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商

潮商是潮汕商人的简称，也称“潮州商人”，指广东省潮汕地区(潮州、揭阳、汕头、丰顺和汕尾部分等地)的商人，是广义上的粤商之一。潮州商帮形成于唐朝后期，兴盛于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他们是“东方犹太人”，四处漂泊，善于经商。潮商是继晋商、徽商之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

1、简介

潮商是潮汕商人的简称，也称“潮州商人”，指广东省潮汕地区(潮州、揭阳、汕头、丰顺和汕尾部分等地)的商人，是广义上的粤商之一。

潮商

潮商主要是指能够说潮汕方言或者深受潮汕传统文化影响的商业人群。(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对其划定的范围是：“潮商是分布于海内外的潮汕籍商人。狭义潮汕是指分治后的汕头、潮州和揭阳三地;广义潮汕还包括汕尾等韩江流域地区。

潮商一向是以冒险性个强烈、肯吃苦耐劳著称;潮商也积极向外拓展版图，离乡背井远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打天下。也因为这种开放心态，使得广东商帮在改革开放之后得以迅速发展。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潮汕地区。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涌现出李嘉诚、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

潮州商帮形成于唐朝后期，兴盛于宋元明清，一直到现在，他们是“东方犹太人”，四处漂泊，善于经商。潮商是继晋商、徽商之后，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著名商帮。

潮商是一支具有世界性的商业群落，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潮汕有着历史悠久的商贸经济活动，潮商的性格特征更多地通过商业活动表现出来，对外贸易的发展，造就了潮人的海洋个性，也浸染了潮商文化性格的海洋特质。方以及南方其它地区的多源文化复合体，潮商的文化性格特征是这种文化复合体的体现。

2、历史沿革

《清稗类钞》农商类潮人经商篇载：“潮人善经商，窭空之子，只身出洋，皮枕毡衾以外无长物。受雇数年，稍稍谋独立之业，再越数年，几无不作海外巨商矣。尤不可及者，为商业之冒险进行之精神。其赢而入，一遇眼光所达之点，辄悉投其资于其中，万一失败，尤足自立;一旦胜利，倍蓰其赢，而商业之挥斥乃益。”

潮商

《潮州府志》载：“潮民力耕多为上农夫，余逐海洋之利，往来乍浦苏松如履平地.…其舶艚船则远达各省，虽盗贼风波不惧也。”

清著名学者蓝鼎元的《潮州海防图说》曾论及潮人的活动区域：“潮郡东南皆海也，左控闽漳，右临惠广。春夏之交，南风盛发，扬帆北上，经闽省，出烽火、流江，翱翔乎甯波、上海，然后穷尽山花岛，过黑水大洋，游奕登、莱、关东天津间，不过旬有五日耳。秋冬以后，北风劲烈，顺流南下，碣石、大鹏、香山、厓山、高、雷、琼、崖，三日可历遍也。外则占城、暹罗，一苇可杭，噶罗吧、吕宋、琉球，如在几席。东洋日本，不难扼其吭而捣其穴也。”

古代潮商

明朝正德年间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逐步形成了具有影响力的崇尚工商习俗,沿海居民开始大量从事私人海上贸易活动。到了明代中后期,大批潮人涌向海外进行商业冒险,他们的活动已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以至形成了“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的局面。作为商业文化符号的“红头船”也成了潮州商人的文化象征。

明清潮商

尽管与晋商、徽商的发迹相似，潮商也是靠长途贩运起家;但其海贩的特征也使其在商业人格上与前两者截然不同，其演绎的商业宗教也与内陆商帮大相径庭。

从历史上看，潮商未曾像晋商和徽商那样称霸中国商业，但在世界商业史上，潮商的全球性声誉，则远比晋商、徽商响亮的多。

与晋商、徽商红顶商人不同，明代严厉的海禁，使依赖海上贸易的不少潮州商人失去了经济来源，再加上内部对暹罗大米的巨大需求让不少商人铤而走险，走上武装船队对抗朝廷之路。其中几股被朝廷称为“海寇”的海上大型武装*，就有张链，吴平，林凤，林道乾这样的潮汕人。

明代的谢杰在《虔台倭篹》一书中写道：“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人、漳人、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由海商之事观之，若病于海禁之过严。”

