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用仪

徐用仪（1826年10月22日－1900年8月11日），字吉甫，号筱云，浙江海盐人。晚清名臣。清咸丰九年（1859）举人。同治元年（1862）为军机章京。次年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光绪三年（1877）为太仆寺少卿，迁大理寺卿。曾上《整顿圜法疏》，提出整顿钱法建议，并奉旨议行。二十年，任军机大臣。是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徐用仪和李鸿章、孙毓汶等相结纳，主和，与主战派翁同龢等相抵触，被弹劾为“朋比误国”而退出军机处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奉命再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并任会典馆副总裁。后擢升兵部尚书。后因与主张利用义和团排外的爱新觉罗·载漪等人意见相悖，招来慈禧等人更大的忌恨。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与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一起被处斩于北京菜市口，与先前被杀的袁昶、许景澄等五人被称作是“庚子被祸五大臣”。辛丑条约签订后光绪帝下诏为其平反。宣统元年（1909年）追谥忠愍，厚葬于澉浦邵湾（今六里乡），浙江人为他设立祠堂于西湖，与许景澄、袁昶并称“三忠”。徐用仪曾纂成《海盐县志》刊行，另著有《竹隐庐诗存》等。

本名：徐用仪

字号：字吉甫，号筱云

所处时代：晚清

民族族群：汉人

出生地：浙江海盐

出生时间：1826年10月22日

去世时间：1900年8月11日

主要成就：《海盐县志》《竹隐庐诗存》

官职：兵部尚书、军机大臣、太子少保

谥号：忠愍

1、人物生平

步入仕途

徐用仪出生于道光六年（1826年）九月二十二日（10月22日），咸丰九年（1859年）通过顺天乡试。同治初年，担任军机章京，兼职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升鸿胪寺少卿。光绪三年（1877年），担任太仆寺少卿，并升职为大理寺卿，跟过去一样掌管军机处。后来升职为工部侍郎，并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并历任兵部侍郎与吏部侍郎等职，最后被任命为军机大臣。曾上《整顿圜法疏》，提出整顿钱法建议，并奉旨议行。

徐用仪

宦海沉浮

光绪二十年（1894年）正月，加封为太子少保。

当时在甲午战争前夕，整个朝廷都在争论要和还是要战，主和派枢臣孙毓汶被弹劾罢免之后，由翁同龢接任，翁同龢是主战派，与主和派的徐用仪在讨论政事时起了冲突，徐用仪被赶出枢廷，并解除所有官职。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再度亲政，徐用仪复职，并推荐太常寺卿袁昶，刚好许景澄回到京城，两人都被命令与徐用仪一同任职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徐用仪并任会典馆副总裁。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迁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并为兵部尚书。

庚子五忠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最早是光绪帝推动的百日维新新政让中外都赞同，而王储却一直没有人选（光绪帝无子女）。端王载漪*之后想要废掉光绪帝，可是害怕外国人反对，听闻义和团“拳民”有神奇的力气，又仇恨西教，想要以此来协助压抑外国人，并召他们进入北京，而义和团因此受到官方的保护而更加壮大。徐用仪提议希望严格禁止义和团的行动，但是不被接受，而在德意志帝国的公使克林德被杀害后，徐用仪害怕的说：“灾祸将由此开始！”，并劝告庆亲王奕劻，厚葬克林德。

后来，各国兵舰到达津沽，朝廷召集廷臣一起讨论是和或战。徐用仪、许景澄、袁昶及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等五人一起上书说：“奸民不可纵，外衅不可启。”认为要严逞肇事的义和拳民，并与八国联军议和。但是载漪等人主战甚力，朝廷大臣都接受了主张。徐用仪奉慈禧太后的命令到使馆讨论缓兵的事宜，被主战派认为是奸邪。

