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鸾
张友鸾（1904─1990）字悠然，笔名悠悠、牛布衣、草厂、傅逵。安徽安庆人。1924年毕业于北平平民大学新闻系，此后历任北平《世界日报》、上海《立报》、南京《民生报》、《新民报》总编辑。1936年与张恨水合办《南京人报》，并任副社长兼总编辑。1953年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古典文学编辑，与张恨水、张慧剑、赵超构并称为“三张一赵”，名重报界、文坛。1963年退休，1990年逝世于南京。
1、人物简介
张友鸾，中国知名报人，先后担任《国民晚报》社长、南京《民生报》、上海《立报》和《新民报》总编辑，创办《南京早报》、《南京人报》等。二十年代起开始文学活动，在各报刊发表散文、小说、文学评论，五十年代起专门从事古典文学编辑和注释、译写等。著有小说《白门秋柳记》、《秦淮粉墨图》等，编注有《史记选》、《不怕鬼的故事》等，与人合译有朝鲜名著《春香传》。1990年逝世于南京。
2、人物经历
1922年考入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在校期间曾为邵飘萍所办《京报》主编《文学周刊》。
毕业后，于1925年受聘于《世界日报》，为总编辑。
1926～1933年先后担任《国民晚报》社长、南京《民生报》和《新民报》总编辑。
1934年自办《南京早报》。次年任上海《立报》总编辑。1936年，与张恨水合办《南京人报》，任副社长兼总编辑。
抗日战争时期，担任重庆《新民报》主笔。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南京，重新开办《南京人报》，不遗余力地呼吁和平、*，反对内战、*。
南京解放后，继任《南京人报》总经理。
自1952年《南京人报》停刊，张友鸾自此与报纸无缘。
1953年奉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古典文学研究、整理及编著工作。
80年代中后期回南京定居。
1990年7月23日凌晨，友鸾先生在宁驾鹤西去。他的好友、著名翻译家杨宪益挽联：“故人已骑黄鹤去，神龛今见布衣归。”
3、新闻思想
这位力求报纸“有风趣”的总编辑，渐淡渐远，即使新闻专业学生，也不再知晓他的名字。直到即将辞世，家人回忆，他已失明的眼睛忽然显得明亮起来，“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拈须大笑，似乎在同老友倾谈”。离开报业已近40年的这位“办报全才”，嘴里依稀说着“新闻”、“发稿”、“出版”等词语，却已讲不出连贯的句子。
1957年的一次谈话上，他批评当时新闻写得公式化，“好像有一个套子”。而更令他恼火的是，报纸的标题刻板僵化，“今年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明年还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年年都是五一盛况几十万人游行”。这番言论显然不是凭空而发。张友鸾本人，在近30年的报界从业经历中，设计标题历来是以用心、精致著称。即使一则普通气象新闻，他所取标题也别有趣味。一次，南京连日阴雨，张友鸾听完气象预报，提笔写出新闻标题：“潇潇雨，犹未歇，说不定，落一月。”令许多人过目难忘。
张友鸾纪念集
同时代人把他称为“最有风趣的报人”。时人评价，张友鸾“熟知民国史事及掌故轶闻，夜间编务之暇，一烟在手，濡笔为文”，“情韵连绵”，“妙语如珠”。他记事怀人，文章虽小，却“令人忍俊不禁，于笑声中每有所得”。
1948年4月1日，《南京人报》报道了一位老道人，能算世间万事，连附近几名“国民大会”代表所得票数也算得出来。老道以金属充饥，当场把一把钥匙嚼碎吃掉。报道刊出第二天，近千人前去拜访这位老道。报社不得不刊出声明说，这是愚人节的一个笑话，并警醒大家：“越是不尽情理的谎言，越会使人容易受骗。”
他主持过的报纸，先后有4家被查封，他自己也曾经遭到地方当局驱逐，稿件被扣，报纸“开天窗”也是家常便饭，他却一概“倜傥不拘”。从照片里看，他“银髯飘飘，有世外之至”，虽然历尽坎坷，却“总带着睿智而宽容的微笑”。
4、人物轶事
挑战张恨水执掌《世界日报》
1925年秋，张友鸾还是北京平民大学的学生，此时的他，已经和同学办过一个颇具规模的文学社，还办过一个文学同仁刊物，在编辑方面具备了相当的才能。当时，张恨水也在北京，已经是《世界日报》的总编辑。因为一点意外的矛盾，张恨水决心离开《世界日报》，并向社长成舍我提请辞职。
