道：“仆虽盲于目，而不盲于鼻；帘中人并鼻盲矣!”《于去恶》进一步揭出了这些考官鼻目双盲的底：“得志诸公，目不睹坟典，不过少年持敲门砖，猎取功名，门既开，则弃去；再司簿书十余年，即文学士，胸中尚有字耶?”庸俗利禄之徒以八股文为敲门砖，在猎取功名、掌握文柄之后，再大量录取凡庸之士。正是在这种恶性循环里，“陋劣幸进而英雄失志”就成为一种必然现象了。
作者对科举制度的抨击，虽然只限于揭露其弊端，还没有认识到这种制度的反动本质是为统治阶级选拔忠实的奴才，从而象后来的吴敬梓那样，根本否定这一制度。但他对那些只以功名利禄为念而醉心科举的人物，是有所认识和批判的。如《王子安》中的王子安，在考试之后的醉卧中，梦见自己中了进士，殿试为翰林，便“自念不可不出耀乡里”，于是大呼长班，长班稍稍来迟，他便骤起扑打，结果摔倒在地。作者用这个醉梦的境界有力地嘲笑了这类士子。《续黄粱》中的曾孝廉在高捷南宫之后，听见术士说他有宰相之分，便兴高采烈地说：“某为宰相时，推张年丈作南抚，家中表为参、游，我家老苍头亦得小千把，于愿足矣。”后来在梦中作了宰相，却变成一个无恶不作的权奸。作者最后也用地狱惩罚了他，并说：“闻作宰相而忻然于中者，必非喜其鞠躬尽瘁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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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作者对那些不肯向科举制度低头、不屑“易面目图荣耀”的士子，则给予热情的赞扬。《贾奉雉》中的贾奉雉“才名冠一时，而试辄不售”。后来他“戏于落卷中集其羽冗泛滥不可告人之句，连缀成文”，“竟中经魁”。可是当他回头来看这些文章时，却“一读一汗”，自觉无颜见人，终于“遁为丘山”而去。
贾奉雉的入山，说明作者对科举制度的绝望，却还找不到当时士子离开科举之后的出路。这在《罗刹海市》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罗刹国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而形貌又是以丑为美。十四岁便有文名而又面目姣好的马骥在这里被看作“怪物”。与罗刹国相反，在作者所幻想的“海市”里，马骥被视为“贤才”、“文学士”，得到龙君的赏识，拜驸马都尉，名噪四海。作者于篇末悲叹道：“花面逢迎，世情如鬼。……彼陵阳痴子将抱连城玉向何处哭也?呜呼!显荣富贵，当于蜃楼海市中求之耳!”正说明这幻想的破灭。
《聊斋志异》的再一重要主题，是揭露现实政治的腐败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这类作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具有更高的思想价值。
《促织》是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压榨人民十分典型的一篇。由于皇帝爱斗蟋蟀，以及地方官的媚上邀宠，胥吏的借端勒索，遂至“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成名一家便是这无数受害家庭中的一个。成名因为买不起应征的蟋蟀，受尽官府的杖责，奄奄待毙。后来历尽艰辛，捕得一头，却不幸又被儿子不小心弄死：
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包灰死，大骂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覆算耳!”儿涕而出。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
这就是“天子偶用一物”造成的悲剧。后来成名的儿子复活，魂灵化为一只轻捷善斗的蟋蟀，才挽救了一家被毁灭的命运。这只蟋蟀献入宫中后，得到皇帝欢心，抚臣受名马衣缎之赐，县宰也以“卓异”上闻。这不仅进一步揭露了封建压榨的残酷，也充分说明了那些官僚是怎样飞黄腾达的。
另一篇作品《席方平》则揭露了封建官府的暗无天日，人民在这里含冤莫伸。作品写诚朴的席廉得罪富豪羊某，为羊死后买通冥间的狱吏旁掠而死。席方平代父伸冤，魂赴冥司告状，可是从城隍到郡司直至冥王都受了羊某的贿赂，不仅冤屈莫伸，反遭种种毒刑。作品虽写幽冥，显然是影射人世。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封建社会的各级官府没有任何是非曲直，钱就是理。正如灌口二郎判词所说：“金光盖地，因使阎摩殿上尽是阴霾；铜臭熏天，遂教枉死城中全无日月。”如果说《促织》表明了封建统治机构——各级官府是为皇帝掠夺人民服务的工具，那么《席方平》便表明了它同样也是为地主豪绅欺压人民服务的工具。
