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

雷达，原名雷达学，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现任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兼任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43年，雷达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1965年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科研奖、上海文学奖、中华文学选刊奖等奖项。出版《民族灵魂的重铸》、《重建文学的审美精神》(上下卷)、《蜕变与新潮》、《思潮与文体——20世纪末小说观察》、《当前文学症候分析》、《重新发现文学》等论文集15部;出版《雷达散文》、《缩略时代》、《皋兰夜语》等散文集多部。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通史》、《中国新文学大系·长篇小说卷》、《现代中国文学精品文库》、《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近三十年中国文学思潮》、《新中国文学精品文库》等。《重读云南》入选上海市高中语文教材，《现当代小说鉴赏》入选人民教育出版社高中教教科书(必修)。2018年3月31日，雷达去世，享年75岁。

名字：雷达

原名：雷达学

出生地：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

出生时间：1943年

逝世时间：2018年3月31日

职业：评论家、作家

毕业院校：兰州大学

信仰：共产主义

主要成就：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理论评论奖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中国当代文学优秀科研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优秀作家贡献奖”

代表作：《小说艺术探胜》、《蜕变与新潮》、《民族灵魂的重铸》、《当前文学症候分析》

1、人物经历

雷达

早年经历

1943年，雷达生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雷达的母亲祖上是兰州人，父亲是天水人。

1944年，雷达1岁多的时候被父母带回兰州生活；从那时起直到1965年，雷达一直往返于兰州和天水两地生活。

1947年，雷达4岁时，因盯着水磨、看浪花狰狞而走神，不慎滑入了水渠，人进入磨道，还得血肉横飞，幸运地被人救起。雷达的乡亲们是些最有文化的人。家乡人除了勤于农耕，就是渴望孩子成为读书人，雷达的毛笔字不行，这成了他多年来怕回老家的潜在原因之一。雷达的哥哥是哑巴，雷达成了雷家唯一靠得住的继承人。老家的生产队居然同意给了他一份自留地。

1965年，雷达毕业于兰州大学中文系。

1966年春天，甘肃农村搞起了极左式“社教”，雷达家的中农成分忽被“补划”为富农（1977年平反），平生好强的大嫂——这个最穷苦的贫农女儿、童养媳，不得不顶起“富农婆”的帽子被扭去游街，干苦活累活，每次游街后，嫂子扔掉绳索木牌，抹去伤痕污渍，赶紧生火做饭，还说说笑笑，像没事人一样，与城里牛鬼蛇神的愁苦状迥然不同。我更看不懂的是，村人并不嫌弃大嫂，每天来家问事者、聊天者、托她介绍婚姻者仍不少。雷达甚至觉得大嫂这个“四类分子”威信不低。雷达的大嫂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女性。她对雷达无私的爱，让雷达一生难忘。大嫂只是一个微贱的农妇，但她从不胆小、怕事、忍辱、畏缩，在她的身上有一种永远打不倒的精神。这就是雷达特别想说出来的感受。多少年来，每当雷达遇到逆境，挫折，或自认受了委屈，或无端烦躁时，就会想起新阳镇，想起大嫂，内心就会慢慢平静下来。1992年冬天，雷达的嫂子因病离世。

2、工作经历

曾先后在全国文联，新华社工作，后任《文艺报》编辑组长，《中国作家》副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研究员。兼任母校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任中国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茅盾文学奖评委；任中国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任中国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评委；任中国中组部、中宣部、人事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评审小组成员。

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多届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评委。兼任兰州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3、文学之路

评论之路

1978年7月，《文艺报》复刊了，冯牧、罗荪为主编。7月15日，复刊号（总号343期）正式出版，《文艺报》作为委托中国作协主办的中国文联的机关刊物，刊发了“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专辑”。发表了茅盾的开幕词、郭沫若的书面讲话《衷心的祝愿》、*在大会上的讲话、周扬的《在斗争中学习》、巴金的《迎接*文艺的春天》等文章，其中巴金的文章深深地触动了年轻的雷达，如果文艺的春天真的就要来到，他愿意成为这春的乐章中的一个音符。这愿望在雷达的心中越来越强烈，仿佛命运的琴键在扣击心门，于是，时在新华社工作的他，毛遂自荐，向当时的《文艺报》主编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想去《文艺报》工作的意愿，并附上他的一些文章。出乎意料的是，事情在一个星期以后就有了结果，他被调到《文艺报》评论组工作。多年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感慨：他走上评论道路，与当时在《文艺报》工作有直接的关系。

