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视率

收视率，指在某个时段收看某个电视节目的目标观众人数占总目标人群的比重，以百分比表示。现在一般由第三方数据调研公司通过各种方式调研，节目平均收视率指观众平均每分钟收看该节目的百分比，收视总人口指该节目播出时间内曾经观看的人数（不重复计算），所以有时会出现收视率较低，收视人口较高的状况，但排名仍以收视率为准。收视率主要变量是收视人数和收视时间，所以任何能够影响到收视人数的因素或者收视时间的因素都能影响到收视率。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的收视率调查公司主要有AGB尼尔森，还有一家美国的阿比壮（ArbitronCompany），英国的BARB(BroadcasterAudienceResearchBoardLimited),法国的TNS,VideoResearchLtd（简称VR），加拿大的的BBM等。

中文名：收视率

定义：目标观众人数占总目标人群的比重

均收视率：平均每分钟收看该节目的百分比

数据采集：日记法和人员测量仪法

1、基本含义

收视率，指在一定时段内收看某一节目的人数（或家户数）占观众总人数（或总家户数）的百分比，即收视率＝收看某一节目的人数（或家户数）/观众总人数（或总家户数）。当然，除了节目的收视率，还有时段收视率等相关的统计指标。

2、采集方法

目前采用的收视率数据采集方法有两种，即日记法和人员测量仪法。

收视率

日记法

是指通过由样本户中所有4岁及以上家庭成员填写日记卡来收集收视信息的方法。样本户中每一家庭成员都有各自的日记卡，要求他们把每天收看电视的情况（包括收看的频道和时间段）随时记录在自己的日记卡上。日记卡上所列的时间间隔为15分钟。每一张日记卡可记录一周的收视情况。

人员测量仪

人员测量仪法是指利用“人员测量仪”来收集电视收视信息的方法，是目前国际上最新的收视调查手段。样本家庭的每个成员在手控器上都有自己的按钮，而且还留有客人的按钮。当家庭成员开始看电视时，必须先按一下手控器上代表自己的按钮，不看电视时，再按一下这个按钮。测量仪会把收看电视的所有信息以每分钟为时间段（甚至可以精确到秒）储存下来，然后通过电话线传送到总部的中心计算机(或通过掌上电脑入户取数据)。

收视率多久能够出来？有的是一周，有的是两周，有的是一天。刘燕南说，这主要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测量方法，如果采用日记法，因为要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最快需要一周，一般需要两周；如果采用人员测量仪法，因为电话线可以即时回传数据，因此能够做到隔一天就能够提供收视数据，只是人员测量仪成本比较高。如果采用日记法，因为要对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最快需要一周，一般需要两周，显然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且在精确度方面也不容乐观；如果采用人员测量仪法，因为电话线可以即时回传数据，因此能够做到隔一天甚至更快的时间就能够提供收视数据，测量仪成本自然就比较高。

3、测量方法

调查机构（一般是独立的调查机构，也有电视台自己做的）按照样本分布选定一些用户，付费安装一些“监测设备”，用来记录用户的换台情况，定期搜集这些数据做出收视率统计，即时收视率调查一般是通过电话寻访指定用户得出的，这个速度较快，因为并不是随机调查而是签约的按照样本分布事前选定的指定用户。

与国外相比，中国视听率调查起步较晚。我国的收视率调查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在90年代中后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86年*电视台进行了一次全国28个城市观众抽样调查，这次调查被认为是中国首次大范围、专门的观众调查。1987年，*电视台会同各省市电视台一起，进行了我国第一次城乡范围的电视观众调查，以后全国性的电视观众调查每隔5年进行一次。在进行电视观众调查的同时*电视台和一些地方电视台开始进行收视率统计工作。

进入90年代中后期，随着电视台及电视频道数量的迅猛扩张和电视媒介市场化的快速发展，电视收视市场的竞争加剧，收视率作为反映电视观众收视行为和偏好的主要指标在节目编排、广告投放决策以及电视节目评估中的作用越来越被业内人士认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收视率调查得以快速发展。其主要标志是1997年12月4日，由原央视调查咨询中心和法国索福瑞（Sofres）集团合作正式成立了央视－索福瑞媒介研究（CSM）。

