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爱军：我与科学家的“画”缘

自从2010年决定以油画的形式为科学家画肖像画以来，杜爱军已经绘就130余位科学家的肖像。这份工作在他看来意义不凡，他更希望这些画像可以走进学校、走进单位，让更多人看到并且了解中国现代科学家励精图治的奋斗历程。

邓颖超会见科普作家高士其

当科学家博物馆的筹备单位与杜爱军联系，希望收藏他的科学家肖像画作时，已经退休的科普研究所编辑杜爱军心生感慨——自己的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

自2010年开始创作科学家肖像油画以来，他的工作除了得到过业内同行和领导的赞赏外，并没有受到社会过多的关注，但他内心一直有个愿望，渴望这些画作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如果要能实现这个愿望，我愿意不计报酬。”杜爱军真诚地说。

一颗初心

在参加工作以前从未接受过系统绘画训练的杜爱军，似乎对绘画有种与生俱来的“天赋”，从幼儿园起，他就在绘画方面展现出超过同龄人的能力。

1979年，杜爱军进入科普出版社，从事科普美术编辑及创作工作。为了让工作更上层楼，他脱产三年进入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油画、国画、版画……都是在那时有所接触。

“工作后，我主要负责书籍封面和版式的设计，也画过连环画、科普画，为科幻作品配过插图。”杜爱军在接受采访时告诉《中国科学报》。相较于随心所欲、勾画心中所想的画家，杜爱军的绘画工作更多是“命题”作品，特别是给科学和技术文章配图，更考验他的理解能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互联网尚未诞生，科普作品配图作者需要从内容中寻找灵感，原子、核能，这些概念如何从抽象变为具象，对绘画者提出了要求。因为出版社的书籍涵盖范围较广，杜爱军还会组织熟悉某个领域的绘画者进行创作，例如航空航天等。

也因为他具有多年科学和科普绘画的经验，科幻作品的作者和编辑也会找到他进行创作。这是对他更高的考验，因为科幻作品中的场景或者物品往往不存在于现实生活中，他还记得曾经有一部科幻作品中提到有种很小的生物，可以随意构成各种其他的大型生物。“根据描述，我感觉像蚂蚁，后来有个场景中这些小生物根据人的意念变成了马，人骑上就走，这个怎么表现？如果真的画成蚂蚁或者虫子，再组成马，看起来可能有点可怕。”杜爱军回忆说，于是他用钢笔点出了一匹马，马匹身上的明暗皆由小点组成，实虚结合。

为了拓展自己的创作领域、寻找创作方向，杜爱军尝试过为各种作品配图，然而，即便是在科幻画配图中获得赞誉，他也没有继续在这个领域深挖。用他自己的话说，“总是感觉科幻画像小孩的玩意，无法得到社会主流文化的认可”。

因为画画找不到方向，近距离地插画创作又一度让杜爱军的近视不断加深，他曾经一度搁笔，暂停绘画。

直到2009年底，钱学森逝世的消息传来，杜爱军内心被触动，才又拿起画笔，为钱学森会就了一幅油画肖像。

一份触动

“钱学森为国家付出太多，他的去世令我心生感慨，其实早在他去世几年前我就画过一幅钱学森画像的草图，但是没有继续。他去世后我把草图拿出来完成创作。”杜爱军回忆道。

中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钱学森

为了展示钱学森的风范，杜爱军选择用油画的方式，图像大小则几乎与真人一致。绘画完成后，杜爱军带着这幅画参加了展览，得到了当时参观展览的领导的好评，并成为中国科协参加历届中直机关书画展的作品中，第一次获得的一等奖的绘画作品。此后每年参展的科学家美术作品连续五届获得中直机关书画展一等奖。“领导鼓励我，让我安心创作，为我的创作提供时间和绘画耗材的支持。”杜爱军说。

在事业遇到瓶颈时，杜爱军曾经向多位名画家“取经”，询问应该如何发展，曾经有位画家跟他说：“总是欠缺临门一脚并不是画作的问题，你应该画自己的熟悉的内容。”当时杜爱军只认为这是一句“正确的废话”，直到他画完钱学森的画作后，突然找到了“画熟悉内容”的感觉。“画科学家不容易，但是我坚信自己找对了方向，并要克服一切困难去做。”杜爱军由此一发不可收，一头扎进创作科学家肖像的领域中。

