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时期皮锡瑞“文明排外”思想的形成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长沙善化人，以经学鸣于晚清，著述弘富，实是一位及其博通的学者[1]，也是晚清湖南维新运动中一位重要的宣传家和实干家。

甲午战争中清*的节节败退，及由此带来的帝国主义在中国前所未有的侵权攘利活动，引发了全国救亡图存思潮的进一步高涨。而对皮锡瑞来说，他以往的自负与嚣张的幻觉，也被彻底震碎。皮锡瑞自此心胸大开，提出了用近代手段对付近代的侵略者，实现以“文明”来抵制外敌的入侵，这种“不与明争而暗与之拒”的方法，较之甲午战争前的“夷夏大防”和“盲目排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学者多称之为“文明排外”。本文主要阐析其“文明排外”思想的形成及其原因。

一、皮锡瑞“文明排外”思想的逐步形成

甲午战争后，本力主兵战的皮锡瑞和其他三湘志士一样，开始意识到“盲目排外”的落后性和危害性，并撰文予以层层剖析，逐步形成“文明排外”的思想。

首先，他指出仇打外教有害无益，只能为外国列强入侵徒增口实，引起衅端。皮锡瑞深知“今中国微弱，四夷交侵，时事岌岌可危，迥非乾隆以前之比。”[2]况且外敌早已对中国版图虎视眈眈，正愁没有借口可起兵端，“甚望我伤害彼一人，即可肆其恫喝要挟之计。”[3]因此当熊希龄在南学会痛言“说时世，洋人不可与之开衅”，陈宝箴接着“曲为譬喻，嘱湖南莫打洋人”，皮锡瑞闻而“拟引书阐明之”，于二十八日讲“交涉公理”时，指出仇打外教实属有害无益，若逞强使气，则正中外国侵略者之计，“非为中国出力，实为外国出力，而助彼以攻我，非为我君分忧，实召外国之兵以贻我君之忧也。”[4]“彼正欲挑衅，借此发难，尤易瓜分，此等非中国之忠臣，真外国之忠臣耳。湖南此等忠臣尚不少”[5]。

其次，皮锡瑞指出“仇打外教”也不利于中国的变法维新。湖南士风民气本以排外仇教著称[6]，特别是胶州事变后，周汉广发传单，号召民众盲目排外，以致引起轩然大波[7]，这种“盲目排外”的风气，显然给变化维新造成了不少阻力，也不利于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皮锡瑞当时就非常气愤地指出周汉此等行径，竟然“尚有为之左袒者，真天地之大，无不有矣”[8]。他批评象周汉那样的人“反洋教”的绅士们，坚守旧说，不思变新，又肆言诋毁，以“湘人结习，本不是为怪，至于联语丑诋，更属无赖所为”[9]。

“仇打外教”只会贻误大局，“使彼气焰益张”，但当时湖南民智尚未开通，因此皮锡瑞苦口心婆予以规劝：

首先，他劝绅民当持以坚忍，奋发图强，莫图逞意气，“既害身又害国”，而应该镇定和坚忍，要讲策略，不能急躁冒进。皮锡瑞最善于陈古切今，他举孟子“以大字小，以小事大”，“无好小勇”等，谓当讲求大智大勇，舍弃匹夫之勇，又以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和燕昭王礼贤下士报齐复国为例，告诫民众应当坚忍奋发，养精蓄锐，不可急于求成，他痛切地指出“今时事岌岌，旅顺大连湾，已插俄旗，闻英法皆有变局，中国四百兆人，将有灭种灭教之惧，湖南开学会，实为急开民智，万不得已之计。”[10]现在中国微弱，要挽救危亡，避免瓜分，唯有忍辱负重，早日实现自强，彻底摆脱危机。因此，他在南学会问答中，谆谆告诫士子们“勿逞盛气，勿为大言，总要智深勇沉，方能担当大事”[11]，“天下大事，当讲理不当负气”。

其次，他规劝绅民们应正确估计形势，理智对待洋人来华通商传教，与之和平共处，不可与之挑衅。他指出：“洋人来华通商传教”，“今惟有不明之争，而暗与之抵拒。讲求商务，开通利源，推广学会，宣明圣教。中外各国教宗各异，中国自应以孔教为专。惟尊孔教，宜多读古书，兼通时务，不得专以科举帖括为孔教。至于商学、工学及农家种植之学，则当采用西法，购置机器，不宜专持故见，自失本地之利。西人以商立国，自古已然，牟利之法既精，又能讲求物理、化学，其机器之巧，尤非人力所能争胜。欲保利权，必用新法，不必存中外畛域之见。”[12]同时又指出：“通商传教乃天地自然之公理，彼通商于我、我亦通商于彼，彼传教于我、我亦可传教于彼，不自充拓通商、传教之抵力、涨力，相为应付，而徒咎人之通商，传教为阴谋、为外道，为瘠种、噬脐之鸩毒，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13]。

同时，一些使群众喜闻乐见的歌谣也劝莫“盲目排外”，主张“文明排外”。如署名皮嘉祐而经皮锡瑞改定的，与其思想完全一致的《醒世歌》，反复劝导人们“自己振作能有守，不怕外人把亏吃。”“交邻要学孟夫子，字小事大大道理……莫学匹夫敌一人，扰乱大事事难成，雪耻自强要坚忍。”[14]

随着对“盲目排外”的批判和对绅民的规劝和建议，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皮锡瑞“文明排外”的思想已初步形成，并在不断的完善。

同时，必须指出，皮锡瑞除主张在经济层面向西方学习并进行改革，发展军事工业和民族工商业外，进一步继承和拓展了振兴民族文化的“学战”思想，还主张要把救亡运动落实到对整个民族文化进行全面改革的层面上。他认为单靠引进西方的舰船利炮和机器设备，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根本无法实现国家富强的目标。他主张培养掌握新知的新型人才，以此作为实现国家振兴的根本办法，而这种新型人才必须能博古通今，会同中西。如他在《时务报》上读到梁启超的《变法通议》，对其提出的变科举、兴学堂等主张深表赞同，认为这些是变法根本所在，称誉梁的变法意见为“探源之论”[15]，又说：“中西之学，源流各别，而能多读中西之书，深究其理，以观其会同，则亦未尝不可相通。”[16]可见皮锡瑞已经意识到，在西方人眼里，中国已成野蛮的“半教之国”，若不求自振，只会让中国陷入灭种灭教的境地，惟有通过大兴教育，培植人才，引入各种有用之学，并坚持“有体有用”，方才能实现真正的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