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圆梦之麋:麋鹿回归中国30周年
郭庚
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主任
■我们的记者赵广利
今年的8月24日是麋鹿回家30周年纪念日。在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副主任郭庚的心中,这一天也是麋鹿的“生日”。
在北京大兴区的麋鹿公园,郭庚告诉《中国科学报》,今年也是麋鹿科学发现150周年,科学发现的地点(即麋鹿的“模式种起源”)是北京的南海子。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麋鹿物种得到了真正的拯救,其恢复的经历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不仅是从国外回到中国,也是从人工回归自然,这是国内外动物保护的成功范例。”
近百年来“华侨”麋鹿回归家园
几乎每个人都知道有“四种不同形象”的麋鹿是以“角像鹿但不像鹿,脸像马但不像马,蹄像牛但不像牛,尾巴像驴但不像驴”命名的。然而,很少有人知道为什么麋鹿是“四种不同的形象”。郭庚告诉记者,这是麋鹿适应环境长期进化的结果。作为角鹿,它的栖息地主要在湿地和沼泽。为了接触到新鲜的水生植物,它们的“脸”要比普通的鹿好。而牛的蹄状蹄可以在松软的土地上平稳地移动。至于它的长尾,它是为了赶走湿地里的蚊子和苍蝇而进化的:“麋鹿是长尾鹿的正式名称,世界上没有其他鹿有它的长尾。”
除了“独特的风格”,麋鹿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是中国的独特物种。200万年来,麋鹿世代生活在中国东部的平原上,曾被历代国王保存在皇家狩猎场,成为他们“追逐鹿的中原”的象征。
然而,这一群曾经像家猪一样繁荣的动物在1900年在中国灭绝了。
郭耿说,大多数麋鹿专家认为,麋鹿的灭绝是由于历史上大量的狩猎。与此同时,许多沼泽或低洼的沿海荒地被开垦成农田,只适合栖息在沼泽的麋鹿失去了栖身之所,成为平原地区最早生态灾难的受害者。
汉代以后,野生麋鹿的数量日益减少。元朝建立后,擅长骑射的皇室将野生麋鹿从黄海海滩带到大渡河(北京)供皇室后代骑马狩猎。野生麋鹿正在逐渐消失。到清朝初年,在北京210平方公里的南海子皇家公园里,中国只有大约200到300头麋鹿。当时,国际动物界不知道麋鹿的存在。1894年,永定河在北京泛滥。洪水冲垮了狩猎场的围墙。许多麋鹿逃跑了,成了饥饿者的食物。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西方列强杀死了南海子的所有麋鹿,麋鹿在中国灭绝了。
麋鹿的命运与其发现者法国动物学家阿曼德·大卫密切相关。
随着航海业的繁荣,欧洲人开始热衷于收集珍稀鸟类、动物、花卉和植物,自然历史繁荣了一段时间。为了证明“上帝的创造是多么丰富”,并追求相应的物质利益,许多渴望中国的西方人具有传教士和博物学家的双重身份,其中阿曼德·大卫是最好的。1865年,在北京南郊的一次动植物调查中,他意外地在南海子皇家公园发现了麋鹿。他意识到这是一群奇怪的鹿,这在动物分类学上可能没有记录。他设法将两个麋鹿标本送到了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这被确认为一个以前从未发现过的新物种,是鹿科的一个独立属。从那以后,麋鹿的学名就被称为“大卫之鹿”。
后来,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等国的使节和教会官员从北京南海子狩猎公园带走几十头麋鹿,在各国动物园饲养,开启了它们近百年的“华侨”历史,为它们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麋鹿“华侨”的生活也不是很好。郭耿说,由于没有湿地环境,而且面积小,各国动物园里的麋鹿不是繁殖而是相继死亡。后来,英国乌班寺庄园的主人杜克·贝福特把世界上仅存的18只麋鹿收集到一个适合它们原始栖息地的庄园里,使它们处于半野生状态。直到那时,濒临灭绝的麋鹿才逐渐繁殖。
1985年8月24日,由于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努力和英国*的支持,22只麋鹿从英国飞到了北京。这只奇怪的野兽回到了南海子,它在中国最后消失的地方,结束了一个世纪的海外流放,回到了它的家乡。
回到家乡的麋鹿没有重复他们“生活在国外”的命运。这一次,它们没有被关在笼子里,而是被关在了以前的皇家公园,今天的麋鹿生态保护区和科学研究中心,麋鹿公园。在那里,他们在半野生环境中过着平静的生活。
第二年,从英国七个动物园中挑选出39只麋鹿,经上海运到江苏省大丰市。麋鹿回到了它们祖先最后居住的海岸沙滩。
告别笼子,回归自然之家
麋鹿自古以来就广泛分布在中国的南部和北部:有证据表明麋鹿生活在北方的辽河、南方的钱塘江、东方的*和西方的山西。因此,一旦麋鹿回归,人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它们回到祖先的领地。
“三十年过去了,回来的麋鹿已经成功地归化并迅速发展。这个国家有3000多只麋鹿,世界上麋鹿的总数超过4000只。没有灭绝的危险。”郭庚告诉记者。
在过去的30年里,麋鹿不仅从国外回到了中国,也从人工回到了自然。据郭耕介绍,自1992年以来,麋鹿公园已经将麋鹿运送到长江沿岸的各种自然保护区。到目前为止,麋鹿已经被运送到全国30多个地方。麋鹿一直生活在中国的许多湿地。
“北京、天津和河北都有麋鹿保护区。天津是“麒麟海”,河北是木兰围场。我们派他们来的。”郭庚说:“麋鹿已经回归自然。”
如果麋鹿种群要尽快恢复,它们必须首先恢复它们赖以生存的湿地。“只有恢复湿地才能保护麋鹿,而湿地是地球的肾。湿地的恢复对人类有很大的影响。”郭耿援引*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的讲话说:“Xi总书记说,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具包容性的人民福利。(湿地恢复)这种公平和合理也有利于所有的事情和子孙后代,这是一种公共利益
关于麋鹿“再引入”的思考
麋鹿成功返回北京南海子,在野生动物保护史上留下了一个好故事。将麋鹿带回中国的塔维斯托克侯爵认为,如此精确地将一个物种带回其最后的家园是类似项目中的一个独特创新。
郭庚解释说,尽管麋鹿后来在贝福特家族的精心照料下克服了繁殖困难,建立了海外迁地保护种群,使该物种得以从灭绝的边缘生存下来,但英国的麋鹿毕竟是外来物种。如果它在那里被释放给自然,它将违反保护生物学的原则。此外,如果麋鹿在迁地保护中长时间存活,它们将面临退化、驯化和遗传多样性丧失的风险。“即使它没有消失,它最终也会进化成另一个叫做麋鹿的物种,这实际上相当于灭绝。”
因此,麋鹿的“再引入”意义重大。此外,麋鹿的成功也让人们更加重视“再引入”这一保护濒危动物的措施,通过这一措施可以保持和延续更多的生物多样性。郭耿认为,麋鹿重新引入的全过程可以作为中国和世界保护珍稀野生动物的参考,为今后的野生动物研究提供依据。
在总结麋鹿回归自然的经验时,郭庚说,人类活动的干扰是物种在野外成功释放的最大障碍。如果不能有效满足物种的栖息地要求,恢复野生种群的目标将很难实现。因此,他指出保护野生动物不是任何组织或某些人的任务。这是整个国家和公众都应该关注和帮助的事情。只有全民意识增强,达到一定水平,珍稀野生动物的保护才能更顺利地进行。
赵广利,北京麋鹿公园里一群心满意足的麋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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