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翔鹤
陈翔鹤，1901年出生于四川重庆，中*员，著名作家、出版家、文史专家。年轻的时候，他与好友一起组织的社团浅草社、沉钟社以及创办的刊物《浅草》、《沉钟》，便受到鲁迅先生的重视。1938年在白色恐怖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加入中国*，冒着生命危险积极地在党的领导下工作。解放后，他筹办并长期主编《光明日报》的副刊《文学遗产》，使其成为中国研究古典文学的重镇。此副刊也成为国家主席*最喜欢看的读物。后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兼主编《文学研究集刊》。*期间受迫害致病而死。
中文名：陈翔鹤
别名：陈祥和
籍贯：四川成都
性别：男
民族：汉族
国籍：中国
出生年月：1901年
去世年月：1969年
职业：作家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政党：中国*
代表作品：《圣诞节之夜》
1、个人简介
陈翔鹤
同年又到爱国学生较为集中的国立六中四分校任教，并从事地下党的工作。1941年后因遭反动当局的恐吓威胁，被学校解聘。1945年任中国*同盟四川省委执行委员。1947年成都“六·二”事件后，遭到*当局的通缉，在李劼人庇护下得以脱险。解放后，陈翔鹤历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先后任《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季刊》的主编和《文学评论》常委编委等职。
“*”期间，因写历史小说《陶渊明写挽歌》和《广陵散》而遭诬陷，在*“*”的迫害下，于1969年4月22日含冤辞世。
2、文学之路
陈翔鹤从青年时代起就与文学结缘。1922年在上海曾与林如稷、邓均吾、陈炜谟组织浅草社，创办《浅草季刊》。同年又办《文艺旬刊》。时隔不久，浅草社核心人物林如稷赴法留学。同年底便北上到北京大学读书，并与杨晦、冯至、陈炜谟等人组织创办沉钟社，编辑出版《沉钟》半月刊。《浅草》、《沉钟》曾受到鲁迅先生的好评，认为“向外，在摄取异域营养；向内，挖掘自己的灵魂，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认为“沉钟社是当时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的最久的团体”。由于他们还是思想上不够成熟的青年，而走上“为艺术而艺术”的道路浅草、沉钟社作家为初衷，本想从纯文艺中求得生活为“高洁”，结果，却终于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他的文学创作始于20年代初，是浅草和沉钟的主要小说家之一。
中篇小说中的“我”——孙树立在爱情上有过三次移情别恋，多次易地逃避爱情的牵绕，总是一个不安定的灵魂。作品借主人公这种飘忽不定的心情，倾泻郁结为情怀。作者善于用第一人称的创作手法，写出真实感受，令读者感到格外真实可信。在带有自传体的短篇小说中的B先生，在《See！……》中的饭店侍者——6号服务员等篇章中，也取同样写作手法。这一时期的作品多具浓重的伤感情调。
30年代末，小说中的苏幼旃夫妇的悲惨遭遇，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先生《伤逝》中的涓生和子君的命运，这说明其作品已经开始走向现实主义。解放后，陈翔鹤历任川西文教厅副厅长、川西文联副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先后任和的主编和常委编委等职。
3、编辑家
