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临汾市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的陶寺镇，遗址面积300万平方米以上。1978年至1985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原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做了大规模发掘，获得陶器、石器、礼乐器、装饰品等数量繁多的精美文物，揭开陶寺遗址的神秘面纱。特别是红铜铸造铜铃与类似文字符号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关注，也为中华文明的起源与礼制研究，提供了珍贵的重要材料。

中文名：陶寺遗址

地理位置：山西省襄汾县

年代分布：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1900年

发掘年代：1975年开始发掘

1、简介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陶寺村南，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发现于上世纪5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掘，考古队员发现了规模空前的城址、与之相匹配的王墓、世界最早的观象台、气势恢宏的宫殿、独立的仓储区、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等。有许多专家学者提出，陶寺遗址就是帝尧都城所在，是最早的“中国”。

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这样评价：“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后期社会更高一阶段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在当时诸方国中的中心地位，它相当于古史上的尧舜时代，亦即先秦史籍中出现的最早的‘中国’，奠定了华夏的根基。”

2、发掘历史

1978年至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揭露了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一千余座。其中大贵族墓葬9座，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精美文物，震惊海内外，确定了陶寺文化。

1999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对陶寺遗址开始了新一轮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02年起，陶寺遗址考古工作被纳入国家科技支撑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队领队何驽说：“在第二阶段考古工作中，基本确定了陶寺早中晚三期的宫城、观象祭祀台、祭地礼制建筑、工官管理手工业作坊区等，使学界认识到陶寺遗址是目前具有典型双城制模式的都城遗址；陶寺文化社会已进入到邦国形态。”

1999-2001年，确定了陶寺文化中期城址，城址呈圆角长方形，东西长1800米，南北宽1500米，中期城址总面积为280万平方米，方向225°。从此陶寺遗址的田野发掘与研究的目的从探索一个龙山文化晚期的超大型聚落，转向探索一个都邑聚落的布局与性质，追寻其社会组织发展水平是否已经进入到国家社会。而从考古的角度探索一个都城遗址，可以通过城墙、宫殿、王陵、宗教礼制建筑等考古遗存在判定。

2002年春季开始，陶寺遗址的聚落考古研究一直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之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和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在陶寺城址共发掘4000平方米，确定了面积为56万平方米的陶寺早期小城、下层贵族居住区、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王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观天象祭祀台基址。

3、意义

陶寺遗址位于襄汾县东北大约6.5公里的陶寺镇南侧的塔儿山下，总面积约600余万平方米。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1978～1985年连续发掘，2001～2004年，为进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与研究”课题再次进行勘察和发掘。

两次发掘清理出数量较多的房址、道路、水井、陶窑、灰坑，以及包括不同等级墓葬的大型墓地、城址、疑似观象台的夯土基址。出土鼍鼓、特磬、蟠龙纹陶盘、石制工具、陶容器、装饰玉器等，在陶寺遗址发现了红铜烧造成的铃形小铜器、铜齿轮形器、朱书文字、不同等级的墓葬、礼乐重器等多种与文明起源密切相关的物质遗存，由此确立了“陶寺文化”，年代在公元前2600～前2000年之间。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和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

4、八大“最”

1、史前东亚最大的城址

2、发现了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比英国的巨石阵早500年

3、最早的测日影天文观测系统

4、发现了到目前为止最早的文字

5、发现了中国最古老的乐器

6、发现了中原地区最早的龙图腾

7、发现了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材料——板瓦

8、发现了黄河中游史前最大的墓葬

帝尧邦国的“国徽”

彩绘龙纹陶盘

在展出的所有文物中，最为引人的就是彩绘蟠龙纹陶盘，人们都叫它“龙盘”。这种陶盘在陶寺遗址的5座大墓中，各出土了1件。

陶盘质地为泥质褐陶，着褐色陶衣，盘壁斜收成平底，外壁饰隐浅绳纹，内壁磨光，以红彩或白彩绘出蟠龙图案。图案中的龙蜷曲在盘中，龙头近盘口边缘，尾部位于盘*，方头蛇身，身上有鳞甲，张巨口，口中伸出如同麦穗的长信子。从它长长的蜷曲的身子以及信子来看，陶寺龙的样子似乎来源于蛇；但从它方头、巨口、裸露的牙齿看，又好像是鳄鱼。考古学家推断，陶寺龙应该是来源于两种以上动物的复合体。