1978年8月11日，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于《文汇报》发表，那时，北京各单位的办公室里，都订阅一份《文汇报》。雷达含着泪读完了该小说，他初步的感受是，小说虽然写得还不够老到，但对“*”给民众心灵留下的伤痕把握，具有相当的典型性，是一篇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短篇小说。不久由文艺报和文学评论共同出面，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为“伤痕文学”鸣锣开道的会议，其中探讨了《神圣的使命》《伤痕》《枫》《顶凌下种》《她该怎么办》《在小河那边》《重逢》《爱情的位置》《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等作品，《文艺报》把大型报道的任务交给了闫纲和雷达。闫纲是雷达尊重的师兄，同为兰州大学毕业。雷达打第一遍稿，连夜奋战，写出了一个万字初稿，交给闫纲修改，最后，此稿终以《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为题，以“本报记者”名义发表。

新时期文学伊始，雷达以《文艺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王蒙并写下了新时期第一篇报道并评述王蒙近况的专访《春光唱彻方无憾——记作家王蒙》。该篇文章虽为“访问记”，其中却较为细致地介绍了王蒙的生活道路和文学观念，并对此做了理性分析和评价。

1979年，《春光唱彻方无憾——记作家王蒙》文章在《文艺报》第4期刊出后，引起文坛内外的极大关注，王蒙这位沉寂了20余年的作家再一次成为文坛热点。而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乃至新世纪之初，许多人在采访王蒙时也采用了“春光唱彻方无憾”这句诗来做题目。雷达虽然年轻一些，却也有着较为相似的经历和感受，他怀着对文艺事业的一腔热情从边远的大西北来到北京，迎接他的却是十年“*”，青春和文学生命都被无端地耗过，终于，一个新的春天来到了，他和王蒙一样，终于迎来了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春天，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献身文学的抱负，为新时期文学的春天歌唱。

雷达是新时期文学的见证者、参与者。他对文学评论有着与生俱来的兴趣与责任，新时期文学之初，雷达就表现出了他独有的敏感，他往往能对新的文学现象和潮流做出最及时的反映。雷达从新时期一开始，就抵制了那种从作品中抽出政治结论的武断评论，而是从艺术规律的要求、从美学观点的要求出发，对作品进行有说服力的艺术分析。他的评论不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的，而是从那个时代的生活和心灵的实际出发的，富有现实的和生活的气息。

相当长的时间里，雷达把许多精力放在短篇小说的评论上。

1977年的文学作品后来被载入文学史的为数不多，《班主任》（《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是其中之一，1978年年初，雷达对《班主任》这一作品进行了评论。他在《人民的心声——赞〈班主任〉等作品的出现》一文中点评，《班主任》的作者入木三分地揭开了小流氓宋宝琦这个“畸形儿”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精确地写出形成这种“畸形儿”的社会的、家庭的复杂因素。而另一个人物更令人深长思之，这就是初二班团支部书记谢惠敏。雷达认为，该小说通过上述两个对立人物同样确认《牛虻》是本“黄书”，戏剧性地点染出他们同是“*”愚民政策的受害者。

“救救孩子”的急迫呼喊不仅是令人尊敬的张老师的声音，也是全国人民心底的声音。雷达认为，尽管《班主任》等短篇小说在思想深度特别是人物塑造上都存有不同程度的弱点，但它们的可贵之处在于踢翻了“三突出”之类的清规戒律，思想解放，敢于大胆地“看取人生”，真实的血和肉，写出人民群众的爱与恨，喷射着人民感情的炽热岩浆，回荡着时代精神的有力旋律。

当时的雷达对短篇小说充满了浓厚兴趣，他一度认为短篇小说是最能及时反映时代社会变化的文体，那个时期的雷达，阅读大量的短篇小说，并能及时发言。总是能从小说现象中抽出最本质的特点。

1979年，雷达阅读了25篇获奖短篇小说后，深切地感受到其时的作家已经由“写政策”、“写概念”、“写问题”的路上比较彻底地挣脱出来，折入“写命运”、“写人情”、“写灵魂”的艺术化和心灵化的轨道。雷达表示，从艺术规律的角度看，这是极大的转变。雷达从此走上了文学评论之路。

