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世刚院士忆高考:在一片未知中踏上人生新旅程
■孙世刚
孙世刚
1977年参加高考,1978年进入厦门大学化学系。厦门大学前副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他长期从事电化学和表面界面科学研究,提出了电催化活性中心的结构模型,揭示了表面原子排列结构与电催化性能之间的构效关系,发展了高灵敏度、高时间分辨率的电化学原位红外反射光谱法,系统研究了电催化过程,阐明了各种有机小分子与铂电极表面的相互作用机理,建立了电化学结构控制合成方法, 成功解决了制备高表面能纳米晶的难题,首次制备了高折射率晶面包围的高表面能铂四面体纳米晶,显著提高了铂催化剂的活性。 曾获得国际视听学会布莱恩·康威奖章、中国电化学贡献奖、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等。他于201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当我收到厦门大学电化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时,我在信封里发现了另一封信。招生老师亲切地写道:“你最初没有到我们学校报到。也许你收到这封信时既高兴又奇怪。”他解释了我被转到这所学校的原因,并表示了热烈的问候和欢迎。这封信今天还在我这里。
我家在四川的一个叫“万县”的小镇上(现在是重庆万州)。我从未听说过厦门。四川方言称“厦门”为“游戏之门”。村民们还取笑我,说我进了一所戏剧大学。
就这样,我踏上了一段未知的新旅程。那时,我不知道厦门大学会是我扎根几十年的地方。
学习知识的力量
我的父母都在*部门工作,都忠于革命事业。我和我的两个姐妹年轻时,都去了乡下。当时,下乡*的子女都被委托给县*的幼儿园。说来好笑,我在幼儿园度过了很长一段童年时光。后来,幼儿园被拆掉了,我住在别人的房子里。
1966年,我读完小学6年,但我只在初中读了6个月,就遇到了“*”。一些老师坚持在教室上课,但是我们这些孩子只知道没有人负责。我们都在走廊里玩。在这段时间里,研究是如此浪费。
初中毕业后,我在不到16岁的时候就开始“上山下乡”。村子里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困难。我也年轻又小。我总是被指派和女性同志一起工作。后来,制作组长终于为我找到了一份合适的工作:每天早上,他都会给每个人一个扩音器,让他们阅读报纸,宣传时事和政治。通过这份工作,我也学到了很多单词,积累了一些中文知识。
1972年,该地区将修建一条连接各公社的高速公路。县里的一个交通队被叫了进来,需要几个知青帮忙。虽然我只有小学知识,但我也是村里的半个文化人,所以被选中了。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很简单,就是用尺子跟着船长。在他选择了路线后,工人做了一个桩,我用尺子在桩上,然后后面的人测量它。
每天晚上,几个技术员都在忙着计算成本、土方工程等。我觉得很神奇。技术人员还说,参加高考的学生什么也没学到,甚至解不出“一元二次方程”。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是“一元二次方程”。
那一年,*回来追求教育,学习的浪潮再次高涨。许多学校不得不招收新的学生。我决定参加考试,争取学习的机会。
大多数学校在入学考试中选数学、物理和化学。我选择了一所只考中文的农业学校,因为我的基础很差。由于阅读报纸的经历,我有幸被一所省级重点农业中等专业学校录取,并被分配到农业机械化专业。本专业的课程非常扎实,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工程力学、机械制图、农业机械维修与管理等。我毕业时甚至拿到了拖拉机驾驶执照。
放学后,我开始在县农业机械化管理站工作。一天,管理站附近一家农机修理厂的老师傅来找我,说电机坏了,根据经验,修理后不能转动。我向他详细解释了原理,并提出了解决办法。然而,电动机是公共财产,老主人不敢轻易采用他从未听说过的方案。他犹豫了一下,走开了。
几天后,老主人回来了。这一次我们开始一起工作。当开关闭合时,马达立即启动。我们都很开心。