此外，《聊斋志异》还在不少作品里揭露了贪官蠹役、土豪劣绅种种压迫人民的暴行。《潞令》中的潞令“贪暴不仁，催科尤酷”，到任不过百天，便杖杀58人。《梅女》中的典史为了三百钱的贿赂，便诬人为奸，逼出人命。《梦狼》写世上的贪官都是“牙齿谗谗”的老虎，蠹役都是吃人血肉的狼，在他们大吃大嚼下，出现了“白骨如山”的惨像。土豪劣绅也和贪官蠹役一样横行霸道。他们的牛践踏了别人的地，还要串通官府把别人关进监牢(《成仙》)；因为争夺一个妓女，便随便打死人(《向杲》)。他们看上别人的东西，可以“举付健仆，策马竟去”(《石清虚》)；看中了别人的妻子，就公然闯入人家抢劫(《红玉》)。作者通过这一幅幅画面真实地揭露出了封建社会“强梁世界”的本相。
《聊斋志异》不仅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残暴，而且热情地歌颂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塑造了一系列富有反抗性的人物形象。席方平是一个突出的代表。他为了伸冤，从城隍到冥王，层层上告，不肯罢休；受到械梏、笞打、火床、锯解种种毒刑，仍不屈服；两次被押送还阳，又都逃回去，直到冤屈昭雪为止。席方平这种“大冤未伸，寸心不死”的顽强斗争精神，表现了对压迫者的刻骨仇恨。也反映了我国人民传统的高贵品质。《向杲》中向杲的化虎报仇也表现了同样的精神。尤为可贵的是作者塑造了许多反抗的女性形象，如梅女、侠女、商三官等。商三官的形象尤为突出。她为了给父亲报仇，竟女扮男装学做优伶，终于在仇人诞辰，登场作戏，手刃了仇人。
聊斋志异
揭露统治阶级人物灵魂的丑恶，歌颂人民道德情操的高尚，也是《聊斋志异》重要主题之一。《考弊司》、《公孙夏》都暴露了统治阶级的虚伪面目。考弊司司主虚肚鬼王实际正以割髀肉勒*赂，堂下却立着“礼义廉耻”的碑碣。某贵官以五千缗卖出一个官缺，却勉励买者做官要“清廉谨慎”。《窦氏》则揭露了统治阶级人物的卑鄙残忍。地主南三复诱骗了农女窦氏，生下孩子后却不承认，窦父大怒，弃儿扑女。
女夜亡，视弃儿犹活，遂抱以奔南。款关而告阍者曰：“但得主人一言，我可不死。彼即不念我，宁不念儿耶?”阍人具以达南，南戒勿纳。女倚户悲啼，五更始不复闻。质明视之，女抱儿坐僵矣。
这种灭绝人性的残酷行为，正表现了地主阶级的本性。
歌颂人民高尚道德品质的作品更多。如《娇娜》写真诚的友谊，《崔猛》写打抱不平，《宦娘》写成人之美，都和统治阶级人物道德的堕落形成鲜明的对比。其中许多形象都优美动人。
除了上述重要主题外，《聊斋志异》还有一些有意义的篇章。如《颜氏》写孤女颜氏女扮男装，参加科举考试，中进士而官至御史，大大超过了丈夫的才能，表现了作者的*思想。《画皮》、《黑兽》等则是具有教育意义的寓言。《画皮》教人要透过外貌看到本质；《黑兽》说明面对强暴决不可延颈受死，对封建社会被宰割的人民有一定启发意义。《贾儿》塑造了一个有胆量、有智谋、勇于同恶事物斗争的儿童形象，可作为儿童文学作品读。《偷桃》、《口技》描写了当时卓越的民间技艺，表现了我国人民高度的艺术创造才能。
5、艺术成就
《聊斋志异》在艺术上代表着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它博采中国历代文言短篇小说以及史传文学艺术精华，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造奇设幻，描绘鬼狐世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
“用传奇法，而以志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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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聊斋志异虽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屈，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中国小说史略》）。这里明确指出了《聊斋志异》一书而兼志怪、传奇二体的特色。“用传奇法，而以志怪”，不能简单理解为“用传奇的笔法，去表现志怪的题材”，其实，蒲松龄对志怪传统和传奇笔法，既有继承又有超越。