4、主要作品

（作品目录参考资料）

5、创作特点

文学思想

“发现”与“重铸”文学批评的灵魂

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就史的意义而言，任何历史都是斩不断的河流，所谓古代、近代、现代、当代之类的划分，无非是人为的拆解——既为断代史，就不无切割之意，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由于文学内在规律的贯通性，“分”的因素在逐渐淡化，“合”的因素在逐渐凸显，相互的融通之点越来越多，它们开始自在地作为一个整体呈现出来，并继续演进着。

“现当代文学是一个整体”的观点为解释当下文学展现的丰富多彩找到了一个切人口，为人们重新审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联系、熔接、转变、革新提出了新的视阔。

陈忠实的作品《白鹿原》已成为公认的文学经典，而雷达的《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也一样成为文学批评的经典。在该篇评论中，雷达视《白鹿原》为“一部重新发现、重新发掘民族灵魂的书”，“也是一个观照中华民族灵魂的世界”。对《白鹿原》的解析就是雷达发现和重铸民族灵魂的实证分析和理论升级。雷达对贾平凹的创作“模式与活力”的精准概括以及对人文精神的质疑，对“个人化”的辩解等都具有“发现”的眼睛，表达了雷达对文学的真知灼见与赤子之心。雷达无愧于文学批评的“雷达”。

1986年9月，雷达于著文《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论述了自己对于新时期文学主潮的思考。在该文中，雷达强调：“对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与重新铸造就是十年文学划出的主要轨迹。”

民族灵魂并不是一开始就回归到新时期文学中来的，她被逐出文学的苑囿多年，但她始终游荡在我们的生活氛围中，游荡在人们四周和心灵深处，人们却久久视而不见。因为民族的自我意识正在酣睡，大众割断了与历史与世界的精神连结。所以，新时期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不是直截了当的，而是在制约中的发现。新时期文学的最初阶段，是从“观念化”向“世俗化”的演变。中国的文学开始向着普通人的血泪真情，向着中华民族真实的生存境况的“出发点”回归。

雷达没有局限于文本表层的意蕴，而是将新时期文学进行了一次深彻的梳理。他指出，只有抓住“人的觉醒”这个根本的精神发展趋势，才能认识到新时期文学出现各种现象的本质。

只有抓住“人的觉醒”这个根本的精神发展趋势，才能认识到新时期文学出现各种现象的本质。是人的觉醒这一主题使得文学对民族灵魂的当代畸形作出了深入挖掘，唤来了作为民族强者的改革者形象，描写出了农民内部的时代性分化，展现出了知识分子从传统向现代角色转换中的灵魂痛楚。在这一部分论述中，最引人深思的是有关新时期知识分子形象的论述。雷达经过比较和思考后得出如是结论：比较起来，这股人的发现、觉醒、解放的浩浩潮流在知识分子中激起的变化，其层次之复杂、走向之歧异、哲学思想之多端，都远远超过了农民。但是，不管知识分子多么敏感和多变，在“民族灵魂”面前，他们与其他民族成员必有同一性。就这一点而言，雷达以张贤亮笔下的许灵均和章永璘为例，进行了深入的比较分析，他认为章永璘既是许灵均的延续，又是对许的否定和超越，这超越乃是章永璘的追求是通向人的全面发展、全面实现这个总目标的。“食”和“色”不过是其起点，目的则是人怎样尽可能地摆脱动物性，向着灵与肉融合的“升华”境界和全面“人化”复归。在这个意义上，章永璘既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是今天的知识分子。

是人的觉醒这一主题使得文学对民族灵魂的当代畸形作出了深入挖掘，唤来了作为民族强者的改革者形象。

正是在这样一种宏阔的视域中，雷达用这条主线将当时貌似差异极大的作品联系在了一起，他总结道：“文化寻根”派的作品主要是重新审视连结过去的道路；“反传统”派作品主要是以借鉴和引进为其特色，焦灼地寻觅未来的路；传统写实主义的作品则是牢牢把握现实的路，它们殊途而同归于对民族灵魂的探索道路，其精神是可以打通的。即使迷离惝恍、感觉奇异如莫言的作品，其真髓也恰恰在于热烈而深沉地叩询着民族灵魂的消息。在此基础上，雷达以“走向文化鸟瞰争议”一节结束了这篇文章。