陈翔鹤作品
热心培养青年，积极奖掖后进，是陈翔鹤办刊的基本宗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古典文学界的年轻学人，几乎没有不曾受到《文学遗产》的沾溉与栽培。从五十年代中期到*前，陈翔鹤以《文学遗产》名义召集过许多次中青年作者座谈会。像北京大学的陈贻欣、褚斌杰、裴家麟、倪其心，北京师范大学的郭预衡、聂石樵、邓魁英、李修生，中国人民大学的冯其庸、朱靖华、吴文治，北京师范学院的廖仲安，原在北大后来调中华书局的程毅中、傅璇琮、沈玉成，以及文学研究所的胡念贻、曹道衡、邓绍基、刘世德、王水照……都是《文学遗产》的常客。陈翔鹤的年龄比这些人大二三十岁，从学术辈份看，实际上就是师生关系。陈翔鹤诚恳地欢迎年青年人对编辑部工作提意见和建议，同时对他们寄予希望，尤其在学风方面。有时也对在座或不在座者的某些缺点作善意的告诫和警示。
4、著作书目
不安定的灵魂（短篇小说集）1927，北新
在阪道上（短篇小说）1927，北新
独身者（短篇小说集）1936，中华
喜筵（短篇小说集）1956，作家
陈翔鹤选集1980，四川人民
5、与沈从文
沈从文
1923年8月，沈从文经过19天的长途旅行到达北京。沈从文成了北大中文系的旁听生，并结识了中文系的陈翔鹤、德文系的冯至、哲学系的杨晦、英文系的陈炜谟。沈从文和陈翔鹤来往密切，他俩一同去北大中文系聆听鲁迅讲“中国小说史”，鲁迅小说集《呐喊》出版后，他们同去书店购买。陈翔鹤知道沈从文经济上比较困难，经常约沈共餐，从不让沈付款，对沈的接济也是经常的事。
1925年，沈从文在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做了一个小职员，住进香山饭店前山门新宿舍里。这栋房子原是清初所建的四大天王庙。当香山寺改为饭店时，慈幼院便以“破除迷信”为理由，将庙堂改装成几间单身职工宿舍，沈从文是第一个搬进去住的人。陈翔鹤从沈从文的来信中知道这新住处的奇特环境后，竟独自骑着一头毛驴，摇摇晃晃上了香山，去寻幽访胜，成了沈从文住处的第一位客人。
在和沈从文分别六年后，1932年1月陈翔鹤来到青岛，在青岛市立中学任语文教师。由于生活、工作、爱情诸方面的原因，陈翔鹤在青岛十分苦闷。幸好，沈从文也在青岛，执教于青岛大学，住在福山路。沈从文回忆说：“当时我俩几乎每天晚上都到公园（今中山公园）去会面，到池塘中间那个亭子里交谈起来，谈人生、谈文艺、谈个人遭遇，已经时间很晚了，有时到半夜，周围空寂有些令人恐怖，陈翔鹤不敢一人回校，每次都是我把他送回市立中学。”
中国解放后，沈从文在*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曾随北京工作组去四川宜宾，参加过一段时间的农村土地改革工作。那时陈翔鹤任四川省教育厅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听说沈从文到了宜宾，急忙派车把沈从文接到成都的家中，畅谈分别20多年各自的情况。这时沈从文才知道：七七事变发生后，北方眼看就要沦陷了，陈翔鹤不得已才回到故乡成都，1938年加入了中国*，长期从事党在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并负责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都分会的工作。解放了，党委以重任，他担负着繁重的工作。沈从文也对老友说了心里话，1948年，解放军已兵临北平城下。北京大学校务会议已经作出不迁校的决定，沈从文毅然决定留下来。这时他的心情其实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新时代的来临欢欣鼓舞，另一方面又担心跟不上步伐。