考古学家介绍，龙盘仅在几座大墓中存在，其它墓葬中虽然也有彩绘陶盘，但却没有龙纹。这足以说明在陶寺文化早期，龙已经同帝王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王权的象征，成了陶寺王国的“国徽”，后来的龙文化也正是始于陶寺。

最古老的文字

在所有展品中，有一片出土于1984年的扁壶残片，残片断茬周围涂有红色，残片上朱书两个文字，其中的一个字为“文”，另外一个字专家们有“尧”“易”“命”等多种解释。

文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关于我国文字的起源，大家公认甲骨文是初步定型成熟的文字系统，但同时也认为在甲骨文之前还有一段很长的历史。这个残片上的朱书文字表明，早在比殷墟早七八百年的陶寺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使用文字，它们的发现对于研究我国文字的起源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国最古老的乐器

在展出的文物中，有不少从陶寺遗址出土的乐器，包括鼍鼓、土鼓、特磬、陶铃、铜铃、陶埙等。据考古专家介绍，整个陶寺遗址*计发现类似乐器26件。其中，鼍鼓和特磬都是迄今所知同类乐器中最早的，这也使鼍鼓与特磬配组的历史从殷商上溯一千多年；陶寺出土的铜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金属乐器。

这些乐器的出土，对于揭示四千多年前的音乐发展水平，认识音乐与祭祀、埋葬习俗的关系，探索礼乐制度的起源与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世界最古老的观象台

陶寺观象祭祀台位于陶寺中期小城内，总计13根柱子，12道观测缝。在12道缝中，1号缝没有观测日出功能；7号缝居中，为春分、秋分观测缝；2号缝为冬至观测缝；12号缝为夏至观测缝。除2号缝、12号缝各用一次之外，其余9道缝皆于上半年和下半年各用一次。也就是说，从观测点可观测到冬至-夏至-冬至一个太阳回归年的20个节令。

陶寺观象台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遗址。该遗址显示出4100年前陶寺人根据地平历太阳观测，制定出一个太阳年20个节令的历法，是当时全世界已知最缜密的太阳历法，代表着当时天文学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是今天中国二十四节气的直接源头。

陶寺观象台的发现证明了《尧典》“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的真实性，因此成为王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建筑要素。

陶寺观象台

最重要的发现是陶寺观测点夯土标志，它位于第三层生土台基芯中部，打破生土。该夯土遗迹共有四道同心圆。中心圆面直径25厘米，二圈同心圆直径42厘米，三圈直径直径约86厘米，外圈同心圆直径145厘米，基础残深26厘米。第二、三两道环皆为柱状，垂直上下。天文史学家基本认同该遗迹与天文观测有关。我们认为它可能同时兼有祭祀功能。

陶寺遗址考古工作，从城墙、宫殿、王级大贵族墓葬、观象与祭祀建筑、大型仓储等一个要素方面，不仅为世人揭示出中国史前最大的城址，而且展示出一个上古时期都邑聚落要素最全的标本，在以考古证明“尧都平阳”方面又跃进了一大步。陶寺观象台的考古发现引发了国内天文史学界的研究热情，在国际天文学界已引起了热切关注，英国《自然》杂志2005年11月10日第438期、德国天文学杂志《AstronomieHeute》2006年1~2月期及时报道了陶寺观象台考古发现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天文史学家席泽宗院士称陶寺观象台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天文学的真正开端。

“井”字的形成源于陶寺

古代史籍中有很多关于“黄帝做井”“舜穿井”“伯益做井”的记载，说明早在原始社会晚期，先民就掌握了凿井技术。考古人员在陶寺遗址*发现了水井遗址4座。通过对水井的发掘发现，水井均为圆口，深13-15米，下部呈锅底状，底部有圆木搭起的木构架，用以防止井壁坍塌。整个木构架从上观看呈“井”字形。考古人员说，“这也是‘井’字的由来。”