民族意识早已成为评论家自身的精神所在，所以他可以共鸣，可以发现。如果在评论家自身的灵魂深处没有这种灵魂的浮动，评论家是不可能发现的。

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是雷达的文艺思想的大动脉，是统率性的，也是一以贯之的。围绕着这条主线，雷达面对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时，也是围绕着发掘这一内质而展开的。譬如对贾平凹、陈忠实、张炜、路遥、莫言、刘恒、苏童、刘震云、*、凌力、残雪、毕淑敏等作家作品的研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一文对于《白鹿原》的思想意蕴及白嘉轩这一人物形象的透彻分析。在雷达看来，《白鹿原》的思想意蕴要用最简括的话来说，就是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培育的人格结构，进而探究民族的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正因为如此，白嘉轩成为作者陈忠实的一大发现，因为“面对白嘉轩，人们会感到，这个人物来到世间，他本身就是一部浓缩了的民族精神进化史，他的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他在村社的民间性活动，相当完整地保留了宗法农民文化的全部要义，他的顽健的存在本身，即无可置疑地证明，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两千多年的秘密就在于有他这样的栋梁和柱石们支撑着不绝如缕。作为活人，他有血有肉，作为文化精神的代表，他简直近乎人格神。”所有详尽而有力的论述，都在支撑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白鹿原》终究是一部重新发现人，重新发掘民族灵魂的书。”可以说，正是宏阔的理论建构和大量的文本透析，共同构成了雷达的评论世界，这个世界的核心则是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与重新铸造。

重铸当代文学的“灵魂”：“发现”与“重铸”，雷达正是以这样的姿态在文学批评的世界里不断求索、不断超越，为作家和读者默默构筑起一座精神交流的桥梁，为当代文学批评诗学的建构提供了丰富的、富有实绩的文学批评实证性材料，对于当下和今后的文学批评及文学创作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艺术特色

灵魂的抒情诗

评论家雷达的独立人格、独立思维、独立审美所构成的话语权力，是其独立生存的基础。既不附庸于作家，又不希冀作家的依附，而能严格按照艺术审美规律自主地驾驭作最本身，并能确立评论家自身在文艺批评范畴内的主导地位。作为一名学养丰富、造诣深宏的文学评论家，雷达他对作品的关注永远是第一位的。对他而言，重要的不是哪一位名家的作品，而是哪一部作品能够经得起审美的打磨。

雷达是从大西北的土地上走出来的评论家，他的批评文字不自主地潜蕴着一种质朴厚重的思想与情感，他向来不把批评视为一种可以熟练操作的技术或轻松炒作的道具，相反，他的写作始终包含着生命的“活性元素”，注重采撷最鲜活的感受。作为批评家的雷达，并不刻意追求独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或理论架构，他能将最忧伤脆弱的情感折射成文学的视线，他对作品的研判是超越了预言与概念的会心的精读。

雷达的叙述语言充满了个性化意味，如《雷达散文》开篇之作《王府大街64号》就营造出一种不能忘却的记忆，那是用梦想、诱惑、失望、沮丧、哀伤、忧郁、悔过、祈祷、自审等一系列内心动作组成的生命与心灵的蒙太奇画面，那绝不轻松的叙事中包含着最大限度的灵魂抒情，也包含着对愁云阴霾的厌恶、恐惧和躲避，说它是一曲写给旧时期的安魂曲也不过头。雷达的文字向来不缺见解，也从来不缺真情。他的镇定从容克制住了浮躁和功利，他希望把自己的感受注入山河城乡，于是便从他的笔下涌出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名作《皋兰夜语》、《依奇克里克》、《还乡》等。《皋兰夜语》是雷达的力作之一，该散文，貌似娓娓而谈，不动声色，实则刻骨铭心，字字珠玑。作者思绪驰骋于历史和现实的时空中，却又句句踏实在黄河两岸这片古老而充满血泪的大地上，他为此而叹、而息、而泣、而歇。他并非要做一个一味的赞谀者，尽管他完全可以这样去做。他那锐利的目光直洞要害：“‘我’感到，马占鳌其人虽巳湮没无闻，但他那保守与狡黠、愚昧与精明相结合的消极的智慧，他的家族门阀利益至上的顽固意识，作为一种具体化的地域文化精神，是否并未完全散尽，至今还想在暗中挽住历史的脚步呢？”“作为一种惰性的地域文化心态，一旦成型，要改造恐非一夕之功。”“回头一瞥，心头一惊，更高的马含山在黑暗中默默注视着兰州呢！”这才是真正的大关注，这才是一语中的的睿智，这才是推心置腹的警语。以这样的心态和笔触感受兰州的，舍雷达其谁。