土改工作结束后，沈从文路过成都，陈翔鹤去车站话别。此后，陈翔鹤仍时刻关心着老友的情况，但由于俩人相隔千里，许多事爱莫能助。1954年陈翔鹤奉调北京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古典文学部副部长，主编《文学遗产》和《文学研究季刊》。两位作家在北京又相聚了。那时陈翔鹤住在东总布胡同22号作协宿舍，沈从文住在东堂子胡同，相距不远。由于沈从文的遭遇，旧日的朋友已经渐渐断绝来往，陈翔鹤就成为沈从文家中少有的常客，三天两头去看望他，这时的沈从文心情好多了，见到陈翔鹤总是说高兴的事，没有一点埋怨的言语。
沈从文后来回忆说：“回溯半世纪前第一阶段的生活和学习，炜谟、其文和翔鹤的影响，明显在我生长过程中，都占据一定位置。我此后工作积累点滴成就，都和这份友谊分不开。换句话说，我的工作成就里都浸透有几个朋友澹而持久的古典友谊、素朴性情人格一部分”。
6、作家之死
陈翔鹤作品
陈翔鹤的另外一位同事林非回忆：1964年秋，康生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作了一个报告，辱骂了不少文学艺术家。此报告不久被正式传达，让许多部门学习领会。林非所在的《文学评论》编辑部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他们发表文章批判陈翔鹤的小说。于是，有人约请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家余冠英写了一篇批判文章，题为《一篇有害的小说——(陶渊明写》。文中称《陶渊明写》“充满了阴暗消极的情绪，宣扬了灰色的人生观”，“只能听到没落阶级的哀鸣和梦呓”。文章发表后，《文学评论》的主编何其芳很快得到周扬的电话，并兴冲冲地将周扬的话转达给同事们：“说是余冠英的文章写得好，文风也值得学习，替老一辈学者撰写批判文章起了带头作用。”林非对此有自己的认识，他在《回忆陈翔鹤》的文章中称：“在这篇文章(余冠英的文章——编者按)结尾的地方，显得很有礼貌地询问陈翔鹤，请他思考究竟‘迎合了什么人的口味’，表现出似乎是一种平等的对话，看来从余冠英到周扬，都希望批判文章尽量写得合情合理，具有科学性和说服力，能够让被批判者也心悦诚服和毫无精神压力地同意这种结论。这种愿望确实是善良的，然而经历了‘*’的这场浩劫，我才彻底地明白了，此种天真幼稚的想法肯定无法实现，因为康生他们所掀起的大批判高潮，并非真的想要争论什么文艺或学术问题，其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一种彻底抛弃近代*和法律观念的绝对权威，……”
在这种情况下，陈翔鹤的思想是矛盾着的。有一次他见到林非，林非向他鞠了个躬，他紧紧握住林非的手，说：“我正在清理自己的思想，会跟上这个时代前进的。”政治形势更加严峻。1966年春，陈翔鹤还可以在家里接待老友陈白尘，话话旧，谈谈他的心爱之物兰花。半年后，他再见到陈白尘，则是在*大会上。二人虽然互相看到了对方，但“谁也不能打招呼、说话，连交换一下眼色的机会都没有”。*会完毕，“牛鬼蛇神”要各回“黑窝”。陈白尘在青年艺术剧院剧场大门外看到了陈翔鹤熟悉的背影，想要追上去，“只图让他看见我，互相点点头，笑一笑，或者只交换一下眼色，也就心满意足了”。只是，陈翔鹤走得很快，过了东单十字路口后，陈翔鹤便消失在马路对面了。陈白尘试图穿过纷乱的车流夹缝追寻陈翔鹤的背影，但已消失在暮色中了。
长期主编的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成为*主席最喜欢看的读物。
陈翔鹤*到单位接受*，参加学习和体罚性的劳动，写“交代材料”，还写劳动小结：“我参加劳动不觉已经有六个多月之久了，劳动主要是扫地擦地等。但我是否可以称为扫地擦地的能手呢?不能。恐怕我还只能算倒数第三呢。别的扫地的同志比我要高明得多。可见这样工作也并不简单。”