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CSM已成为中国最具权威的收视率调查专业公司。CSM目前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电视观众收视调查网络，至2003年11月份，CSM在全国拥有1个全国调查网（测量仪）、17个日记卡省网、2个测量仪省网、73个城市日记卡调查网，19个城市测量仪调查网，样本总规模达到29,240户，对全国近800个主要电视频道的收视情况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除CSM外，在中国收视率调查业中另一家较重要的公司是AC尼尔森公司，该公司采用测量仪方法在全国10多个城市进行收视率调查。

中国的收视率调查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速度很快，仅用十几年的时间便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目前我国的收视率调查，无论是在抽样方法上，还是在调查技术上都已与国际最新发展保持同步。

4、影响因素

①地区因素。

《刘老根》在东北的收视率高达22%，在南方却只有几个百分点。

②季节因素。

2002年的12个月中，前五个月平均收视率为3.66%，6月份是电视剧收视的低谷，只有2.82%。暑假收视率有了回升，并达到了全年的最高点3.85%。

③时段因素。

在收视上表现最好的则是19:00－20:00这个时段，收视率超过了5%，从这里可以看出，时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电视剧的收视率。

④频道因素。

同一部电视剧在不同频道播出，它的收视率也不同。比如《橘子红了》在甘肃一套（省级频道）播出时收视率为13.97%，福建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有线频道）播出时收视率为7.37%，*八套（*级频道）播出时收视率为7.29%。

⑤播出轮次因素。

同样在武汉地区播出的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第四部》，2002年10月份在武汉二套播出时收视率9.39%，而在11月份武汉四套播出时收视率不到4%。

5、调查公司

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影响力的收视率调查公司主要有AGB尼尔森，还有一家美国的阿比壮（ArbitronCompany），英国的BARB(BroadcasterAudienceResearchBoardLimited),法国的TNS,VideoResearchLtd（简称VR），加拿大的的BBM等。

AGB尼尔森

是全球最大的市场调查公司，1923年成立于美国芝加哥，是目前历史最为悠久的从事视听率调查的商业公司，1999年，尼尔森媒介研究被荷兰的出版集团VNU（VNU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媒介和资讯公司之一）收购，从而获得了更大的资金支持。2004年8月5日，下属于Kantar媒介研究（Kantar集团是全球最大的研究、分析和咨询网络之一，下属于WPP集团）的AGB集团和尼尔森媒介研究宣布了合并的计划，这一计划将整合AGB集团所有的公司与尼尔森媒介研究全部自有的电视收视率服务，VNU和Kantar各占50％的股份。通过此次合资，尼尔森得到了有力的技术支持。新的合资公司被命名为AGB尼尔森媒介研究，其收视率服务覆盖的主要市场包括澳大利亚、中国、中国香港、意大利、南非和英国。

阿比壮公司

成立于1949年，是一个从事媒介和市场研究的国际公司，为美国、墨西哥及欧洲的广播、广告代理机构以及户外广告公司提供服务。ArbitronCompany的核心业务包括：1、电台收听率调查；2、地区性电视和有线电视收视率调查、网络、直播卫星等新媒体的使用调查；3、零售、产品调查并提供相关咨询服务。为了对抗NielsenMediaResearch的人员测量仪（people-meter），ArbitronCompany研发了更为方便的便携式人员收视测量仪（portablepeople-meter，PPM），并已开始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多个国家投入商用，这种新型的测量仪技术将使收视率调查更为精确。

BARB

（BroadcasterAudienceResearchBoardLimited）成立于1980年，BARB本身并不进行收视率调查的具体工作，而是分别委托两家公司进行，其中电视研究公司（TelevisionResearchLimited）负责样本户部分的工作，包括基础调查、样本户的更新维护与控制等。TNS（TaylorNelsonSofres）则负责资料搜集工作，包括people-meter的提供与安装、资料搜集与统计分析等。英国收视率调查采用人员测量仪（people-meter）作为搜集资料的工具，样本户总共有4485户，为了反映总体的结构，负责样本维护与控制的电视研究公（TelevisionResearchLimited）公司，每年要进行一次4万人规模的基础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对样本进行调整与控制，以便使样本能够充分地代表总体。

