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萌芽：从远古到西周末

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萌芽：从远古到西周末

1960 年在山东莒县和 1973 年在山东诸城分别出土的两个距今约 4,500 年的陶尊,上都有一个□符号。有人释为“旦”字。这个字上部的“○”象太阳,中间的“□”像云气，下部的“□”象山有五峰，山上的云气托出初升的太阳，其为早晨景象，宛然如绘。《尚书·尧典》说“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说明在传说中的帝尧（约公元前二十四世纪）的时候已经有了专职的天文官，从事观象授时。《尧典》紧接着说，“分命羲仲，宅□夷，曰□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这段话的意思是,羲仲在□夷□（汤）谷之地,专事祭祀日出，以利农耕。山东古为东夷之域，莒县、诸城又处滨海之地，正是在这里发现了祭天的礼器和反映农事天象的原始文字，这与《尧典》所载正可相互印证。《尧典》虽系后人所作，但它反映了远古时候的一些传说，当无疑义。

《尧典》还说，一年有 366 天，分为四季,用闰月来调整月份和季节。这些都是中国历法（阴阳历）的基本内容。《尧典》中有“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四句话，说的是根据黄昏时南方天空所看到的不同恒星，来划分季节。这里提到的只有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四个季节。

从夏朝(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到公元前十六世纪)开始，中国进入奴隶社会。流传下来的《夏小正》一书，反映的可能是夏代的天文历法知识:一年十二个月,除二月、十一月、十二月外，每月都用一些显著的天象作为标志。《夏小正》除注意黄昏时南方天空所见的恒星（“昏中星”）以外，还注意到黎明时南方天空恒星(“旦中星”)的变化，以及北斗斗柄每月所指方向的变化，比《尚书·尧典》有所发展。

夏朝的末代几个皇帝有孔甲、胤甲、履癸等名字，这证明当时已用十个天干（甲乙丙丁  ）作为序数。

在殷商（公元前十六世纪到公元前十一世纪）甲骨卜辞中，干支纪日的材料很多。一块武乙时期（约公元前十三世纪）的牛胛骨上完整地刻划着六十组干支，可能是当时的日历。从当时大量干支纪日的排比，学者对当时的历法,得出比较一致的意见：殷代用干支纪日,数字记月；月有大小之分，大月 30 日，小月

29  日；有连大月，有闰月；闰月置于年终，称为十三月；季节和月份有大体固定的关系。

甲骨卜辞中还有日食、月食和新星纪事。如“癸酉贞:日夕有食,佳若？癸酉贞:日夕有食，非若？”, “旬壬申夕月有食”,“七日己巳夕□,□有新大星并火”等（图 1 记述新星的甲骨片,甲骨卜辞中的新星

纪事）。 比甲骨文稍晚的是西周时期（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八世纪）铸在铜器（钟、鼎等）上的金文。金文中有大量关于月相的记载，但无朔字。最常出现的是：初吉、既生霸（魄）既望、既死霸（魄）。人们对这些名称有种种不同的解释。但除初吉以外，其他几个词都与月相有关，则无异仪。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  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诗·小雅》中的这段话，不但记录了一次日食，而且表明那时已经以日月相会（朔）作为一个月的开始。一些人认为，这次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即公元前 776 年,也有人认为发生在周平王三十六年，即公元前 735 年。《诗经》中还有许多别的天文知识。明末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他列举的四件事中，有三件都出自《诗经》，那就是“七月流火”、“三星在户”和“月离于毕”。《诗经》中还记载了金星和银河，以及利用土圭测定方向。如果认为《周礼》也反映西周的情况，那么，在西周时代应该已经使用漏壶记时，而且按照二十八宿（见三垣二十八宿和十二次来划分天区了。到了西周末期，中国天文学已经初具规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