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进都中秀才了,为什么还被胡屠户欺负?
很多人应该都知道《范进中举》这段故事，范进因为中了举人，而受到了很多不同的待遇，就连平常最看不起自己的老丈人都一改往日刻薄的态度，对他十分恭敬，范进也因为中了举人而高兴的发疯，由此可见，中举之后的范进，身份地位都和往日不一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在之前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就是范进中了秀才的时候，中了秀才听起来也挺厉害的，但实际上范进的身份地位并没有在老丈人那里得到什么提升，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各阶层里，屠户一直都是“身份较低”的存在。比如在《庄子》《说苑》等典籍里，就有不少对屠户们的“鄙薄”桥段。但清代小说《儒林外史》里的胡屠户，却是个绝对的例外。
一部嬉笑怒骂的《儒林外史》里，“胡屠户欺负女婿范进”的桥段，是“范进中举”故事里的知名亮点。不过如果说起身无功名的老童生范进，被胡屠户欺辱还有情可原。那么待到范进中了秀才后，“挨欺负”的遭遇却也压根没变。刚中了秀才，就被胡屠户骂“现世报穷鬼”。后来找胡屠户借钱考举人，又被胡屠户“一口啐在脸上”。考完回来后，还被胡屠户“又骂了一顿”，简直是被“花样欺负”。
那么问题来说，都说古代屠户“身份低”，可已是“范秀才”的范进，怎么照样被“屠户岳父”欺负到惨?其实，只要结合下《儒林外史》的创作背景，即明清年间的真实历史。这奇怪一幕，也就很好理解。
首先一个原因是，看似“地位低”的胡屠户，放在明清年间的社会里，却是响当当的“有钱阶层”。
明清年间，是中国古代商品经济大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吃肉”这事儿，更在民间大范围普及。且不说达官贵人，以《沈氏农书》等资料记载，赶上风调雨顺的年景，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长工们，也能做到“夏秋一日荤，两日素……春冬一日荤，三日素”。
至于日常的肉食消费，那更是越发火热，明朝学者谢肇淛曾出席一位监司官的饮宴，不过是三桌宴席，竟然就用了72只鸡和150斤肉。当时作为“珍品”的鹅，有钱人家办一次宴会，动辄就要杀30多只。达官显贵们的宴会，那更要云集“熊掌”“猩唇”等奇珍肉类，普通猪肉也“动及千数”。传教士利玛窦参加的明朝“官僚圈”宴会，每顿都堆满大量肉食，甚至“桌子压得吱嘎做响”类似的宴会，每次都“举行一个通宵”。
如此《儒林外史》里，“范进中举”后跑来攀交情的张乡绅，“一年就是无事，肉也要用四五千斤”。这奢靡风气，当时也“流行”到民间。东南经济发达地区的“中人之家”，办宴会时也追求奢靡。甚至“一会之费，常耗数月之食。”
这样的风气下，供应肉食的屠户们，当然也成了“刚需产业”。屠户们的收入，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就以胡屠户骂范进的原话说：“我一天杀一个猪，还赚不到钱把银子”。这么算下来，胡屠户一年收入是36两银子。可别小看这数，明代正七品县官，年收入也就四十五两白银。参考《三言二拍》等明代小说就更知道，在明朝花五十两银子，就可以买套低档次房产。“独占花魁”的卖油郎，一年也就攒个二十两银子，胡屠户的收入，真心不少。
而且就这“高收入”，胡屠户也很可能是“打了埋伏”。明代经济学家，万历年间的内阁大学士于慎行就估算，在北京这类“肉食消费”火热的大城市里，从事“屠户”“盐酱”等行业的生意人，家产都往往是“千万之资”。放在《儒林外史》的世界里，当然未必赶得上“北京屠户”那样有钱，但看看张乡绅之流“肉也要用四五千斤”的消费水平，就知生意兴隆的胡屠户，腰包显然比普通百姓“鼓”得多。
对这，胡屠户自己也十分自豪，比如范进中进士时他就说“比如我这行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面前妆大?”欺负你个“范秀才”?很正常!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中举”之前，范进的这个“秀才”身份，别看也是朝廷功名，但实际上，却是严重贬值。
其实，在明初的时候，秀才这个身份还是十分显贵，不但享有“免赋税劳役”特权，而且还有优厚钱粮补贴。但发展到明朝中后期时，这优越地位已经一落千丈。一方面是社会经济变化快，秀才们的那点“补贴”，早已远远不够用。外加朝廷日益腐败，秀才要读书就学，就得花钱打通关节，“成本”直线上升。仅明末贵州一地，请求赈济的“穷秀才”，一度就有八百多人，而北京的秀才们，一年至少要挣五十两白银，才能维持基本生活。
许多明清年间从科场“杀出来”的名人们，说起早年的“秀才”人生，那都是说不尽的辛酸泪。比如明朝人杨继盛，做秀才时借住在寺庙里读书，由于吃的太差，以至于“夜尝缺油”。晚上冻得睡不着觉，就只能“起而绕室疾走”。唐文献做秀才时“每至岁残，则有贫奢奔波之苦”。这几位，还都算是后来“摆脱贫困”的幸运儿。
明末的大多数州县，“穷秀才”往往占到当地秀才数量的一半以上，至于“贫不能葬，身无完衣”。就是明清“穷秀才”们的常见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读书人倘若没有别的谋生手段，就靠“读书”过日子，还一个劲往科场上奔，可不就得穷得叮当响。以至于范进的老婆都“不知猪油可曾吃过几回”。对这样的秀才女婿，胡屠户也当然有底气开骂：“替你寻一个馆，每年寻几两银子，养活你那不死的娘和你老婆才是正经”。
当然，面对“秀才女婿”，胡屠户可以骂得这般底气十足，面对“举人女婿”，那可就不同了。
古代读书人阶层里，要论泾渭分明最大的，那就是“秀才”与“举人”。做秀才的顶着功名，但温饱都成问题，但只要中了举，那就是一步登天。虽然“举人”比起“进士”来，依然差得远。但放在地方州县，那就是高高在上的存在。举人们不但特权更大，而且有做官资格，更可“请谒有司居间”，简直有权又有钱。
以明朝学者陈益祥的叹息说，只要一个人中了举，那真是各色人等都来投奔，送钱的送地的求在身边当奴仆的，全是一抓一大把。就算是“不得入官，便足自润”。也就是不用当官，就已经是当地的“上等人”。类似记载，在“范进中举”桥段里，都变成了生动场面。
看过如此“威风”，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面对中举的范进，胡屠户立刻把脸一变，花样吹捧“贤婿才学又高”。范进“拜谢”了他，他就“再三不安”。一看张乡绅来了，立刻“忙躲进女儿房里”。就算屠户再有钱，面对有钱有权的举人，也不是一个等量级啊。
一部《儒林外史》，写下的不止是世态炎凉。更有忍俊不禁的情节背后，古代真实的社会生活百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