1、《聊斋》对志怪题材的继承和发展
六朝志怪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发明神道之不诬”，内容荒诞无稽，情节简略、单调，艺术粗糙平板；《聊斋》虽然也写花妖狐魅的怪异题材，但为的是曲折反映社会现实，抒发自己内心“孤愤”，在内容的深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的志怪、传奇。
2、《聊斋》对传奇笔法的继承和超越
鲁迅认为，唐传奇“虽尚不离于搜奇记异，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可见，唐传奇比之六朝志怪，除了题材内容的发展之外，特别是在艺术上的超越。从情节结构上，它从六朝志怪的“粗陈梗概”发展到丰富曲折、首尾完整的故事；在语言文字上，从志怪的简率古朴、粗糙平板发展到文辞华丽、形象生动；在表现手法上，从六朝志怪单调平板的如实记述发展为“尽设幻语”的委婉叙写。
《聊斋》对传奇笔法的超越
《聊斋》除了对唐代传奇情节曲折、叙写委婉、文辞华丽等特点的继承，有又对其的超越，具体表现在：一是从故事体到人物体，注重塑造形象；二是善用环境、心理、等多种手法写人；三是具有明显的诗化倾向。
情节离奇曲折，富于变化
《聊斋》每叙一事。力避平铺直叙，尽量做到有起伏、有变化、有高潮、有余韵，一步一折，变化无穷；故事情节力避平淡无奇，尽量做到奇幻多姿，迷离惝恍，奇中有曲，曲中有奇。曲是情节的复杂性，奇是情节的虚幻性，曲而不失自然，奇而不离真实，这是《聊斋志异》艺术力量之所在。
手法多样，塑造形象
1、赋予花妖狐魅形象以“物的自然性”和“人的社会性”。
《聊斋志异》所写鬼狐花妖，作家一方面赋予它们以人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又保持它们某种自然性，写得狐有狐形，鬼有鬼态，从而显得牛趣盎然。如虎精苗生的粗犷(《苗生》)，牡丹精葛巾的芳香(《葛巾》)，蠹鱼精素秋的善读书(《素秋》)，鼠精阿纤的善积粟(《陶纤》)，蜂精绿衣少女的细腰(《绿衣女》)。这就不仅使人物性格特点突出，而且使读者有鲜明的形象感受。
2、通过主要特征和生动细节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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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刻画人物时，或通过人物的声容笑貌和内心活动，或通过生物、准确的细节，往往寥寥数笔，便能形神兼备。例如写婴宁，作家抓住她爱笑、爱花两个特征，加以反复渲染，于是她的天真无邪的性格便跃然纸上。王子服初见她时，她“拈梅花一枝，华容绝代，笑容可掬”。以后她便在各种笑声中出现：或“含笑拈花"，或“嗤笑不已”，或“掩其口，笑不可遏"，或大笑、纵笑、狂笑，或忍笑、浓笑、憨笑。每一笑又都与拈花、簪花、攀花、种花的行为相配合。作家写婴宁这两个特征，正是为了突出她蔑视世俗礼教，敢于按自己的意志和感情行事，热爱生活，热爱美好事物，痛恨丑恶行为的性格。花，是大自然的美，笑，是人间的美，她兼而爱之，作家在她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此外像小翠的顽皮(《小翠》)，小谢的调皮(《小谢》，青凤的庄重(《青风》)，孙子楚的痴情(《阿宝》)，乔生的真溅(《连城》)，杨万石的懦弱(《马介甫》)，贾儿的机智(《贾儿》)无不生动真实，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3、善用环境描写映衬人物。
比如《婴宁》，处处用优美的自然环境来衬托人物：村外的“丛花杂讨”，门箭的丝柳垂荫，墙内的“桃杏、修竹”，门前的夹道红花，窗下的海棠繁叶，庭中的豆棚瓜架，使得人物与环境十分和谐，相得益彰。婴宁是狐精所生，鬼母所养，从小远离尘世，没有被人间污浊熏染。作家用一系列清新雅洁的环境来衬托人物的生活，是具有象征与寄托意义的。