恢宏宫殿和最早的板瓦

陶寺城址早中期的宫殿区位于早期城址的中南部，约5万平方米。考古学家在小南沟头一带发掘出大型夯土台子基础，面积上万平方米，展示出陶寺宫殿台基惊人的宽广宏大。柱洞直径达40-80厘米，柱础石直径40厘米左右，确凿地证明了宫殿空前巍峨。

在陶寺晚期宫殿区废弃后的大量建筑垃圾堆中，出土了大块装饰戳印纹白灰墙皮和一大块带蓝彩的白灰墙皮、红硬似砖的夯土台基表面残块、建筑材料陶板残片，这也是我国包括世界上目前最早的板瓦。同时还清理了一些宫廷垃圾，如陶甑人形鋬、鸮面盆鋬、大玉石璜、陶鼓残片、红彩漆器、红色纺织品、尊形簋、圈形灶等。因此，陶寺宫殿区的夯土基址的发现，其重要性相当于故宫太和殿对于紫禁城的意义。

成熟的红铜器

陶寺遗址曾经出土了3件红铜制品和1件铜器口沿残片，全部系铸造而成。

铜器的铸造和使用，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飞跃的标志。在我国其它地方，虽然也出土了数量较多的铜器，且时间与陶寺遗址大体相当。但是，这些器形小而简单，以小刀为多见，未见容器，且大多是冷煅而成，只有少数用范铸，合范铸造的就更为稀少。陶寺出土的4件铜器（包括残片）不仅全部系范铸而成，铜铃更是用合范铸造，显示了当时的冶金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

陶寺铜器的出土，对研究我国铜器的起源和发展、研究冶金铸造史，都有极高的价值。

精美华丽的木器

木器随葬品均出自陶寺墓地早期、中期的一些大型墓和中型墓，主要有家具和炊厨用具中的案、俎、几、匣；盛器和食器中的各种盘、豆、斗和勺；饮器中的觚和杯；乐器中的鼓；武器、工具的木柄和木杆、尖头木棍等。出土的木器，除个别例外，一般都着彩绘。其中，一部分施单色红彩；另一部分以红彩为底，用黄、白、蓝、黑、绿等颜色绘出花纹图案。

陶寺出土的木器是迄今中原地区最早的木器标本。这批木器的种类、器形和彩绘纹样与商周漆器不乏相似之处，不仅将案、俎、盘等许多器物出现的年代提前到公元前2300年左右；对研究中原地区漆器起源问题，也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

庄严肃穆的礼器

这次参加展出的，还有不少玉钺、玉琮、玉璧、玉圭和彩绘陶器，这都是在当时代表着王者身份的礼器。

据《周礼·大宗伯》中：“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记载，说明这些玉器是用来祭祀天地的，也说明这些玉器的主人是掌握着祭祀权力、可以和上天沟通的掌握着神权的人物，而玉钺更是一种重要的礼器。目前，学者们普遍认为钺是权力的象征。那些质地精美、制作考究的玉钺，更代表着军权、王权和神权。

等级森严的早期墓葬

陶寺早期墓地位于遗址的中南部，面积约3万平方米，发掘并清理了1309座墓葬。

在整个墓葬中，大型墓仅有6座，不到墓葬总数的0.5%。大型墓一般长3.2米、宽2.5米，有木棺，棺底有朱砂，随葬品多达上百件，最多的达200件。大型墓的左右两侧，往往对称地分布着两座中型墓，埋葬着装饰华贵的女性死者。从位置上判断，应该是大型墓主人的妻妾。它清楚地说明，王一级的人们已经有多妻的特权。中型墓长约2.5米、宽1.05米，有几十件陪葬品。小型墓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尸体，多数没有葬具和随葬品。

陶寺遗址不仅是我国史前最大的城址，而且是迄今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一座城墙、宫殿、王陵、观象台祭祀基址、大型仓储区等各项功能要素齐备的早期都城遗址。考古学家通过发掘证明，陶寺遗址早在430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国家阶段。

