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国际化迷思:寻找中国的“高尔夫”
"教育应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983年,*同志用这个题词表明了新中国教育向世界敞开大门的决心。那一年,中国出国留学的学生只有一万多人。
两年后,即1985年,“三个面向”被写入《**关于教育*改革的决定》,成为教育战线的战略方针和教育发展的方向。那一年,国家取消了自费出国留学资格考试,“出国热”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升温。
现在,30年已经过去了。不久前,在*同志的家乡四川省,由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学院主办,中国科学日报《大学周刊》协办的大学国际化国际论坛在西南交通大学举行。此时,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高等教育国际化也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发展的主题。
只有面对这种国际化的浪潮,我们才能控制它?
谁的国际化
主办该论坛的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学院在2013年为教育工作者所熟知。那一年,该研究所起草并发布了中国第一份大学国际排名表。
同年,在数千英里之外的大洋彼岸,美国教育委员会国际和全球参与中心副主任罗宾·霍姆斯(Robin Holmes)带领一个团队进行了一项历时10多年的调查,调查即将完成。这项调查考察了美国大学多年来对国际化的理解和实践的变化,有许多有趣的地方。
"应该说,这些年来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喜忧参半。"罗宾在论坛上发言时说,例如,在招聘教师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要求候选人具备海外经验,这一比例已经从调查开始时的20%上升到68%。然而,与此相对应的是,当一名候选人工作了几年,面临晋升或参与终身教授的评估时,需要国际经验的申请人比例此时几乎没有变化。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国际化有时是肤浅的?"罗宾问道。
中国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刘贵文是重庆大学国际交流与合作系主任。在论坛的互动部分,他反映了这样一种现象:从长远来看,国际化无疑有助于学校的发展,但这种帮助不能很快反映在具体的学校指标中。因此,“学校强调国际化,但学校内部的院长并不关心。”
“这对重庆大学的一所学校来说不是问题。许多大学都有这样的情况。”刘贵文特别强调。然而,教师水平也是大学国际化的重要驱动力。
几年前,中山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陈昌贵和他的同事对广东省14所大学的国际化水平进行了类似的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学校的国际化水平与以院长为代表的中层领导密切相关。
“如果一所大学的院长是一名归国人员或有国际交流经验的人,他将有很强的对外交流意识,并能同时开展一些活动。”陈昌贵说道。然而,由于国际化不能带来直接的指数改善,这个“支柱”现在动力不足。
对此,西南财经大学副校长、论坛特邀演讲人杨丹表示,学校需要以合理的方式向院长和系主任传递压力。“我们根据大学排名中与国际化相关的指标对大学进行排名,并对这些指标进行分解,告诉它们国际化评估的内容是什么。”
罗宾在成为美国教育委员会的官员之前,曾在明尼苏达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他们在那里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每个院长都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参与具体的国际合作。他们必须这样做。”
然而,这种外部压力有多有效呢?
*“本地化”
虽然各个部门都面临着来自学校层面的国际压力,但学校层面也面临着另一种压力。
这仍然是一项来自美国的调查:在美国,越来越多的组织要求更多的国际课程,这无疑代表了一种国际趋势和实践。然而,与此同时,其他组织也越来越关注本地化教育。这种“本地化”过程的一个明显反映是,美国学生对外语学习的要求越来越少。"目前,他们最普遍的要求是一年就够了."一些学者说。
“本土化”问题在中国更为复杂。
例如,在论坛上,一些国内学者提出了“英语是否等同于国际化”的问题。事实上,衡量国内大学国际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双语课程或英语课程的数量和比例。杨丹质疑这一标准的合理性。
“在大学里,即使每个专业都可以用英语教学,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教学质量可以与欧美相比?”杨丹说,国际化的核心是各国从差异中寻求超越,而不是相互模仿。
“我们复制了英国和美国的教学体系,甚至教科书和教学方法。这并不意味着国际化。相反,当我们班能用汉语说非常地道的中国智慧时,就证明我们的国际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杨丹说。
对此,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在论坛的书面发言中也表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大学国际化的包容性发展并不意味着盲目跟风、机械照搬和趋同发展,而是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判断和创新精神,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办学条件走自己的特色国际化道路,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和优势。
“你知道,我们学校最受欢迎的海外学习项目不是在美国,而是在泰国学习高尔夫,这表明了国际化的独特性。”杨丹说。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学院和大学仍然没有找到自己的“高尔夫”,而是由于另一种压力而*“本地化”。
云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院长刘是第一批中外合作办学者。几年前,他在媒体上坦率地承认,他们遇到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本地化”。
"许多学校都面临这个问题。"他说,例如,当国内外标准在课程体系和人才选拔机制上有所不同时,他们必须遵守教育部的规定。自从开办这所学校以来,他的单位已经收到了来自国内外评估机构的10多份评估,几乎每年一次。然而,国外的评价标准与国内标准不一致。“从监管的角度来看,如果海外当局已经对其进行了评估,教育部能否部分批准?”