7月29日，许景澄与袁昶先被杀害，徐用仪自知也即将被杀害，但是依然意气自如。8月11日，徐用仪被逮捕，并送到庄王载勋府邸。徐用仪并没有辩驳，只说：“灾祸来临了，死又怎么样呢？”就和立山、联元一同于菜市口被处死。过了三天，联军就进入北京，而慈禧太后与光绪帝往西离京。

死后昭雪

慈禧后悔当初不听徐用仪等人之言，才招致如此巨大的损失。于是在同年12月，对徐用仪等五大臣“开复原官，以示昭雪”，光绪帝下诏为徐用仪等人平反，恢复旧有的官称。宣统元年（1909年），追谥“忠愍”。浙江人为他设立祠堂于西湖，与许景澄、袁昶并称“三忠”。

2、轶事典故

资助张元济

戊戌政变（1898年）后，维新运动失败，积极主张变法维新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当时张元济三十一岁，遂携家离京南下，这是张元济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刻。临行前，时年七十二岁的徐用仪赠银二百两。这笔银子解决了张元济全家迁居上海的费用，张元济毕生感戴，晚年每每念及此事。

编纂县志

光绪二年（1876年），徐用仪丁忧在乡，纂成《海盐县志》（与海盐县令王彬合编）二十二卷，加卷首一卷，末一卷，共十六册，传本尚多。今大陆、*均将其收入方志影印丛书发行。徐用仪序云：“合图表、考录、传记储体，成书二十有四卷。五考：首舆地，卜方域也；次食货，有土斯有财用也；次典礼，既富而后教也；次武备，礼乐不废兵戎也；次祥异，即天变以验人事也。舆地考中，水利、海塘二事关邑利害，志之特详。后之览者，庶几知所重乎。”这部光绪版海盐县志，资料丰富翔实，几乎包罗了清以前海盐县各方面地情资料。

3、历史评价

《清史稿》：清代优礼廷臣，罕有诛罚。拳祸既起，忠谏大臣骈首就戮，岂独非帝意哉？观用仪诸人所论事势利害，昭昭如此，乃终不能回当轴之听，何其昧焉？世传大节，并号“五忠”，不数日而遂昭雪，允哉！

严复：善战不败，善败不亡，疏论廷诤动关至计；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鉴精忠。

朱福诜：呜呼！公之死节，重于泰山，既蒙朝旨昭雪，士大夫闻之涕洟，海内识与不识，莫不同声悼惜，及灵舆南旋，自京师以至乡里，沿途设祭，中外人观者，咸太息泣下，何其忠义之气深入人心，如是之甚也。生荣死哀，在公宜可以无憾，然公出处语默之大节，所谓君子之道，焉可亡也者。唯福诜知之最深，盖有他人所不能言者，在诜乌可以无言乎！当甲午东事之起，公在枢府，时主战仪者蜂起，率皆集矢于济宁，公独持平，言者遂并及公。

杨逸明：绿池终日映闲云，石兽苍凉草色新。冤死老臣蒙擢用，圣恩添得尚书坟。

4、陵墓墓址

徐用仪墓是海盐县内规模较大的古墓葬，全称“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忠愍公徐用仪墓”。占地约1500平方米，形制宏大，气象肃穆，中轴线上依次为墓道、华表、石牌坊、石亭、半月池、祭坊、墓庐、石兽、石翁仲和祭桌、墓碑、墓冢等。石牌坊上书“圣旨”两字，两旁石柱上楹联为“宏济艰难臣事尽，乘机陷害圣心知”。

5、相关报道

晚清政治史：帝后党争

徐用仪

据凤凰网2016年5月27日报道，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失败和签订辱国丧权的《马关条约》而告结束，从此，中国陷入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之中。“自甲午、乙未兵败地割，求和偿款，皇上日夜忧愤，益明中国致败之故，若不变法图强，*难资保守”。*难以保守，清廷的政治统治当然也就失去了依托的基础，所以光绪帝于甲午战争后，“锐欲革新庶政致富强”，“每以维新为宗旨”。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清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官员，也纷纷“竞言自强之术”。