5、特点

陶寺遗址早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是：

文物

陶器主要为手制，陶胎一般比较粗厚，器壁厚薄不均匀，器形也不如何规整；陶器颜色较杂，纹饰主要采用绳纹；炊具釜灶较多，其次为扁矮足鼎，侈口深腹罐、陶缸等；器具以平底器为主，圈足器很少，袋状三足器仅有一种；盆、罐、瓮的扣多平折；扁壶的对称钮多在颈部。从已发现的陶器群来看，除折腹盆的形制和庙底沟仰韶文化的浅腹盆有着某些相似之处，陶缸、矮足陶鼎等可以在山西、河南等地的其他龙山文化遗址中找到对比材料外，其他大部分的器形大多是初次看到，据此基本可以说明这一期文化遗址的特点。

陶寺遗址晚期文化遗存的主要特点是：

陶器的制作方法除手制外还出现了轮制、模制等其他制作方法，陶胎较薄，器壁厚薄较为均匀，器形也较为规整，咋的陶相对于前期已经很少，绝大部分为火候较高的灰陶和磨光黑陶；纹饰除早期的绳纹以外，篮纹也成为了主要的纹饰，方格纹则已成为居绳纹、篮纹之后的纹饰；炊具主要是陶鬲，其次是部分三足器，没有发现釜灶、鼎、缸；泥制容器中，形制大小不同的圈足罐、折肩罐十分普遍，圈足豆、敞口盆、单耳杯比较多见；扁壶一侧壶腹中部明显外鼓，口部下收有短颈，凸状钮施在户口盐商；罐、盆、豆等器口内沿多见双折细棱等。从整个器群来看，这期遗存有一些接近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以及较多与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相近的因素。

陶寺遗址的早晚两期文化遗存，就文化面貌来看，两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并且已有迹象表明，陶寺文化早晚两期遗存之间有承袭关系，从总的方面来看，仍属龙山文化范畴，但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考古学界将陶寺遗址视为黄河中游龙山文化的另一种新的类型。

6、地位

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起源和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文明因素不断发展积累和汇集，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成熟的文明。而一般认为国家的形成作为文明阶段的标志。对于国家的形成标志，一些学者提出其标志应当包括文字、城市、大型礼仪性建筑以及青铜器等。而在分析陶寺已发现的遗存之后，可以发现这些文明因素在陶寺遗址中都可可以找到原型。而且中国古代的巫文化崇拜、祖先崇拜以及礼乐典章制度的发达也应当肇始于陶寺文化。

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是尧的都城，是最早的“中国”；陶寺遗址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在陶寺遗址时期中国就已经进入文明阶段，这比历史教科书上的华夏文明从夏王朝开始，整整提前了300年。

7、发掘报告

历经长时段考古挖掘，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整理、编纂与修改，集结而成的《襄汾陶寺——1978—1985年发掘报告》于2015年12月12日正式出版。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成为佐证“五千年中华文明”的重要依据。

当日，在“陶寺遗址与陶寺文化”研讨会上，报告主编、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高炜介绍，《襄汾陶寺》代表了中国史前考古与现代科技手段联合攻关的学术范式。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山西队领队何驽说，经过37年来两大阶段的陶寺遗址考古发掘，已经能够提出一条比较完整的系列证据链，表明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都城内涵、规模和等级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均与文献记载的尧都有相当高的契合度。社科院副院长李培林说，陶寺遗址的一系列新发现证明，黄河中游地区在尧时期业已进入早期文明社会，是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核心的主要源头之一。

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白云翔说，根据文献提供的线索和现阶段考古成果，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陶寺遗址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国都。

8、下一步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下一步，在做好研究的基础上，还需要不断完善遗址保护展示研究功能，并且探索带动当地经济文化繁荣，让更多人分享到考古成果。

9、考古进展

继200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与临汾市文物局在陶寺发现了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米的陶寺文化中期城址之后，2002年至2005年，陶寺作为重点聚落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聚落反映社会组织”子课题中。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山西队与山西省考古所、临汾市文物局合作发掘陶寺城址，初步探索陶寺城址布局概况。共发掘3000余平方米，确定了陶寺早期小城、大贵族宫殿区、东部大型仓储区、中期小城内大贵族墓地以及祭祀区内的天文观测建筑基址。

2017年12月8日，中华文明探源陶寺遗址考古，在历经40载之后终于登上了世界考古论坛的领奖台，获得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的“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奖”。2015年6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国务院新闻中心举行了“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2017年12月4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场工作会议将山西陶寺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