潮商

近现代潮商

到了近代,随着国外经济*的侵入以及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缓慢发展，寄生于封建官僚政治体系的晋商与徽商因为固守封建传统而日渐式微，潮商却伴随着近代移民高潮在海外强劲崛起。只是进入20世纪30～40年代，受制于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海上*，潮商一度受挫，但经过战后若干年艰苦奋斗，又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再一次勃兴，迅速成为世界范围内华人圈中最具财富影响力与创造力的族群。潮商的出现与发展壮大源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经济运行环境。潮汕地区地处*的东南隅,相接于滔滔大海,素有“省尾国角”之称。历史上因地狭人稠,加上战乱频仍,当地人纷纷“闯南洋”寻求出路,经过多年的向外发展与商场打拼,聪明勤劳、精打细算的潮汕人终于扎根世界各地并获得“会做生意”的美名。可以说,是高山阻隔进入中原腹地的困难及面朝大海的灵活舒广,孕育出潮商特别强悍和能冒险跨海的民性,是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培养了潮商的创造、开拓和冒险精神。同时,因为交通不便与重山阻隔,一方面使得潮商无法像晋商、徽商那样与官府联结,由此得不到王权官府的庇护。另一方面,投资基本在海外的特点又决定了受国内战争、动荡和政权更替的政治影响相对较小,从而有利于财富的积累,从这一意义上说,是近代社会海外贸易的迅速发展与移民浪潮的长期存在以及远离大陆动荡的政治环境,为潮商的持续成长与潜力开发提供了基础性的条件。

3、形成历史

粤东门户潮州府，海外交通在隋代已有一定基础。大业四年(608年)，陈棱、张镇周经略琉球，就是以潮州为基础的。唐代潮州已发展成“岭南大郡”，是粤东最大城市。南宋末年，因逃避战乱，几十万闽南的莆田人移民到现在的潮汕地区。带来了闽南丰厚的经商文化。在唐朝，莆田已经成为福建重要的商业中心，莆田商帮始于唐，兴盛于明清，再兴于改革开放之后，莆田丰厚的经商文化和能力促进了潮州经商文化的形成。宋朝潮州对外交往更趋频繁，《宋史》已有关于潮州“岸海介闽，舶通瓯吴及诸蕃国”的记载。而当时潮州笔架山窑是著名的陶瓷窑，其生产的瓷器曾销往东南亚一些国家，是当时中国陶瓷出口基地之一。到了元时，据饶宗颐《潮州志·交通志》载：“元时三佛齐(今印尼巨港)已有闽粤人足迹。”

潮商

在明代海禁政策条件下，广东的对外贸易，主要分为官府直接控制的贡舶贸易和私商经营的市舶贸易两种方式。贡舶贸易是明朝官方直接控制海外贸易的一种制度。它与明前期实行的海禁政策分不开，因禁止私人出海经商贸易，迫使海外各个国家不得不依仗朝贡贸易的唯一渠道。市舶贸易即是私商在广东港口或出海同外商进行的贸易。私商贸易在明初和中期被视为非法贸易。明中叶以后，随着贡舶贸易的日益衰落，“广东民多挟大舸入海，与夷市”，“有力则私通蕃船”，并已成为普遍现象。连豪门之家蹑足于此者也不乏其人。张燮《饷税考》曰：“成、弘之际，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如人阴开其窦，而人不得收其利权……至嘉靖而弊极矣”。(《东西洋考》

肥沃的潮汕平原三面背山，东南临海，海洋和海外世界是唯一开拓方向，由此形成了潮汕人向外开拓的精神，在潮人的经商风格中也就打上了海洋经济和*商业贸易的烙印。而经过唐宋期间的精心经营，明清的潮州人口不断增多，人口密度相应提高，人口对土地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潮州府每平方公里就有151.45人。虽潮人精耕细作，种田如绣花，亦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需要从外部调集大量的粮食以补足，这也是鱼米之乡多潮商的原因。芜湖，苏州的当地可谓最为堂皇的会馆潮州会馆能见证这一点，而国外的产粮大区暹罗，柬埔寨亦是聚集了大量潮人。另外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朝的经商之风在当地也蔚然成风。