雷达的作品之所以多有余音余韵，就在于他“对于生活有着一种不可抑制的激情”。读他的那些真正的散文，人们会感觉他胸襟的宽博坦荡；读他的那些颇有蒙田风格的随笔，你会领悟他开垦灵魂的勇气和机智；读他的那些洋溢着个性火花的批评文章，你会嗅到一种耳热心跳的快言直语所喷射的逻辑芬芳。

从《足球与人生感悟》该闪烁感性与理性交融光辉的散文中，知道雷达也是一位痴心耿耿的球迷的。与足球专家观球不同，与足球记者写报道和评论不同，雷达将足球与人生十分巧妙地衔接起来，雷达把人们共同的爱恨情仇具象化了。他说；“足球也是一种语言，一种特殊的越种族、越国界的竞争语言，一种人类语，世界自我完善，足球才成了伟大的象征啊。”在对足球精神的理解、对足球艺术的审美上，雷达的确准确地还原了足球的魅力。

雷达的散文所给予读者的快乐与理智，恰如一场精彩纷呈的足球赛。读者在审美的激情四射中可以捕捉到值得屏息凝神的人生感悟。

雷达的评论文章多数可以当作优美的散文来读，而他的那些极具活力的散文和随笔也时时闪烁着智性的光辉，读起来仿佛顺着文字里游动的纯美境界可以追逐到人类的良知和作家的童心。《雷达散文》反映的是雷达的“心灵强度”，再现着一个热爱生活的、严肃执着的作家对人类、大地、家乡、岁月、命运的深情叩问；而颇有散文意味的评论文字，也让读者直接看到雷达的情感浓度。的确，雷达是与众不同的个性化、诗意化的评论家，他的批评尺度无疑是深邃和崇高的，而他的能量很大的批评语言更能紧扣不同作品的艺术神经，产生出从容大度的思想。

评论艺术

雷达始终关注的是文学作品中的“人”、“人的灵魂”及由此揭示出的历史的奥秘、时代的变化。这使他在一开始踏上文学评论之路就进入了一个宏阔的视野，也使他能够始终站在不断解放和变化的文学洪流中而认清文学的发展方向。

1980年4月，雷达的《灵魂奥秘的揭示》一文，以《李顺大造屋》《剪辑错了的故事》《乔厂长上任记》《记忆》《重逢》等小说为例，肯定了这些优秀小说的价值在于它们通过揭示灵魂的奥秘，去揭示历史的奥秘，并从环境与人物、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对立与联系、人物本身的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心活动之间的矛盾统一等层面详细分析了如何深刻揭示人的灵魂的问题。

自“五四”以来提出的“人的文学”后，“人”的解放始终是中国文学的先锋使命。这一命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命题尤其响亮。它成为那个时代文学的最强音。雷达也成为敲响这一钟声的一分子。他不仅融入了这场浩大的声音，而且渐渐地显露出独特之处来。这不仅使他后期能一跃成为当代文学评论界的主将打下了基础，而且为他后期的批评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定下了基调。

探测文*夕

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经济的时代。文学大潮退落。然而，一些重要的作品恰恰在此期间产生，一些新的文学思潮也在此时悄然取代乱哄哄的先锋文学。

在《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一文中，雷达先写道：“人们不但争相阅读，而且意见决不一致，其分歧之大，争执之剧烈，虽未到‘几挥老拳’的地步，也已激昂得空前。在读者和评论界，有人说它堕落，有人说它变态，有人说它是明清艳情、狭邪小说的仿制品，并无创新价值，有人说它是狡猾的商业策略，一笔早就预谋好的赚钱生意，当然，也有人对它推崇备至，视为深沉之作、传世之作，几近绝响，因而听不进批评意见。面对《废都》，面对它的恣肆和复杂，‘我’一时尚难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也很难用‘好’或‘坏’来简单判断。‘我’对上述每一种看法似乎都不完全地认同，但也不敢抱说服他人的奢望，‘我’知道那将是徒劳。‘我’只想将之纳入文学研究的范围，尽量冷静、客观地研诘它的得失。‘我’将循着作家创作个性的线索、作品人物和结构的线索、文学传统的线索，说一说‘我’初步认识的《废都》。”这显然不是一般报刊上的那种简单的道德评判或意气之争，而是一个批评家在遵循一种专业的独立的艺术评论。

