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斯论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就是法理学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且也一直被认为是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之间具有根本分歧的地方。本文试图介绍莱昂斯的观点，从而让我们对此具有一个较为全面且系统的画面。在笔者看来，莱昂斯在两方面值得我们重视。首先，莱昂斯打破了我们对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常规认识，即把法律与道德的分离看成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的分水岭：法律实证主义者被认为接受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而自然法学者则否认这一点，认为恶法非法。莱昂斯提出较为充分的论证表明，分离论无法成为这个分水岭，并对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各种可能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第二，在方法上，莱昂斯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英美的分析风格，通过概念的区分以及观点的澄清来有力地表明，分析风格并不是玩弄语词，也不仅仅是逻辑分析，而是为了更好地帮助我们澄清事实与观点，更好地理解法律的本性。

为了更好地理解莱昂斯的观点，我们有必要交待几点。第一，这里讨论的法律不是理想意义上的法律，而是指现实法律体系中的法律，指的是实定法（positive law），而不是应然法。其次，这里讨论的道德是哈特所说的那种批判性道德，即那种能够具有真假值的普遍性道德原则。与此相对应的是实定道德（positive morality），指的是为某个共同体或社会所实际接受的或者约定俗成的道德。[3]第三，我们所要谈论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必然关系。它不是一种事实上的必然关系，比如说在生活中，法律与人们的道德信念总是相互影响的，而是通过分析法律与道德的概念或性质就可以得出的那种概念性必然关系。第四，注意区分制度（法律）义务与道德义务。前者是由各种制度所规定的义务，与道德可以没有任何关系。第五，注意区分初步义务与实际义务。初步义务指的是一种有条件的义务，它并不是压倒性的、绝对的义务。这种道德义务并不一定就是你的实际义务，因为综合考虑的话，其他方面的道德考虑有可能会压倒这个初步义务。

二

我们一般认为，传统自然法是最为反对分离论的，我们首先来讨论它。对于传统的自然法学者而言，对什么算作法律是有着非常明显的道德条件的，“一个不义之法根本不是法”。阿奎那认为，“法律的力量取决于其正义的程度…且立足于理性规则。但是理性的第一规则是自然法…结果是，当人法是从自然法推出的时候，它才具有那么多的法律性质。但如果它在任何一点上偏离了自然法，那么它就不再是法而是法的反常。”[4]

然而，在莱昂斯看来，这种观点并不与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论相矛盾。即使一个东西除非是正义的，否则不可能是法律，并且同时所有要强行的道德命令的各种规则都能自动地获得法律地位，法律与道德仍然能够是不同的东西。因为这并不能确保下面两点：A，所有道德原则都被纳入了法律；B，所有法律都是从道德原则推衍而来的。退一步讲，即使法律与道德是共外延的，法律与道德仍然能够是分离的。下一个例子就可以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所有有心的动物就是有肺的动物，其外延明显相同，但是就其内涵而言，心与肺依然是不同的东西。这就表明，分离论无法作为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者的分水岭。

此外，莱昂斯还认为，如果我们仅从字面上来理解阿奎那的法律观点，会把阿奎那置于一种不一致的境地。因为除了心中作为理想法的自然法之外，阿奎那对现实中的人造法并非视而不见。他承认人造法“或者是正义的，或者是不正义的。”[5]在莱昂斯眼中，阿奎那提出自然法的概念，更多的是想发展出一种服从法律的义务观点。依照阿奎那，当人法是服务于公共善、公平地分配负担、不对上帝表明任何不敬、不超越法律制订者的权威时，它们才是正义的。阿奎那认为，当人法是不正义的时候，我们没有道德义务服从它。一个人在道德上有义务服从正义的法律，但没有义务服从不正义的法律。仅当环境要求，“为了避免耻辱和*”而服从的时候，一个人才服从不义之法[6]。可以看出，阿奎那的法律观的落脚点在于我们是否具有服从法律的道德义务。

莱昂斯指出，阿奎那对于人法的看法，与法律实证主义者没有太大的分别。然而，在法律实证主义者一端，也有相反的看法，即以法律来制约道德。这就是霍布斯与奥斯丁等提出的表面观点。在霍布斯看来，“法律不可能是不正义的。”他主张，“‘正义’这一词等价于遵守该国的法律”[7]。而奥斯丁则说，“对于正义这词，我们意指，对于这种词所适用的一个给定对象符合我们用其作检验的一个给定法律…对于不正义这词，我们意指给定对象并不符合给定法律。”[8]

如果接受这里的字面观点，就会得出以下几点。第一，我们把法律描述成不正义就有点脑筋错乱，因为从定义上看，我们根据正义来评价法律显然是超出了这个概念的逻辑限制。第二，背离法律永远是道德上错误的，除非它能基于其他道德考虑得到辩护。第三，这种其他的道德考虑不能基于法律的不正义，因为它不可能是不正义的。由于当代很少有人相信这点，我们这里更多的是表明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9]

显然，上面两种极端观点都认为法律与道德有着本质联系，要么是道德决定法律，要么是法律决定道德。凯尔森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还有一种极端观点。他们承认法律的执行正义与法律本身的正义是可以分开的，法律需要参考法外标准才能判断其正义与否，法律无法成为自己本身道德性的尺度。但是这种观点的极端之处在于，他们不承认法外的正义原则可以得到理性辩护。由于他们反对法律本身的正义，由此也就只存在法律的执行正义了。他们据此认为官员有义务服从法律，只要官员背离法律就违背了执行正义，并且官员背离法律就永远也得不到辩护，他们实际上就得出了一种官员按法律办事的绝对义务。

但是这种极端观点要想成立，必然克服两个困境。第一，我们必须表明法律本身的正义与执行正义在性质上具有根本差别。由于两者都是正义，都属于道德范畴，因此如果极端怀疑论者是正确的，那么所有道德原则都无法得到理性的辩护，执行正义也不例外。如果情形是这样，那么说官员有道德义务就是有点奇怪的事情。第二，他们必须向我们表明道德怀疑论是正确的，但在目前的道德哲学研究，这并不是一个很能得到辩护的立场。莱昂斯本人也提供了非常充分的论证，表明，只要我们不是彻底的怀疑论者，即怀疑知识的可能性，那么我们就很难有好的理由接受道德怀疑论。[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