陈翔鹤年纪大了，又患有冠心病、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激烈的“*”，使他的身体无法承受。有一次，他提出受不了。*派恶狠狠地说：“受不了就死在这里。”陈翔鹤坚决地回答：“我才不死呢!”无论多么艰难，陈翔鹤没有一点轻生的念头，一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他就十分反感。他对妻子和儿女们说：“他为什么要死呢?我是无论如何不能死的。第一我是*员，第二我有六个孩子，我要为孩子们在政治上负责，一个人死了影响全家和后代，我还要为党工作。”
1969年4月22日陈翔鹤上午在所里集中学习，开会，中午散会后回到家里已经十二点多了，他对妻子说，这两天老咳嗽，很不舒服。一咳嗽就气喘，要拿点咳嗽药止咳。陈翔鹤在去单位接受批判的路上，突然间倒下，送往同仁医院抢救无效最终去世。而“革委会”却宣称他“畏罪自杀”，在他死后还召开了所谓*“*分子”陈翔鹤的大会，而且研究所里每个人都非参加不可。
1978年11月，*文学研究所总支委员会给陈翔鹤作了复查结论，肯定了陈翔鹤在*后为中国*做出的贡献，并在最后说：“‘*’中，陈翔鹤同志因受*、陈伯达及‘*’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摧残、迫害，于1969年4月22日逝世。现经复查，当时强加给陈翔鹤同志的所谓‘畏罪自杀’并定为‘叛党’等罪名，纯属捏造，应予推倒，并向群众公开宣布，予以平反昭雪。”1979年4月13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文学研究所和社科院另外两个单位为陈翔鹤、徐懋庸、董秋斯三人举行追悼会的新闻报道，
7、人物评价
陈白尘赞扬道：“一般作家是用纸和笔写作的。革命作家是用血和肉写作的。翔鹤是用他整个生命来写作的，所以我称他为真正的作家。因为，他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
8、怀念作家
陈翔鹤作品
初识“翔老”
在文学研究所建所五十周年之际，我曾写了一篇《古代组老先生印象记》，将我关于老一辈专家的记忆点滴，记述成文。那篇文章并未言及陈翔鹤先生。当时的想法，主要是陈先生起初并不算古代组的人，还有就是我早就打算专门写一篇文章，来记述他的事迹。
陈翔鹤先生从1954年3月《文学遗产》创刊之初，即担任主编，所以他的编制是跟着刊物走的：先是在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然后于1956年9月随刊物调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辑部虽然人数不多，常设编制也就是三四名人员，但它直属研究所，与研究组平行设置，所以与古代组是两个单位，平时的业务和学习活动分别进行。当然由于专业完全一致，加上古代组在七号楼，《文学遗产》编辑部在六号楼，中间有楼道贯通，来往很方便，所以平日里人员的交往很频繁，像曹道衡先生就曾以古代组成员身份去兼任编委会的“秘书”，参与稿件处理工作。至于我本人，1964年春夏之交才进入中科院文学所，到所时间晚，加上当时形势急剧变化，“大批判”此起彼伏，作为《光明日报》副刊的《文学遗产》，也开始登载一些批判文章。而我对“大批判”既无才能，亦乏兴趣，因此也没有向《文学遗产》投过稿。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当时没有去叩过编辑部的门，也没找过陈翔鹤先生，他当然也不认识我。