TNS

法国从1954年开始通过电话和信函进行收视率调查。1958年成立了专门机构——广告载体研究中心（CESP），1964年开始建立一个拥有13000个样本（通过谈话来进行）的收视率调查系统，一年公布四次调研结果。1967年，从原来的广告载体研究中心当中分出的舆论研究中心，专门调查收视率和电视观众的满意程度。1985年改制为MEDIAMETRIE的股份制公司，把收视率的调研结果产品化。目前已成为法国最主要的收视率数据供应商。从1985年开始，美国的尼尔森（Nielsen）和法国索福瑞（Sofres）公司也开始提供收视率调查服务。20世纪90年代后期，TaylorNelson和Sofres公司合并使TNS成为法国最大的市场和媒体研究机构。

VideoResearchLtd

（简称VR）是日本视听率调查领域最具权威性的机构，于1962年成立。40年过去了，VR发展成为日本市场与媒介研究的旗舰。VR研究范围宽广、内容丰富，是日本唯一拥有全国范围调查网络的公司。VR主要采用人员测量仪系统提供收视数据，在一些特定地区，还使用日记卡进行收视率调查。另外VR还提供全日广播收听率数据，调查方法为日记卡法，记录时段为15分钟。通过日记卡收集听众在家中或户外的收听情况。这种收听率调查每年进行6次，共调查12到59岁的男性2596人。调查在每年4月、6月和8月进行两周，在2月、10月和12月各进行一周

BBM

是加拿大一家非赢利的广播研究机构，进行观众及听众定期调查得出收视率和收听率等数据。这一机构被公认为“行业的评估机构”。

6、调查缺陷

作为电视市场分析、节目评估的指标，眼下收视率具有垄断地位，是当仁不让的权威；从央视到地市级电视台、从电视广告经营战略确定到具体节目的去留，收视率几乎都拥有生杀予夺的大权。于是许多人把收视率看成电视各项指标评估的“万能码”。但笔者认为：尽管收视率的作用不可怀疑，而迷信收视率、过分夸大或依赖收视率作用却大不应该；收视率自身存在的先天不足决定了它无法独立承担起评估尤其是节目评估的重任。

一、技术性误差

收视率是指一定时段内收看某一节目的人数（或家户数）占观众总人数（或总家户数）的百分比，即：收视率＝收看一节目人数/观众总人数。目前收视率数据采集的方法常用的有两种：日记法和收视仪监测法。理论上不论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想获得真实的数据，调查的对象必须是当地观众的全部；以荆门市为例，如果该市观众人数20万人，那么荆门台某一时段的收视率数据应来自于20万个对象调查数据分析；显然如此庞大的工作量，根本不可能（或者不必要）完成。小城荆门如此，大中城市更是如此。如其它许多统计数据一样，收视调查的方法也只能用随机抽取样本人（户）调查，以点代面。于是数据的技术性误差也就随之而来。

误差首先来自样本人（户）选择的量。先来看两个公式：

收看目标节目人（户）数/观众总人（户）数＝收视率A

收看目标节目样本人（户）数/样本人（户）数＝收视率B

A和B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数据，收视率A代表客观收视事实，即客观收视率；收视率B是收视调查得来的统计数据；但两者长期被混为一团。显而易见，“样本人（户）数”与当地客观“观众总人（户）数”越接近，A与B之间的误差才会越小。但事实上，由于调查操作的一些技术上的障碍，样本人（户）数量与目标地客观观众总人（户）数的差距巨大。电视收视调查权威机构之一的尼尔森公司为荆门电视台两个频道做地区收视调查，选择的样本人（户）数是100，而荆门市城区客观观众人（户）数应该超过10万；国内收视调查另一权威机构央视索福瑞公司为湖北经济电视台作武汉市城区收视调查，选择样本人（户）数也是100，而武汉市观众总人（户）数应该突破了300万。所以A和B只可能出现数学上的巧合一致，A和B事实上的误差无法避免；调查得来的收视率只能是客观收视事实经过修饰后的替身，永远不会成为客观收视事实本身。