《聊斋志异》的语言既具有文言文的简练典雅，又不失小说语言的生动形象。例如写冯相如见红玉自墙上来窥一段：“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在如此简短的语言中，描写了人物的外貌、心理和动作，表现了少女情窦初启时的娇态和冯相如的执着、热烈的爱。语言精粹而内含丰富，不仅熔铸了古文语言的精粹，同时还吸收了民间文学和群众口语乃至方言的精华。又如《镜听》中写郑家兄弟赴考之后，妯娌人正冒暑在厨房做饭。“忽有报骑蹙门，报大郑捷。母入厨唤大妇日：‘大男中试炙，汝可凉凉去’，次妇忿恻。泣且炊。俄又有报二郑捷者。次妇力掷饼杖而起。曰：‘侬也凉凉去。”这里的“汝可凉凉去”，“侬也凉凉去”，都是口头语，用在这里，突出了郑母与次妇的性格，十分生动，如闻其声。《聊斋志异》人物语言的个性化特征，也十分突出。例如《翩翩》，写翩翩与花城娘子两位少妇调笑：“一日，有少妇笑入，目：‘翩翩小鬼头快活死!薛姑子好梦，几时做得?’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日：‘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方呜之，睡却矣。’”这里把古语、俚语，熔铸成生动活泼的对话，逼真地表现了人物的音容笑貌。《聊斋志异》在语言的运用上，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它使文言语汇产生活力，生动活泼地表现了现实生活。
6、作品点评
蒲松龄的同乡好友王士祯则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时)。”士祯对《聊斋志异》甚为喜爱，给予极高评价，并为其作评点，甚至欲以五百两黄金购《聊斋志异》之手稿而不可得。但此书也有不合常理之处如：《医术》中载：“有病伤寒者，言症求方。张适醉，误以疟剂予之。醒而悟，不敢以告人。三日后有盛仪造门而谢者，问之，则伤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根据现代医学，伤寒最忌腹泻。
纪晓岚：“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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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聊斋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情酌理，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顽愚。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醒，更为有关世教之书。”
陈廷机《聊斋志异》序：“亦以空前绝后之作，使唐人见之，自当把臂入林，后来作者，宜其搁笔耳。”
鲁迅评：“《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该弦，别叙崎人异行，出于幻灭，顿入人间；偶叙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是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
鲁迅从12岁就读这部书，1921年在《唐传奇体传记(下)》中写道：“清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亦颇学唐人传奇文字，而立意则近于六朝之志怪，其时鲜见古书，故读者诧为新颖，盛行于时，至今不绝。”
张爱玲早期以婚姻家庭为题材的作品也明显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她在散文《天才梦》中说：“直到现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郭沫若评价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老舍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莫言曾说他的文学创作受《聊斋志异》影响很大，“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其实，不独莫言，许多文学大师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
7、版本信息
半部手稿本