4、文化特质

明清之际的潮商之所以能够向外发展,终于富甲天下,在艰辛的打拼历程中不断地创造着商业奇迹,近代潮商之所以历经曲折坎坷仍能保持“商帮”这个商业经济图腾的存在以及进一步提升,无不与承载着的特定历史时期的信息与商业文化有关。如今潮商中的代表人物,从世界华人富有者阶层的杰出代表李嘉诚,到内地名人榜上数一数二的富豪黄光裕,从享誉世界的银行家陈弼臣,再到“福布斯”海外华人100强中的19位潮汕商人,他们紧追时代步伐在海内外谋求发展,通过“京文唱片”、“中凯文化”、“腾讯QQ”等每一个创业故事演绎着“潮汕人会做生意”的现代传奇,为潮商文化的弘扬赢得了全球性的声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西格雷夫在《龙行天下》一书所叙述的那样:“潮州人在文化上十分独特。他们操纵着地球上最有钱、最强大的地下网络,是世界上最早的跨国公司之一。”

潮汕文化

作为民俗文化，潮汕文化是指定居在潮汕地区或祖籍是潮汕人现散居于国内外的潮籍居民、潮籍华侨和华裔所形成的文化，由于潮商的发达多在海外而非本土，“从这个意义上说，潮文化应该是一个族群文化，而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地域文化”。然而正是这种族群文化，促成了潮汕文化与海外贸易活动滋养出来的海洋文化的融合，它既海纳百川，又情系根源，不仅事实上成为潮商文化得以存在的根脉所在，也深刻地影响着潮商在商贸活动中的经营方式、管理理念、宗族关系和创业发展的视野。

潮商的文化特质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精于经营”。潮商获得“东方犹太人”之誉的根本就在于经营的精明上,几百年来经商历程的实践和潮汕精细文化的滋养,使其精明品行深深地烙进潮商的灵魂和精神之中,成为族群文化的突出部分。潮商在生意场上普遍信奉现实主义哲学和“商者无域”之道,一方面在有利可图时绝不错过机会，几乎每一个潮汕人身上，都蕴藏着一股浓郁的生意味。另一方面在经营活动中非常仔细认真，锱铢必较，对于利润的一分一厘，都计算得极其清楚，这种精打细算的经营意识客观上成就了潮汕人的商业天分，使他们中经商人群的比例远远地高于其他族群。然而，商业行为的过渡精明也对潮商产生过消极的影响,由于实利主义过于厚重,潮商具有重视个人资本积累轻视社会资本集中的人格特征,这种小家子气的商业文化意识极易在家族企业发展的后期选择“分家”路线,在经济生活中形成一盘散沙和各自为政的局面,事实上对商域“超级航母”的做大做强形成了一定阻碍。

第二,“富有冒险精神”。“爱拼”性格是潮商的普遍特征。早期的潮商具有强烈的拼搏精神和创新意识,他们面对海外生存的恶劣环境,凭借一股胆气和毅力艰苦创业，不论是在荒山野地开垦拓植橡胶园，还是在森林处女地开港种植胡椒甘蜜，不论是进出口贸易，还是加工贩运，历史都在见证着潮商艰苦创业的非凡历程。是海洋文化赋予他们顽强的生存能力及逃避风险的技巧没，“富有冒险精神”成了寻求成功的有效途径。然而，这种靠打拼搏击，有时表现为钻空子取胜的急功近利心理，也常常在社会外部监督机制不健全时，会使“抱着无脸输死父信条的少数人利用自己国角省尾、濒临大海的?优越地理环境铤而走险，具备传统海洋文化特点的潮汕人原本?爱拼才会赢的冒险开拓精神,这时就变成了不遵守现代经济规则的缺陷。”