1895年6月，陕甘总督陶模上陈《培养人才疏》，向清廷提出“救弊补偏之计”十三条。接着，户部侍郎胡燏棻又上《变法自强疏》，明确指出：“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盖穷变通久，因时制宜之道不同也。”要求清廷“筹饷练兵”“敦劝工商”“广兴学校”等。其他一些亲帝官员如礼部尚书李端葇、给事中高燮曾等也纷纷上疏，要求光绪帝变法图强。

作为“两朝师傅，十载枢臣”的翁同龢，原来在政治上基本上是反对洋务运动的顽固派。直到甲午战前，他对变法维新的思想尚极不以为然。这从他对康有为的态度变化中可以得到证明。1895年春，康有为来到北京参加会试，事先曾拜请时任清廷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的同乡张荫桓予以疏通，希望能够拜见到翁同龢。但翁同龢自视贵为帝师、军机大臣等，避而不见。甲午战争以后，翁同龢认识到“非变法难以图存”，故不惜降尊纡贵，主动去康有为的住处拜访。从此，开始了维新派与亲帝*在相互利用基础上的政治联合，亲帝*也在朝野强大变法思潮的激动下形成了一股帝党*。光绪帝接近并利用维新派，力图变法维新的政治举措，引起了亲后*的不满与惶恐，与慈禧太后发生政见、权力冲突已经很难避免。

由于原来亲后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为清议所不容，清廷遂将其召入京内“入阁办事”，失去了政治上的实力和地盘。光绪帝利用当时人们痛恨对外妥协议和的情绪，于1895年7月又将亲后的孙毓汶、徐用仪等人罢值军机处，意在翦除慈禧太后的中枢*。慈禧太后则命令撤去南书房，革去翁同龢的毓庆宫差使，不给光绪帝与翁同龢公开单独会面交谈的机会。同时，任命听命于自己的王文韶出任直隶总督，并重用亲信荣禄，很快就再次调整好自己的权力基础与阵容。

吏部侍郎汪鸣銮、户部侍郎长麟，因不满于慈禧太后虽名已归政，但实际上仍对光绪帝多方掣肘的行为，曾于1894年乘光绪召见之机，不无鄙意地秘密进言说：“太后虽穆宗皇上之母，而实文宗皇上之妾。皇上（光绪）入继大统，为文宗后。凡入嗣者，无以妾母为母之礼。故慈安皇太后者，乃皇上之嫡母也。若西太后，就穆宗朝言之，则谓之太后；就皇上言之，则先帝之遗妾耳，本非母子。皇上宜收揽大权。”1895年12月，慈禧太后对此有所耳闻，颇为震怒，遂翻出这一历史旧账，强令光绪帝以“上年屡次召对，信口妄言，迹近离间”的罪名，将这两名亲帝的官员予以革职，永不叙用。

如果说以上诸次帝、后的矛盾斗争，仅仅是帝、后党争的开端，尚未引起慈禧太后思想上的高度重视和警惕，那么，1896年3月的“寇连材事件”，则使慈禧太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使帝后党争更趋激烈公开化。

寇连材原是慈禧太后身边的小太监，“太后深倚之”。慈禧太后将他作为自己的心腹耳目，以“伺候皇上”为名派到光绪帝那里，“使之监督（光绪）行止，侦探近事”。但寇连材在目睹了光绪帝虽贵为天子，实则无权，及慈禧太后骄奢误国等情后，竟不顾清廷内监不准妄言政事的祖制，于1896年3月23日清晨，“流涕长跪（慈禧）榻前”，要求慈禧太后以祖宗、天下为重。数日后，寇连材又违制上折论陈十条：“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以幽皇上”，其余各条，“大率皆人之不敢开口言者”。寇连材当时不过仅是一名阉竖太监，违反清廷祖制，妄言朝政，将其杀掉，本不足为虑。但是，使慈禧太后惴惴不安的是，“慈禧疑有指使”，怀疑寇连材背后是否有光绪帝或翁同龢等人的指使授意，因此，不但命内务府将其斩杀于菜市口，并借机株连平日同情或接近于光绪帝的其他“内侍”多人。

