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祖禹

顾祖禹（1631-1692）字复初，一字景范，（一作：字瑞五，号景范），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今江苏无锡人），居常熟，顾柔谦之子。生于明毅宗崇祯四年（1631），卒于清圣祖康熙三十一年(1692)，享年六十二岁。中国清初沿革地理学家和学者。生于江苏常熟，卒于徙居无锡宛溪，故称宛溪先生。他的高祖顾大栋撰有《九边图说》，曾祖顾文耀、父亲顾柔谦都通晓舆地之学。在家庭的影响下，他毕生专攻史地，以沿革地理和军事地理的研究为精深。

中文名：顾祖禹

朝代：明末清初

民族：汉族

出生地：南直隶常州府无锡县

出生日期：1631

逝世日期：1692

职业：学者

代表作品：读史方舆纪要

1、个人履历

从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起，他参考二十一史、100多种地方志和其他大量文献，并尽一切可能“览城廓，按山川，稽道里，问关律”，实地考核异同，历时30余年，编著成130卷、280万字的《读史方舆纪要》。

顾祖禹著作

前123卷叙述历代州域形势，以明末清初的行政区划，分述各省、府、州、县的疆域沿革、山川形势、城市集镇、关塞险隘、津梁道路等。后6卷叙述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末1卷叙述分野，明“俯察仰视”之义。附“舆图要览”4卷，有当时全国总图、各省分图、边疆分图以及黄河、海运、漕运分图。《读史方舆纪要》着重考订古今郡、县的变迁，和推论山川关隘战守的利害，是中国沿革地理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也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和军事地理的重要参考文献。晚年，曾参与编纂《大清一统志》。

宋以后，专讲地理沿革的著作间有所出，特别是明末以降，学者有感于“空谈心性”的误国殃民，提倡实学之风大盛。顾炎武曾作《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主旨在于“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读史方舆纪要》更是详论“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前者重在讲地理条件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后者重在讲地理条件和军事的关系。顾祖禹在一首诗曾说：“重瞳帐下已知名，隆准军中亦漫行。半世行藏都是错，如何坛上会谈兵。”此诗的浅意是说，在项羽的军队终都很出名（史记上说项羽重瞳子，重瞳指项羽），在刘邦军中也可以随便走（刘邦外号叫隆准公，就是大鼻子）。可惜半辈子所做的都是错的，怎么能够纸上谈兵。这首诗正可为他一生的追求作注脚。

附注

附：《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八顾祖禹传如下：

顾祖禹，字复初。柔谦精于史学，尝谓：“明一统志於战守攻取之要，类皆不详山川，条列又复割裂失伦，源流不备。”祖禹承其志，撰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凡职方、广舆诸书，承譌袭谬，皆为驳正。详於山川险易，及古今战守成败之迹，而景物名胜皆在所略。创稿时年二十九，及成书，年五十矣。宁都魏禧见之，叹曰：“此数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书也！”以其书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钞称三大奇书。祖禹与禧为金石交，禧客死，祖禹经纪其丧。徐乾学奉敕修一统志，延致祖禹，将荐起之，力乱罢。后终于家。

2、主要作品

顾祖禹编写《读史方舆纪要》前后历时三十余年，可以说是以毕生精力尽于此书。他身遭亡国之痛，但却始终坚持志节，不求名于时，不求禄于世，长期生活在“贫贱忧戚”的环境里，寄心事于著述，实在难能可贵。他的目的是很明确的，那就是保存故国文献，以便在将来反清复明的大业中作出贡献。他的挚友江西宁都魏禧很了解他，认为他“深思远识，有在于言语文字之外”。他在开始编写《纪要》时，曾有“含饥草传秋窗永，隐隐空山有哭声”，“江底可怜沉铁锁，掌中犹喜抚金瓯”的诗句，可见他是以无限沉痛的心情来编写此书的。《纪要》是一部记叙地理沿革、战争形势的历史地理专著，它不仅是历史地理研究者必读之书，也是历史研究者不可缺少的重要史籍。因其编写体例便于翻检，也可以作为一部历史地理方面的工具书使用。全书一百三十卷，附录《舆图要览》四卷，共二百八十余万字。它按照明末行政区划分区叙述历史地理沿革，详记史实，大体可以分作四个部分：

顾祖禹著作

第一部分，《历代州域形势》九卷，按历史顺序编排，记唐虞三代、春秋战国、秦、两汉、三国、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各朝之方国、州、郡、府、县等政治区划和沿革，使“学者一展玩而州域之分合，形势之重轻，了然于中，然后可以条分缕析，随处贯通”。

