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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

科普小知识 2022-04-07 12: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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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她早年创作的剧本《称心如意》,被搬上舞台长达六十多年,2014年还在公演;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l:中文名:杨绛

l:别名:杨季康

l:国籍:中国

l:民族:汉

l:出生地:北京

l:出生日期:1911年7月17日

l:逝世日期:2016年5月25日

l:职业:翻译家、文学家、戏剧家

l:毕业院校:东吴大学、清华大学

l:信仰:翻译《小癞子》、《吉尔·布拉斯》

l:主要成就:翻译《堂吉诃德》,创作长篇小说《洗澡》、剧本《弄真成假》、《干校六记》

l:代表作品:《干校六记》、《洗澡》、《堂吉诃德》

l:丈夫:钱钟书

l:女儿:钱瑗

1、人物简介

杨绛,著名作家、翻译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是家中第四个女儿。1928年考入苏州东吴大学,后转至清华大学借读。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结婚,同年夏季一起赴英国、法国留学。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杨绛先生早年创作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被多次搬上舞台。来到社科院后,她翻译了《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多部高水平的译作,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誉。杨绛先生一生创作不竭,著作丰厚。1980年,她发表了长篇小说《洗澡》;1981年发表《干校六记》并被译成多种语言;1984年作品《老王》入选初中教材;1985年散文集《隐身衣》英译本出版。2003年,93岁的杨绛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2007年,再出版《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据悉,2001年,钱钟书、杨绛把一生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截至2016年,该奖学金捐赠累计逾千万元,惠及学子上千人。

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于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在京逝世。

2、人物生平

1911年7月17日,杨绛生于北京。

1923年,杨绛在启明上学,举家迁苏州。

1928年,杨绛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

1932年,从苏州东吴大学到清华大学借读,并认识钱钟书。

1935年,杨绛与钱钟书结婚,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

1938年,杨绛随钱钟书带着一岁的女儿回国,回国后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

1943至1944年,杨绛的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游戏人间》等相继在上海公演。

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1956年,作品《吉尔·布拉斯》经大修大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第一版。

1965年1月,《堂吉诃德》第一部翻译完毕。

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

1981年发表的《干校六记》,已有三种英语、两种法语和一种日本译本。

1984年,她写的《老王》被选为初中教材。

1985年,她的散文集《隐身衣》出版了英语译本。

1986年,她出版《回忆我的父亲》、《回忆我的姑母》、《记钱锺书与围城》。

1992年2月,法译本《洗澡》及《乌云的金边》在巴黎出版。

1997年,杂志第5期《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十月》发表。

1997年3月4日,其女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

1998年12月19日,其丈夫钱钟书去世。

2001月,出版《从丙午到流亡》。

2003年,她出版作品《我们仨》。

2007年,出版《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一书

2011年,百岁老人杨绛查出患有心衰,但她依旧乐观豁达,每天读书写作从不间断,晚上一点半睡觉。

2013年7月17日,杨绛102岁生日。

2015年7月17日,杨绛先生迎来104岁生日(如按照杨绛先生自己的虚岁算法,是105岁),身体依旧很好,仍然思路清晰、精神矍铄。

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3、人生小传

杨绛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正直敦厚,正如她评价自己译作《吉尔·布拉斯》的著者勒萨日一样:“一身傲骨,不肯迎合风气,不肯依附贵人。他敢于攻击时下的弊端,不怕得罪当道。他不求名位,一生只靠写作谋生。”

论做人:努力做一个不媚上、不欺下,谨守忠恕之道的正直诚恳的人

杨绛先生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取名杨季康,是家中第四个女儿。她的父亲杨荫杭先生历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刚正不阿、浩然正气,对她性格的养成影响很大。杨绛曾说:“在我的一生中,我也一直努力做一个不媚上、不欺下,谨守忠恕之道的正直诚恳的人”。读大学第二年分科时,老师们都认为杨绛有条件学理科,她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说,最喜欢什么,就学什么。她不放心:“我喜欢文学,就学文学吗?爱读小说,就学小说?”父亲说,喜欢的就是性之所近,就是自己最相宜的。在父亲的指点下,她终究不顾老师的惋惜和劝导,在文理之间选择了自己喜爱的文科。学成后杨绛毕生从事创作和翻译,这也离不开父亲曾经的熏陶,因为父亲对她说:“与其写空洞无物的文章,不如翻译些外国有价值的作品。”还说:“翻译大有可为。”

论读书:学得失意勿灰心,得意勿忘形

杨绛先生从小热爱文学,一星期不看书,就觉得“一星期都白活了”。哪怕*的时候被批判“读书追求精神享受”,也从未让她放下书本。杨绛先生觉得读书好比“隐身”的串门:“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先打招呼求见,翻开书面就闯入大门,翻过几页就登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来,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另找高明跟他对质。还可以倾听前朝列代的遗闻逸事,领教当代最奥妙的创新理论。如果话不投机或言不入耳,不妨抽身退场,甚至砰一声关上大门,就是说合上书,谁也不会嗔怪。经常在书里‘串门儿’,可得到丰富的阅历,可以认识各时各地、多种多样的人。读书如阅世,多读书可以变得更聪明更成熟,即使做不到宠辱不惊,也可学得失意勿灰心,得意勿忘形。”