因为工作原因，杜爱军经常去中国科技会堂等机构开会办事，也曾经去过学校，他印象中，那些地方悬挂的画像不是外国科学家就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家，而中国近现代科学家几乎没有。他不知道其中的原因，而这也成为他选择为现代科学家进行画像的原因，“我希望这些现代科学家的画像未来有一天可以挂在学校，让每个孩子都熟悉”。

钱学森、林巧稚、吴阶平、胡亚美、吴孟超、李兰娟、钟南山、屠呦呦等人的人物油画肖像在杜爱军的笔下展现，他们的神态与动作乃至眼神都栩栩如生，只有杜爱军知道，他自己付出了多少努力。

“其实，我工作期间接触油画比较少，只是在开始进行科学家肖像画之后才慢慢越来越熟练。”杜爱军坦言，“油画不像国画，一笔蘸墨，一挥而就，油画需要更准确的比例和色彩。”眼睛的远近、高低，有时仅有几毫米的差距就令人感觉大不相同；色彩饱和度如何掌握，色彩强弱如何突出前后关系；细节如何更准确……这些都是杜爱军遇到的困难。“前期创作感觉真的很难，那时一幅画要花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杜爱军说。

在不断的磨炼中，杜爱军终于找到自己的绘画风格：“我的画连汗毛孔和血管等细节都要表现出来，这是我的追求，我不希望我的画作让人感觉是应付了事。这是困难，也是提升自己的机会。”

一个未来

除了个人肖像，杜爱军还画过*与科学家的场景画作。有一次，高士其的家人提供了一张高士其与邓颖超握手的黑白照片。照片中高士其几乎背对相机，看不到眼睛，如果仅仅将照片放大，高士其的面部表情几乎没有。杜爱军不满足于复原照片的绘画方式，多方寻找其他材料，最终找到了高士其另外一张照片，上面高士其的面部五官较为清晰。在创作时，杜爱军去掉了照片中原本存在的其他人员和过多无用的背景，除了高士其和邓颖超两位主角外，只留下了推着轮椅的高士其的孩子，后面的背景则改为花卉和绿植。

“进行这种改创很困难，一来过去的照片不清晰，又是黑白照片，放大后更是米粒大的黑白灰点，毫无细节可言，二来资料难找。”杜爱军坦言。所幸，多年的绘画经验让他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通过“马赛克”似的小点进行定位，然后凭借经验塑造立体感，至于钢笔、眼镜之类的可以找些实物进行临摹。通过这种方式，杜爱军笔下的人物还原度能达到90%以上。

明年年初，杜爱军就要满64岁了，他创作的科学家肖像已有130余幅，因为油画占地面积大，家中几乎已无下脚的地方。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可以将这些画作找个“家”。

两年前，科学家博物馆开始筹建，并向他邀约画作，这让杜爱军看到了希望。因为在他印象中，中国真正有影响力的科学和科普画几乎没有，唯一令他印象深刻的就是一幅中国队员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油画，因为开会的原因总能看到。他希望自己的画作有一天可以被人记住，成为一个符号。

“其实不论画画还是其他工作，就像是登山，有时候觉得很累，有时候感觉离目标很远，但无论如何都要向前，有时累到都忘记自己在爬山，忘记山尖还有多远，当有一天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也许你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爬到了自己都没有想到过的高度。”杜爱军感慨道，“我希望我的画有更多的社会影响力，如果可以实现，我可以不计报酬。”

目前，杜爱军创作的科学家肖像画已经被中国科技会堂、中国科学院、科学家博物馆及科学家家属收藏70余幅。杜爱军也已经出版了两本肖像画册出版物、举办了三次科学家画像展，并正在与出版公司建立网上科学家展览馆。

自己的画作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杜爱军有满足也有遗憾。他最大的遗憾就是科普图书早已经建立的评奖机制，但是科普绘画等美术作品却迟迟没有奖项，“如果科普画家没有地方展示他们的画作，而且科普绘画也得不到大众的了解，科普美术家的注意力可能就会转移到其他地方，这不利于科学和科普绘画的发展。”杜爱军建议，或许以后可以建立相应奖项，让越来越多的画家投身到科普绘画领域，让抽象的科学在绘画中让公众有更具象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