国际化和本地化需要相互适应。我们在民族文化中也应该坚持自己的特色。但从制度上来说,这种“本土化”还应该坚持吗?
打破“国家”的壁垒
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冲突不仅存在于“课程”中,也存在于“人”的方面。
在论坛上,国家外国专家局副局长张雅丽披露了一组数据:2015年,**为高校吸引人才拨款7.3亿元。截至2014年底,国内高等教育系统有1,636个专业单位。2014年,中国高中校长聘请了约2万名外国专家和3万多名短期交流访问专家。
当我们校园里有成千上万的“外国面孔”时,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他们?
孙伟,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软件学院院长、贵州盛华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在佛罗里达大学任教十余年。像他这样的外籍教师不多。但是他们有一种共同的感觉,即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在美国大学体系中孤立无援。“但如果美国专业人士来中国当教授,那种孤独感会非常强烈。”
在孙伟看来,这种所谓的“孤独感”是目前国内大学国际化中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因为我们仍然把外国学者视为“客人”,而不是学校成员。"对待他们最常见的方式之一是成为名誉院长。"在他看来,我们仍处于非常初级的国际化状态,还远远没有达到深度融合的阶段。“你有能力让他们成为真正的院长吗?这是每个人面临的最大障碍和核心问题。”
*立大学评估和学位授予机构的研究员森理奇(Mori Richi)在演讲中也表示,在中世纪,欧洲大学处于“超级国际化”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不会问你来自哪里,他们都用拉丁语交流。他们之间没有“国家”的概念。
“最好的国际形势是没有‘国家’的概念。”孙伟说,我应该接受全球精英,并以同样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真正的国际化是淡化“国家”的概念,而不是将“国际”视为特殊的东西。它们在你的生活和工作中无处不在。在这个意义上,国际化应该被称为“全球化”。
事实上,孙伟并不是唯一反对“国际化”概念的国家。例如,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举办的大学校长论坛上,香港大学前校长王赓·吴玖说,教育、研究和科学技术没有界限,所以起点不应该是国家,而是知识水平和大学与大学之间的关系。因此,他说:“我不喜欢使用国际化,我更喜欢使用全球化。”
如何评价国际化
在本次论坛向与会者分发的信息包中,最重要的是一份近60页的白皮书,即西南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发布的2014年中国大学国际化排名。
虽然这一诞生于2013年的排名已经是我国第一个高校国际排名,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对高校国际排名的研究是一个“新课题”。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以学术会议、专题研究等形式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在国外,类似的研究开始得更早。然而,如何评价一所学校的国际化水平?国际排名扮演什么角色?对于国内外的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样的问题不容易回答清楚。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哈米什·科茨研究了澳大利亚过去10年大学国际化的评估体系。他发现,在挖掘学生的潜力方面,现有的制度仍需改进。“例如,许多现有系统只比较学校之间学生的流动性。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交流中学到的知识。在这方面,现有的评估系统很难做出评估。”
罗宾也有同样的感受:在其他国家学习是好的,但是需要更多关注的是学生在国外学习时的经历。
孙伟在讲话中针对当前的评价体系指出,在制定指标体系的过程中,有必要考虑高校与以往相比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并将其作为一个主要的权重参数。"这样,一些冉冉升起的明星将有机会进入榜单."
此外,作为一名研究大数据的学者,孙伟还建议,大数据和互联网理念必须包括在列表制作中,基层的评论应该基于大数据而被广泛采用。这些评论也应该在指标体系中占有一定的权重。
事实上,在高等教育领域,无论一份清单有多“科学”和“详细”,都不会有多少争论。人们争论的焦点是,与高等教育核心相关的一些内容能否用简单的数字来反映,大学国际化水平的列表也不例外。
森里芝说,虽然排名很重要,但人们不应该太在意它。因为在高校国际化的过程中,还有其他的维度需要考虑。“例如,我们的世界经济、污染和其他全球性问题。虽然学校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除了排名表中规定的内容之外,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高校之间国际交流过程中的一些潜在机会,这可能对我们更有意义。”
“对国际会议的评价及其召开的次数,或国际会议在所有会议中所占的比例,能否成为评估高校外汇水平的科学依据,确实值得探索。”对此,西南交通大学国际评估小组组长、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任何名单都只能作为参考。“学院和大学不能由名单来领导。如果发生这种情况,至少表明学校的想法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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