记得我偶然邂逅陈先生，时间在1965年夏天。那是我刚从安徽参加“四清”工作结束，回到研究所里不久。有一天下午，我小憩过后，进入六号楼一层的文学所图书室阅览室，到那里去翻看日本汉学杂志。不一会儿，进来一位老者，也来翻看各种报纸。两人隔着一张长桌子面对面坐着，安静地各看各的。他浏览得很快，不一会儿，便看过了七八种，站起来身来要走。此时，他忽然看看我，开口问：“小伙子，你是哪个组的？叫什么名字？”我简要回答了他，他点点头，“啊，啊”了两声，走出去了。阅览室外间连着图书室借书处，我接着就听见图书室工作人员朱××女士在与老者打招呼，说：“翔老，您走啦？”老者也回答“啊，啊，再见。”过一会儿我看完杂志，也通过借书处出去了，我与朱女士较熟，便顺便问她：“刚才出去的那位是谁？”朱女士一听，不禁哈哈笑起来，说：“他是陈翔鹤老先生呀！你怎么他也不认识？”就这样，我算是认识了陈翔鹤先生，也知道了所里年轻人称呼他为“翔老”。不过此后我与翔老交往仍少。走廊里偶然相见，我就招呼他一下“翔老你好！”而他也只是回一句“小伙子你好！”就又匆匆走过去了。
那是“*”前夜，黑云压城，风雨欲来，《文学遗产》不久发生了变故：原来，全国“大批判”形势甚嚣尘上，“上面”（事后得知那是主管宣传文教的*书记处书记康生及中宣部若干领导）对《文学遗产》在批判“封、资、修”方面的表现不满意，甚至认为这样一个以正面研究古典文学的专门刊物有无必要存在也颇存疑义，所以对它作了“调整”：一是将它的内容扩展到包括外国文学在内，由中国的“文学遗产”变成中西混合的“文学遗产”；二是将刊物与文学研究所脱钩，由《光明日报》社抽调人员承担编辑工作。
如此一来，文学所的《文学遗产》编辑部只得解散，人员则合并入古代组。于是在每周三下午的古代组例行“学习会”上，开始出现陈翔鹤先生的身影。陈先生风貌独特。他童颜鹤发，胖胖的身材，衣着整洁，脸上始终挂着笑容，看上去和蔼可亲。他待人诚恳，与人为善，性格直率，实话实说，无论何时，都给人一种朴实无华、真率可亲感觉，甚至可以用“童真”两个字来形容他的性格作风。这与一般人印象中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的大专家完全不同。另外，他喜欢交际，爱开玩笑，不拘小节，说话川味十足，爱摆“龙门阵”，无论什么场合，遇见什么人，都没有冷场的时候。他很讲究茶饮，每次开会，必定端一白瓷茶杯，说话时，那茶杯就跟着他来回晃动，又不时地要品一口茶。他虽然只能算是古代组的“新人”，但由于他与古代组的人本来就很熟悉，所以他在组会上无拘无束。他的到来，使古代组内增添了随意、闲适、自然、活泼的气氛。特别是年轻人，很喜欢与他谈话聊天，有时随便到了简直“没大没小”的地步。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人问他：“翔老，听说你讲过：你从四川调到北京工作，你说是"房子愈住愈小，汽车愈坐愈大？"”翔老听了，赶紧否认：“我哪里说过这种话？我没有说过！”还有一次学习会结束后，他与组内的几个年轻人留下来大谈关于如何养花的事情，他在主讲，我们则旁听。他讲了足足半个小时，以致清洁工来打扫房间了，还不肯作罢，只是从这一头移到那一头；而清洁工打扫到那一头，我们又簇拥着翔老转回到这一头继续谈……总之，翔老以自己简率真诚的性格，与本单位领导和同事平日相处都颇融洽，拥有文学所少有的好人缘。
“闲谈”纪略
陈翔鹤先生作为一位“老先生”，按照所里规定可以不坐班；又由于《文学遗产》编辑部已经解散，古代组内也没有翔老具体的工作任务，所以他不必天天到所里来。但实际上所里仍然可以经常看到他的身影，他常出现在图书室，借书或看书，或者在古代组各个房间走动，与人说话，就在这种状况下，我与他之间有过几次“闲谈”。
