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瑜真的是一个气量狭小之人吗?

现在很多人都认为，音乐对于一个人的人格修养有着很大的帮助。如果这个人在音乐方面的素养很高，那么他在其他方面，想来也不会很差，甚至可以说，会比寻常人还要高。那么，周瑜作为三国时期的音乐大家，音乐造诣非寻常人可比，为什么人们对他的印象却是气量狭小、心胸狭隘呢?

周瑜(175—210)字公瑾，三国时东吴大将，年轻时跟随孙策，二十四岁拜中郎将，人称“周郎”。江东乔(桥)公有二女，皆美貌超群;孙策自娶大乔，周瑜娶了小乔。周瑜后辅佐孙权，任前部大都督，风流倜傥，骁勇善战，兼之长得硕壮俊美，是当时有名的“少帅”。在孙吴政权建立之初，他屡建战功，最著名的战例，是作为统帅，指挥孙刘联军以火攻大败曹操水军的“赤壁之战”。

可惜周瑜三十六岁英年早逝。正史记载他是征战中被箭矢射伤，积郁而病死军中;且称颂他“心胸开阔”、“能得人心”;而演义、戏曲则说他“心胸狭窄”、“气量狭小”，是被诸葛亮施计“三气”而亡。这两种对立的评价，褒贬不一，针锋相对，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似乎盖棺仍未定论，实在耐人寻味。

贬抑周瑜的说法，主要来自元末明初罗贯中所著《三国演义》。“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此说见于《三国演义》第五十五回，是“诸葛亮三气周瑜”中的“二气”。讲的是刘备丧妻，周瑜便向孙权献上“妙计”：假意将孙权之妹嫁与刘备，以此为诱饵将刘备骗至东吴“幽囚于狱中”，当作人质以要挟蜀汉索还荆州。谁知诸葛亮老谋深算将计就计，派赵云携“锦囊三策”武装保护刘皇叔前往东吴成亲，不但假戏真做，刘备得了孙夫人，双双巧计脱逃，还让关云长接应赵云，使孙权、周瑜的追兵损失惨重。这个“东吴招亲，弄假成真”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甚广，其结局是周瑜一气之下急火攻心箭伤复发，生命岌岌乎危哉!

“既生瑜，何生亮!”——这是《三国演义》第五十七回中周瑜被诸葛亮“气”死时的最后感叹。此语被后人写诗诠释为“苍天既已生公瑾，尘世何须出孔明!”意即诸葛亮计高一筹，专“克”周瑜，生逢同时便命该倒霉。由于此前有“三气”作铺垫，这一声绝望而无奈的感叹，便成为褒亮贬瑜的经典语言。被贬抑的周瑜，以悲剧人物的失败夭亡而告终。

“曲有误，周郎顾。”——《三国志·吴书·周瑜传》引“时人谣曰”的六字民谣，形象地描绘了周瑜从小就“精意于音乐”的天赋，“虽三爵(喝过三大杯酒)之后，其(乐调)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觉察了必回头提醒乐队错了)。精通音乐而达到这种“有误必知”、“每误必察”的专家的水准，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周瑜文武兼通的儒雅气质与广博修养。而这种常人难以企及的音乐素养，其对个人胸襟性情的潜移默化的陶冶作用，则是显而易见，不容抹杀的。

那么，为什么《三国演义》要“贬瑜”，说他“气量狭小”呢?我们不妨进行一番分析比较。最早完整记载周瑜史实的《三国志》作者陈寿(233—297)本身就是三国时代的人，在蜀汉时期和蜀汉灭亡后，他曾先后担任著作郎、治书御大史等官职，对“当代历史”相当熟悉，而且亲闻笔录史实甚多，由于年代相近，故而采事更近真实;稍后的北魏学者崔浩就曾高度赞扬《三国志》“有古良史风，其所著述，文义典正……班史以来无及寿者。”

距陈寿仅百余年的裴松之曾为《三国志》作注，“事多审正”——这是裴松之对《三国志》中体现出的求实态度的精辟概括，是对陈寿“不溢美、不隐恶、据实修史”的高度赞扬。由此可以推断，《三国志》中的周瑜形象比较忠实(或接近)于历史人物的真实。而成书于元末明初的《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系公元1330—1400年间人，比陈寿晚了千余年。他对三国历史人物的评价，带有“尊刘抑曹”强烈倾向，这是已延续千百年的封建正统观念使然。所以，他在创作《三国演义》时，对蜀汉人物(尤其是诸葛亮)大加褒扬赞颂，对曹魏集团人物极力贬斥，对孙吴集团则是有褒有贬。对于周瑜，罗贯中是将他作为孙刘联盟时期的“障碍”、作为诸葛亮的“陪衬”或“反衬”来写的，故极力渲染他的“狭隘”一面，甚至虚构周瑜的智拙计穷，以突出诸葛亮的足智多谋。如此贬抑多多，包括说周瑜“气量狭小”云云，就不足为怪了。

当然，他笔下的《三国演义》，毕竟采录了《三国志》中大量的史实，不过又辑录了千余年间有关三国人物的大量的传闻轶事、民间说唱、戏曲话本方面的内容，所以民间文学的色彩浓重;再加上他大量的加工塑造与虚构创作，包括移花接木、无中生有、巧妙生发、杜撰想象，所以，便离历史真实有了一定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