谈创作: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

在对文学的热爱中,杨绛自己也提笔创作,她的几则短篇小说生动形象地勾勒了各种人物,长篇小说《洗澡》更是描摹了三反运动中惯见的“嘴脸”。这些作品中充满了机智幽默,又渗透着洞悉世情的练达。不过,杨绛常说:“我不是专业作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我写的小说,各色人物都由我头脑里孕育出来,故事由人物自然构成。”常常有读者把杨绛小说里的人物情节当成真人真事,但杨绛认为创作的一个重要成分是想象,“经验好比黑暗里点上的火,想象就是这个火所发的光;没有火就没有光,但光照所及,远远超过火点儿的大小。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她的先生钱钟书就曾推许她写小说能“无中生有”。

有人曾评价杨绛先生的小说靠点滴人事映照人生真相,笔触风趣幽默,带有喜剧色彩,令人想到奥斯丁的小说;而她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创作的戏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登上剧坛后,也被誉为是“喜剧的双璧”。这些剧作以小资产阶级青年为中心描摹世态百相,善开玩笑又不尖酸刻薄,幽默之处不失温柔敦厚,而且,隐藏在幽默和嘲讽背后的是深深的严肃和悲哀,让人联想到她翻译的几部作品:《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和《堂吉诃德》。正如她父亲让她学习自己“性相近”的专业,她在从事翻译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选择了自己喜爱的描写小人物的笑中带泪的作品。

谈翻译: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

杨绛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除了撰写学术论文,她最花工夫、也最为人称道的就是翻译水平极高的这几部译作。她常说,翻译是件苦差使,译者“一仆二主”,得同时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主子就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既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比如她翻译的《小癞子》原名《托美斯河的小拉撒路》,之所以翻译成《小癞子》就是对主仆都尽了忠尽了责。《新约全书》的《路加福音》里有个癞皮化子名叫拉撒路,后来这个名字泛指一切癞皮化子,又泛指一切贫儿乞丐;同时,汉语里的癞子也并不仅指皮肤上生有癞疮的人,而泛指一切流氓光棍,残唐五代时的口语就有“癞子”这个名称,指无赖,还有古典小说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里的泼皮无赖,也常叫作“喇子”或“辣子”,跟“癞子”是一音之转,和拉撒路这个名字也意义相同,所以杨绛便巧妙地将书名译作了《小癞子》。

杨绛先生的早年翻译受到傅雷先生的鼓励,后来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誉。外文所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董衡巽先生回忆说,他在北大读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和同学一起到朱光潜先生家去。作为年轻学生,他们总爱问一些希奇古怪的问题,譬如说“全中国英文谁最好?”“全中国翻译谁最好?”朱光潜先生回答说,翻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散文(即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散文翻译杨绛最好。但杨绛很谦逊,她说,虽然自己的翻译得到前辈的称赞,比如在外文所的《世界文学》上分期发表的《吉尔·布拉斯》,受到主编陈冰夷同志的表扬,但她总觉得自己翻译得很糟。有次,她求钱钟书帮她校对一遍,钱钟书拿了一枝铅笔,把她的稿子划得满纸杠子,说:“这些看不懂。”杨绛说:“书上就是这样说的。”但钱先生强调说:“我不懂。”杨绛明白这是她没把原文转换成能理解的中文,所以继续重译,直到钱先生点头表示看懂了,她也由此摸索到一个较高的翻译水准,并说:“要说我的翻译技巧,就全是从这些失败的经验中摸索出来的。”

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以近90高龄翻译柏拉图《斐多篇》,这篇苏格拉底赴死前与弟子探讨“灵魂”的文章寄托了她最深切的哀思。看过《我们仨》的人无不为其中浓浓的爱情、亲情所震撼,笔锋机智幽默的杨绛在这篇散文中哀而不伤地追忆了她和先生钱钟书、爱女钱瑗的点滴生活,谈的虽然都是些琐事,但读过的人无不动容。先生女儿均去世后,独自一人与保姆一起生活的杨绛依然乐观、强健,工作量惊人,她一边整理钱先生留下的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钟书手稿集》;一边自己还在努力创作。2007年出版的《走到人生边上》借探讨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自问自答生老病死;之后的姊妹篇《坐在人生的边上》是在百岁时回答读者的各种问题。“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4、个人生活

婚姻爱情

1932年春天,杨绛考入清华大学并与钱锺书相识。


杨绛与钱钟书

第一次见面,钱锺书就说:“我没有订婚。”“我也没有男朋友。”杨绛回答。世纪佳缘由此展开。1935年,杨绛与钱锺书成婚,不久一同出国留学,无论在牛津或是巴黎,都留下了他们相亲相爱的足迹。在牛津,杨绛与钱锺书曾在诗歌里追忆他见到杨绛的第一眼:“颉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5、人物趣事