那也是一天下午，大约三点钟左右。办公室的另一位同事梁××外出办事了，只我一人在伏案看书。房门开着，忽然门口出现翔老的身影，手里端着那茶杯走了进来。他看看室内，便说：“你在用功啊？也不出去活动活动？”说着便打算退出去。我赶紧站起来说：“翔老你别走哇！请坐下啊！”他不再客气，就在一个软椅上落座，喝了两口茶，清清嗓子，便开口问我是哪里人，以前的学习状况等。当我说到导师是张志岳教授时，他便说：“哦！你老师是张志岳呀！我知道的。他是《文学遗产》的作者，我与他有书信往来，但没有见过面。我知道他是老清华出身，他的文章写得不错，比较实事求是，而且有内涵，很好。他是专门研究汉魏六朝文学的，那你现在做哪一段的事情呢？”我回答他，余冠英先生已经安排我参与先秦至隋这一段工作了。他肯定地说“好的，好的。”然后就问我：你正在看什么书？我说正在看看××学者写的回忆录。他问了书的内容好不好，写得怎样，我简要回答后，他接着又问我喜欢古代那个作家，为什么，等等。他边问我情况，边议论，随着话题任意发挥、即兴评说。我也问了他一些问题。谈话不拘一格，话题不断转移。除了与学问之外，也涉及一般生活等其他事情，确实有不少“闲聊”的成分，甚至包括米饭好吃还是面食好吃、如何吃粗粮等等。他说话的方式是“随机”“即兴”的，谈不上很有系统。但平淡中见精彩，随意中有机锋。“闲谈”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他忽然问我几点钟了，然后说：“啊呀！我要回去了。打扰你看书了，再见吧。”端起茶杯就走。
这样的谈话，记得有三次。还有两次时间稍短，也有半个多小时。谈话内容当时印象深刻，至今半个世纪过去了，还记得不少。现将他谈话中有关学问方面的某些段落略陈如下。先后次序以及词句未必完全准确，但基本内容肯定不差，至少不会有大的意思上的违谬。有些话我当时就觉得对我这样的年轻人很有启发，所以记述下来，不会毫无价值：
你问我怎样做好研究工作？我只能告诉你：你随着你的兴趣去做，就能做好。其实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有兴趣，没有兴趣就叫硬着头皮做，那是做不好的。我编《文学遗产》编得好吗？（徐答：“好的！”）好什么！？（徐吃了一惊）你太年轻，看问题太简单。其实我兴趣不在这里，或者说我的主要兴趣不在这里，我的兴趣是什么？我其实对于写作更有兴趣。我想创作！但是组织上要我来编刊物，我有什么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来做这个编辑工作。我这个人要就不做，要做就全身心投入，努力做得好。可是我尽管付出了许多精力，做了这么多年，结果令人不满意。我很遗憾！（徐问：“您后悔吗？”）我这个人从不后悔，但是很遗憾。
贾谊这个人，是个才子，就是运气不好。他生不逢时啊！汉文帝时候，当朝大臣都是周勃、灌婴这批元老，这批人都是开国元勋，连汉文帝都要让他们三分，贾谊却喜欢在朝廷里表现自己，出风头，那怎会有好结果？（徐问：“屈原是不是运气也不好？”）屈原主要不是运气问题，他的客观条件比贾谊强许多，他本身是楚国贵族，三闾大夫嘛！楚王起初很信任他嘛！屈原的问题是他自己太迂了，文人习气太多，他缺乏纵横家的那些手段，光是靠道德高尚，这在旧时代政治斗争中是吃不开的。
我对魏晋这一段文学也有兴趣。我小时候就能背不少陶渊明的诗。陶渊明这个人真难得呀！古代文学史上这样的人太少了。他那样的真诚，那样的洒脱，什么功名利禄，都能不予萦怀，毫无挂碍。我看世界文学史上这样真诚的人也很少。中国人最讲“面子”。但是陶渊明不重视面子，他隐居乡下，但穷得饿饭了，也就坦然出来做官。为了生存，可以不顾面子不面子。一个人的雅俗区分，就在这里。魏晋时代文人标榜清高的多，但真正做到的并不多，嵇康也可以算一个。（徐问：“阮籍怎样？”）阮籍在这方面显然不如嵇康，光是看《咏怀诗》好像是清高的，但他实际上还是缺乏骨气。文人文化高，知识多，但不一定就“高雅”。你如果计较功名利禄，你知识再多，还是一个俗物！
