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四小龙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地区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最发达富裕的地区之一。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迅速走上发展道路。也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火车头之一，目前国际社会普遍皆视亚洲四小龙为发达国家或地区。所谓“东亚模式”引起全世界关注，它们也因此被称为“亚洲四小龙”。

中文名：亚洲四小龙

英文名：NewlyIndustrialEconomics

简称：NIE

所属洲：亚洲

主要城市：首尔、香港、新加坡

官方语言：汉语，粤语，韩语，英语等

货：币：韩元，新加坡元，港币，台币

时：区：东八区（除韩国为东九区）

主要民族：汉族，朝鲜族

道路通行：中国香港、新加坡靠左，其余靠右

成员国：/地区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

地理位置：东亚、东南亚

经济*：市场经济

1、译法简介

“亚洲四小龙”在英文里的翻译是"NewlyIndustrialEconomics"，简称“NIEs”，意即“新兴工业经济体”，特别是在学术类期刊书籍中一般都译为NIEs，很少用直译。但英文中也有用“EastAsianTigers（东亚老虎）”、“FourAsianTigers（亚洲四虎）”、“Asia'sFourLittleDragons（亚洲四小龙）”指代亚洲四小龙的说法。（此外，在亚洲地区特别是中文使用地区，亚洲四小虎另有所指，指的是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其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都像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突飞猛进，因而为名。）

2、发展因素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的韩国、新加坡、中国*和香港先后三次承接以美国、日本为主的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成功使其自身产业结构递次向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从而步入或接近了发达经济的行列。其经济增长的速度之高、持续时间之长,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

对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经济发展起促进作用的有以下因素：①外部世界比较有利的发展环境。50～7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为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科学技术革命使发达国家生产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工业，亚洲四小龙拥有质高价廉的劳动力资源，正好发展劳动密集工业。东亚地区的稳定也使它们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②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从50年代后期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政策，采用货币贬值以利出口，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并刺激居民储蓄以开投资来源等政策。韩国也仿效*货币贬值提高利率等方法。香港与新加坡则抓住有利时机，将消费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③发挥*的积极作用。亚洲四小龙的*都为经济发展创造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并积极参予投资，适当进行经济管理。④中国优良的文化传统。亚洲四小龙同属中国文化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注意发扬了注重教育、甘于吃苦、勤俭节约等传统。

3、经济特点

韩国、新加坡、*、香港都属于幅员不大、工矿资源很少，但地理位置优越且同西方发达国家有特殊关系的国家（或地区），并均为东亚或东南亚强国（或地区），政治中心也都是亚洲数一数二的大城市。

经济发展鲜明特点

①增长速度快。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都接近或超过10%。

②出口扩张迅速。中国*197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9倍，1980年为1970年的13倍；韩国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0年的534倍；新加坡1980年出口总值是1965年的20多倍。其间*在1972年后,海上贸易逐渐得到解封,急需补充工业产品，从这时起陆续有四小龙产品开始进军*,使其工业产品更加日益猛增,它们长期的繁荣实质与开始拥有中国这个市场密不可分。

③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韩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61年的47.4%降为1985年的15%，工矿业从16.5%上升为33.4%；中国*农业比重从1952年的35.7%降为1978年12.1%，工业比重从17.9%上升为40.3%。香港与新加坡也从转口港变为工业城市。

④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

⑤失业人数减少，收入分配相对平均。80年代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失业率都降到4%以下，收入分配与美、日等国相比较为平均。

经济发展促进因素

①外部世界比较有利的发展环境。20世纪50～70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为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科学技术革命使发达国家生产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工业，亚洲四小龙拥有质高价廉的劳动力资源，正好发展劳动密集工业。东亚地区的稳定也使它们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

②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中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放弃凯恩斯主义政策，采用货币贬值以利出口，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货膨胀，并刺激居民储蓄以增加投资来源等政策。韩国也仿效中国*货币贬值提高利率等方法。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则抓住有利时机，将消费城市转变为工业城市。

③发挥*的积极作用。亚洲四小龙的*都为经济发展创造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并积极参与投资，适当进行经济管理。

④中华优良的文化传统。亚洲四小龙同属中华文化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注意发扬了注重教育、甘于吃苦、勤俭节约等传统。

⑤西方价值观影响。香港与新加坡受到英国殖民统治，在法律、教育、经济各方面都深受影响；而*和韩国则是在1950年代以后深受美国影响，能够和西方价值体系及经济体系接轨。