雷达不仅从贾平凹与古典文学传统和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关系入手，从美学艺术的角度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分析，而且还分析了庄之蝶等人物形象的由来、意义；不仅指出该作品的价值所在，也指出一些不足，最后，他得出结论：“《废都》是一部这样的作品：它生成在20世纪末中国的一座文化古城，它沿袭本民族特有的美学风格，描写了古老文化精神在现代生活中的消沉，展现了由‘士’演变而来的中国某些知识分子在文化交错的特定时空中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危机。透过知识分子的精神矛盾来探索人的生存价值和终极关怀，原是本世纪许多大作家反复吟诵的主题，在这一点上，《废都》与这一世界性文学现象有所沟通。但《废都》是以性为透视焦点的，它试图从这最隐秘的生存层面切入，暴露一个病态而痛苦的真实灵魂，让人看到，知识分子一旦放弃了使命和信仰，将是多么可怕，多么凄凉；同时，透过这灵魂，又可看到某些浮靡和物化的世相。然而，由于作者怀着苦闷之心来写苦闷之人，与人物缺乏必要的距离，虽能写之，却不能超越和洞观，故而削弱了批判的力量和悲剧的力量；另一方面，感性乃至感官的泛溢，淹滞了灵性的思考，也在阻滞作品的人文精神的深化。”

文学症候分析

2006年7月，雷达在《光明日报》发表《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一文，在中国引起极大反响，《光明日报》为此开辟专栏，进行了长达近月的讨论，很多作家和评论家都相应了这场讨论。在该文章中，雷达在对当代文学的现状进行了透彻而深刻的分析，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他认为，“与世界上许多公认的大作品相比，与庄严的文学目标相比，当下的中国文学，包括某些口碑不错的作品，总觉缺少了一些什么。创作上的浮躁现象源于两个尖锐的几乎无法克服的矛盾：一个是出产要多的市场需求与作家‘库存’不足的矛盾，另一个是市场要求的出手快与创作本身的要求慢、要求精的规律发生了剧烈的矛盾。如果说现在文学的缺失，首先是生命写作、灵魂写作、孤独写作、独创性写作的缺失；其次是缺少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的能力；第三是缺少对现实生存的精神超越，缺少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性把握能力；第四是缺少宝贵的原创能力，却增大了畸形的复制能力。”他的这些不满与忧虑，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文章里，他率先提出了一个让当代作家都深思的问题，既正面价值。在人性迷失之后，人们已经不知道怎样来判断文学的时候，他的声音不啻于福音，他说：“所谓正面的价值声音，应该是民族精神的高扬，伟大人性的礼赞，应该是对人类某些普世价值的肯定，例如人格、尊严、正义、勤劳、坚韧、创造、乐观、宽容等等。有了这些，对文学而言，才有了魄魂。它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

此后，雷达又发表《原创力的匮乏，焦虑与拯救》，批评当前文学缺乏想象，缺乏原创力。在这个机械复制的时代，这是一次有力的回拨。在《狼图腾》大受追捧的时候，他发表了《〈狼图腾〉的再评价与文化分析》，对其优劣和成败都进行了入理的分析，得出“作者把根本道理弄歪了”，批评这部作品在基本的信仰方面迷失了正道。在对一系列文学进行研究之后，雷达得出一个结论，当前文学的根本问题在于思想资源和精神价值的缺失。发表于2008年4月25日《光明日报》的《批评：根本问题在于思想资源和精神价值》一文进一步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评论特点

理性之外：感性的激情

雷达的评论是无法模仿和复制的。雷达保持了20世纪80年代之前遗留下来的那种从文本出发、从感性出发的评论方式。当读者读他的评论文章时，会仿佛是在读他的散文。如《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一文开篇写道：“盛夏已经过去，书摊上的‘《废都》热’却还不见降温，从北国到南方，尽管物候、风尚、方言、服饰大异其趣，但就《废都》的畅销而言，却没有两样，它那熟悉的封面到处在招摇，好像妖冶的女子哪里都不会拒绝。”后来又写道，“曹雪芹批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小说，决心‘按迹寻踪、不敢稍加穿凿’地写‘半世亲见亲闻的几个女子’，是出于一种潜在的使命感；贾平凹虽无法与曹公同日而语，但他的自我否定，是否也是一种类似的冲动？‘洗尽铅华悔少作，屏却丝竹入中年’，《废都》之作，不仅是为了宣泄一时的苦闷，对于时时梦想着走出商州，写出高境界大作品的贾平凹来说，他自有其内在的信念。”这样的文风在今天已不多见。这种文风近乎于散文，或者说是美文。