闻一多解释《诗经》，那是完全从历史实际出发，从人的真实感情出发，去理解古代的文学。传统的“诗教”，什么毛传、郑笺、孔疏，一概被他横扫，他通过文字学和民俗学去解释《诗经》，直接去体会古人的生活和思想，所以提出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说法，非常好。我在*就看过他的《诗经》《楚辞》论文，写得文采斐然，令人叫绝。例如《丘中有麻》，我小时候听私塾先生讲过，说这是“思贤也”。这是正统的说法。朱熹做翻案文章，说它是男女相好的诗，这已经不错。闻一多《风诗类钞》则进一步说其中写的“将其来食”、“将其来施施”，那“食”“施”等文字，都是古人说性欲的隐喻，是一种代名词，所以这诗其实写得很露骨，很俗。你不能怪它不雅，民歌吗，就是俗文学。你要太雅就离开真相了，那你的研究就曲解古人本义，这是不可取的。
嵇康是曹家的女婿，政治上肯定是站在曹氏皇族一边的。但他不是搞政治的人，他对政治没有兴趣，他不是那块料。他凭出身完全可以去当大官，实际上他一生没有担任过重要政治职务。我们看他今存的著作不少啊，《养生论》《摄生论》《声无哀乐论》等等，这些都是哲理性很强的论著，他没有发表过什么系统的政治主张。他的政治主张是什么？不知道！但他是有思想的，（徐插话：“他应该是思想家兼文学家。”）说他是哲学家更加切合一点，他服膺老庄，爱好玄学，玄学成就高于阮籍。
嵇康崇尚真诚，最反感的是虚伪，他对司马昭一伙人最反感的是他们的虚伪，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嵇康最可贵的是他的清高独立的人格。他有骨鲠，这是他人格中最可贵的一点。他敢于漠视权贵，他在贵公子钟会面前非常高傲，他甚至“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涛绝交书，主要说的是他自己的真诚性格，与当时官场那一套烦文缛礼和虚伪的风气合不来。他其实是个*主义者。当然，他的生活态度中也有颓废派的缺点，懒惰，不修边幅，不讲卫生，这是从庄子那里受到的消极影响。
嵇康服药你怎么看？他是想企求成仙？企求长生？（徐答：“从《养生论》看，他是想长生而不想成仙。”）对这个问题，从表面文字看你说得对。但我认为那还不是的，至少不是主要目的。我认为他服药的真正意图，是为了求得自己超脱世俗的心理平衡。因为时势太黑暗了，太丑恶了，他的现实生活很痛苦。服药能够帮助他暂时脱离世俗生活，忘记现实生活。这是他的现实处境和人生观决定的。这种痛苦，嵇康、阮籍都有，阮籍的饮酒，还有长啸，也是为了精神的解脱。
中国思想史上对于玄学的评价不高，说是代表没落阶级意识。其实玄学的本质是反封建的。玄学的可取之处就是主张精神*，封建意识就是要束缚人的精神*。所以玄学是中国古代思想界的一束光彩，不能笼统说它是没落阶级的哲学。（徐插话：“玄学是唯心论体系。”）哎，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当然是两大体系，但是你不能要求古人也有这样的认识，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唯心主义，他们感到某一种思想符合他们的生活追求和理想，他们就信仰它，他们利用它来寄托自己的精神，这是合理的。
你写什么文章？（徐答：“我以前写过关于《诗经》的文章，很不成熟的。最近没写什么。”）现在的大批判文章，有的是为了批判而批判，我不知道它要解决什么问题。把别人的东西否定了，就算是成就吗？对错误的东西作批判是必要的，但正面的建设要不要？否定之否定当然是肯定，但是好的东西为什么也要否定？批判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像李××批判何其芳，完全不考虑作者写作的本来意思，就抓住几句话、几个字，断章取义，大做文章，那是不讲道理，很难说服人。而且我觉得这样的人，心思不好，有点邪恶，我很不喜欢。年轻人不要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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