不打扰父亲午休

有一次她拿了一本书,坐在父亲房里,大气不出,静静地翻,遇到要上厕所,或拿什么东西,也是如小猫行地,寂然无声。父亲一觉醒来,看到小天使般的杨绛默默陪侍在侧,心头一个咯噔,瞬间的温暖,岂是俚俗的一件“小棉袄”所能比拟!父亲就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从此午休,都要杨绛陪。

勇敢说穿高底鞋

杨绛在北京出生,还不到100天,就跟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四岁,随父母重返北京,起初住在东城,房东是满族,她因此见识了梳“板板头”,穿旗袍,着高底鞋的满族妇女。她们的高底不是像上海人那样嵌在鞋后根,而是位于鞋底正中,俗称“高底鞋”,或依其形状称“花盆底”鞋、“马蹄底”鞋。满族女子穿上这种鞋,不仅身高陡增好多,而且走起路来,前倾后仰,婀娜多姿。父亲有一次问杨绛:“你长大了要不要穿这种高底鞋?”杨绛认真思索了一会,答:“要!”。

懂事捡饭粒

杨绛六岁,进辟才胡同女师大附属小学读书。她中午不回家,在学校包饭。一天,小学生们正在用午餐,适逢一批客人进来参观,主陪的不是别个,正是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她当时担任女高师的“学监”。贵客驾临,饭厅一片肃然,小学生们埋头吃饭,鸦雀无声。杨绛背对着门,没有看清形势,她吃得吧嗒吧嗒,面前掉了不少饭粒。三姑母见状,疾步走到她的跟前,附耳说了一句悄悄话,杨绛省悟,赶紧把饭粒捡起放进嘴里。旁边的小朋友看了,也照她的样子办。

6、主要作品

散文

小说

剧本

论集

译作

《干校六记》

《洗澡》

《弄真成假》

《春泥集》

《堂吉诃德》

《将饮茶》、《记钱钟书与

〈围城〉》、《回忆我的姑母》等)

《倒影集》

《称心如意队》

《关于小说》

《吉尔·布拉斯》

《杂忆与杂写》、《听话的艺术》

《璐璐,不用愁!》

《风絮》

《“隐身”的串门儿》

《小癞子》

《斐多》

《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

《丙午丁未年纪事》、《喝茶》

《小阳春》

《我们仨》、《忆孩时》

《大笑话》

《我在启明上学》

《玉人》

《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

《ROMANESQUE》

《老王》、《窗帘》、《收脚印》

《鬼》

《阴》、《流浪儿》、《风》

《事业》

7、著作介绍

《洗澡》


洗澡

本书是杨绛一部描写解放后知识份子第一次经受思想改造的书。主要描写的是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即三反运动,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杨绛女士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内心世界、外貌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书情节生动,文笔简练,富有生活气息,反映了那个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的人们真实的思想壮志。本书语言简洁、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是一本了解解放后知识份子的思想感情读物。《洗澡》不是由一个主角贯连全部的小说,而是借一个政治运动作背景,写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所以是个横断面;既没有史诗性的结构,也没有主角。本书第一部写新中国不拘一格收罗的人才,人物一一出场。第二部写这些人确实需要“洗澡”。第三部写运动中这群人各自不同的表现。“洗澡”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谁都没有自觉自愿。假如说,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炼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这部小说里,只有一两人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读者出于喜爱,往往把他们看作主角。

干校六记

“六记”的首记是“下放记别”,写下放干校的别离之情,带出政治运动对人性和生命的残害。1969年11月,杨绛本来打算和钱钟书吃一顿寿面,庆祝钱钟书的虚岁六十岁生日,但等不到生日,钱钟书就得下放了。次年七月,杨绛也下放干校。送别钱钟书,有杨绛和女儿、女婿;杨绛下放时,就只有女儿一人送她,女婿得一已在一个月前自杀。得一因为不能捏造名单害人,含恨自杀。火车开行后,车窗外已不见女儿的背影。杨绛这样写:“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第二记是“凿井记劳”。杨绛被分配在菜园班,每天早出晚归,集体劳动,又参与掘井的工作,产生了“合群感”,从而有“我们”和“他们”的分别。“不要脸的马屁精”、“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摆足了首长架子的领导”,是“他们”;“我们”则包括各派别、受“我们”看管的人。这种阶级感情,不是基于各人的阶级背景,而是基于人性。但在贫下中农的眼中,“我们”又变成了“他们”,农民对干校学员都很见外,还常常把他们种的菜和农作物偷去。这种对农民的轻轻讽刺,当然是在*事过境迁之后才能宣之于口的。


干校六记

第三记是“学圃记闲”。在干校的工作其实不太艰苦,就是单调,或者是担尿挑粪等知识分子从来不会主动接触的劳动。杨绛专管菜园,菜园距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过十多分钟的路。钱钟书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钱钟书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要经过菜园到村上的邮电所。“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相约会的情人了。”他们在风和日丽时,就同在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站着说几句话就走。钱钟书平日三言两语,断续写就的信,就在这时亲自交给杨绛。杨绛陪钱钟书走一段路,再赶回去守菜园,“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传统戏曲中的才子佳人相会后花园,在这里有了新的演绎。

第四记是“小趋记情”。“小趋”是一头黄色的小母狗,在人与人之间难以建立互信的日子,与狗倒能发展出一段真挚的感情。这头瘦弱的小狗,因为得到杨绛和钱钟书的一丁半点食物救济,就成为他们忠实的朋友。后来干校搬家,狗不能带着走。有人传话说,他们走后,那小狗不肯吃食,又跑又叫,四处寻找。钱钟书说,那狗也许“早变成了一堆大粪了”,杨绛则认为,“也许变成一只老母狗,拣些粪吃过日子,还要养活一窝又一窝的小狗。”人与狗的境况何其相似?

