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异地高考方案引争议 被诟病为“最高”门槛

2012年底的最后一天，北京、上海和广州宣布了异地高考实施方案。这是打破僵局的第一步，但引起了争议。

异地高考是第一步。过渡和渐进是不可避免的。如何设定“门槛”是各地高考改革中最难把握的程度——与以往各省具体的“学籍、社保、户口”等条件相比，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高考门槛普遍被认为较高。

北京计划被批评为“最高”门槛，因为“没有开放大学本科部分的计划”，尽管它在2013年为拥有外国户口的学生开放了中等职业院校的入学考试机会，并在2014年开放了高等职业院校的入学考试机会。在广州，过渡期是2016年。安徽为其他地方的高考设立了“最低”门槛，只要求“高中全部入学”。

一高一低背后是在流动人口比重不断增加的现实趋势下，北京、上海、广州三地户籍居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教育资源博弈。

各地高考计划的门槛设定是“小步快走”的连续低门槛，还是“大步跨越”的单一高门槛？这不仅涉及城市化进程中人口控制与城市矛盾的整合，还涉及公众对教育公平的关注。

真正的压力在于，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公共服务资源是否能够支持随迁儿童的成长。统计显示，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0%。2011年，北京市常住人口为2018.6万人，其中1/3为常住人口。近50万儿童，占学生总数的近一半，在北京接受义务教育。

从发达国家特大城市的发展过程来看，人口的快速增长通常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北京、广州和上海人口在短时间内的快速增长，集中、集中和扩大了本应在长时间内解决的矛盾。

在这一城市化进程的背景下，各地高考政策制定的门槛不应该是“高而堵”，而应该是“低而疏”。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与发展中心的研究小组指出，北京的人口控制政策应该充分尊重城市发展的规律，不能继续利用行政优势使自己成为改革的孤岛，减少对外国人口的公共服务。

不同地方高考的最大门槛是公平。统计显示，目前，我国有1200多万农民工子女处于义务教育阶段。为了确保他们享有与城市学生同等的受教育机会，这正是促进教育公平应该做的。

就教育公平而言，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精神，高考改革的方向是*宏观管理、专业组织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自主选择。本着推进高考改革的精神，解决异地高考问题，而不是基于流动人口数量、高考指标平衡、地方教育资源承载能力等“不可触及的问题”设定高门槛，是异地高考思想公平性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