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德意志式教育的秘密
德国前总理勃兰特(Brandt)表示:“在德国历史悬崖的边缘,面对数百万受害者造成的历史挫折,我只做了当语言失败时应该做的事情。”他在历史的边缘独自拯救了德意志民族。
德国前总理勃兰特(Brandt)表示:“在德国历史悬崖的边缘,面对数百万受害者造成的历史挫折,我只做了当语言失败时应该做的事情。”他在历史的边缘独自拯救了德意志民族。图为德国幼儿园的孩子们健康成长。(信息照片)最近,日本安倍*想从历史教科书中抹去“侵略”和“南京大*”。日本的历史教科书已经被一遍又一遍地修改,但真相正在逐渐消失。日本初中生对历史的遗忘和无知,如“南京大*”,令世界深感忧虑。相反,德国作为二战的两个战败国,以史为鉴,重视反思性教育,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因此,一个国家的个体成长、代际传承和国家命运离不开客观、正确的教育。为此,该报组织了一份讨论德国发展道路的手稿,希望从教育的角度向世界发出强烈的声音,提醒日本安倍*尊重历史,善待教育。-编辑
柯宇
“橘子在淮南出生时是橙色的,枳在淮北出生时是橙色的。树叶相似,但味道不同。”由于柑橘和三叶柑橘已经发生了变化,教育部门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种增长模式能够被转移吗,甚至可以跨洲转移吗?
日本:有一个“二战”战犯
1月13日,日本内阁决定,教育、文化、体育、科学和技术部将修订《学习指导要点解释》。具体实施将从2016年4月开始在初中进行社会研究,从2017年4月开始在高中进行地理、历史和公民研究。1月28日,日本教育、文化和科学大臣夏村弘文向当地教育委员会正式宣布。这本书是日本*审批教科书内容和指导教科书出版的纲领性文件。修正案明确指出“钓鱼岛和竹岛是我国的固有领土”,并要求现代史的记录必须尊重*的立场。例如,它考虑到**党的建议,即“南京大*的记录和慰安妇是有偏见的”,并拒绝批准出版“违反日本爱国主义教育”的教科书。
“爱国主义教育”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教育诏书”的核心理念,表现了对殖民和天皇的愚忠。正是出于“爱国主义”,日本对法西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犯暴行的反思常常被视为“自我虐待的历史观点”,导致日本人民沉溺于错误的历史记忆并自我安慰。2006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强行引入了1947年对《教育基本法》的修正案,“爱国主义教育”得以复兴。其意图与安倍晋三的“鬼神崇拜”、日本政权的右倾化、国家安全战略的引入、**党的*闹剧、该党在其2014年活动指南中删除“不再战斗的誓言”以及继续“参拜靖国神社”一样,都违背了国际共识。
“爱国主义”的培养从学校教育开始。社会科学视个人成长为一个终生的社会化过程,家庭是人生中第一个社会化机构。社会化被理解为一个人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塑造他或她的个性的过程。它可以在许多方面实施,如道德、情感、智力、语言、性别、政治等。,但这一切都从家里开始。根据埃里克·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在社会化的每个阶段都会遇到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人物。
安倍的政治理念和行为是其政治社会化的产物。安倍鼓吹“政治基因”是从他的祖父岸信介那里继承来的,并公开以他的祖父为荣。1月16日,中国外交部在“9·18”历史博物馆向外国记者展示了岸信介犯罪的证据。作为东条英机的副手,岸信介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列为甲级战犯。他利用朝鲜战争的突然爆发逃避法律制裁,并作为日本极右*的代表成为首相。显然,岸信介是安倍政治社会化的第一个重要影响人物。
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士兵
正如安倍“崇拜鬼魂”一样,德国高调纪念维利·勃兰特100岁生日。非常巧合的是,这位前德国总理政治社会化的第一个重要影响人物也是他的祖父,但这只是外表上的相似。
勃兰特的真名是胡贝尔·弗拉姆。他于1913年12月18日出生在波罗的海的德国港口城市吕贝克。他没有父亲,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谁。“父亲”甚至成了家庭禁忌。弗拉姆是他母亲的姓。单身母亲整天忙于谋生。小弗拉姆不得不与其他工人的孩子交往,在他日夜居住的工人聚居地四处游荡。“无家可归的童年”是勃兰特自传的标题,也是他童年的真实写照。