第五记是“冒险记幸”,记三次冒险的经历。其中一次,杨绛在满地烂泥的雨天只身奔去看钱钟书。荒天野地四水集潦,几经磨难,冒险过河,总算到了钱钟书的宿舍门口,钱钟书大感惊讶,急催杨绛回去,杨绛也只是逗留一会,又只身而返,路上的危险也就自不待言了。杨绛这种“私奔”,当中包含了多少情意?这种情意用平常的语调道出,也就更见深厚了。

第六记是“误传之妄”。一次钱钟书听闻自己将获遣送返京,结果只是谣传。杨绛自然十分失望,她想到去留的问题,便问钱钟书,当初如果离国,岂不更好,钱钟书斩钉截铁的说不,他引柳永的词自喻,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幸而二人最后还是一起获准返回北京。

《干校六记》的书名和篇目,都源自清乾隆、嘉庆年间沈复的《浮生六记》。《浮生六记》记述作者的日常生活琐事,以及与其妻芸娘的鳒鲽情深,其中《闺房记乐》和《闲情记趣》两章,均为世人乐道。钱钟书在书前小引说:“‘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如何以小点缀反映大背景,以小穿插说出大故事,这也是阅读本书的趣味所在。*期间,政治混乱,*无日无之。在政治的最上层,这本来就是一场夺权的运动,弥漫全国的,就是互相猜疑、互打报告,乃至于文攻武斗的一种局面。在这场运动中,人性的尊严不但尽失,也受到了极大的扭曲,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一页血泪史。但我们读《干校六记》,却读不到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强烈控诉和谴责,字里行间只是平和的语调,或顶多是一点点淡淡的无奈和婉转的讽刺。只是,在仔细咀嚼后,也许会尝出一点辛辣的讽刺意味。

这部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怨而不怒”的宗旨。杨绛和钱钟书的遭遇,虽然比不少受*的知识分子要好得多,但到底是一种屈辱,也是人才的浪费,杨绛谈到这段经历,并没有激情的呐喊。虽然说作者怨而不怒,但在字里行间,还是对人性的丑恶有所讽刺,每多言外之音。如“小趋记情”一章,隐然处处以狗和人相对照,人不如狗的婉讽跃然欲出。那种乱世中人与狗互相依傍的情意,也令人感动。又如“凿井记劳”一章,对农民似有所不满,但如果认为这就是对农民或“农民性”的鄙视,无异落入“唯阶级论”的窠臼。作者想说的,其实是人的贤愚好坏,并不应由其出身阶级等先天因素来决定。

此外,书中写夫妇之情十分细腻,这种情,也是在字里行间表达,而没有甚么激情的爱的宣言。在这六记中,杨绛处处显出对钱钟书的关怀和了解,在“冒险记幸”中,为了见钱钟书一面,杨绛便不惜冒上生命的危险,在回忆中这些险境都写得稀松平常,但如果设身处地,回到当时境况,命悬一线的险状,其实令人不寒而栗。

《将饮茶》


将饮茶

这本散文集包括三类内容,第一类为回忆父亲杨荫杭和三姑杨荫榆的文章,第二类为详述钱钟书创作《围城》的背景及情形的文章,第三类为描写“*”时期种种遭际的文章。作者以细腻传神而又幽默风趣的文笔记人叙事,活画出了人物形象也绘描出了时代氛围,使全书在貌似轻松恬然中富于深刻隽永的人生意蕴和探赜索隐的史料价值。

《走到人生边上》

《走到人生边上》是杨绛女士在96岁高龄之时著作,思路缜密,文笔优美,内蕴激情,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此书共分为两部分,在书中杨绛女士关注了神和鬼的问题,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等问题。融会了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后一部分则由注释《写在人生边上》多篇散文构成。在《论语趣》一文中,杨绛女士提到,钱钟书先生和她都认为,孔子最喜欢的弟子是子路而不是颜回,最不喜欢的是不懂装懂、大胆胡说的宰予。

在杨绛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期间,杨绛还译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1978年,八卷本《堂·吉诃德》横空出世。

《小癞子》

在清华初期,杨绛翻译出版了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杨绛翻译的《小癞子》最初是根据法译本转译的,中译本于一九五○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后多次重印,至一九六○年,杨绛又重新修订。十年动乱结束后,杨绛又根据富尔歇?台尔博斯克校订的一九五八年版西班牙原文本重新翻译,一九七八年七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后,杨绛又根据新版本重译,使译本日臻完善。