稍后，慈禧便将打击的对象转向了帝党的第二号人物文廷式。文廷式，江西萍乡人，他既与翁同龢有交，又与瑾、珍二妃的胞兄志锐交好，且为瑾、珍二妃的早年老师，同时又为南清流派的一员，在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中有一定的影响，在思想感情上，对“德宗（光绪）每以不得行己之志为憾”。光绪帝对他也极其器重，很快将其从七品的翰林院编修擢升为四品的侍讲学士。同年3月30日，慈禧太后又迫使光绪以“遇事生风，常于松云庵广集同类，互相标榜，议论时政，联名执奏”等罪名，将文廷式“革职永不叙用，并驱逐回籍”。帝党的*因此而大受损伤。

几乎与此同时，慈禧太后还曾试图废掉光绪帝。有史料记载说，“乙未（即1895年）十月，西太后杖瑾、珍二妃，蓄志废立。日逼德宗为樗蒲戏，又给鸦片烟具，劝德宗吸之。而别令太监李莲英及内务府人员，在外廷肆其谣言，称德宗之失德，以为废立地步”。梁启超也说，戊戌变法之前，慈禧太后确曾企图废掉光绪帝，另立某亲王之孙为帝。因其为皇族之人，“皆知西后之凶残，畏居帝位之苦累，不欲贪虚名以受实害”，因而“佯狂不愿就”，更兼之以“恭亲王亦力争废立，西后颇惮之，其谋遂止”。

1897年春，军机大臣李鸿藻身染重病，慈禧太后乘机又将其亲信孙毓汶安插到军机处。慈禧太后虽身居颐和园内，但朝廷内外的大事都有其亲信大臣随时奏报。在帝、后党争日趋激烈的时候，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租借军港，划分*范围，民族危机愈加严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发生政见分歧与公开的权力冲突已经不可避免。

1898年春，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公开摊牌：“乃谓庆亲王曰：‘太后若仍不给我以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慈禧太后一直认为，没有她这一皇太后，光绪如何做得上皇帝，因此当她得知这一消息后，愤怒异常地说：“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他坐之。”

尽管如此，慈禧太后还是不敢立即与光绪帝公开撕破脸面，直接从皇位上将光绪帝拉下来。这是因为，光绪帝自继位以来，虽性格怯懦，政绩平平，但并无明显的失政失德行为，慈禧太后不得不对朝廷内外的舆论有所顾忌。同时，她也料定光绪帝处于无权无勇的地位，尚不至于对她构成实际的权力威胁，故而对光绪帝依靠并不掌握清廷实权的学士言官，以及康、梁维新派等进行的变法活动，暂时采取了姑息容忍的态度。她曾对其亲信说：“由他（光绪）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同上。

光绪帝利用慈禧太后的这一“宽容”态度和机会，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6月15日，西太后“勒令上宣布”了三道谕旨和一个任命。其一，以“近来办事，多未允协”，“每于召见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渐露揽权狂悖情状”等罪名，免去身为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的帝党领袖翁同龢的一切职务，永不叙用，驱逐回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其二，规定嗣后凡授任二品以上新职的大臣，必须具折并到慈禧太后处谢恩；其三，当年秋天，光绪帝将恭奉慈禧太后到天津阅兵；其四，任命荣禄署直隶总督。从以上谕旨和任命中，我们不难看出，慈禧太后已经张开了数张大网，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对帝党及维新派采取断然措施。