样本人（户）选择的质即选择样本人（户）标准的问题也同样会给收视率带来误差。笔者曾经试图打探尼尔森、央视索福瑞在样本人（户）选择上的标准，都被以“公司秘密”加以回绝。笔者只在央视索福瑞的网站查到这么一段描述：“在基础研究的大样本中，按照随机原则抽取若干人（家庭）作为固定样本，参与收视率的调查。在抽取样本时，坚持样本人（户）的各个重要特征如户规模，电视机数目、收入水平等结构与基础研究的结果尽可能地相一致，以保证固定样本的代表性。”描述很笼统，但也大略可以看出收视调查样本人（户）选择上的一些基本东西。尼尔森、索福瑞等收视调查机构在样本人（户）特征的确定上可能各有所长，但用抽取样本的随机性原则弥补样本量上的不足，应该是这些机构调查的核心“技巧”。随机性真的能弥补样本量的不足而减小对客观收视人（户）结构的损害，从而还原收视真相吗？理论上是可能的，但事实上这种可能性非常偶然。荆门电视台自办栏目《农苑》是一档农业节目，某周尼尔森公布其收视率为零，即无人收看该栏目。笔者对《农苑》栏目当周的节目内容进行了解后，到《农苑》节目有潜在观众可能的林业、农委、农业局、水产局四个单位和一个集贸市场做过简单的调查，所访者超过20人，其中了解当周《农苑》节目内容的人有将近一半，显然收视率表达出的“无人收看”的判断不是事实，尼尔森在荆门选择的样本人（户）数是100，如果笔者访问看过当周《农苑》节目的观众恰好都在100之列，那么当周《农苑》的收视率是10%左右；哪怕是有一位，收视率也为1%；但事实却是笔者访问的这些人恰好都不在样本人（户）之列。可见尼尔森在荆门地区随机性原则仍然剥夺了农业节目爱好者在样本人（户）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权力；收视调查中对观众结构的损害由此可见。

严格地说，收视率存在技术性的误差不可避免，因此，把收视率直接还原成收视真实加以解读欠妥当。

二、硬伤之痛

如果说技术性误差是收视率的先天不足的话，那么对电视节目质量表达的力不从心则是收视率的硬伤，是最痛之痛。收视率与节目质量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还是从收视率的概念说起。收视率是指在一定时段内看某一节目的人数占观众总人数的百分比，即收视率反映某一电视节目收看人数的多少人；这些人对于节目是否满意，通过收视率我们无法找到答案，而节目的观众满意度则是节目质量评价的重要参考。购物的妇女在商店里东挑西拣一天，往往一件东西也带不回家，因为她们不满意；许多人天天收看《还珠格格3》却天天大骂其臭。看不等于满意，这几乎是一个生活常识，看电视也同样。收视率高只能说明某一时段看这一节目的人多即关注度高，而不能反映说节目好的观众多即满意度高。当然看的人多的节目，也可能质量好，观众认可度高，如《南京零距离》20%的收视率，观众的满意度也相当高，这是一个可喜的良性状况；可《南京零距离》只是一个特例而不是普遍现象。拿具体的例子、从数据分析更容易看出收视率在表达节目观众满意度方面的笨拙：2004年第38周荆门电视台《荆门新闻》尼尔森收视数据5.3，即当周100个样本人（户）中有平均5.3个人在看《荆门新闻》，但看的人不一定对荆门新闻满意；假设5个人都满意，那么当周《荆门新闻》5.3%的收视率，就具有关注度、满意度双重解读价值；假如5.3个人中没有人满意当周节目，那么其节目的满意度为0。可见5.3不能代表满意该节目，收视率在节目观众满意度的表达上没有确定参考价值，即：高收视率不一定有高满意度。甚至有专家指出在“大多数节目在形态内容和制作手法上几乎雷同，缺乏新颖的情况下，高收视率很可能是观众没有更好的选择结果。”