（辽宁省图书馆藏）
《聊斋志异》为蒲氏一生得心血所萃。作者从青壮年时代，就从事资料得搜集和写作，正如他的挚友唐梦赉在序言中所说的：“于制艺举业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由于作者广泛取材，于是“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从稿本所记故事情节的时间（最晚时间是清康熙四十六年的《夏雪》《化男》篇，蒲氏时年67岁）和稿本修改情况分析（除个别篇章、条目有修改外，其余大部分是誊写工整的），当是作者晚年最后的修订稿本。所以，他的儿子蒲箬等所作的祭文都说：“暮年着《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小说插画
本书除《考城隍》篇首行标有“聊斋志异一卷“外，其余各册各页都没有卷次，由于稿本的历次重装和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致使本书卷数颇为混乱，如蒲立德在序中称16卷，蒲箬等“祭父文”和张元所作“墓表”均称八卷。蒲箬、蒲立德等是他的子孙，并还共同生活过一段时期，他们对前辈写作情况，应该是十分了解的，并且还目睹和长期保存了这一手稿，为什么对原稿卷数的提法，如此莫衷一是？这只能从稿子的原装和改装，以及我国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去理解。因此，为尊重作者和原稿实际情况，本书称“不分卷”是比较恰当的。
本稿曾经王士祯批评。淄川人王培荀对王氏评阅经过作过介绍：“《志异》未尽脱稿时，王渔洋先生士祯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见《乡园忆旧录》）至于王渔洋书评的价值如何？过去就有不同的看法，如涪陵冯镇峦说：“此书评语亦只循常，未甚搔着痛痒处，聊斋固不以渔洋重也。”（见《读聊斋杂说》）尽管如此，以渔洋先生当时在文坛所处的地位而言，有他的书评，无疑能增加《聊斋》在我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这部手稿能保存下来，也有它一段曲折而又艰辛的过程。稿成后，由于蒲氏家道贫寒，后裔也“无力梓成”，一直藏在家中，亲朋好友（如唐梦赉、济南朱氏等）都曾向他借抄过，后来，越传越广，竟到了“人竟传写，远迩借求”的程度。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莱阳人赵杲刻《聊斋志异》，就是据传抄本刊刻的。后来传至同治年间，蒲氏七世孙蒲价人（字硕庵），将稿本带往东北沈阳，其子英灏后供职清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中，曾将半部手稿借给依克唐阿阅读，依克唐阿因事赴京城不幸染病身故，又适值当时遽遭庚子八国联军侵华之乱，致使其所带去的半部手稿失亡。民国廿三年（1934年）《北平晨报》曾报道过如下消息：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图书馆藏有蒲留仙《聊斋志异》原稿46卷。这是否就是那亡佚的半部手稿呢？可惜一直未能得到进一步证实。尚存的半部手稿传至民国蒲氏后裔蒲文珊，除《聊斋行乐图》（长六丈）被其叔父蒲英芳变卖外，原稿在
1948年东北西丰解放后，当地人民*县长刘伯涛同志下乡检查土改工作时，蒲文珊乃将此手稿交给他转赠我*文化部，归北京图书馆收藏，后又转交辽宁省图书馆珍藏至今。
全书共分八册，共四百页，除三篇序文外，尚收文237篇（重《猪婆龙》篇，《木雕美人》篇有文无题），除《牛同人》残篇外，其余各篇均散见于各种刊本、手抄本及补遗本中。本书是研究《聊斋志异》的第一手材料，从原稿可见作者的构思和修改的思想发展过程，同时也可校正各种刊印本的讹夺，具有重要的文学艺术价值。
本书在民国廿二年（1933年），曾为伪满袁金铠，用珂椤版选印了其中24篇，书名《选印聊斋志异原稿》，后附有史锡华的校勘记一卷。建国后，为了继承和发扬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5年据半部原稿影印出版。
康熙抄本（残）
（山东博物馆藏）
聊斋志异小说插画
这是直接据手稿本过录的本子，分册情况、篇目次序，与手稿本全同。
文中避康熙讳，不避雍正、乾隆讳，纸张变黑发脆，显系康熙间抄本。很可能是蒲氏生前朱缃家据手稿本过录的。