报纸没有总编辑了，那还怎么办？于是在一位安徽老乡的推荐下，张友鸾被介绍给了成舍我。然而见面后，成舍我才发现，张友鸾只是个20出头的小伙子。成舍我虽然口中答应张友鸾接替张恨水，然而心中却不大放心，另一面仍旧大力挽留张恨水。终于张恨水答应不走了，于是仅到报社三天的张友鸾就被辞退了。年轻气盛的张友鸾，一气之下写了一封信给成舍我，说他“狐埋狐搰，反复无常”。这句话出自《国语·吴语》，意思是说，成舍我的这种做法，就跟多疑的狐狸一样，刚把东西埋下，又挖出来看看，疑虑太多，不能成事。
成舍我看到张友鸾的信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大喜过望，说：“此人非用不可！”此时，主编《世界日报》社会版的陈大悲正好离开报社，于是张友鸾被聘为社会版编辑。一年后，张友鸾开始担任《世界日报》总编辑。
在《世界日报》工作期间，张友鸾经人引荐，结识了李大钊。并在李大钊支持下，接手了《国民晚报》。不久后，军阀枪杀进步人士，报纸处境艰难，报人转而南下。晚年回忆这段往事，张友鸾曾经不无遗憾地说：“大钊先生被害，《国民晚报》被封，我觉得回北京没有意义，便决定留在南方。我为自己立下了戒条：“不做官，不入官报”，做一个‘超政治’的新闻记者。但这终究是个幻想。”
得罪汪精卫
北方受阻，报人南下办报，张友鸾也到了南京。然而，后来的情况正如张友鸾当初所料。张友鸾的大女儿，如今住在北京的张钰，在她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中，详细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1934年5月，张友鸾担任《民生报》总编辑期间，刊发了一条新闻《行政院盖大楼，建筑商贿买政务处长彭雪沛》，揭发汪精卫下属彭学沛接受建筑商贿赂，私盖别墅。新闻一发表，彭学沛就向法院控告《民生报》“妨害名誉”。当时不少人从中调停，希望《民生报》登一个更正启事，彭撤回诉讼。可是，因为事实俱在、证据确凿，《民生报》拒绝更正，于是便闹上了法庭。社长成舍我亲自出庭答辩，并把万言答辩书登在《民生报》上。彭雪沛羞恼之下，找到汪精卫哭诉，汪精卫便施用政治压力，把《民生报》上刊登的一条海通社消息硬说是“泄露军机”，下令宪兵司令部派人到报社封门、抓人。见来者不善，张友鸾对来人说：“我是总编辑，新闻有问题责任应该我负，我和你们去。”然而，宪警指名道姓要抓成舍我。结果，为此，成舍我坐了四十天牢。
成舍我出狱时，张友鸾去接他，在回来的路上，向来耿直的成舍我告诉张友鸾，报纸本来是可以复刊的，但是为了表示自己的立场：“只要汪精卫一天在南京，《民生报》就一天不复刊。”
张友鸾刊发的那则新闻中所指的行政院大楼，就是位于今天长江路292号总统府东花园内的行政院南大楼，当时正值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院长，此时的汪精卫还是想有一番作为的。熟料，张友鸾的这篇报道，让汪精卫丢尽颜面，因而才闹出了抓人封报的丑剧。
民国报纸的标题党
俗话说：“看书先看皮，看报先看题”。当年，报业巨子张友鸾对标题制作非常重视，有不少神来之笔，不仅幽默风趣，而且辛辣有力。
七七事变后，张友鸾在他主持的《南京人报》编发了一条消息，标题做得巧妙醒目：“南京只剩一口兵”，讽刺当局不抵抗政策，令何应钦怒不可遏。
一次，南京连日阴雨，张友鸾听完气象预报，提笔写出新闻标题：“潇潇雨，犹未歇，说不定，落一月。”大雅大俗，朗朗上口，让人过目难忘。
抗战时，前方军民浴血奋战，而后方的达官巨贾却花天酒地，纸醉金迷，期间，《新民报》刊发了一则讽刺*官员生活腐化的新闻，张友鸾拟标题为“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构思奇巧，语意生动，一针见血。
“九·一八”事变后，群众要求*抗日，张友鸾在新闻报道中拟标题为“国府门前钟声鸣，声声请出兵”，令人叫绝。某次遇到一条为前线军人征募寒衣的新闻，张友鸾借用诗词小令，随手做成标题：“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上寒”，信手拈来却是文采飞扬。
一日，张友鸾看到一篇反映市场销售的消息，联想起南京许多难民露宿街头、忍饥挨饿的情景，做了一个对比性标题：“难民不能求一饱，银耳参茸大畅销”，生动形象地揭露了当时贫富悬殊的现象。
1945年初，*统治区*运动高涨，有一位黎东方教授在重庆公开讲演，说君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政体，缺点只在“好君主身后不容易有适当继承人，所以秦皇汉武求长生实在是不得已”。《新民报》的“本报特写”版面记录了这些高论，加上大标题曰：“可恨腐儒文乱法，只悲圣主不长生。”幽默风趣，典切工整，一针见血。