第二部分，南北直隶十三省，分省纪要一百一十四卷，记直隶、江南、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内的州、县、山、川、关、卫的位置和原委。每省卷首都冠以概论形势的总序一篇，论其在历史上最重要之点，务使全省形势了然。各卷论述，均自撰纲目，自作注释。每府亦仿此例，而所论更分析详密。每县则记辖境内主要山川、关隘、桥、驿及城镇等。例如所记直隶密云县（今属北京市），不仅列有主要山川如密云山、白檀山、雾灵山、九尾岭、白河、潮河、要水等，还记有历史上存在过的白檀、要阳、厗奚、安市、燕乐、行唐等废县，渔阳城以及要地古北口、石塘岭关、白马关、曹家寨、墙子岭关、峨嵋山寨、石匠营、李家庄、保安镇、金沟馆等十余处。又在每一地名下自作小注，如“行唐废县”之小注云：“在县东，本定州属县。辽志，太祖阿保机掠定州、破行唐，尽驱其民，北至檀州，择旷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为行唐县。金废。”又如“渔阳城”注云：“孔颖达云，在县南十八里，秦郡治此。二世发闾左戍渔阳，即此城也。”（卷十一，中华书局本，一册511——517页）

第三部分，《川渎》六卷，采录历代地理书中对于山川、江河的记载，“以川渎异同，昭九州之脉络也”。

第四部分，天文《分野》一卷，列历代史志有关各地星宿分野之说。

附录《舆图要览》四卷，则自京师各省、边疆漕运以至海洋等，都有图表，“以显书之脉络”。

《纪要》对历代都邑形势、山川险要、战守事迹、河渠水利等等，皆能上下古今，详加论述，既便考证，又便使用。其编著体裁，也颇为新颖，如历代州域篇，则以朝代为经，而以地理为纬；京省形势篇，则以地理为经，而以朝代为纬，经纬互持，纵横交用。

《纪要》最大特点，是具有极为浓厚的军事地理特色，经世致用思想贯穿始终。他象父亲柔谦一样，痛心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的险要，不会汲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所以此书对于山川险易、古今用兵、战守攻取之宜，兴亡成败之迹，叙述最详，而于景物游览之胜，则多从略，以便为未来的反清复明的大业作出贡献。正因为这样，所以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将它列入兵家；梁启超也认为此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学”，“其著述本意，盖将以为民族光复之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华书局1943年重庆重排初版318页）。

《纪要》的另一特点，是它不仅包括历代疆域、政区的演变，也还包括自然地理（如河渠的变化）和经济地理（如食货、屯田、马政的变化）。他对历代经济进行过研究，也写过论文，但可惜皆散失了，好在“其大略仅错见于篇中”（《纪要．凡例》）。他虽然没有专列经济地理变化一项，但他仍为我们研究经济地理，如交通的变迁，城市的兴衰，漕运的增减以及经济中心的转移等提供了许多资料。书中对于各省区农业生产特点的扼要概述，使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地区历史上农业发展的概况，例如他谈到四川省时说：“志称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卷六十六，四川一，中华本，三册2853页）至于河流的改道，湖泊的变迁，都直接影响着当地经济的各个方面，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书中对此不仅在各省区都有分论，还特别专列篇章，对几条重要的江河，穷源竟委地加以叙述。例如他在书中用了两卷篇幅（《川读》卷一二五、一二六），对黄河的。发源、流经、变迁、河患等详加叙述。他对明代统治者一贯消极治河、积极保运，只求南粮北运，而不顾黄河下游两岸人民死活的错误作法，给予无情的斥责。

《纪要》的第三个特点，就是由于作者治学谨严，考证精详，纠正了前人的一些重大错误。例如，汉代长安西南的昆明池本是模拟昆明国的洱海（在今云南大理）的形状开凿的，但自从晋代臣瓒在《汉书音义》中误把今昆明市的滇池当作洱海以来，迷惑学者达一千三百年之久，直到顾祖禹在《纪要》里才把这一错误纠正过来，把汉代长安的昆明池和昆明国的关系弄清楚（卷一百十三，西洱河，中华本，六册4590页）。

可见《纪要》确是一部取材丰富、考订精详、结构严整的历史地理著作，它不论在那一方面都超过了诸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方舆胜览》等前人的历史地理著作。而后来用官府之力，集众手而成的《大清一统志》修成后，《纪要》不但不废，而且仍为学者所重视，也是证明。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历史地理研究工作者的重要参考书。

《纪要》在史实和地理位置方面也有一些错误，前人和近人时有发现，书中之笔误以及传写和刻印过程中出现的错别字亦复不少。但瑕不掩瑜，跟它的贡献比起来又微不足道了。

《纪要》的《历代州域形势》部分，在康熙五年（1666年）顾祖禹三十六岁时，由无锡华家刻印，仅五卷。全书在祖禹死后一百一十九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才由四川龙万育之敷文阁刻印出版。此后有道光三年，（1823年）之活字本、光绪九年（1883年）之石印本、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上海铅印本，以及同年新化邹代过之三味书室刻本等版本。1937年商务印书馆之“万有文库”本，系据龙本排印。1955年，中华书局又据商务之原纸型重印，分订六巨册，颇便翻阅。中华书局于重印前曾取邹本与之对勘，发现“两本颇有异同，末四卷图说，出入尤大，而考诸有关载籍及文义，大抵以邹本为精审”。中华书局重印本，“除于万有文库本排校上之显然错误酌予改正外，其余仍照原本。所有原本与邹本异同出入”，又“择要列举”了长达十六页的二本异同表，附于全书之末，以供参考（《读史方舆纪要校记》，中华本，六册5709页）。