电视节目质量的评估除观众满意度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数就是专业水准，即从电视专业角度对节目进行评价。收视率对此表达上更是显得无能为力；高收视率不一定有高的观众满意度，高收视率和高满意度，也不一定就表示节目有高的专业水准。反之亦然，专业水准高的节目，不一定能有很高的收视率。央视《见证》栏目的前身是《纪录片》，它是业界公认具有较高专业水准的栏目；而正是这个具有高专业水准的节目却长期受到收视率为依据的末位淘汰制的威胁，生存存在着严重危机。2003年《见证》栏目“不得不放弃成就经典的梦想和学院风格的严肃的、纯客观的纪录方式，重新考虑观众定位，查找故事性强的题材，增加猎奇性和吸引力，比如缉毒、破案等等；希望能拉动收视率。”尽管如此，其收视率仍在0.2%或0.3%徘徊，在央视一套节目中处于中下水平；与《见证》有相同命运的还有笔者甚爱的央视《读书时间》节目。本文无意对此类现象褒贬，可这一现象本身反应出的“收视率不能代表专业水平”却是收视率又一不足的铁证。

按照国际通行的作法：广告客户一般根据收视率来投放广告。就电视经营而言，现实中我们完全可以忽视上述这些而硬把收视率当作观众满意度和节目专业水平参数来看待。但这种自欺的作法无法改变收视率在电视节目质量评估功能上疲软的事实。

三、个性化的置疑

如今，大众化的电视节目越来越难以满足观众日益加深的个性化需求。“以鲜明的个性求生存”已经成为电视界的共识。于是寻找一个指标作为节目个性化和观众个性化需求的评判参数，显得十分迫切。多数人马上一厢情愿地又拿出收视率，试图让收视率“一石二鸟”地再担起这个责任，但现实却是：此路不通。只需对事实稍加分析便会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收视率只是一个表象参数，它无法对节目的个性化程度和观众的个性化需求这些深层状况提供参考。

在电视节目实际操作中，每个电视节目在推出之前，都设定有特定的收视对象：《幸运52》、《开心辞典》、《新闻联播》的对象是全国的所有电视观众；《金土地》以农民朋友、农村和农业生产研究工作者为预期收视群体；《见证》预期收视对象则是纪录片爱好者和部分相关的人士。也就是说在节目推出之前，不同性质的节目就已经以个性需求为标准对观众进行了分割；不同的节目在收视人数的量上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差距。一般来说，个性化越深的栏目其潜在观众量就越小。收视调查无法也不允许为不同的节目专门设定不同的标准，只能把所有节目提到“同一高度”，用一个标准、一把尺子来衡量，这样得出的结果――收视率对于不同的节目参考价值当然不同。再拿央视的电视节目收视率最高的《幸运52》和收视率不如人意的《见证》做个比较：假设央视索福瑞对央视节目收视调查的确定样本人（户）为500，节目的性质决定这500人无一例都是《幸运52》的潜在观众，而不可能全是《见证》潜在的观众，否则样本人（户）的设定标准一定有问题；两个栏目不在同一起跑线上开始的收视竞争，实际上没有多少可比性；《幸运》高收视率则是大众化之幸，而《见证》的低收视率却是个性化之舆。低收视率给予央视《见证》以及前文所提及湖北荆门电视台《农苑》这类的节目的压力，从本质上讲是收视率给予节目个性化的压力。不论人们是否愿意承认，收视率都在客观上暗暗地支持了节目的大众化。收视率对个性化抑制事实上是对部分个性化观众需求的抑制，如果哪一天央视《读书时间》由于低收视率而消失，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看成是收视率削夺了一部分观众通过央视获得读书乐趣的权力。

