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和圈内好友二三事

　　张伯驹先生和他朋友们的一生浓缩了中国近现代的风云变幻。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守护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文化史上，他们留给后人的既有无法企及的物质上的辉煌，也有令人高山仰止的精神财富。在他们身上，我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及一贯坚持的追求、操守和信念。认真地想一想这个问题，也许是很有意义的。

　　张伯驹先生的才艺涉及了多个领域，在同一个领域中又深入到方方面面。比如在文学领域，他诗词歌赋，样样精通；在绘画领域，其山水、人物、花鸟草虫，工笔写意，皆是行家；在戏剧和文物收藏领域，亦眼界开阔为人称许。同样，张伯驹先生所交之友均为一时之国手。比如在戏剧方面，他是余叔言的入室弟子；在绘画方面，他与张大千有着深厚交情；在诗词方面，他赢得过*的青睐；在棋艺上，他与陈毅你来我往有切磋。等等的不一而足，无论在张伯驹先生生前，还是身后，都曾广为人知，被人津津乐道。

　　张伯驹先生的交游，无论就其交往的广泛程度，还是高下与深度上，都是近现代史上一个颇值得注意，值得研究的文化现象。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张伯驹先生的才艺与交游，不仅同中国近现代文化史紧密相连，也构成中国近现代文化史承前启后的一个重要组成环节。

　　就张伯驹先生与九三学社的文博界朋友交往而言，张伯驹先生高朋满座，与启功、王世襄、朱家溍、于省吾、罗继组、徐邦达、潘絜兹、刘曾复、吴小如等名流大家都有很深挚的友谊。篇幅所限只能撷取几个小片段以窥豹一斑。

　　一

　　启功先生1952年加入九三学社。与张伯驹先生相识很早，上个世纪50年代初，大家心情舒畅，常聚在一起写诗作画，其乐融融。在一次联谊会上，幽默、爱说笑的启功为书画界朋友的名字编了一系列的灯谜，让大家猜。其中“慢慢地，拿着耍；打开看，头胎马。”打两人名。谜底，前者是徐操，后者则是张伯驹。

　　大家都知道启先生头衔很多，他常说自己“终身不辍的另一项事业是诗词创作”，有时却被人忽视。晚年时曾向去拜访他的人介绍老朋友张伯驹时说，“他是个大书画家、书画鉴定家和收藏家。他曾把自己多年珍藏的众多国宝捐献给国家，但捐献不久就被打成“右”派。我曾写过一首《题丛碧堂张伯驹先生鉴藏捐献法书名画纪念册》的诗……”全诗如下：“书画光腾锦绣窠。词人雅好世无多。‘陆机短疏’三贤问，‘杜牧长笺’一曲歌。‘官本游春’传有绪，‘御题归棹’鉴非讹。暮年牖下平安福，怀宝心同胜卞和。”启先生解释说，“‘陆机短疏’指陆机的《平复帖》，其中提到三个人的名字，此帖是目前能见到的有名可查的最早之帖。‘杜牧长笺’指杜牧亲笔书写的《张好好诗》，诗人法帖的*。‘官本游春’指北宋*所藏隋朝展子虔的《游春图》。‘御题归棹’指宋徽宗题跋的《雪江归棹图》，有人据此认为此画也是宋徽宗所作，经张伯驹先生考证，只是他所跋。这四幅书画幅幅价值连城，张伯驹先生把它们都无偿捐献给国家……幸好张伯驹先生的晚年平平安安，最终寿终正寝，故有诗中所说的‘暮年牖下平安福’之句……”启功先生用诗用典特别形象地概括了张伯驹先生的一生。

　　1998年春，启功先生在老友张伯驹先生诞辰100周年时，挥毫题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

　　二

　　张伯驹先生的好友之一王世襄先生(1914~2009)，是1981年加入九三学社的。其高祖、祖父、父亲均在朝中做官。王世襄与张伯驹先生的友情源于上个世纪40年代。抗战胜利后，王世襄先生担任国民*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助理代表，清理追还、征购数批文物累计2000余件。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他日夜奔波追还被掠夺的原*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一说107箱)。

　　1947年，他从日本回到了故宫，在马衡等老前辈的指导下，与故宫同事一起负责文物的保管和陈列工作。国宝级文物《平复帖》被王先生选定作为进行著录方面的试点，这是因为除了战国竹简、缯书和汉代木简，历代流传于世的法书墨迹，以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为最早，而且流传有绪，堪称稀世瑰宝。当时《平复帖》珍藏在张伯驹先生家。作为晚辈的王世襄先生登门拜访，希望可以得到张先生的支持。让王先生万没料到的是，张先生不仅非常爽快地答应让他看《平复帖》，还让他拿回家去仔细看。于是，被张伯驹先生视为“头目脑髓”的宝中之宝，就这样被王世襄先生万分小心地捧回了家。张先生的明理和信任使王世襄先生特别感动，他认真进行笔录，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平复帖》上的诸家观款，董其昌以下溥伟、傅沅叔、赵椿年等人的题跋，永瑆的《诒晋斋记》及诗抄录完，并尽可能地把历代印章都集录下来。正是由于张伯驹先生的支持，王世襄先生得以完成的这份具有质地、尺寸、装裱、引首、题签、本文、款识、印章、题跋、收藏印、前人著录、相关文献，还有保存与流传经过的完整记录，为当时故宫文物的整理、建档树立了标杆，成为了范本。