这件事使我出名了。我周围的工人来找我要任何他们需要修理的东西。我又一次学到了知识的力量——我没有得到一个好的学习机会,但是学了一点之后,我就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了。我渴望学习更多的知识,所以我找到了数学和物理方面的书籍,自学了基础代数、微积分和电磁学。
我们家有三名大学生。
从1974年到1977年,我在县农业机械研究所工作。虽然它被称为“研究所”,但我做的是非常基础的工作,与科学研究无关。这里的工作相对来说比较难。我经常出差去煤矿视察,和工人们一起进入煤矿。当我出来的时候,我浑身都是黑色的煤尘。
当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大多数知青都非常激动,说这是一条走出农村的路。然而,我们家的情况很特殊:我姐姐去了农村,已经通过工农兵推荐的方式上了大学。我的小妹妹刚刚高中毕业,成绩很好,全家都期待着她上大学。至于我谁接手我的工作,它似乎更适合留在我的家乡和服务我的父母。
正因为如此,我没有为考试复习,而是试了试,带着非常轻松的心情去了考场。
我记得很清楚,中国的一个试题是写*的话“梁祝答李淑一”。碰巧在我们县城有一个高音喇叭,每天早上播放新闻和音乐。有一段时间,是配乐《梁祝》。我每天都听它,不知不觉中它已经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认为这个话题不难。每次考试都是第一个交的。有一次,刚出考场,一个公认的监考老师关切地问我:"你不知道怎么做所有的问题,所以你这么早就出来了?"我不得不回答:“我不知道会不会,反正都做完了。”
现在想想,我当时真的很好,甚至在考试后我也没有特别要求成绩。
相比之下,我的妹妹,谁有很大的期望,更紧张。虽然她的学习基础比我好,但这次她还是没有通过。幸运的是,六个月后我妹妹被大学录取了。
我们同时有三个大学生!这是几代人以来从未有过的喜事。
他成了大学里的民兵指挥官。
我被厦门大学录取后,我去查资料,想知道厦门有多远。那时,交通不方便,我的父母不能送我去长途旅行。幸运的是,我们的一些士兵在厦门,所以我建议和他们一起去:先乘船去九江,然后从九江换乘火车,最后在四五天后到达厦门。
因为我不能选择自己的时间表,所以我提前很多天到达学校,并且是第一批报到的考生。厦门大学的老师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
厦门现在被认为是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但那时,厦门到处都是低矮破旧的房子。在这个小镇的孩子们眼里,这个城市的条件并不比我家乡的好多少。当然,当我第一次看到这里的大海时,我还是很开心。那时,这里没有游客。海滩非常安静,经常能找到美丽的贝壳。
我们这群学生在年龄、背景和知识上有很大差异。最小的学生只有15或16岁,最大的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学期开始时,我们举行了一次化学和英语的全面考试。老师会特别注意基础差的学生,并适当地启动小厨房。在我大一的时候,我一直关注这两个科目。经过一年的临时抱佛脚,我的英语和化学成绩都提高了。
虽然我以前没有化学概念,但我很快发现化学真的很有用。以我学到的电化学为例,从普通人最常接触的电池和自行车到最尖端的导弹和潜艇,所有这些都将被使用。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学习兴趣。
那时,我国基本上处于和平时代。然而,福建方面的人民解放军和守卫金门岛的*仍在进行枪战。当时,它被称为“单双站”,即每天炮击一次,双站。在某一天的下午5点,我们可以听到学校里的几门大炮,我们还可以听到海峡两岸的扩音器在互相宣传。每天晚上5点以后,解放军的分支机构会把沙滩上的脚印弄平,早上他们会检查是否有新的脚印出现,以此来判断是否有特工在夜间登陆。
在厦门前线,我们大学生也参加了民兵。考虑到我以前是*,老师任命我为民兵指挥官。我们要用实弹站岗。我们还挖了防空洞。夏天,洞外炎热,洞内寒冷。一些学生无法忍受冷热之间的温差。当他们感冒发烧时,他们必须注射奎宁。
这些经历给我们的大学生活增加了一点艰辛和紧张,这是内陆大学的学生无法体验的。正因为如此,我们的学生有很强的组织和纪律。
“中国学生真的很勤奋!”