雷达的评论里感性比较丰沛，非常注意捕捉典型形象；感性和直觉并不意味着没有深度，理性的洞察通过感性的方式也可以表述得比较深入。这是深刻的。高明的哲学家往往不会将一个道理说死，而是往往用诗意的方式表达。

6、作品获奖

（作品参考资料）

7、人物评价

雷达属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披荆执锐、为了新时期文学复苏做出重要贡献的批评家，但他又是那一批评论家中最年轻的，所以，他同时又属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断推动文学发展的那批批评家。我们很难找到一位批评家在他的批评生涯中几乎贯穿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末直到现在的发展历程，而且在这30多年来，雷达始终是处在中国文学创作的前沿，始终引领新时期文学批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的发展，始终处于中国文学漩涡之中心的位置。

——李敬泽（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批评家）

对雷达的评论，可以用“正”、“大”来比喻。正，是他贯穿了新时期文学，经历的事多，众多文学思潮的生成和发展他都参与或目睹。他的评论更多的是蕴涵着传统的东西，包括马列主义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黑格尔、康德的；别车杜的；前苏联的；西方现代主义派的思想等等。他的文字代表担当，代表了正，代表了生活，代表了权威。大，是他有大局意识，看问题常从大处看，看趋势，没有金钱和人情在里面，能“应天而时行，是以元亨”，文章也就会写得通达顺畅，文采飞扬。

——贾平凹（陕西省作协主席）

雷达对作品的精幽、微妙之处，感觉敏锐，捕捉敏捷，表达审美体验的文字也颇富诗意，暗中内含的逻辑引线与思想引力，常常把人们由美的感悟引入灵的顿悟。在这个意义上，雷达的文学批评，是“思”与“史”的双向汲取与双向运动，他的批评个性的内力与魅力也正在于此。

——白烨（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要研究雷达的文学批评，首先要研究生活中的雷达。雷达是一个有趣、有良知的人；有对人、对生活、对人和生活背后现实的良知；有对文学和文学的良知，所以，雷达的批评写得有趣、有洞见，非常有文采，有时候评论甚至比原文还好。

——刘震云（中国著名作家）

雷达总是力图以真诚的态度面对作家和作品，通过深入细致地阅读作品，揭示作品的思想意蕴和艺术价值，总结作家创作的特点和风格，进而发掘当代文学思潮性的东西，寻找文学创作的规律和一般性特征。由于他的评论与创作密切相关，所以常常能发现一些真问题，并在对问题的剖析和研究中提出自己独立、独特的见解。

——陈忠实（中国著名作家）

雷达是一位难得的最富有本土特色的批评家，体现着浓郁的中国式文学批评特色。既有矛盾式的理论、深度和厚重，又有京派批评家李建吾式的体悟、感觉和诗性，是从自己生命中流淌出来的极其鲜活的、富有质感的、能够动人心灵的又具有强烈现实感的批评家。

——赵学勇（陕西师大教授）

雷达始终跟踪*当代文学的步伐，对于这个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和重大文学现象，他均作了及时的、充满生命激情和思想力量的回应。除了具有文学批评家的艺术感觉之外，他还具有文学史知识素养，从而能够理性地把握评论对象的价值分量与价值位置，充满一种“理性的激情”。他的文学批评既有及时性又有持续性，既有启迪性又有准确性，积极、广泛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

——刘再复（文艺理论家）

无论当代中国文坛如何风云际合，潮起潮落，雷达始终站在辽阔的历史潮头俯瞰、透视、思考着当代中国文学必须的走向与命运，并饱含深情地呼唤一种具备开阔文化背景、鲜明本土意识、诚智民族精神的伟大文学诞生。他由批评实践出发所提出的的诸多现实问题，己远远超越了对当代文学现状的担心与忧虑而走向了对一种伟大文学精神及高贵的民族文化意识的期待，还让人们看到了一种基于当代与历史、民族与本土的中国化文学批评诗学格局建立的可能与希望。

——王若冰（诗人、天水日报社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