但对于光绪帝的第一道谕旨，人们不免感到大惑不解，光绪帝何以会在戊戌变法刚刚开始之际，就轻易同意将帝党首领翁同龢罢斥呢？难道真的如有些人所说，完全是迫于慈禧压力的迫不得已之举吗？据翁同龢的得意门生张謇之子张孝若说，翁同龢被罢黜的历史原因是，“在太后那一方面，就要排斥翁公，使帝党孤立；在帝这一方面，此时已经怀了变政的决心，觉得翁公过于持重，常常掣他的肘，心上也不愿意。所以，太后要去翁公，他也无可无不可”。但是，使光绪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翁同龢被罢斥以后，“太后防范进攻的计划，愈加的周密”。

此时，虽有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宋伯鲁等人积极支持光绪帝的变法维新，加入到帝党的行列中来，但他们都是不掌实权的地位较低的文官，难以在帝、后党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实际上，戊戌变法运动刚一开始，帝党已经是溃不成“党”了。

9月4日，光绪帝罢斥了唯慈禧太后之命是听的礼部六堂官后，虽任命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李端棻为礼部尚书，徐致靖、阔普通武为礼部侍郎；9月5日又赏加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上学习行走，参预新政事宜”，但帝党的总体力量仍是远远不足以与后党相抗衡。从帝、后两党的实力对比来看，帝党在9月21日的戊戌政变中表现得毫无抵抗能力，也就无足为怪了。

由于帝、后两党的斗争在戊戌变法运动中表现得较为突出激烈，因此帝后党争难免被人们涂上变法维新与顽固守旧的政争色彩。其实，自甲午战争以后，慈禧太后对当时兴起的变法维新思潮是持审慎重视态度的。

清末总理衙门大臣合影。右起：孙毓汶、徐用仪、庆王奕劻、许庚身、廖寿恒、张荫桓。

1895年5月，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上达光绪帝之手。光绪帝阅后，大受启示，命人誊抄三份，一份送慈禧太后，一份存于御匣，一份存于乾清宫。慈禧太后“留览十日……乃发下”。这说明慈禧太后并非自始即仇视变法维新。在戊戌维新之前，慈禧太后曾告诉光绪帝：“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弟子出洋留学，造船制械，凡以图富强者也。若师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对于冯桂芬的《校邠庐*》一书，慈禧太后“亦称其剀切，第戒帝毋操之过蹙而已”。这说明，慈禧太后支持有限度的变法，凡可以“图富强者”，皆予以赞成，但有两个条件。一是不可“更衣冠，易正朔”，即中国的政治制度、礼仪制度等立国的根本不可轻易改变，否则即是“得罪祖宗”，“乃乱法也，非变法也”。二是不可操之过急、操之过激，否则有可能引发朝野上下，乃至整个社会的惊恐和动荡不安。慈禧太后之所以发动戊戌政变，主要是对光绪帝骤裁京师闲散衙门，“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引起朝野上下的不安与不满。特别是光绪帝准备开设制度局总揽变法事宜，另立法律、度支、陆军、海军等十二局，以“分其事”的变法举措，必将严重改变清*的原有统治*，必将触动慈禧及其他官僚的既得利益。他们认为：“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开十二局是“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

这年９月4日，光绪帝罢斥了礼部六堂官后，慈禧太后及其亲信更真切地感受到变法给其既得利益带来的危害，“方憎帝操切”。后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密谋兵围颐和园，*慈禧太后的消息泄露后，慈禧太后以生命、利害攸关，故此才发动了戊戌政变。

在戊戌变法运动中颇为活跃，并由其引起礼部六堂官被罢斥轩然大波的维新派王照事后曾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其实，慈禧但知权利，绝无政见，纯为家务之争。故以余个人之见，若奉之主张变法之名，使得公然出头，则皇上之志可由屈得伸，久而顽固大臣皆无能为也。”时任顺天府尹的陈夔龙也说：“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视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

客观冷静地分析，以上两人的记述是可以令人信服的。除此之外，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中也说：“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之间的冲突，并未涉及政见的不同”，那种认为“太后敌视变法”的说法，“是无根据的，或过甚其词的”。“一言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