第三，“讲求诚信”。商业社会的道德基础是信用，这是任何从事商品生产与交换活动的生产者与经营者都必须遵循的原则，潮商也如历史上兴起的商帮一样，在其商业价值观中，对信誉的追求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他们的心目中，做生意离不开信用，必须以诚实为本。如在《潮州会馆碑记》中对潮商就有这样的评价：“公平处事，则大小咸宜;忠信相孚,则物我各得。”历史上潮商的英雄崇拜情结也与诚信追求有关,“潮商崇拜韩愈崇拜关公深刻,产生的心灵陶冶作用也深刻——它塑造了潮商的诚信观念??在潮商眼中,尽忠尽义的关帝既是财神,更是诚实守信商业道德的化身;而促进潮汕文明开化的韩愈，扶贫济困，务实敬业，为人公道。将这种精神运用于商海,就成了儒雅经商、文明经商的典范。”华人首富李嘉诚之所以有“塑胶花大王”的称号,也正是靠他的信用人格来赢得的。潮商注重信誉也可从明清时期存在的“侨批”职业得以证实,在那危险丛生的时代,没有人格信用作保证是不可能产生和发展“侨批”这个行当的。近代社会潮商曾创立具有乡土情结基础的“七兑票”制度,这是潮商在历史上诚实守信的突出表现。上述表明,在传统商业活动缺乏法律保护的时代,潮商拼力维护与坚守的恰恰是决定自己命运的商业信用体系,这也正是潮商长期发展而不衰的立业根基。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讲求信义在一些潮汕商人眼里只限于小范围的生意来往,在大范围内就可有可无了”他们以“谋财不害命,假货不劣质”为自己的违法投机行为辩护,并一度在潮汕形成了扭曲的社会氛围”。由于本土潮汕人的造假行为将历史上海外潮商存在的信用人格所掩蔽,以至于人们不再理直气壮地将潮商本具有的诚信人格作为商业文化传统来对待。

第四,“重义抱团”。潮商素有注重“自己人”的情愫与抱团作战的传统。一般说来,寻求内部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是任何能称之为商帮团体的共性特征,不过潮商对此显得尤为突出。人们说,两个潮汕人靠嗅觉就可以相互辨别,靠说同一种方言,就能将对方称之为“自己人”。这种因具有浓厚地缘意识的“自己人”情结也正是潮商在外地容易立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潮人的团结举世闻名。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会徽是两手紧握形成的圆体,中心是地球经纬图,上下一周是国际潮团联谊年会的中英文字,这是象征潮人的大团结。”然而,潮商的“义”更多的是基于同乡的关系而建立,排他性极强,外人很难有插足的机会。这一方面形成了潮汕地区的开放只是对潮人开放的局面另一方面,对“义”的片面认识也使得潮商族群存在着轻视法律行为,他们在商业实践中往往受“自己人”意识的支配,无法把持自己,最终做出许多触犯法律的事来。

第五,“重亲缘关系”。同历史上的晋商、徽商相比,潮商具有强烈的“恋亲”情结,是我国诸多商帮中最能认亲的一个商业族群。它在其发展过程中几乎没有中断或改变过宗亲力量对经济模式的干预与影响,“潮商的真正特点在于对企业强调家族化和血缘化,对行为强调宗族化与地缘化。由于宗族不过是家族的繁衍,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费孝通语),因而可以用宗族潮商对之进行概括。”这种亲缘情愫对维系潮人的凝聚力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甚至是历史上潮商之所以能在海外发达的重要手段,潮商的发家路线基本上是以家族企业为基础确立起来的。单个人闯天下的成功可以导致一个家族的搬迁,甚至是一个社区的转型,这种思维观念上的定势事实上延续着潮商族群的血脉,并指向他们可以借鉴乃至依赖的发展方向。然而,潮商带有排外性质的宗亲文化所形成的处事原则与交往态度,对自身的发展也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它固然在聚集商业资本以形成创业利润阶段,特别是在缺乏法制化的市场环境下起过重要作用,但在市场投资与经营环境有序的环境下,又会成为企业扩张的绊脚石。

潮商在社会经济领域的贡献有目共睹，潮商文化在世界经济尤其是亚太经济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正是长期稳定的地域文化积淀，才使潮商文化具有了高度的凝聚力和蕴藏无限的创造力与生命力。因此，社会应当在追求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局面的同时，积极营造新经济形势下能够确保我国新兴商帮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所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只有这样，才能催生出能够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更多、更优秀的区域特色商帮，最终实现国家繁荣昌盛和全民富裕安康的福祉。

5、商业格局

信新合璧的文谋

信：有潮水的地方就有潮商，而潮水最大特点是什么?是守信，这也是潮商经营之道的最大特点之一。与以投资算计取胜的晋商、以精明著称的徽商相比，潮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言必信、行必果”，这些帮他们赢来了更强大的伙伴，更忠诚的客户，更丰厚的利益。