1982年,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我申请的导师是田昭武院士。结果出来后,老田问我,你想出国吗?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我抓住了。
这群学生首先被送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几名法语教师接受了法语培训。这些老师不会说一句中文或英文,教我们法语的方式也很有趣。例如,让我们看一张汽车急刹车的照片。与此同时,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然后说出一个法语单词:“小心!”经过3个月的学习,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日常对话。之后,我们去法国接受了3个月的培训,然后去了巴黎第六大学学习电化学。
法国没有研究生课程的教材和讲义,这些课程都是由纯法语教师讲授的。我们仍然可以理解讲座的一些内容,但有时老师用法语开了个玩笑,其他学生笑了,所以我们只能像傻瓜一样看。
出国留学的路上还有一个障碍。起初,法国教育部不允许我们注册为学生。我们不得不等到半个学期才参加统一考试,成绩好得可以继续学习。
我在我学习的实验室里碰巧有一个法国同学。每次课后,我都借用并抄他的课堂笔记。晚上,我带他们回宿舍,一边学习一边查字典。
最后,我们等待统一考试。尽管我们甚至不理解这个话题,但我们一看到公式方程就猜到了89点。有趣的是,虽然我能做一个问题,但我不知道如何用法语表达,我只是简单地画了一个原理示意图。
负责我们电化学研究生组的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女婿。考试结束后,他兴奋地说:“我们班的这两个中国学生对法语一窍不通,他们的学习成绩非常好!”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注册成为一名全日制外国学生。
经过一年的学习,我的法语基本上通过了考试。我不仅能听懂老师的讲课,还能用法语写文章和回复。法国当时有两个博士学位——第三阶段博士和国家博士。只有成绩最好的人才能注册国家博士学位,只有获得这个学位后,他们才有资格在大学任教。我很幸运获得了国家博士学位,并进入法国科学院做博士后研究。
在法国科学院,我和我的导师是一名一年前来的法国学生。最后,我们一起毕业了。每个人都很惊讶:“中国学生真的很勤奋!”
厦门大学让我感动太多了。
在法国学习了5年后,我回到了中国和厦门大学。我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这所大学有很多让我感动的东西。
在法国学习期间,田昭武先生多次访问法国。每次他来,他都会拜访我们厦门大学的留学生,告诉我们中国发生的变化,并鼓励我们好好学习技能,回到工作岗位。他还告诉我,厦门大学将建立固体表面物理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这正是我正在研究的方向。
我想是时候回去了。
回国后,我第一次来北京向科技部博士管理委员会汇报工作,并联系博士后工作。那时,博士后的工资很高。他们提供了两个房间和一个大厅的住房,并妥善安排了他们的家庭。相应地,博士后的名额也很少。每个博士后流动站只能招收两个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遗憾地告诉我,厦门大学的博士后流动站已经坐满了两个人,并问我是否愿意去另一所知名大学。
我回到厦门大学,向田先生汇报了情况。我认为学校不太重视这件事。他们非常正式地写了一封公函,说只要医生管理委员会给一个额外的名额,所有的费用将由厦门大学承担,不会给国家带来额外的负担。
我把这封公函交给了行政委员会。两天后,我得到回复:我同意申请增设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博士后
这是厦门大学的优良传统——充满人情味。厦门大学是由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走在校园里,我们知道每栋建筑的名字以及是哪个校友或海外华人捐赠的。我们许多77和78年级的大学同学在他们成功后也回馈了他们的母校。作为我们这些留下来的人,我们必须把工作做得更好。
中国的高考制度已经恢复了40年。这种相对公平的人才选拔机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尤其是那些来自偏远农村地区贫困家庭的人。这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机会。
然而,随着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一考一生”、“一路华山”的模式终将成为历史。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建立一个终身学习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能在自己选择的领域接受最好的教育和培训。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人有胆识和胆识,勇敢地朝着他们擅长和感兴趣的方向前进。各行各业都可以通向一流的学者,所有的路都可以通向罗马。(本报记者李晨阳采访并整理)
附入学通知书的信
大学生民兵训练(右二是孙世刚)
厦门大学前的孙世刚记忆
中国科学新闻(2018-109第五版文化)
上一篇:脑动脉瘤能活多久
下一篇:脑动脉瘤出血幸存者能活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