收视率对个性化的抑制也客观上影响了电视对个性化观众的开发，而电视节目个性化却是电视发展的方向，已经向我们走来的付费电视将带来电视节目个性化的革命；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的香港电视界早前就藉此提出大众相对应的分众的概念，甚至开展了为少数人专门设置、生产个性化电视节目的服务。所以，我们说：过分迷信收视率在节目评估中的作用而忽视电视个性化的突破，对于正在探索电视经营之路、准备应对付费电视的国内电视业来说是个失误。

目前，收视率在电视节目评估参数中仍占据主导地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对于电视业尤其是广告市场分析、节目评估所作出的贡献也勿庸置疑；但这些不能作为回避收视率自身不足的理由。破旨在立，指出不足的目的在于正确认识；本文对收视率几点缺陷的思考，目的正是提醒人们更加客观、公正的看待收视率这个工具，以便更加合理的利用它，继而研究出更完善的节目评估方式和参数。

7、国际标准

2014年3月11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其官网公布《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Televisionaudiencemeasurementguidelines)，这是国家标准委批准颁布的国内首个电视收视率调查国家标准，于2014年7月1日起实施。

《电视收视率调查准则》中明确提出，中国电视收视率调查与国际通行准则须保持一致，调查方法和技术与国际上保持同步，同时又要符合国内电视收视市场的具体情况，保证电视收视率调查在的顺利施行。此外，还明确了收视率调查所应遵循的基本范围及执行标准，为收视率调查机构提供了明确可行的操作规则。

数据提供方必须对样本户资料严格保密，严防样本户受到第三方的影响。数据使用方也应遵守职业道德，不得采用不正当手段与同行业竞争，不得以任何方式获取样本户资料和干预样本户收视行为，以确保数据的客观公正性。在建立质量管理体系方面，收视率调查机构须遵照监管机构和ISO国际质量标准的各项规范要求，并接受独立的第三方审核，以确保调查执行的科学、规范、客观和公正。同时建立举报制度，由中国广播电视协会接受举报并履行核查。

同时《准则》还明确提出，收视数据不是节目评价的唯一指标，不能揭示节目的思想性、艺术性，应避免收视数据在市场分析和节目评价中的滥用。数据使用方应尊重数据的客观性、完整性，避免对收视率数据的误用和滥用；不得使用没有明确限定范围的语句，或以偏概全，误导市场或公众，或有意散布没有数据支持的有关收视率的结论。

8、相关事件

收视率造假

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向收视率造假宣战，联合全国电视剧制作行业，签署自律公约。

中制协法委会发布声明，宣布组成律师团调查取证，向司法部门报案，并号召全行业所有制作机构和全社会所有知情人提供线索和证据。声明中称，电视收视率作假由来已久，据调查，目前（截止2016年12月）购买收视率的价格已攀升至每集30万至50万元人民币。

一部电视剧的好坏到底由谁说了算？圈内的规则显然是：大数据与收视率。

就一个网站来说，衡量的标准是点击量；自媒体时代的公号文章，衡量的标准是点击率；对电视来说，衡量的标准就是收视率。辛苦拍精品的电视剧即使拍得再好，没收视率，那不好意思，只能把你拦腰斩断。长久下来，收视率高不论真假就可以领奖杯、拿奖金，获得高收益、高赞誉，否则便一败涂地、一无是处。这更加夯实了“用心用钱去做戏、不如花钱买收视”的歪理。

人有趋利避害的天性，这是人性。各种裹挟之下，就算做精品剧的人也开始琢磨着怎么花钱买点收视率。糟烂的剧买，好剧更得买，于是催生了一条完美的造假产业链。这只“黑手”牢牢把握着中国电视剧的播出数据，即使是内容积极、制作精良、艺术精湛的作品，也必须千方百计花高价去购买假收视率数据，以保障达到电视台要求的播出标准，否则就将面临停播、降价，甚至是颗粒无收的境地。整个制作业对此怨声载道、恨之入骨，但又无能为力。

仔细想想，这中间可能产生另一个问题。如果人不可靠，那么大数据可靠吗？数据是谁来操作的，归根到底还是人。人姑且很难信任，这些冷冰冰没有温度，看似能说明问题，却像个傀儡的数据，能获得信任吗？信任的机制很难建立，却容易崩塌。在收视造假成为行业公开的秘密时，有谁还会相信收视率呢？