潮商

新：在纷繁复杂、变幻莫测的商场竞逐中，只有与时俱进，不断应时而变，才能永立潮头，这就是为世人称道的潮商创新精神。纵观潮商创新案例，不管是地产发展、码头经营、家电零售、服装零售，还是流动通信服务，企业都灵活变通，不断创新，变中求胜，为企业打造强大的核心竞争力。

有勇有谋的武谋

有勇。对于潮商而言，哪里“有利可图”，他们就涨到哪里，可谓是“商者无域”，这样的生意无禁忌是潮商闯商场之勇。对于本着“小小生意能发家致富”理念的潮商而言，什么赚钱就做什么，开店就是要随时准备变化，灵活适应市场。

有谋。“有勇无谋”终难成大事，所以，即便潮商信奉“商者无域”的理念，但也不会如一匹脱了缰的野马肆意乱闯。潮商向来都是生意不熟不做，也从来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即便要死，也会多吊几棵树试试，即分散投资，这也是与“商者无域”相仿的经商之道。

财才丰收的事谋

收“财”。如何在短时间里合法地发大财?对金钱极具嗅觉敏锐力的潮商看准了证券市场，并出现了，“超人”李嘉诚、李泽楷父子，“股市狙击圣手”“刘氏双雄”刘銮雄、刘銮鸿兄弟，“金牌壳儿”詹培忠三位受世人瞩目潮商弄劵儿。当然，他们都是具备丰富的财务经验的，并熟悉证劵市场及经济大势。

收“才”。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征服人才?潮商采用中西结合的管理方式，既保证了企业高效的运转，又能将企业养成一个大家庭，充满了温情和仁爱。正如李嘉诚所言：“以外国人的管理方式——重视制度，加上中国人的管理哲学——重视德治，便能保证员工的干劲以及热诚，这样的企业就会无往而不利。”

海外文化

6、海外文化

随着贸易与*移民的关系，始于宋元，至明清大量潮人拥入东南亚各国，亦积极投身于当地的经济建设与开发。越南的潮人大量地开垦荒地，种植水稻、蔬菜、菠萝、椰子、龙眼和葡萄等多种作物，并且将种植技术传授给当地居民，促进当地生产技术的提高。他们还积极地经营机器碾米、纺织、化工、造纸、大米出口，以及进出口贸易等产业。在这些产业中，华人资本占60~80%，其中潮人资本占华人资本的四分之一以上。(杨群熙著《潮人在越南》)海外潮人的的联翩拥入泰国，已将一股异质商业型文化注入泰国文化系统中来。

潮商协会

潮剧被介绍到泰国的历史据说已有300多年。它不仅已融入泰国主流社会，而且融入了其上层社会，并且登堂入室地进入了泰国的遢罗宫廷，受到王室贵族们的青睐。据说泰国的母旺感猜仓皇宫，就建有一座戏台，供王室观赏潮剧(《潮人在泰国》)在新加坡，演出潮剧的场所更多，如新加坡怡员园戏院、哲园戏院、同乐戏院和永乐戏院。(《潮人在新加坡》)这些地方已成为潮人“乡坊之音”的场所。显而易见，有亲和力的潮剧因子已渗入东南亚各国戏剧文化之中，并对当地的文化起着补阕作用。

资料表明，越南华人所办的华文报纸，就多达40余家，如潮人郑武在河内开办的《中华日报》、《时代报》和《南亚日报》;潮侨张永福和闽侨陈楚楠等在新加坡创办的《图南日报》、《南洋总汇日报》和《中兴日报》等。这些报刊不仅促进了新加坡报刊业的发展，亦孕育、催生了新加坡的华文文学。如新加坡先后出现的《荒岛》、《洪荒》和《新航路》等20多种华文文学报刊，开辟了华文文学的重要园地。而潮人在新加坡直接参与从事的华文文学创作，他们所创作的小说、新诗、散文、文学评论等作品，更是直接推进了华文文学浪潮的兴起

7、现代潮商

潮商卫视

潮商的代表人物，从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著名爱国金融家庄世平，到内地富豪马化腾，黄光裕，再到东南亚，欧洲不少国家的华人首富多为潮商，以及遍布海内外的潮州会馆、潮汕商会，都无不展示了这群低调神秘的潮商所拥有的强大经济实力及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