当年中国人体育很差，被称为“东亚病夫”，无论参加远东运动会还是奥运会，都空手而归。于是，很多报纸说，中国队抬着个“大鸭蛋回来”了，张友鸾在《南京人报》报道这一消息时，联想了清人情词：“相思欲寄从何寄，画个圈儿替。话在圈儿外，心在圈儿里。单圈儿是我，双圈儿是你。我密密加圈，你须密密知侬意。整圈儿是团圆，破圈儿是别离。还有那说不尽的相思，把一路圈儿圈到底。”于是用“一路圈儿圈到底”作了新闻标题，贴切辛辣，受到读者激赏。
与张恨水合办《南京人报》
1936年，张恨水出资办《南京人报》，张友鸾担任该报总编辑。《南京人报》是一张四开小型报，因为内容生动有趣，贴近百姓，和当时流行的官办报纸完全不同，因而一经推出就很受市民喜爱，一开始就销量很大。
《南京人报》的办报主张，坚持了张友鸾为民办报的“超政治”主张，然而，1937年的七七事变，再次打破了张友鸾的新闻梦。就在七七事变后，《南京人报》编发了一条*社的消息，标题做得十分醒目，是《南京只剩一口兵》。这种明显的讽刺，让何应钦看了恼羞成怒，亲自下令封门抓人，报社两名记者先后被捕。在日军占领南京的前几天，《南京人报》终于*关闭。此后，张友鸾迁往西南，在重庆、成都等地继续办报。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4月8日，《南京人报》在南京复刊。此时，张恨水已经去了北平，担任新民报北平社经理，不能再合作了。于是张友鸾付给张恨水一部分钱后，以个人名义重新登记办报。
张友鸾主张民营报纸必须为老百姓讲话，要敢于讲真话，政治上要“公平”“中立”，这种书生气的做法，最然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但是他一直坚持这样的办报主张。《南京人报》复刊后，张友鸾曾为此和《救国日报》社长龚德柏之间有一场险恶的笔战。
1983年，张友鸾与女儿张钰合影
张友鸾早年经历的这些事，他很少在孩子们跟前提及，张锦说：“我们都是通过母亲的口中，才了解到这些事，还有的事情，居然是通过看报纸才知道的。”不管张友鸾经历什么样的凶险，出现在孩子们眼中的父亲，却总是那样一副慈爱的模样。
元代戏曲研究
病前，他曾多次同儿女们谈起元代戏曲研究的话题。他曾对张锦说:“与莎士比亚同时代的我国元朝的戏曲，其辉煌价值绝对不在莎剧之下，其难懂程度也比莎剧过之甚多。我们应该赶快做些元戏曲的普及工作。否则，不要多久，能懂元戏曲的人只剩下极少数专家，元戏曲这一传统文化的精华将会逐渐消亡了。我已经着手将元戏曲故事改编为通俗话本。只是我已年老力衰，恐怕不能完成这一任务了。你们是否也来做做这项工作？”当时，张友鸾已改编了《十五贯》、《蝴蝶梦》、《清风楼》等八九出戏了。他改写这些戏曲，是做了艺术再加工的，使戏剧主题更加突出，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赋予老戏新的生机。
5、《写下最后一个字》
张友鸾
标题的名称是:“写下最后一个字。”当中写道:
*我以编报为业，最喜欢办新报。我前前后后经过十来家报社，少则干几个月，多也不过三四年，只有《新民报》，我不仅是它初创时期的成员，而且两进两出，工作达十二年之久。
我后来离开《新民报》，是因为自己办南京《人报》。那是1946年，《新民报》已发展到五社八版，成为旧中国影响最大的民间报。南京《人报》底子薄，规模小，它和《新民报》始终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的*，反对内战，要求和平、*；在白色恐怖下，它们相互支持；它们都得到*的关怀，也都遭到反动派封门的厄运。南京数十家报纸解放后获得复刊的，只有它们两家。
以后我转业到出版社，可是心中总装着《新民报》。《新民报》在党的领导下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发展，我为它高兴；《新民报》在“*”时期*停刊，我为它难过。1982年，上海《新民晚报》复刊，我曾兴奋得彻夜难眠，顾不得年迈多病，连续为晚报写了一些文字。我想，我虽不能与《新民报》长相随，但愿做到“有始有终”。始者，为《新民报》的开创出了一份力；终者，为《新民报》写下我一生中最后一个字。事实上从那以后，我便因脑血栓再也提不起笔了。
我现在视力锐减，看报十分吃力。不过，每天的《新民晚报》我总要浏览一遍，尽管有时眼前一片模糊，但只要看出一个轮廓，看见几条标题，就觉得心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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