小癞子

《堂吉诃德》

杨绛本身通晓英、法两国语言,为使《堂吉诃德》翻译得更准确,她又学习了西班牙语,并最终在*中将书稿保护下来。杨绛《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特别是这个译本文字流畅,注释详尽,不仅受到我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而且还得到西班牙方面的赞誉,杨绛也因为翻译该书的贡献而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

《斐多》

杨绛先生的译文,对照多种版本和注释,并一句句死盯着英译本,而力求通达流畅。她认为:“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哲学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她在前言中说:“人名地名等除了个别几个字可意译,一般只能音译。一个名字往往需用许多字,这一长串毫无意义的字并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确读音,只增添译文的涩滞,所以我大胆尽量简化了。不过每个名字不论简化与否,最初出现时都附有原译的英文译名。”

《我们仨》

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1996年10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5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绛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1997年2月26日,她去世的前6天。女儿去世后,杨绛将残稿接手,续写完属于“他们仨”的故事。


我们仨

《我们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杨绛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这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天上人间,阴阳殊途,却难断挚情。杨绛独伴青灯,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她的文字含蓄节制,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义也在此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容安馆札记》

1953年,钱钟书先生居住在中关园小平房(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当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锺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极少发表作品,以静静读书为主。以后屡次迁居,当时中关村小平房成为钱钟书“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也就取名为“容安馆札记”了。

钱钟书逝世后,尚有大量的珍贵材料保留在未付梓的读书笔记之中,这些笔记反映了一位著名学者一生的读书思考过程。杨绛以高龄之躯将亡夫浩瀚的笔记一点点整理出来,公之于众,其中《容安馆札记》以读书时的感想和思考为主要内容,是研究钱氏思想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些观点后来经钱先生发挥,写成了专著,也有的内容当年先生有意扩展,终没有来得及做完。从笔记内容看,钱先生读书涉猎极广,除经史子集外,民俗俚语乡间野史,凡能搜集到的无所不读,凡读过的又无一不做笔记。

据杨绛先生说,钱钟书先生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养成的。因为该大学图书馆的书从不外借,故钱先生只得用铅笔边读边记。还有一些笔记是用毛笔写成的,显然是他后来“反刍”(杨绛语)追记的。

《钱钟书手稿集》


钱钟书手稿集

这部《中文笔记》展示钱钟书自1930、1940年代至1990年代各时期中文笔记原貌。按时序,这部分中文手稿被钱钟书夫人杨绛编为9本残页、25本大本、38本硬皮本和11本小本,凡83本,涉及3000种以上中文著作及少量外文著作。

笔记中不仅包括了《诗经》、《论语》、《史记》、《全唐诗》、《全宋词》、《红楼梦》等经典,更大量涉及历代文人诗文别集、笔记小说、野史杂谈、尺度日札。多种形制、各类语体的读数笔记曾伴随钱钟书走南闯北,历经风雨。

据引述杨绛的话,这些笔记本本来包含有钱钟书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在“*”期间,夫妇俩把日记从本上一条条剪下。居无定所时,杨绛用枕套、麻袋装上这些笔记本,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没丢掉一本。

钱钟书辞世前曾说,这些笔记都没用了。但杨绛不同意,“他(钱)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

8、作品选读

亲与情

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

我这一生并不空虚;我活得很充实,也很有意思,因为有我们仨。也可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

“我们仨”其实是最平凡不过的。谁家没有夫妻子女呢?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锺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

一九三五年七月,锺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在牛津,我怀上孩子了。锺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锺书的女儿。

1938年回国,因日寇侵华,苏州、无锡都已沦陷,我娘家、婆家都避居上海孤岛。沦陷区生活艰苦,但我们总能自给自足。能自给自足,就是胜利,锺书虽然遭厄运播弄,却觉得一家人同甘共苦,胜于别离。他发愿说:“从今以后,咱们只有死别,不再生离。”

我成名比钱锺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锺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

我最大的功劳是保住了钱锺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这是钱锺书的最可贵处。他淘气、天真,加上他过人的智慧,成了现在众人心目中博学而又风趣的钱锺书。他的痴气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

锺书曾逗阿瑗玩,说《围城》里有个丑孩子,就是她。阿瑗信以为真,却也并不计较。

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地一起过日子。”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锺书于一九九四年夏住进医院。我每天去看他,为他送饭,送菜,送汤汤水水。阿瑗于一九九五年冬住进医院,在西山脚下。我每晚和她通电话,每星期去看她。但医院相见,只能匆匆一面。三人分居三处,我还能做一个联络员,经常传递消息。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去世。一九九八年末,锺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国与民

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尽管亿万“我们”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

我们沦陷上海期间,饱经忧患,也见到世态炎凉。我们夫妇常把日常的感受,当做美酒般浅斟低酌,细细品尝。这种滋味值得品尝,因为忧患孕育智慧。

锺书除了在教会大学教课,又增添了两名拜门学生。但我们的生活还是愈来愈艰苦。只说柴和米,就大非易事。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胜利的欢欣很短暂,接下是普遍的失望,接下是谣言满天飞,人心惶惶。“人心惶惶”时,我们并不惶惶然。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他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并不敢为自己乐观,可是我们安静地留在上海,等待解放。