《纪要》地名，按省、府、州、县之顺序排列，读者查找明代县级以上地名，虽也便于翻检；但由于它收录地名在三万条以上，而又卷帙浩繁，读者如欲查找古代地名，则又颇感困难。日人青山定男有鉴于此，于1930年至1932年间编辑《读史方舆纪要索引·*历代地名要览》一书（1933年，日本东方文化学院东方研究所出版），于每一地名下，注明原书卷数及所隶省县，并参考当时出版之五种史地杂志，注明当时之方位所在。名为索引，实兼地名辞典性质，颇为有用。但此索引之缺点是：只收州域形势及各直省之地名，未收《川渎》、《舆图》中地名；往往有误一地为二地者（如福建崇安县与江西铅山县接界，中间有一分水关，而索引却误为二地）；《纪要》原本有错误者，索引亦未能予以改正（如福建南平市，于元代为南剑路，《纪要》误作南建路，索引亦误作南建路），则颇为可惜。

3、相关报道

治史仍需以读书为根基

顾祖禹著作

据凤凰网2018年4月24日报道，近20年来，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深刻影响着各行各业，史学研究也不例外。历史文献、历史资料数据库的建设使史料的检索、复制极为快捷和方便，许多未曾阅读过的书籍中的资料借助网络信息技术也能够被直接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是否需要彻底改弦更张？这确实是史学研究面临的一个新课题，需要作细致的探讨和辨析。

史学研究与记载历史事实的书籍有天然的不解之缘，研究历史必然要研读史籍。中国史家传统的读书方式，讲求精读系统性的史籍与相关典籍。越往后代，书籍、文献越加积累，汗牛充栋已不足以形容其部帙之多，研究者欲全部阅览已无可能，于是类书、书目、各种索引应运而生，给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然而，各种类书良莠不齐，而且割裂原书籍的内容，再机械地分类编辑，呈碎片化状态，所取史料的形成背景、语境、前因后果基本消失，因而会导致误解。因此，在以往的史学研究中，类书只能起到辅助作用，阅读重要的系统性史籍仍然是史学研究的基本功。正因为如此，古人剖析类书，常常提醒学者：“抄撮类书，非根柢之学”。不过，无论类书还是目录学著述、索引，都是以“书”的形式出现，长期以来，治史以读书为根基，无人怀疑和挑战。

到了当代，电子学术资源兴起，这些资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二是互联网上的知识资料与信息，三是可以检索的学术资料数据库。电子扫描和镜像版的图书、文献，与原书一致，仅载体不同，对学者而言均属读书，无多少区别。互联网上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的大多为普及性知识和学术信息，对治学方式的冲击也不大。只有可检索的学术资料数据库，极大地改变了史学研究者获取史料的途径，冲击着传统的读书治史方式。近年来被广泛使用的四库全书数据库、二十五史全文阅读检索系统、四部丛刊全文电子版、读秀网、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已然涵括了过去史家难以想象的资料，而数据库建设仍方兴未艾。从理论上讲，只要解决好操作技术问题，所有资料都可随时提取，速度非常快、史料非常多。而且，数据库还可以由学者自行设计检索内容，这使它实质上已经不同于类书。不过，数据库仍存在与类书相似的缺陷，这决定了它还不能取代读书治史的基本理路：第一，所得资料也呈现为碎片化的堆积，失去其形成的背景和特定的语境，存在误读的可能性；第二，检索所得史料，难分真伪，而且因割裂、碎片化更难直接考辨；第三，受数据库涵括内容的限制，可能缺少很重要的典籍资料，如《四库全书》的编纂暗地里排斥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

在史学研究中，具体史料的运用必须依托于对相关历史背景状况的整体理解，决不能依靠史料的堆积而不知鉴择。史学研究者的学术素养必须在读书、思考、研讨和撰著的实践中培育，要有史料鉴别和考订的能力，要有理论思维，仅仅掌握史料的供应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在网络信息时代，认为有了学术资料数据库就可以轻松治史了，显然是不正确的。缺乏基本的学术素养，直接取用具体的史料，出错的几率颇高。例如，以“实录”为名的史书产生很早，但许多史书的性质与唐太宗时开端的朝廷官修、记述一朝皇帝言行、以政务为中心的编年史性质完全不同，而史学界将其混同看待的却不乏其人。这是在“名”与“实”之间的失察，而学术资料数据库的检索就是以词语、字串为核心来汇集资料，所以特别需要警惕。

为提高史学研究水平，读书治史的理路不可抛废，但信息检索技术的重要作用对读书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网络信息时代，史学研究者在读书上应作出调整和改进。比如，读书包括阅读电子扫描和镜像版之书，学者应努力建设自己的电子图书馆；史学研究中运用数据检索手段发现的重要资料出自陌生的书籍，就要跟进阅览，这样才能让信息化检索起到促进读书、增益研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