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经济困难
1958年的“*”及其后一段时间重大的政策失误,加上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使中国经济遭遇到严重困难,此后人们常把1959一1961年称为三年经济困难时期。
名称：三年经济困难
时间：1959-1961年
范围：全国
1、困难状况
1959-1961年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遭遇了罕见的挫折,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滑坡,1962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59年下降了32%,其中粮食产量与1955年相比,1959年减少15%,1960、1961两年减幅更高达28%左右,从而造成了人口总量锐减等一系列的严重后果。应该指出,粮食生产在短时间内出现如此巨幅的下跌,除了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外,在现代世界上是十分罕见的。
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粮票
例如,美国在1986一1988年间也曾连续3年粮食减产(世界粮农组织,2000),但最大跌幅不超过14%,且属于过剩下的减产;在人口多、幅员广的发展中国家中,印度和巴西粮食生产的最大跌幅为5%,印度尼西亚则仅为2%;就新中国自身而言,除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外,粮食产量的最大跌幅亦仅为6.9%。由此足以反映这次经济困难和粮食大减产的极端严重性。
虽然这次暂时经济困难是全国性的,但不同地区之间在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上仍有很大的差异。国民经济的下降除安徽、湖北、广西、四川地区早在1958年即已开始外,大部分地区开始于1959年或1960年,并于1961年或1962年跌至谷底(仅河北、湖南两地直到1963年才见底)。其下降幅度以云南的18%为最小,江西、江苏的20%次之,其他地区则普遍为1/4、1/3或1/2,辽宁省竟超过60%。就全国而言,相对于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50%-70%的巨大跌幅,农业生产仅下降了26%。
然而,“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类生存发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其产量及供应水平在当时情况下对中国各个地区的人口态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下面着重从粮食产量变动和人均占有水平对除北京、上海、天津和*以外的各个地区进行分析。
粮食生产形势稍好的地区,包括江西、内蒙古、云南、吉林、黑龙江、*和浙江,人均粮食产量跌到谷底时仍达到250-300公斤,折合成品粮每人每天不少于0.5公斤,大体上可以满足最低生理需求。
2、“三分天灾”：自然灾害
1959年
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这场灾害被列为20世纪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的第七名。1959年灾害种类繁多，在部分地区轮番发生。除旱灾、霜冻、洪涝、风雹外，还出现了建国以来并不多见的蝗灾、鼠灾等。
依据国家统计局、民政部编的《1949-1995中国灾情报告》（以下简称《灾情报告》）中的史实进行说明。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其中成灾占受灾面积的30.8%,与历年比并不高，但集中在主要产粮区河南、山东、四川、安徽、湖北、湖南、黑龙江等省区的旱灾占全国成灾面积的82.9﹪,各种灾害交替出现，对粮食生长的影响十分严重。
三年经济困难
1960年
1960年，继1959年大灾害后，全国大陆除*外又发生了建国后最严重的灾害，受灾面积达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主要灾害是北方为主的持续特大旱灾和东部沿海省区的严重台风洪水灾害。
1960年大灾害不仅成灾面积超过以往，而也是在1959年受灾的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更大。另一个特点是旱、洪灾同时发生，反差极大，一个省内，部分地区暴雨洪水泛滥,部分地区则持续干旱，给救灾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1961年
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1960年，为建国50年来的第2位。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1/4面积绝收(减产80%以上为绝收)。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1960年。
1961年9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一个“特别的理由”就是了解是否发生了大的自然灾害。他在分别会见*、*时，几次问到这个问题。*认为：当前的“一连三年大灾”是80年来没有的。*也同意说：“过去局部性旱灾有过，但全国性的没有。”他还指出，中国水利灌溉抵御旱灾的作用还差得很远。中国几千年来，加上我们十二年的工作，只有三分之一不到的耕地有灌溉，其他地方还是靠天吃饭。”
3、“七分人祸”：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是**于1958年提出的施政口号，即*建设总路线、“*”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总路线指导下发动的“*”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但给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而且还损害了党的建设，也是造成三年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
*建设总路线的大冒进
1958年5月在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建设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
当时规定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国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国家。
这条*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这和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完全一致的。
三面红旗
由于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前后，正是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失误，左倾错误思想严重泛滥的时候，在总路线的指引下，虽然一度发挥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干劲和积极性，并取得一定成果。
但从1958～1960年由于盲目追求高速度，造成中国国民经济多种重要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使国民经济受到严重的挫折，以致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以恢复被破坏了的比例关系。
由于对*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的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同志、*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决策失误
当时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和伴随的一些过激的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其影响最大的为*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
当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
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例如经济出现困难，农村出现饿死人情形的1959年，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在*期间，耕作被强制以公社为单位进行，而基于私有土地的生产被禁止。
这种强制的集体化极大地挫伤了农民认真干活的动力。钢铁生产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求（以钢为纲）。百万计的农民被号召和命令脱离农业生产而加入到大炼钢铁的劳力当中。因为土法上马大炼钢铁，大面积的森林就被砍伐作为替代燃料，很多铁制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就被捣毁作为炼钢原料。而缺乏基本技术设备的大炼钢铁运动在巨大的人力和物资投入之下产出的只是几乎没有经济价值的劣质的生铁或者废铁疙瘩。
4、国际关系的剧变：中苏关系恶化下的中国
1959年6月，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单方面撕毁了1957年10月签订的中苏两国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他们的借口是“中国生产核武器会和其他国家生产核武器一样给西方以借口”。
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结束后，苏共修正主义集团把两党关系的恶化，扩大到国家关系上来，对中国施加压力。
1960年7月16日，苏联*突然片面撕毁了专家合同和补充书343个，科技合作项目257个，共计600个合同。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00余人，并终止派遣专家900人。
虽然中国*多次挽留，苏联一方却始终坚持。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件的供应。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背信弃义，使我国250多个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或半停顿状态，给中国的经济建设造成了重大损失。
与此同时，1960年7月，赫鲁晓夫摧逼中国*还债。斯大林时期，苏联*曾给予中国*一些贷款。中国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向苏联购买的武器，也以贷款形式记账，共记人民币58亿余元。其中大量贷款是购买武器的费用。赫鲁晓夫妄图以此卑鄙手段压夸中国*。当*表示暂时有困难时，苏联外贸部副部长竟然指着人民大会堂的大型陈设山石说：你们如果没有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为了还债，8月10日，**发出《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
赫鲁晓夫的压迫，使中国工业和国防事业的发展，陷于严重危机。资金短缺，靠从农业中挖潜力获取支援。广大科技人员挺身而出，一代有骨气的知识分子，靠党的领导，靠人民的支持，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了一条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苏修集团的压迫，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奋发图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