我想到*夕,许多人惶惶然往国外跑,我们俩为什么有好几条路都不肯走呢?思想进步吗?觉悟高吗?默存常引柳永的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我们只是舍不得祖国,撇不下“伊”——也就是“咱们”或“我们”。尽管亿万“咱们”或“我们”中人素不相识,终归同属一体,痛痒相关,息息相连,都是甩不开的自己的一部分。

我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他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文与译

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全部文章经整理,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

我觉得读书好比串门儿——“隐身”的串门儿。要参见钦佩的老师或拜谒有名的学者,不必事前打招呼求见,也不怕搅扰主人。翻开书面就闯进大门,翻过几页就升堂入室;而且可以经常去,时刻去,如果不得要领,还可以不辞而别,或者另找高明,和他对质。

我当初选读文科,是有志遍读中外好小说,悟得创作小说的艺术,并助我写出好小说。但我年近八十,才写出一部不够长的长篇小说;年过八十,毁去了已写成的二十章长篇小说,决意不写小说。因为我生也辰,不是可以创作小说的人。我的全部小说,还在试笔学写阶段。自分此生休矣,只好自愧有志无成了。我不是专业作家;文集里的全部作品都是随遇而作。我只是一个业余作者。

早年的几篇散文和小说,是我在清华上学时课堂上的作业,或在牛津进修时的读书偶得。回国后在沦陷的上海生活,迫于生计,为家中柴米油盐,写了几个剧本。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先在上海当教师;解放战争胜利后,我在清华大学当教师,业余写短篇小说和散文,偶尔翻译。“洗澡”(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后,我调入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工作,就写学术论文;写论文屡犯错误,就做翻译工作,附带写少量必要的论文。翻译工作勤查字典,伤目力,我为了保养眼睛,就“闭着眼睛工作”,写短篇小说。我在研究和写学术论文的同时,兼写小说和散文,还写了一部长篇小说。1987年退休后,我就随意写文章。钱锺书去世后,我整理他的遗稿,又翻译了一部作品,随事即兴,又写了长长短短各式各样的散文十来篇。

《堂吉诃德》未经西语编辑审阅,只我自己校了4遍清样,于1978年3月出版。9年后我又校订了一次。我怕我所根据的版本已经陈旧,找了几个新版本,做了一番校勘工作,发现我原先的版本还是最好的版本。至于我的翻译,终觉不够好。最近我又略加修改,但我已年老,只寄希望于后来的译者了。

全部文章,经整理,去掉了一部分,把留下的部分粗粗分门别类。一半是翻译,一半是创作。创作包括戏剧、小说和散文。

不及格的作品,改不好的作品,全部删弃。文章扬人之恶,也删。因为可恶的行为固然应该“鸣鼓而攻”,但一经揭发,当事者反复掩饰,足证“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我待人还当谨守忠恕之道。被逼而写的文章,尽管句句都是大实话,也删。有“一得”可取,虽属小文,我也留下了。

生与死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再往前去,就是“走了”,“去了”,“不在了”,“没有了”。中外一例,都用这种种词儿软化那个不受欢迎而无可避免的“死”字。

“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谁也逃不过。

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

人生实苦。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的。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保护自己,就不得不时刻防御。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处吃亏。

人需要锻炼。人有优良的品质,又有许多劣根性杂糅在一起,好比一块顽铁得在火里烧、水里淬,一而再、再而三,又烧又淬,再加千锤百炼,才能把顽铁炼成可铸宝剑的钢材。黄金也需经过烧炼,去掉杂质,才成纯金。人也一样,我们从忧患中学得智慧,苦痛中炼出美德来。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粹,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谚语:“十磨九难出好人”;“人在世上炼,刀在石上磨”;“千锤成利器,难为人上人。”修身——锻炼自身,是做人最要本的要求。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人民日报记者葛亮亮整理自《杨绛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

9、杨绛自述

“我觉得在艰苦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我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

10、病逝

2016年5月25日凌晨,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

11、遗体火化

2016年5月27日,杨绛先生遗体在京火化。遵照杨绛先生遗嘱,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

12、捐赠财产

根据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2016年5月27日上午发出的讣告,钱钟书、杨绛先生家中所藏存珍贵文物字画,已于生前全部无偿捐赠中国国家博物馆。书籍、手稿以及其他财产等,亦均作了安排交待,捐赠国家有关单位,并指定了遗嘱执行人。

根据讣告,杨先生生前已将她和丈夫钱钟书先生二人全部作品著作权中因作品使用而获得的财产收益捐赠母校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设立“好读书奖学金”,用以鼓励清华大学家庭经济困难但好学上进的学子,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完成学业;并希望领受奖学金的学子学成后,能以各种形式报效祖国、回馈社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履行协议,在享有钱杨作品因使用而获得的财产收益的同时,有义务负责全面维护钱杨二人作品著作权以及与著作权相关权利不受侵犯。