此本今存四整册，另两残册，共250篇。与现存半部手稿本重复者两册，即第一册、第三册（首篇为《酒虫》）。这样，在手稿本仅存半部的情况下，我们便可以窥见手稿本四分之三的原貌，有较大的校勘价值，对考察手稿本的分卷问题，也有益处。
铸雪斋抄本
乾隆十六年历城张氏铸雪斋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这是现存较完整的早期抄本之一。抄者是历城张希杰，字汉张，号练塘，铸雪斋是他的斋名。他原籍浙江萧山，落籍历城。少有才华，曾受业于泰安赵国麟。由于屡试都名落孙山，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历尽艰辛，曾撰“铸雪斋赋”，以发泄其功名不就、郁郁不得志的悲愤。这个本子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晚年据朱氏本抄录的。
历城朱氏（也有称济南朱氏），是清初名宦朱宏祚、朱纲的家族，朱缃与蒲松龄关系密切，在诗词上时相唱和，蒲氏本人还亲自到过朱府。朱氏早期曾有过《聊斋志异》的抄本，后来亡佚。雍正元年，朱氏又通过张元的儿子张作哲（字仲明）借得原稿抄录了一个本子，书中有署名“殿春亭主人跋”，详记此书抄写经过。张希杰与朱氏后裔关系也不错，能借到抄本过录那是很自然的。
由于朱氏抄本源出手稿，在稿本仅存半部、朱氏抄本又亡佚的情况下，它无疑是研究《聊斋志异》的重要参考资料。卷首除有原稿三篇序外，还有渔洋老人王士祯、昆仑外史张笃庆、橡村居士朱缃、练塘渔人张希杰以及寄庐氏董元度等的题辞，卷末附有殿春亭主人跋和张氏自跋。全书共分12卷，收文488篇，其中有目缺文14篇，比原稿增补了近一倍，也较后来的赵氏青柯亭刻本多出49篇，在文字和各篇的编排次序上，与稿本基本一致。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据此本影印出版。
二十四卷抄本
旧抄本二十四卷本（山东人民出版社藏）
此书是佚名氏抄写的二十四卷本。在早期流传的抄本中，只有八卷、十二卷和十六卷本，未见有二十四卷本。这个抄本是1962年在淄博市周村附近首次发现的。全书收文474篇，在文字和篇目上，与铸雪斋抄本比较，均有不同。文中避乾隆帝“弘”字讳，另据其它材料推断，这个手抄本可能抄于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间，也不排除是清道光同治年间据乾隆本过录，确切的抄写时间，尚待进一步考证确定。由于它是一个珍贵难得的抄本，为研究《聊斋志异》，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1980年由山东齐鲁书社胶版影印出版。
黄炎熙选抄本
乾隆黄炎熙选抄本（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本书亦为早期传抄本之一。扉页左题：淄川蒲留仙先生着，中篆书大字款：聊斋志异。右下题：榕城黄氏选尤。原书共分12卷，现存卷一、卷三至十一共10卷，每卷目录下均署：“古闽黄炎熙斯辉氏订”九字，据说此书原为山阴谢桐生收藏，咸丰年间携书入川。内有《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三篇为他本所无。
清初抄本《异史》
这是《聊斋志异》的一个别书名。《聊斋志异》究竟有没有别名？据青柯亭本“刻聊斋志异例言”记载：“本编初稿名鬼狐传。后先生入棘闱，狐鬼群集，挥之不去。以意揣之，盖耻禹鼎之曲传，惧轩辕之毕照也。归乃增益他条，名之曰志异”。可能，从初名“鬼狐传”到定名“聊斋志异”，这其中还有一个过程。
原书不少篇章后有“异史氏曰”，这是蒲松龄的自称。如在“张诚”篇后有：“异史氏曰：‘余听此事至终，涕凡数堕。。’冯镇峦评曰：‘柳泉善堕，柳泉至性为之也。。’”但《异史》是否真是《志异》别名。现尚无确凿证据。
本书封面左题：“康熙巳未”；中题：“异史”；右下题：“聊斋焚余存稿”。各卷卷端书名均题“异史”。前有康熙己未紫霞道人高珩序，首句题：“史而曰异。。”。继有壬戌唐梦赉序及聊斋自序、高凤翰跋。卷末有王士祯、张笃庆、朱缃题诗。
全书分18卷，收文484篇，虽较张氏铸雪斋抄本少数篇，但该本有目缺文14篇，此本独全。文中胤、真，皆避讳缺笔。原书解放后由北京中国书店购得，后下落不明。
青柯亭刻本
乾隆三十一年赵起杲青柯亭刻本（山东省图书馆等藏）