1918年,当弗拉姆还在襁褓中时,他的祖父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走回家。从那以后,战败的士兵取代了他的父亲。在小弗拉姆的高中毕业证书上,“父亲”一栏里写着他祖父的名字。老弗拉姆退休了,当了一名农民,变成了一名熟练工人。他积极追随以工人运动为基础的德国社会*党,而鲜有弗拉姆参与其中。当他8岁的时候,旧弗拉姆单位爆发了一场罢工。小弗拉姆碰巧遇见了厂长。厂长问家里是否有足够的食物。小弗拉姆犹豫了一会儿,厂长立即买了两条面包。当小弗拉姆幸福地抱着两条面包回家时,老弗拉姆命令他回来,不要吃他带来的食物。“我们需要的是权力,而不是慈善!”在这一课中,弗拉姆记住了他的一生,并逐渐意识到权利与和平都需要为之奋斗。
在祖父的影响下,小弗拉姆因其非凡的政治天赋而被昵称为“政治家”。他16岁时加入了德国社会*党。一年后,他与该党决裂,因为他抓住了纳粹*的暗流,而社会*党缺乏抵抗纳粹主义的决心。不久之后,他加入了*工人党,并致力于团结德国左翼力量来阻止纳粹。1933年,当纳粹夺取政权时,小弗拉姆的生命危在旦夕,他*流亡到北欧。离开前,老弗拉姆给了孙子100马克。这不会成为一种永久的策略。1935年,老弗拉姆在纳粹暴政下自杀。对年轻的弗拉姆来说,这场战争是如此令人难忘,以至于它以野心闻名:弗拉姆属于战争,勃兰特象征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名叫勃兰特的精力充沛、斗志昂扬的战士活跃在国际反法西斯舞台上。
世界:人类和平的纪念碑
担任德国总理仅五年的勃兰特因其下属涉嫌间谍活动而不光彩地辞职。这创造了历史,因为他在1970年12月7日跪在华沙犹太区的反法西斯起义纪念碑前。勃兰特的举动不仅使他成为《时代》杂志的年度人物,还因“为欧洲和平创造前提”而获得了次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这甚至被誉为“欧洲一千年来最强烈的道歉行为”。它直接推动了德意志民族重返世界大家庭,并为人类反思精神和忏悔文化树立了标杆。
然而,勃兰特寻求和平的破冰之旅充满了困难。在家里,勃兰特的华沙跪了下来,遭到了多次批评。德国《明镜》实时民意调查显示,48%的德国公民认为此举令人愤慨,41%的人表示赞同,11%的人没有发表声明。反对党保守党公开抵制勃兰特的和解政策。公众舆论甚至猜测这是一种表演行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卖国行为。当诺贝尔和平奖的好消息出乎意料地到来时,勃兰特意外地遭遇了议会的不信任投票。当时,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是一种耻辱,一种自我羞辱,一种自我否定。事实上,勃兰特目睹了战后德国*甚至总理职位都被前纳粹所控制。
“在德国历史悬崖的边缘,面对数百万受害者造成的历史危机,我只做了当语言失败时应该做的事情。”勃兰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他在历史悬崖的边缘独自拯救了德意志民族,这使德国今天具有了国际亲和力。在他去世的前夕,勃兰特回忆了他的一生,并说:“为了获得更多的*和正义,这些童年所受的影响是不能被抛弃的。”虽然在德国不会有更正式的屈膝礼,但每个德国人都在向历史屈膝。勃兰特的生活勾勒出一幅德国风格的成长画卷。
在德国和日本*首脑的政治社会化中,第一个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人物都是祖父,他们都在世界大战中被打败了,但是一个失误就大了。重要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可以控制个人成长、代际传承和国家命运。为了将日本大和民族从历史的边缘拯救出来,迫切需要遏制的不仅是学校课堂上肆意妄为的“爱国主义教育”行为,还有成千上万个家庭的“爱国主义教育”行为。2月3日,《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社论,内容是“只要首相决定,就可以建立一个国家纪念设施。”那些不了解历史的人将会受到历史的报复。就学习历史而言,中日双方都需要有责任心:一方面,日本人一直崇拜德国文化,模仿德国式的增长没有文化冲突;另一方面,中国学者应该尽最大努力探索德国式的增长,以便将财富传递给日本。毕竟,中国有义务向被一条水隔开的邻国提供教育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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