讣告还指出,关于许可他人依照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使用钱钟书、杨绛作品的权利以及钱杨作品的发表权,杨绛先生已委托专人行使。

“遵照杨绛先生的遗嘱,她去世后,丧事从简。不设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留骨灰。”讣告称。

13、追忆先生

2016年5月25日1时10分,105岁的杨绛与世长辞,先生却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

纵然斯人已逝,而她的精神和作品,将在岁月的轮回中静水流长。

一位把自己看得很“小”的大家

“每到生日这天,杨绛先生总是婉拒亲友看望,她常和我们说,你们在家帮我吃碗长寿面就行了……”25日凌晨一直守在医院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声音喑哑、难掩悲伤。

“她这一生,都安安静静地低调生活、做学问,最怕给别人添麻烦。”回忆与杨绛先生相识多年的点滴,陈众议感慨万千。

在先生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的听力已非常不好。每当有人去拜访,她就只能用“笔谈”的方式交流,非常劳累。陈众议与同事们商量着想给先生配一个质量好的助听器,为此还专门联系了协和医院最好的耳科专家。

但是,先生婉言谢绝了。开始,大家猜测她或许是担心去医院检查太麻烦,又联系专家能否上门为她服务。然而,这些并没有让先生改变决定。在众人的一再劝说下,她说出了真实原因:“我年纪大了,何必要占用这么好的资源呢?还是把资源让给那些更加有需要的年轻人吧!”

“她一辈子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兢兢业业,从不昧着良心做事,从不伤害别人,低调地生活。包括去世这件事,先生仍然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不惊扰大家,不麻烦大家。先生心里,从来把自己看得很小,把他人和社会看得很大。”陈众议说。

一位“点石成金”的翻译家

“杨绛先生作为英语文学专家,对中国文学也很精通,可谓中西贯通,一般人难以企及。”在“专心做学问”的先生面前,年逾古稀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外文所研究员黄宝生自称是“很崇拜她”的“年轻后辈”。

杨绛早年翻译受到傅雷先生的鼓励,后来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誉。她常说,翻译是件苦差事,译者“一仆二主”,得同时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另一个主子就是译本的本国读者……“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

“杨绛先生以她丰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写成《试谈翻译》(后改写成《翻译的技巧》)一文,被很多从事翻译工作的人视为宝典。”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薛鸿时说,“先生创造出‘翻译度’这一术语,认为翻译度不足就仿佛翻跟斗没有翻成而栽倒在地;她举出最适当的例子指明,在翻译西方语文的长复合句时,必须把原句拆开,按照各成分的主次、从属关系,用地道的汉语,重新组合,不能有所遗漏,也不能增添。内容不可增删,语气不可走样,好的译文还要能传达原作者的弦外之音和含蕴未吐的意思……”

“杨绛先生的翻译很用心,往往是一个词一个词都要推敲。”著名翻译家李文俊说,“她的文笔好,翻译不同的人的说话方式也各有不同,如翻译西方古典文学会用比较文的语言,如果是劳动人民讲的话就会用比较平实的语言,用不同的表达把人物的意思都很好传达出来。”

薛鸿时曾在《我所认识的杨绛先生》一文中详细回忆了先生不吝赐教、点石成金的故事:“有一回,《世界文学》的李文俊主编要我译一篇美国作家门肯的散文。我译成后没有把握,惴惴地请杨绛先生替我把关。杨先生欣然同意,挤出宝贵时间看完了我的译文,还详细地写下书面意见……我照她的意思修改了文章的开头。文章发表后,我接到素不相识的《作家》杂志王成刚主编的来信,称赞这篇译文给了他‘极大的艺术享受’,后来还有多位专家把它选在几种外国散文选里,这是我始料未及的。”

一位朴素而正直敦厚的知识分子

在今年的世界读书日,94名清华学子收到了杨绛先生15年前设立的“好读书”奖学金。“这是钱钟书先生与杨绛先生‘早就商量好的约定’。”薛鸿时告诉记者,“他们把一辈子的积蓄,捐赠给了母校设立这项奖学金,用以资助贫困家庭的优秀子弟,帮助他们完成学业。”

对于从上世纪70年代起就在钱、杨两位先生身边做“助手”的薛鸿时而言,追忆杨绛先生,是件令他心痛的事。“她与钱钟书先生一生淡泊名利,在生活中给自己普通人的定位。”

“据我所亲见,他们处处节俭,自奉至薄,家里从来没有装修过,一张纸,连背面还要用一次。玻璃罐头瓶,洗净了重复用。记得有一次,杨绛先生让我把一大书包玻璃瓶带给住在大院四号楼的同事,供他们腌制咸菜。当时我们每月都只有60多元收入,往往捉襟见肘,但每逢春节,杨绛先生都要托我给好几家送红包……而两位先生反倒要过苦日子了。”薛鸿时说。

年过百岁后,杨绛不仅每天笔耕不辍,还时时以祖国命运为念。

薛鸿时回忆:“有一次,杨绛先生与我谈话时,还深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奢靡之风感到痛心。她拿出她父亲杨荫杭先生写于1921年的文章《说俭》给我看,文章说,‘世人皆言文明增进,生活之程度亦增高……然欲求生活程度之增高,当先求人格之增高’,决不能‘生活程度高而人格卑!’”