此书乃现存最早的刊本，但它距作者蒲松龄殁后已整整半个世纪。初刻者为赵起杲（字清曜，山东莱阳人），续刻乃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其时赵清曜官浙江睦州州判，采集了郑方坤（字荔芗，闽人，曾官兖州、沂州知府）、周季和（闽人，曾肄业于济南泺源书院）等人收藏的抄本编排刻印。然工未竣而赵氏病故，其弟臯亭邀鲍廷博继其业始成。原据底本为16卷，经过选辑厘为12卷，后来赵氏又感未能窥全豹为憾，“再阅其余，爱莫能舍，遂续刻之”。最后，仍刻为16卷。可能由于这个原故，致使该本与稿本、铸雪斋印本，在全书目次编排上，有较大的变动。
全书共收文425篇（比铸雪斋本少49篇，但可补其缺者5篇），篇目虽然不算完整，然而重要的名篇，都已囊括在内。在文字上，与稿本相比，个别地方虽有差异，但总的来说，仍不失其原意，基本相同。因是初刻，对《聊斋志异》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致使后来的各种印本，纷纷据以评、注和翻刻。就青柯亭本而言，前后经过几次修改翻刻，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本子，且较容易混淆，现将几种版本举例如下：
（一）青柯亭初刻本。本书扉页上款题：“淄川蒲留仙着”，中款大字隶书：“聊斋志异”，下款题：“青柯亭开雕”。卷首有余集序、赵起杲序，次有高珩序、唐梦赉序，继有聊斋自志、淄川县志聊斋小传、刻书例言、16卷总目；卷末有乾隆五年蒲立德识语。半页19行，行21字，小黑口，左右双边。
（二）杭州油局桥陈氏重刻本。这个本子行款、边栏和初刻本相同，扉页题：“乾隆乙己年重镌、青柯亭藏版。”在卷首余集序末页刊：“杭州油局桥陈氏刊”一行小字，另在唐梦赉序言之后、诸家题辞之前，刊有“得闲居士鲍廷博的《刻聊斋志异纪事》”，此文详记本书刊刻的经过。
（三）乾隆乙卯重刻本。这个本子行款、边栏和初刻本也完全相同，扉页上也有“青柯亭藏板”标记，但没有鲍氏“刻聊斋志异纪事”一文，也没有“杭州油局桥陈氏刊”字样，只是在卷五第九、十两页的版心下刻有“乙卯重刊”四个小字。
（四）还有一个本子，从内容、形式、字体等方面与乙卯重刊本一致，只是没有“乙卯重刊”几字而已。
上述几个本子，书的形式大体相同，但内容已有差异，有个别篇目，甚至彼此不同，如一本有《夏雪》而无《蚰蜒》，而另一本却有《蚰蜒》而无《夏雪》，还有的本子文目不全，有少文缺目等诸如此类的现象。如不细加鉴别，是很容易统统误认为“青柯亭本”的。
何守奇评本
（北京图书馆藏）
此书是以青柯亭本为基础的评本，评者何守奇，广东南海人（生平待考）。原书前有唐梦赉、赵起杲、高珩序，赵本刻书例言、聊斋自志、聊斋小传，继有王士祯、张笃庆、朱缃等人题辞，卷末有蒲立德跋，独未有何守奇序跋。全书共16卷，版心下刻“知不足斋原本”，可知其是青柯亭本的体例。扉页左题：道光三年新镌，中款：批点聊斋志异，右下题：经纶堂藏板。此书后在道光十五年，又由天德堂重刻，版心下亦镌“知不足斋原本”。并有道光己未绣谷杨慎修题辞。
吕湛恩注释本
（山东省图书馆等藏）
这是头一个为《聊斋志异》作注本。注者吕湛恩未见史籍记载，但可从梁溪蔡培的序中略知其梗概：吕湛恩，字叔清，号坦垒居士，山东文登人，髻年应试受知于阮芸台先生，补博士弟子员，因屡不第，遂立志为“聊斋”作注，以发其抑郁之气，历三年而书成（即道光五年）。吕注止于考证章句典据，而不评文字的工拙。如书中人物的简历、词条的旨意和出处、某字的音读字义等等，这对阅读者，大有裨益。该本注释较详，尤其山左的人和事，盖其为当地人之故。其注有讹误或有应注而未注之处。此本只刊注释，不载原文。未几，魁文堂又增注补一卷重刻。延至道光二十三年广东五云楼始将吕注与原文合刻，道光二十六年，三让堂又重刻之。吕氏注本影响较大，后来诸家坊本多采用其注刊刻。光绪初年，铁城广百宋斋和上海同文书局、鸿宝斋等又继出绘图本。
何彤文刻何垠注释本
（山东省图书馆等藏）
这是继吕氏注之后第二个注释本。何垠字地山，江宁人，生平不详，据陈元富序云：“何君擅文思杰笔，多精言，每咏必示之，好书必竟读，最爱词。”何垠为什么作注，在他的自序中也有说明：“读聊斋志异，即以无注释为憾，嗣见吾友亦言，用择其一二易知者，勉为考订，游幕中岁月五，集成卷帙。”何注兼重音读，这比吕注又进了一步。但是，也因何垠未见到吕注本，所以，书中有注重的地方。何、吕两人注释，各有特点和长处，惟吕注毕竟比何注详细，因而何注本翻刻不多，流通也不太广。本书分上下栏，上栏注释，下栏原文。前有何垠、沈道宽、陈元富等序，还有何彤文跋，扉页题：道光己亥，板存花木长荣之馆。故又有称：花木长荣之馆刻本。
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