4、详细介绍

亚洲四小龙的地域面积都不大，人口稠密，经济底子较薄弱，自然资源也不丰富，科技也不十分发达。它们的经济腾飞在过程和手段上有很多相似或相同的做法和经验。全面参与国际分工，走发展外向型经济的道路是它们的共同特征。但是，这并不能说它们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相同的。在*干预经济上，香港开始是采取“*经济”政策，而新加坡则早就非常重视*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干预。*和韩国虽然在政治*、国家机器设置等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两者在经济发展的起点、阶段、重点等方面又有着很大的不同。

另外，即便都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侧重点也不尽相同。新加坡的出口导向，主要倚重于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技术创新,香港则主要得益于金融发展与*贸易。而*和韩国，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起了关键性作用，*通过引进外国投资与当地企业合作的方式获得技术，韩国则着重购买成套技术设备,在此基础上进行模仿、改造、创新。

所以研究亚洲四小龙，人们最常用的是“香港模式”、“*模式”、“韩国模式”和“新加坡模式”，而没有“四小龙模式”这种笼统的提法。

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是一个资源匮乏、面积只有700平方公里、人口500多万的城市型岛国。1965年刚刚建国时，工业基础落后，失业率极高，整个国民经济水平非常低。但在短短几十年里，经历多次经济转型后，迅速发展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

新加坡

回顾新加坡经济发展史,不难看出,差不多每十年新加坡就要进行一次经济转型。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70年代的经济密集型产业，80年代的资本密集型产业，90年代的科技密集型产业，一直到21世纪初发展为知识密集型产业。

新加坡转型成功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即*主导和引进利用外资。

新加坡*干预经济的成功可归功于三点:第一，它采取的干预和调控方式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比如在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时候，它一般会出台一系列税收、补贴政策，而不会以指令性规定直接干预。第二，对于国民相对公平的法律*是新加坡经济模式的核心之一，也是*的重要工作重心。*非常注重创造良好的环境，让每个公民都有一个获取公平待遇的机会。在新加坡，凡满18周岁的公民只要踏入社会，*就会提供一套舒适的公家住房。第三，新加坡*的廉洁高效世界公认。据2009年透明国际调查结果,新加坡*在廉洁程度上排世界第三。

外资在新加坡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目前，有来自欧美日等地7000多家跨国企业和科技伙伴在新加坡设立了分支机构。其中60%的投资者在新加坡设立了其区域总部。*最新统计表明,在新加坡的GDP中，有42%由跨国公司创造。

引进外资，新加坡有自己一套做法。它有一个经济发展局，负责向全球推销新加坡，,招商引资。还在美欧等世界各地常设招商引资机构，派驻“精英”，像间谍一样长年累月搜索思考各类信息，走访著名企业高层主管,说服投资者到新加坡投资。同时，它也非常注重修内功，引进外资，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基本条件。它针对不同行业制定不同引资政策，并且在不同时期灵活调整政策，从而帮助本国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新加坡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韩国模式

韩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进行经济转型升级，用了20多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100多年工业化历程，一跃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崛起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汉江奇迹”。

韩国

韩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经验可概括为三点。首先，大力推行企业集团化和品牌价值战略。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20世纪70年代起，韩国*采取各种财政、信贷、贸易等优惠措施,扶持了一批大型企业集团，减少了资本的分散性和不节约性,提高了资本集中度。新产品开发的技术优势加上成功的外观设计，使得韩国不少产品成为世界著名品牌。韩国也已从一个典型的廉价产品制造商转变为一个高端产品创造者。

其次，优先发展“战略产业”。1972-1979年,韩国的产业政策倾向于重工业。确定了钢铁、纤维、汽车等十大战略产业,保证了产业结构从轻纺工业向重工业的顺利过渡;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韩国提出发展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进入21世纪，又把信息技术产业作为韩国的重点发展产业，并出台了“促进信息化基本计划”、“网络韩国21世纪”等一系列措施。目前，半导体、液晶显示器、移动通信终端机已成为韩国的主力出口商品。韩国还计划在今后5年集中投资开发第四代移动通信、信息保护系统等核心技术,促使信息技术产业继续成为拉动韩国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主要动力。

纵观韩国产业发展史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在特定阶段采取的都是有选择、有重点的产业政策。