“杨绛先生对我说,‘社会风气奢靡,会直接加剧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歪风邪气。这篇近百年前写成的文章,应引起我们严肃的思考。’”薛鸿时说。

14、媒体评论

新京报:纪念作为知识分子的杨绛

2016年05月26日星期四

杨绛先生去世,朋友圈刷屏。有人说,突然间好像每个人都跟杨绛先生很熟。有人说,这样的嘈杂,杨绛不会喜欢。而最令人气愤的,莫过于几段与杨绛无干、冒用她的名义的鸡汤话大肆流传。

我们早已习惯纪念名人,却忘了如何纪念一个知识分子。我们知道如何歌颂一段传奇爱情,如何把格言做成图片供人转发,却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一个认真读书、思考、写字的人。

杨绛的身份是多重的,作家、翻译家、研究员,以及“钱锺书的妻子”。公众对逝去名人的纪念,本就各取一瓢饮。通俗地说,每个名人都注定“被消费”。处世平淡如杨绛者,即使对此感到不快,谅也不会深责。为一个知识分子找到合适的位置,与其说是公众的责任,不如说是其他知识分子的责任。

在我们这个社会中,知识分子地位的尴尬并不是新鲜事,也无须埋怨商业大潮对知识尊严的侵蚀。杨绛最重要的两部原创作品《洗澡》和《干校六记》,写的就是知识分子艰难适应新环境的历史。从杨绛记录的年代开始,直到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令人感怀深切。

孟子说“知人论世”,谈论知识分子更不能离开特定的时代背景。虽然杨绛常说自己只在“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但她的身上和笔下早已烙刻上深深的时代底色。

知识分子之所以有被纪念的必要,是因为我们相信知识的力量。用体力劳动改造知识分子的尝试,早已宣告失败。正在重新赢得共识的信念是,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超越思考、*发言,对整个社会的安全运转是必不可少的。

杨绛写的是大历史,写法却极其个人化。借用钱锺书的说法,杨绛写的是“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但是后人要想理解历史,恰恰离不开这些小点缀、小穿插。因为历史从来不止是数据统计和大事记,人的感受与情感才是历史的血肉。

有人责怪杨绛没有利用自己晚年的身份,更直接有力地“推动社会进步”。杨绛确实很少有金刚怒目的时候,这与她恬淡避世的性情有关。但首先要知道,杨绛从未放弃对社会的关心之责,比如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1000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捐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以资助困难学生。

还要知道,知识分子并非活动家,知识分子和每个人一样,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杨绛之为杨绛,并没有妨碍他人成为自己。每个人不能因为自己的立场、观点而苛责别人应当去成为某种人,更不能以此作为评价一个知识分子的标准。

在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杨绛早已成为一道文化景观,然而景观往往遮蔽真义。如果粗暴地将杨绛简化成一个标签、一个传奇,那是对知识尊严的*。斯人已逝,有必要以知识分子的身份纪念这位百岁老人。

15、网友悼文

——“我们仨”终得团聚

“前天听闻先生病危的消息,大为震惊,真的没想到。从小在钱老与杨绛先生的文学熏陶中长大,97、98年爱女丈夫接连去世,作为女性的先生是该在怎样的悲痛中坚持信念继续独自生活下去!曾经觉得只要您在,中国现在文学的辉煌时代就远没有过去,如今,‘我们仨’团聚了。”

“买的那本围城还未读完,封面上是杨绛先生提的围城二字,钱老先生在序中说,多得妻子费心操劳一些生活中的琐事,支持他写作,才能以完成这部书。岁月最终还是带走了她,这是自然规律,我们无以违背,但她终于得见她的爱人,她的孩子,她的一生这样灿烂,足以被世人铭记。”

“还记得那年刚上大学读到杨先生的那句话受益终生,一个人不想高攀就不怕下跌,保其自然,成其天真,潜心完成自己能做的事。一个女人走到今天,希望你们三个再也没有阻隔了。”

——先生去了天堂,却把爱留在人间

“‘从今以后,我们只有死别,再无生离’,刚刚拿到手机,就看到了这条消息,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难过,杨绛先生,用自己的一生去诠释文学意义的一位不一般的中国知识女性代表。”

“犹记得最早接触到的先生的文章是语文课本里的《老王》,也仍能记得文章最后的那句话:那是一个幸运者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虽然并没有看过很多先生的其他作品,但绝对是因为先生,才让我慢慢开始做些善良的事,成为一个善良的人……您去了天堂,却把爱留在了人间!先生走好!”

——痛失“最后一个民国才女”

“可能是中国最后一个用先生称呼的女性了,也给那个时候美好的时代画上了句号。”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

“杨绛走了。一种人生方式从此要绝迹了。在今后那些熙来攘往红尘滚滚的日子里,我们是否还有闲暇去奢侈地仰望一下那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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