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聚焦与灾难应对政策最近的科学官

我们必须尽快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处理这场危机。

奥巴马和科学顾问在一起。资料来源:WHP/阿拉米

作为一名人口生物学家，约翰·贝丁顿大部分时间都在研究渔业，并没有过多考虑火山。然而，2010年4月，时任英国*首席科学顾问的贝丁顿发现，他不仅要学习冰岛埃亚菲亚德拉火山的发音，还要应对火山爆发带来的危机。

2010年4月14日，艾雅法拉火山在很短的时间内爆发了大量岩浆。受西北风的影响，火山灰对欧洲最繁忙的商业航班构成了巨大威胁。很快，*要求科学家不仅要找出火山释放出多少灰尘，还要计算火山灰在空气中的分布及其对飞行的影响。结果，贝丁顿被*从他家叫到唐宁街10号。

在危机的第一周，当局迅速关闭了被火山灰袭击的空域，导致欧洲300多个机场关闭，影响了850万乘客的出行。此外，禁令也给航空公司和航空业相关企业造成了巨大损失。

作为为*部门提供建议的科学顾问或科学机构的领导，科学家需要有能力应对突发事件。《自然》杂志聚焦三次危机:2010年埃亚菲亚德拉火山爆发、2010年墨西哥湾漏油事件和2011年欧洲溶血性尿毒综合征(HUS)爆发，并回顾了当时*的应对措施。

飞行计划

在与总理会谈后，贝丁顿开始召集一个由火山学和气象学专家组成的小组，并将其命名为塞奇，埃亚菲亚德拉火山工作队。SAGE是英国*获得技术支持并将其传达给决策者以应对危机的主要机制。

SAGE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来对付疯牛病的。2010年4月21日，圣埃亚菲亚德拉火山特别工作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在此之前，世界上最繁忙的机场伦敦希思罗机场的飞行限制政策已经实施了五天，97%的航班被取消。SAGE包括英国地质调查局的火山学家苏·拉夫林。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阿亚拉火山的，他在西印度群岛的蒙特塞拉特岛工作多年，在此期间，他于1997年经历了一次致命的火山爆发。拉夫林和其他研究人员向SAGE提供了艾雅法拉火山的地质和历史数据以及目前的喷发速度。

然而，火山灰移动的速度和危机的严重性超过了SAGE的反应速度。欧洲交通部长们承受着航空公司要求恢复航班的巨大压力，因此他们不得不在4月19日宣布恢复航班。当时，SAGE还没有时间召开第一次会议。

在最初的喷发停止后，埃亚菲亚德拉火山继续向空中喷射火山灰。没有人知道火山是否会再次爆发。第一次会议两个月后，贝丁顿又与SAGE成员举行了三次会议，要求他们通过评估火山爆发的细节来预测另一次火山爆发的可能性。在众多需要调查的目标中，SAGE特别指出，卡特拉火山可能会爆发，因为在过去，卡特拉火山和Eyjafjallajokull火山相继爆发。顾问将把这一信息传达给内阁办公室，然后内阁办公室将研究应对未来火山灰紧急情况的措施。

SAGE还敦促*部门评估未来的危机，如更大的火山爆发。然而，伦敦大学学院的风险专家大卫·亚历山大指出，几乎所有的*部门应对危机的速度都太慢了。"目前仍没有计划应对可能影响数百万人的灾难。"

石油泄漏危机

当欧洲遭受火山灰袭击时，远在大西洋的美国也遭受了灾难。2010年4月20日上午9点，一名在英国石油公司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工作的工程师注意到一个异常的振动。几分钟后，平台爆炸，造成11人死亡，大量原油泄漏，严重污染墨西哥湾，并造成重大环境灾难。

2010年8月泄漏被堵住时，据估计约有490万桶原油泄漏，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新组建的科学咨询小组面临重大挑战。

深水地平线钻井平台的爆炸是一场可怕的灾难，原油以未知的速度从海底1500米深处泄漏。然而，事件发生一个月后，*部门仍然大大低估了原油泄漏量，这给钻井平台的重新封堵造成了困难，也让公众对总统应对灾难的能力深感不安。奥巴马*负责科学研究的主要官员，如总统的科学顾问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的物理学家约翰·霍尔德伦，起初对低估的价值漠不关心，尽管当时一些科学家认为从英国石油公司钻井平台泄漏的原油量是*部门估计的几倍。

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NOAA)一直坚持原油泄漏量仅为每天5000桶。然而，独立科学家利用卫星图像分析了浮油，研究了英国石油公司引入深水地平线输油管道的视频，并确定每日原油泄漏量应该在25，000至100，000桶之间。OSTP高级政策分析师和海洋学家凯特·莫兰说:“在我看来，*一直坚持的数据大大低估了真实情况由于低估了原油泄漏量，英国石油公司在试图封堵时遇到了困难，因为预先准备的封堵设备无法封堵大量的原油和天然气。

直到5月27日，*才承认原来的数字太低。咨询小组最初估计，每天将有12，000至19，000桶原油泄漏到墨西哥湾。最终，*给出的官方数字是爆炸时每天62，000桶，然后在8月份下降到每天53，000桶。

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朱棣文说服英国石油公司使用伽马射线对水源、水温和水压进行成像，这为进一步处理泄漏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的爆发

深水地平线事件发生一年后，德国汉堡的医生向*寻求紧急帮助。2011年5月19日，该市三名儿童在当地医院被诊断为HUS，这是一种由大肠杆菌引起的肠胃感染引起的潜在致命疾病。出于对疾病大范围爆发的担忧，汉堡的卫生官员联系了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这是一家德国联邦机构，负责疾病控制和预防。

第二天，当三名RKI流行病学家抵达汉堡时，他们发现这一事件非同寻常。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包括成年人在内的其他患者相继出现，不再局限于汉堡，最终成为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肠杆菌感染。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共有3800多人患有急性胃肠道感染，其中845人发展为HUS病，54人死亡。真正的传染源直到7月5日才最终确定——来自埃及的胡芦巴种子。

RKI主席赖因哈德·伯格说:“这次爆发具有教育意义，它告诉人们想象一个新威胁的发展速度和影响有多难。”伯格还指出，这一事件表明，当不同机构的科学家向不同级别的*机构报告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将会出现许多问题。

RKI最紧迫的任务是确定大肠杆菌的传染源，大肠杆菌通常通过食物传播。因此，流行病学家首先调查病人最近吃的食物。伯格说:“经过我们的调查，我们发现人们在疾病发作前几天吃的食物没有问题，比如鲜奶和肉。”德国北部所有病人的唯一共同特征是他们都吃含有西红柿、黄瓜和莴苣的沙拉酱。5月25日，RKI和德国联邦风险评估机构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声称这些蔬菜与感染有关。

RKI的科学顾问表示，几个联邦机构正在同时跟进疾病控制和食品安全问题，相互合作共同应对危机。然而，实际情况是许多机构之间的合作效率不高。

这些事件证明了科学顾问在应对危机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他们向**和公众传播清晰可信信息的能力。然而，目前，科学顾问也面临着许多困难:紧急情况常常使他们措手不及，官僚主义使他们难以及时向决策者传达信息。贝丁顿说:“我们必须尽快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应对这场危机。”(段鑫)

中国科学新闻(2014-09-01第三版国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