再次，技术创新为韩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以技术进步为重点的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推动了韩国核心竞争力和产业结构的提升。韩国技术创新经历了由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的历程。经过多年发展,韩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企业已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韩国*通过采取制定鼓励创新的财政金融政策和法规,积极营造创新环境,支持企业、大学及研究机构等创新要素的创新活动,并且由*出面,资助、协调、解决创新主体力所不能及的难题。

*模式

*在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次重大的经济转型。第一次转型在1952年至1960年之间,由殖民经济形态转为进口替代工业发展阶段,初步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第二次转型在1961年至1985年,重点是大力发展出口导向经济,形成外向型经济体系。第三次转型是从1986年以来,着力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到资本技术密集型,建立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20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化、国际化、制度化为主导的转型理念,出台了一系列推动经济转型的政策措施。

*经济转型的成功靠的是技术。工业技术研究院、科技园、引进硅谷人才、风险投资及其优惠政策被称为*经济转型的“五驾马车”。这“五驾马车”拧成一股绳,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的经济转型。

中国*

成立于1973年的工研院,扮演的角色从技术引进、人才培育、信息提供、衍生公司、育成中心、技术服务与技术移转等过程,对于*中小企业的产业发展历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联发科董事长蔡明介等风云人物都出自工研院,人称“*总经理制造机”。

1976年开始筹建的*新竹科技园于1980年正式成立,是*最著名的科技园之一,也是孕育*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基地,促使*从一个低成本的制造中心成功转变成为全球创新经济的高附加值的制造中心。

除了重视本土人才的使用和培养之外,吸引优秀的海外人才回来创业是*科技人才的重要来源。新竹科技园规定允许科技人员用其专利权或专门技术作为股份投资。这一政策对激发科技人员尤其是*在海外的学子来园区创业的积极性具有重大意义。

在*的经济转型中,创投基金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早期*没有引导基金,很多产业无法发展;*相关部门拿出92亿元台币,撬动240亿元台币的社会资本,投入到产业发展中去。

另外,*地区的创业投资业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起步,并于90年代蓬勃发展,得益于当局出台了税收激励政策。按照1983年出台的《创业投资事业管理规则》及相关税收政策,经核准设立的创业投资公司,除创业投资公司本身免征资本利得税之外,对投资创业投资公司满两年的股东,按所投资金额的20%抵免其个人或法人的所得税。所以这项优惠政策也被看成是推动*经济转型的“五驾马车”之一。

香港模式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香港在1970年以来,从玩具和成衣纺织加工贸易发家,促进整个经济的繁荣。香港地小人多,但巅峰时期外贸经济做得风生水起,外向经济积累的财富数额惊人,成就一批资本大鳄如李嘉诚、霍英东的崛起。1983年起,港英*启动联系汇率制度,并为高度*的市场体系提供相对清廉的*服务,引发国际资本纷纷入港,成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期,香港加工制造业开始应内地改革开放的东风向内地迁移,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一时间造就了南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

很多地方一直在模仿香港模式,但是多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没有办法克隆香港高度开放的*市场、完善金融机制、最小*的角色定位,以及在法制、廉政、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杰出表现。香港的市场经济*是经过百年发展和完善,才形成了现在的*开放型模式。

中国香港

香港奉行*主义经济政策,对进出口的商品货物不设关税;对商品市场、生产要素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形成不加干预;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既不出台扶持政策也不对企业生产决策施加任何干涉,企业拥有完全自主权。

香港的*贸易主义吸引和积聚了大量来自东西方商人的资金和人才。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形成了以本产品出口为支柱的工贸一体化发展的外向型经济结构。

香港收集、整理和传递信息的机构及媒体很多,除官方公布的及各种新闻媒体提供的信息外,还可以通过半官方机构、世界各地驻港机构、工商团体、银行、商业服务机构、公共网络等获得。这些信息量大而且全面客观的信息机构,保证了香港个人和企业能够及时、准确、迅速而又低廉地获得市场信息。

香港与其它四小龙成员最大的区别就是奉行*积极不干预的经济政策。香港公有经济微不足道,香港当局历来避免对*经济的过多介入,但鉴于经济发展多样化的需要,在整体经济运转方面逐渐增强了指导性功能。一方面,通过增设有关的官方部门和兴办一批半官方机构,不断扩大非官方工商团体和私人企业之间的联系,协调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强财政金融政策对经济运行进行干预和调节力度,并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各种服务和提出一些计划性建议间接地扶助和影响产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