所以，造假得管。造假产业链的形成恰如之前所说，有着生存的土壤，即：唯收视率马首是瞻。收视当然可以是衡量标准的一环，但是不是还可以引入口碑、专家的意见？

电视剧《美人私房菜》刚刚因为收视率低被停播。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美人私房菜》的收视成绩“不仅是所有小生小花近年来收视率的最低成绩，更是创下了浙江卫视50年以来的最低收视纪录”。有人为《美人私房菜》喊冤，觉得是因为没花钱买收视。不过，看过的人应该很难给出高分。到底是没买收视率，还是剧本身的质量不过关，这得两说。

收视造假有着适合生存的土壤，要杜绝这一现象，需要有关部门、电视台、广告商的一起努力，首先得改变衡量电视剧唯一的标准是收视这一认识。　　

收视率造假背后

收视率造假的黑盖子正在被全面打开。根据媒体报道，本该以公平、公正的姿态进行数据调查并兼顾行业监督作用的“专业公司”，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拥有复杂操控手段的“地下网络”，每年从电视剧市场掠走40多亿元。这个“地下网络”同时也由独立于产业之外的中立方，变成了除制作方、电视台、广告商之外拥有强大话语权的潜在“第四方”。

《实话实说》第一任主持人崔永元曾有一句著名的言论，“收视率是万恶之源”。如果当时这句话还容易被当成多少带有点负气色彩的媒体人言论的话，那么现在几乎人尽皆知的收视率买卖，着实是在用铁一样的事实来佐证崔永元言论的正确性。

收视率买卖是典型的行业内互害行为。广告主要求电视台保障收视率，电视台就要求制作方购买收视率，制作方因成本增加就抬升单集售价，电视台则抬高广告报价——除了进行收视率造假的公司，整个电视剧产业链皆成受害者。

由于整个产业链被潜规则渗透，电视业迷恋暗箱操作，倾向于急功近利，导致真诚创作的团队生产出来的优质作品被排挤，而所谓打通行业上下资源的相关企业则通过劣质产品赚得盆满钵满。现在在揭开收视率造假黑盖子的同时，真相何尝不是水落石出——电视产业腐败才是收视率猖狂造假的土壤。

作为广告主与制作单位的衔接方以及作品的播出渠道方，电视台本应成为狙击收视率造假的第一道防线，但电视剧购销行业自身的腐败，反而对收视率造假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多家电视台采购部门负责人的案发，让电视剧购销猫腻大白于天下：电视台爱买“人情剧”，领导挂名“总策划”收钱，台长退休前连买四部“雷剧”……通过潜规则方式登堂入室的劣质剧，唯有购买收视率，才能维护各自的利益。也正是这个缘故，收视率造假方才有胆量狮子大张口，一集收视率就敢要出四五十万元的高价。

渠道与平台的腐败，必然带来内容制作上的走捷径与偷工减料。这段时间有关电视剧内容制作方面粗制滥造的信息频频被曝出，“收视率至上”不仅催生小鲜肉天价片酬，导致电视剧花在制作上的费用大幅缩水，还出现了“文替”、“光替”、“手替”、“抽替”、“饭替”等五花八门的替身，引来无数观众吐槽。

收视率造假机构的伎俩固然要批评，但如果没有电视台的同流合污与制作方的实质支持，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要是电视台与制作方对收视率造假机构进行两头围堵的话，这类“地下网络”早就不攻自破。

行业内人士爆料，媒体曝光，纪检部门介入，但收视率造假却一直未能得到根除。原因很简单，就是这根孱弱的“金线”因为捆绑了太多人进去，反而变得无比坚韧。

想要让收视率调查真正回归本位，单单要求调查机构独立客观是不够的，电视业也要正视问题，把腐败基因从行业肌体中全部剔除，让“用作品说话”成为唯一的行业标准，业界与观众才能重新看到真实可信的电视收视率。