（山东省图书馆等藏）
这是继王、何之后又一评本。但明伦，贵州广顺人，其传见《广顺州志》。书中自序，他在嘉庆二十四年入“词垣，先后典楚浙试”，并曾在两淮运署做过官，因读《聊斋志异》，不忍释手，遂“取是书随笔加点，载以臆说，置行箧中，为友人王萲堂等见而使之，谓不独揭其根柢，于人心风化，实有裨益。嘱付剞劂未果。兹奉命任江南，张桐厢观察、余瀛仙主政，叶素庵孝廉诸友，复怂惥刊布，以公同好”。全书卷数篇目，依原赵氏青柯亭本，并以墨印正文朱印评语两色套印，更显条理清晰。但评历为人们重视，影响较大，后来印本，多所翻刻。此书虽刻印于道光，后两遭兵燹，失落颇多。咸丰初，穆棣园曾补版校订之。
四家合评三色套印本
（四川省图书馆等藏）
本书首次汇刻王士祯、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四家评语于一本。王、何、但三家评已志于前，惟冯评未见披露。冯镇峦，字远村，四川涪陵人，据喻焜序介绍，他曾“一官沈黎，寒毡终老”，大概也是个终身不得志的文人，曾着有《晴云山房诗文集》、《红椒山房笔记》、《片云诗话》等刊行于世。冯氏作评于嘉庆二十三年，其自称：“予尝评阅数过，每多有会心别解，不作泛泛语，自谓能抓着作者痛痒处。”他作评的方法也很奇特，“每饭后、酒后、梦后、雨天、晴天、花天、或好友谈后、或远游初归，辄随手又笔数行，皆独具会心，不作公家言”。冯氏还写有《读聊斋杂说》一文，对“聊斋”其书和各家评论，作了全面、概括的论述。后来，曾有人对比评论：“渔洋评太略，远村评太详，渔洋是批经史杂家体，远村似批文章小说体，言各有当，无取雷同。然聊斋得远村批评一番，另长一番精神，又添一般局面。”冯氏作评后，甚得建南黄观察赏识，曾想刊行而未成，后仅以传抄的形式在四川一带广为流传，直至光绪十七年，始为合阳喻焜汇四家评于一本而刊行之。全书共为16卷，书分上中下三栏，上中二栏刊评语，下栏刊正文，前有“合阳喻氏校刊”牌记，光绪末年，重庆一得山房又据此本重刻。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或简称为“三会本”、张友鹤着，收录491篇，中华书局1962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四册，后又曾相继出过上下二册的精装本以及普及本等。
张友鹤先生以半部手稿本和铸雪斋抄本为主要底本详尽会校、会评和会注的“三会本”，为《聊斋志异》的研究起了开创性作用。上世纪6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后，便备受学者专家和读者的关注，迄今此一版本仍有相当参阅价值。限于时代条件，当时未有机会见到后来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以及更全和更为接近原稿的《异史》，因而此一版本的缺点和不足也就显露出来。
全本新注聊斋志异
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朱其铠着，三册，494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后曾多次印刷。
朱其铠六十年代初开始整理、研究《聊斋志异》，曾参加当时山东省所承担的研究项目“聊斋志异选注”的校勘和注释工作；后来，完成的书稿毁于“*”。十年动乱后，重新对《聊斋志异》作选编评注和全书整理工作，先后整理出版《聊斋志异选》(合作)和《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主编)两部书稿。1984年出版的选注本，选录长文百篇，每篇作祥注、简评。1989年出版的全注本，注文约八十万字，其底本和校本均用抄本，个别文字参校刻本，较之“三会本”，计增补“异史氏曰”八条，增补“附则”三条(至今修订版又新增一条)，全书共收494篇，附录佚文四篇(修订版改为三篇)。《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是建国后，《聊斋志异》第一个全新注本，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
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任笃行会校会评，三册，精装，山东齐鲁书社2000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