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

*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距今约1800年，已发掘8座象雄时期墓葬和3座吐蕃时期墓葬，出土丝织物、黄金面具、鎏金铜器、银器、铁器、料珠等。首次考古发现了天珠。出土的黄金面具最初被考古人员以为是一张糖纸，而实际上很可能是象雄部落首领和高级贵族所用，主要为了美化逝者。*西部在被吐蕃征服前为象雄王国。这一考古发现为研究象雄文明提供了重要实证。随葬的大量青稞种子和牛、羊、马等动物反映了当时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繁荣景象。考古学家推断，1800年前的象雄人梳着密密麻麻的辫子，穿着毡裘，住窑洞式房屋，饲养牛、羊、马，吃的是青稞，甚至已有喝茶的习惯。象雄人的宗教、文字等深刻影响了吐蕃以及后来*社会各个方面。*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揭开了“象雄国”之谜，被评为“201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1、概述

*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距今约1800年，已发掘8座象雄时期墓葬和3座吐蕃时期墓葬，出土丝织物、黄金面具、鎏金铜器、银器、铁器、料珠等。首次考古发现了天珠。出土的黄金面具最初被考古人员以为是一张糖纸，而实际上很可能是象雄部落首领和高级贵族所用，主要为了美化逝者。*西部在被吐蕃征服前为象雄王国。这一考古发现为研究象雄文明提供了重要实证。

随葬的大量青稞种子和牛、羊、马等动物反映了当时半农半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繁荣景象。考古学家推断，1800年前的象雄人梳着密密麻麻的辫子，穿着毡裘，住窑洞式房屋，饲养牛、羊、马，吃的是青稞，甚至已有喝茶的习惯。象雄人的宗教、文字等深刻影响了吐蕃以及后来*社会各个方面。

*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揭开了“象雄国”之谜，被评为“2014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简介

故如甲木墓地位于噶尔县门士乡，位于传说中的古代象雄都城“琼隆银城”附近。自2012年起考古队进行了连续三年的发掘，发现了一批大型竖穴土坑石室墓葬，出土了包括黄金面具、“王侯”文丝绸、铜器等珍贵文物。

曲踏墓地位于札达县城西郊的象泉河南岸。考古队共发现五座带有竖井墓道的洞式墓，深达5米，有单室墓和双室墓两种类型。各墓室都保存有较好的长方形箱式木棺、成组的陶器以及大量马、羊等动物骨头。木棺内有墓主人尸骨及大量随葬用品。墓主人都采用侧身屈肢葬式，周边摆放大量随葬品，包括精美的彩绘木案、方形木梳、短柄铜镜、刻纹木条、纺织工具以及大量玻璃珠、长方形木盘、草编器物和彩绘陶器等。其中天珠(蚀花玛瑙珠)、短柄铜镜、彩绘木案等都是*地区首次发现。

根据C14数据，两处墓地的年代都在距今1800年左右，这一时段正是象雄国的强盛时期，其统治的区域主要在*西部地区。发掘表明象泉河流域是象雄国的核心区域。

3、考古发掘

2014年6-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在*阿里象泉河上游地区联合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在两处象雄时期墓地共发现并清理了一座土坑墓和五座洞式墓，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对于古代象雄文化的复原研究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3号墓出土彩绘木案

第一处为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继2012-2013年的工作之后，本年度进行了第三次发掘，发现了一座大型竖穴土坑墓葬，墓室保留有完整的墓顶横木，发现有多人合葬，并有木棺遗迹。该墓葬位于墓地南端，有助于我们界定墓地分布的范围。

彩绘刻纹陶罐

第二处为札达县，也是本次发掘的重点。曲踏墓地位于札达县城西郊的象泉河南岸，2010年因修建公路发现过两座墓穴，2012年因为修建自来水管道又发现了一座，相继出土了箱式木棺、黄金面具以及青铜器、铁器、木器等。但由于都是基建中的偶然发现，墓葬的形制遭到严重损坏，周边区域是否还存在更多墓葬不得而知。2013年考古队首次进入曲踏墓地，展开了一些小规模试掘，但因为地表堆积砂石较厚，虽经过艰苦努力，仍无法寻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今年6月，考古队借助科技手段，并通过微地貌的观察分析，用探沟发掘方法最终找到了五座洞式墓葬，获取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