统计质疑

2015年两会期间，在河南代表团审议*工作报告时，央视主持人张泽群直言，目前，电视收视率的统计不够真实，电视收视率已被捆绑多年。

张泽群介绍说，从1995年起，中国引进的是西方国家收视率调查方法。而就目前而言，中国最权威的收视率调查公司央视索福瑞，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首先西方国家调查方式只是一个节目传输到达的状态。其次西方国家与中国的人群、文化、民族都存在差异。

张泽群称，目前，电视收视率并不真实，中国已经被电视调查率捆绑了很多年，究其背后就是一个利益的驱动，因为所有的广告投放是靠收视率作为参数的，而广告公司都拿收视率说事，用收视率来要求节目。“有人可以拿钱买将军，你不相信有人拿钱买收视率吗?我相信有。”

张泽群说，收视率在某种情况下已经被污染，某些卫视养活了比如韩国、荷兰等国家的电视策划公司。如果我们的电视节目长期被收视率绑架，将会给文化带来巨大的隐患。

收视率造假产业链年捞40亿

电视剧产业苦于假收视率久矣，但总是处于有心斩除毒瘤，无从着手治理的境地。电视剧管理部门也曾经要求各大卫视签署拒绝收视对赌的倡议书，但因为收视率是广告投放和结算的硬指标，假收视率从未远离电视行业。

收视率

据了解，目前在购买、播出电视剧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收视率作假现象，一个组织严密、操作有序的“地下黑产业”已经形成。这只黑手牢牢把握着中国电视剧的播出数据，即使是内容积极、制作精良、艺术精湛的作品，也必须千方百计花高价去购买假收视率数据，以保障达到电视台要求的播出标准，否则就将面临停播、降价，甚至是颗粒无收的境地。整个制作业对此怨声载道、恨之入骨，但又无能为力、不得不屈从于此“逼良为娼”的局面。

2016年12月12日，中制协法务委员会发表声明，分析了假收视率的由来和现状：收视率原本是为广告商向电视台投放广告服务的，并非电视节目优劣的评价标准，这也是国际通行规则。但是在我国，一些电视台广告部为争取广告资源，开始收视率作假行为;之后愈演愈烈，当电视剧成为所有卫视频道黄金时段的主打节目后，播出机构便强行要求在购剧合同中，将收视率与购片价格挂钩，引导制作机构去买收视率;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各电视台签署了禁止对赌公约后，播出机构迫于收视率对于广告收入的巨大压力不得不阳奉阴违，只要制作机构不承诺收视率保证便拒绝购片，逼迫制作机构继续花钱购买收视率。而制作机构由于每部剧要增加两三千万元的购买收视率成本，反过来又向电视台要高价，这种饮鸩止渴的恶性循环使得大多数电视台也不堪重负，难以为继。至2016年下半年，已形成大面积、全方位塌陷的恶劣局面。

据了解，目前购买收视率的价格已攀升至每集30万至50万元人民币。以卫视频道每年播出1.3万集电视剧计，全年有40多亿元被这股黑*非法窃取。更为恶劣的是，由于各卫视频道普遍要求购买收视率，造成“资源”紧缺，于是黑*趁火打劫，在同一城市，同一时段，同时收取两三家制作机构的费用，导致许多公司花了钱也买不到收视率，不仅要遭到播出机构的停播、降价、欠款，还要承受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经济损失。

每每指责收视造假，但次次并无太大成效，有分析认为，收视率造假的根源是利益而不是标准。一个显然的逻辑是，收视率的高低和广告费的高低直接对应。一档品牌综艺节目，一部热播的电视剧，其冠名费和广告费往往数以亿元计，而判断的金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收视率。

中制协表示会将收视打假常态化，定期向媒体公布相关信息。除此之外，还有两个老生常谈的方法，第一，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第二，加强行业监管。方法大家都知道，但始终难以执行。正如2012年《大祠堂》出品人王建锋曾在收视率打假行动中提到：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电视评价体系，是不是应该基于影响力、美誉度和传达率基础上的综合体系，至少建立在一个公平、透明、科学、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上，而不仅仅是一场转瞬即逝的媒体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