　　1946至1948年间，王先生几次应张伯驹先生的邀请，参加古琴雅集和押诗条聚会。

　　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张伯驹先生搬到后海南沿。一次，王世襄先生骑车去看他。室内案头放着一幅张伯驹先生画的兰花。他们从画兰花聊到养兰花，研究、探讨了半天，张伯驹先生认为自家不具备王世襄先生所说的养兰花条件，也委实受不了换土之累，说现在你既有兰花，先借我几盆摆摆，开过花后即奉还。他当即叫女儿张传綵骑车随王世襄回家去取兰花。从那以后的两三年中，王世襄先生每年都要选一盆兰花给张伯驹先生送去。但好景不长，“*”来了，王世襄先生家的花盆被砸成了碎片，兰花也被扔进了垃圾桶。

　　1973年，王世襄先生从咸宁干校回到北京，在发还抄家时拉走的旧纸捆中，发现舅舅金西厓先生当年寄给他的《刻竹小言》一稿，王世襄先生立即进行了整理、增补、编校工作，还专门撰写了前言《试论竹刻的恢复和发展》，终至1975年完成。有名流7家惠孝同、启元白、张伯驹、黄苗子、黄君坦、蓝玉崧、李一氓为其题辞。张伯驹先生题的是七绝两首：“法书宝绘出穷奇，竹解虚心是我师。应笑封侯班定远，不知铁笔胜毛锥。平居最爱碧琅玕，别有风神点划间。削刻羞为刀笔吏，肯教书罪罄南山。”根据其落款“丙辰春题畅安词兄刻竹小言，中州张伯驹时年七十有九”，判断题辞时间应是1976年，从字里行间还能体会到张伯驹先生泾渭分明的爱与憎。

　　三

　　与王世襄先生合编《中国美术全集·竹木牙角器》、《中国美术全集·漆器》的朱家溍先生(1914~2003)，为宋理学家朱熹的第25代孙。1956年加入九三学社。也是张伯驹先生志同道合的好友之一。

　　张伯驹先生和朱家溍先生之间的友谊渊源可以追溯得更久远些。今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时政治家、书法家蔡襄的主要传世作品之一《自书诗》卷，原珍藏在朱家溍先生家。是当年朱家溍父亲朱文钧以5000银元从当时的“品古斋”掌柜手中买下的。朱家溍父亲朱文钧在牛津大学毕业后，回国在财政部任职，担任参事、盐务署长等，后脱离政界。他书画之余，酷爱金石，博学精鉴，名重一时。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即被聘为专门委员会委员，负责鉴定故宫所藏古代法书、绘画、碑帖及其它古器物。极为当世推重。由于他是故宫博物院负责鉴定书画、碑帖的专门委员，经常与故宫印刷所影印业务相联系。他曾命朱家溍把家藏蔡襄《自书诗》卷送到印刷所的工作室，由技师按原大进行拍照、冲洗。这是该帖第一次影印发行。此帖的题跋和收藏印记以及著录很多，宋人有向水、贾似道，元人有陈彦高，明人有管竹间，清人有梁蕉林、毕秋帆。卷后最末有朱家溍父亲的题跋。朱家溍父亲去世后，抗战期间，朱家溍离家到重庆工作，家中因要办理祖母丧事急等用钱，蔡襄的《自书诗》卷被作价35000元，由“惠古斋”经手让与张伯驹。这个帖在朱家收藏了二十多年，在张家十多载，后随展子虔《游春图》、陆机《平复帖》等名迹一起都捐献给了国家。

　　张伯驹先生还是京剧爱好者。当年《燕都》的编辑曾到朱家溍先生家，请他辨认余叔岩演《碰碑》、《失街亭》照片是场上哪个身段，哪句唱念；还希望知道这两出戏拍摄时间和地点。朱家溍先生按照演出的先后次序，分别对表演的身段和唱念作了注解。对余叔岩在《失街亭》演王平，他马上回答：“时间是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左右，地点是在隆福寺街福全馆。”他回忆，“这场戏是老友张伯驹先生家的堂会戏。虽然是堂会的性质，但并非庆寿或办喜事，而是为河南赈灾。请客听戏，希望到场的人士尽力捐助。开戏前伯驹登台讲话，详细介绍河南灾情。他以河南人的立场，向社会名流和亲友提出请求，但并未让来宾当场交款，而是从即日起，愿捐助的不拘数目交盐业银行代收……这场《失街亭》，伯驹自演孔明，四将是：王凤卿赵云，程继先马岱，余叔岩王平，杨小楼马谡……这场戏所有主要演员都是伯驹登门请求帮助共襄义举，所以都不拿戏份……”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