这五座墓葬一字排开，埋藏于深约2米的次生砂石堆积之下，都属于带有竖井墓道的洞式墓。墓道为长方形，长2.5米、宽0.5米左右，深达5米。墓道狭窄，仅能容一个人上下，在两侧壁的积沙上掏出成排的脚窝以供攀爬。墓道下挖约2.5米左右出现二层台，上面横置了一排青石板封顶，将墓道分为上下两段，下段墓道因为青石板的阻隔，形成没有填土的空间，也使位于墓道底部的墓室近两千年来未经侵扰，保存相当完好。在墓道底部向山体方向开挖圆拱形墓门，墓室有单室墓和双室墓两种类型。单室墓如同一个小房间大小，长3米、宽2.5米、高1.6米左右，平面略呈方形，顶部略平，空间较宽敞，可以容纳四五人。双室墓有左右并列的两个墓室，形制较大，面积宽敞，为多人合葬墓。各墓室都保存有较好的长方形箱式木棺、成组的大小陶器以及大量马、羊等动物骨头。木棺内有墓主人尸骨及大量随葬用品。墓主人都采用侧身屈肢葬式，身上覆盖厚厚的服饰残片，上面残留有成组的青铜饰片。墓主人周边摆放大量随葬品，包括精美的彩绘木案、方形木梳、带柄铜镜、刻纹木条、纺织工具以及大量玻璃珠、长方形木盘、草编器物和彩绘陶器等。其中一座墓葬中出土精美的天珠(蚀花玛瑙珠)，这是青藏高原首次考古出土。铜镜带有短柄，应该与欧亚草原的带柄铜镜同属一个系统，在阿里地区属首次发现。两件四足木案上分别有彩绘对鸟纹和对羊纹及其他丰富的几何纹样，是象雄时期少见的彩绘器物。各类随葬品都有特定的位置：靠近墓壁都随葬一组陶罐用于储藏，其中都有一件大型陶罐;炊煮用的陶器用三块石头支起，里面一般都有铁质棒形搅拌器，用火痕迹明显;棺下有石头堆砌成棺床和大量羊骨，随葬马匹一般都放置于靠近墓室门口的位置;墓室四周壁面上开有方形或者长条形的小龛，龛内放置成排的草编器物，内装盛食物。有的墓壁上刻划有折尺形几何符号，似乎与墓葬的丧葬习俗和宗教信仰有一定的联系。

4、发掘意义

五座洞式墓葬发掘意义

根据曲踏墓地以往的发现所提供的数据，这批墓葬的年代距今1800年左右，这一时段正是象雄国的强盛时期，而象泉河上游地区是古代象雄国统治的核心地区，也是整个阿里地区人口最为集中、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因此墓葬主人很可能是象雄国贵族。这五座墓葬是迄今为止*阿里地区首次在主动性发掘中发现的洞式墓群，其层位清楚，形制完整，未经盗扰，内容丰富，使我们对以往在阿里地区发现的零散文物的出土背景有了清晰明确的认识。同时由于随葬品种类特别丰富，涵盖了当时社会物质生活的诸多方面，对于我们重建古代象雄国的社会生活面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材料。墓室的形制很有可能是模仿当时的洞穴居址修建的，墓室内还根据活人的生活需要进行功能分区，这种墓室结构与古格时期普遍流行的穴居遗迹非常接近，对于我们考察象雄时期的建筑形式及其使用的详细情况提供了参照。墓室内随葬大量青稞种子和牛羊马动物，说明当时象泉河流域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以及经济上的繁荣。当然由于阿里地区自然资源匮乏，大多数墓葬出土物并非本地生产，而是来自于周边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甚至是更为遥远的*、中亚和北印度地区，形成了阿里地区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和融合成为象雄文化的一个主要方面，这也是考古出土物对象雄古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补充。

5、黄金面具

2009年7月，筑路工人在*札达县西郊修建巴木公路时，推土机翻开一座埋葬很深的洞式墓，潮湿阴冷的墓穴和琳琅满目的随葬品豁然重现。根据发掘者札达县文物局局长罗丹的描述，这座墓室内放置有方形的箱式木棺，墓主人蜷缩在棺内。由于木棺经年累月发生了倾斜和错位，面具从死者面部滑落到胸前，在青藏高原夏日午后的炎炎烈日下，透过细细的沙尘反射出刺眼而诱人的光芒。

曲踏墓地出土的黄金面具

这件面具14厘米见方，薄如纸片，大小与真人面部相仿，由冠部和面部两部分连缀而成。冠部呈长方形，錾刻出三座并列的塔形祭坛，顶部有圆形穹顶，与早期佛教时期的窣堵坡非常相似。每个祭坛两侧各刻一只立鹤，祭坛前方各刻一只羊。面部有一部分重叠在冠部之下，重叠部分有两排小孔，用丝线将两部分连缀在一起。面部刻出精细的五官，圆目修鼻，甚至表现出人中和法令纹，五官和刻痕都用红色颜料勾勒，显得颇有生气。面具周缘有一周小圆孔，两个一组，背后衬有多层丝织物，残留有打结的系带。丝织物后面又用薄木片加固，通过系带与丝织物缝制在一起。

面具背后衬托的丝织品，经实验室分析属于平纹经锦，是典型的来自中原汉地的织物。根据对出土动物骨头的碳14数据，该墓葬年代在公元2世纪前后，正值中原通西域的丝绸之路兴盛之时，大量来自于内地的丝绸通过河西走廊和*输入中亚和西亚，*西部这一时期的高等级墓葬中也首次出现了这类远道而来的奢侈品。

此后，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文物保护研究所的考古学者又在*的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发现了两件小型黄金面具，加上*西部毗邻的尼泊尔穆斯塘萨木宗墓地的两件和印度北方邦马拉里墓地的一件，迄今已经在西喜马拉雅地区共发现有六件之多，可见黄金葬面在这一区域是非常流行的。

与黄金面具同时发现的还有丝绸，包括故如甲木墓地的“王侯”文织锦，此次展览也有展出。这块带有“王侯”铭文和复杂的鸟兽图案的丝绸，是青藏高原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丝绸。考古学者一致认为，“王侯”铭文禽兽纹锦为墓葬提供了相对准确的断代。其中，汉字“王侯”及其镜像反字在3世纪至4世纪和公元455年的尉犁营盘墓地以及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也出现过，由此可知该墓葬的丝绸年代应为3世纪至5世纪。通过对墓主人骨骼进行加速器质谱计碳14测年，也将其断代为3世纪或4世纪初，与丝绸图案显示的年代吻合。

美国考古学家在尼泊尔的穆斯塘萨木宗墓地也发现了丝绸残片，研究表明同样来自中国，这在尼泊尔考古中是首次发现，可见早在汉晋时期，丝绸之路已经延伸到西喜马拉雅山地带。

除了黄金面具之外，墓葬中还发现不少黄金或金银合金制品，在人们印象中，这一区域一直是环境恶劣、资源匮缺、人烟稀少的高寒地带，缘何出现如此多的黄金制品呢?

在公元7世纪之前，*西部这一辽阔的高原地带可能与一个古老的王国“象雄”(汉文称之为“羊同”)密切相关。象雄国虽然物资贫乏，却拥有丰富的黄金矿藏。唐代《释迦方志》记载，在吐蕃以西、于阗以南、印度以北的大雪山中，有一个苏伐刺孥瞿旦罗国(言金氏也)，又称为东女国、大羊同国，那里“出上黄金”。又有文献记载，羊同国的酋豪死后脑部要装满珠玉，面部“易以黄金鼻银齿”，然后葬入岩穴，无人知道具体的葬处，因而贴身宝藏得以保存数千年。这类黄金鼻银齿，应该指的就是黄金面具。

关于这一区域出产黄金，西方的早期文献中也有神话般的记载。希罗多德的《历史》也讲述了有名的“蚂蚁金”的故事：波斯帝国的第二十个太守领地印度，每年要交纳比其他地方多得多的税贡，印度人巨量的黄金主要是从北部地区弄来的，那一地区有一种蚂蚁，比狗小比狐狸大，在地下挖洞穴，掏出沙子，沙子里满含黄金，所以这种黄金又叫蚂蚁金。

《世界境域志》是一部公元982年佚名中亚作者用波斯文写成的地理学著作。书中记载：“Rang—Rong(让绒)是吐蕃的一个省，与印度和中国相毗连……据说其山上有金矿，山中发现金块，状如几个羊头拼在一起。不管是谁，如果收集到这种金子并将其带回家，死神就要降临，除非他把这金子送回(原)处。”Rang—Rong根据读音、地理位置和人文风物，应该指的就是象雄或羊同。这是西方文献中首次出现的有关*西部的准确描述。

有关黄金来源的神秘传说，可能是黄金资源的控制者为了垄断利益而故意编造出来的，但更有可能是古象雄人赋予了黄金独特的宗教属性。在古象雄人看来，精心制成的黄金面具，刻画出神秘的图案，覆盖于酋豪贵族的面部，除了“美化逝者”，还能驱疫辟邪、镇妖伏魔，使逝者在另一个世界达到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