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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洲

科普小知识2022-09-30 18:5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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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洲,中国著名登山运动员,河南西华人,生于1935年,1960年5月25日从北坡成功登上地球最高的山峰——珠穆朗玛峰,是世界首位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同时也是中国首位登上珠峰的登山运动员、曾担任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国登山协会顾问、前中国登山协会主席。2015年7月19日,王富洲因病去世,享年80岁。

1、人物生平


王富洲

1935年1月出生;

1954年8月至1958年6月在北京地质学院学习;

1956年加入中国*;

1958年,王富洲大学毕业后调入国家登山队成为一名登山运动员,成功登顶苏联境内海拔7134米的列宁峰。

1958年至1985年在国家体委登山处工作,历任国家登山队运动员、教练员、政委、登山处副处长;

1959年在慕士塔格峰的攀登训练中,他不仅登顶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

同时还负责潘多等队员的技术和安全工作,潘多等人同年创造了女子登高世界记录。同年获运动健将称号。

1960年5月24日,任突击队长,与贡布、屈银华三人在上午9时30分,从85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突击顶峰,并坚持夜间行军,于25日凌晨4时20分,首次从东北山脊登上海拔8844.43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

1964年在攀登海拔8012米的希夏邦马峰活动中,王富洲担任运动员成功登顶。后多次参加高山登山运动。是至1982年唯一登上过两座八千米以上高峰的中国登山运动员。

1975年,王富洲随中国登山队再次出征珠峰,并参与组织领导工作。这次集体登顶珠峰人数之多,科考成绩之大,在世界登山史上前所未有。

1979年起任中国登山协会秘书长。

1986年至1992年任中国国际体育旅行社总经理;

1993年至1995年任国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登山协会主席。

1995年6月退休。

2015年5月底,纪念中国登山队首次登顶珠峰50周年座谈会在北京举行,王富洲拖着病体一直坚持参加活动。

2015年7月19日,王富洲因病去世,享年80岁。

2、主要成就


晚年王富洲

人物事迹

王富洲作为中国最早的登山队员之一,王富洲曾有着辉煌的经历。

1960年5月24日,任中国珠穆朗玛峰登山队突击队长,与贡布、屈银华、刘连满四人从海拔8500米的突击营地出发,克服种种艰难险阻,突击顶峰,于25日凌晨4时20分从北坡登顶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从北坡登顶珠峰壮举,为世界登山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在登顶珠峰的过程中,王富洲严重冻伤,却一直负责整个队伍的物资运输和技术安全工作,并始终动员鼓舞着其他队员克服困难为国争光。

1964年5月2日,中国登山队许竞(队长)、王富洲等10名运动员首次成功地登上海拔8012米的世界第14高峰--希夏邦玛峰,创造了一次10名队员集体登上8000米以上高峰的世界纪录。中国登山队实现了人类首次登顶世界第十四高峰的壮举,并创造了一次十名队员集体登上8000米以上高峰的世界纪录。

所获荣誉

1959年获运动健将称号。

1960年、1964年两次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1981年获国家教练称号。

1984年被评为*成立三十五年来杰出运动员之一。

3、个人生活

由于长期从事登山运动,王富洲常年饱受脑血栓,听力、视力障碍的折磨,同时由于早年登山时被冻伤,王富洲的多个手指比正常人短一截。后来,几乎每年都会伤病复发,病痛让王富洲背负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但他依然乐观地面对人生。

4、历史壮举


登上盛举

坐上周总理的专机去*探路

1958年临近毕业时,北京地质学院学生王富洲被选入登山队。“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登山’这个词。”王富洲说,以前耳闻口传的都是更口语化的“爬山”。出生在河南周口、自小在平原长大的他没有太多登山的经验,但地质专业出身让他比别人更有优势:可以去峰顶采集石块与冰样、身体健壮、出身和思想品质过关。

最初的登珠峰计划是中苏联合攀登,刚毕业的王富洲等人就有了去苏联学习登山的机会。“听说去苏联,我太激动了。”王富洲说,“苏联是老大哥啊,谁不向往?我感觉很光荣、很兴奋。”在北京香山进行过一段时间集训后,这支由大专院校、科研机关、农林牧工人和部队等行业健将组成的队伍去了苏联,以7143米的列宁峰为对象做登山训练,王富洲在那里登上了列宁峰。

从苏联回来,已经是1958年的10月份了。他们急着要赶到珠峰侦察攀登路线和相关情况。王富洲说,因为担心11月山路不好走,总参特批了两架军用飞机给登山队员乘坐,其中一架是*总理的专机。为了方便运输登山所需的大量物资,在周总理特批下,从日喀则到珠峰脚下修了一条300多公里的登山专线。

王富洲等人抵达*时,公路正在热火朝天地修建中。中苏两国原定在1959年上半年挑战珠峰顶,但这一年的3月,*局势严重恶化,致使原计划拖延。登山队被拉到*集训,王富洲又登顶7546米的慕士塔格山,获全国登山运动健将称号,再后来因为中苏关系恶化,联合登山计划作罢,但是中国登山队却坚定了独自登顶的决心。

*特批70万美元

登山是一个十分依靠装备的运动,在登山装备武装到牙齿的今天,一些业余登山选手也能登上珠峰。王富洲说:“那时的装备跟现在那真是没法比了,就拿通讯设备来说吧,现在珠峰顶上都有手机信号,可是五十年前,我们得派专人去西欧买报话机,那个报话机还是外国军队淘汰下来的,对这个被外国淘汰下来的装备,我们还保密,我记得是通过大使馆做工作才卖给我们,那个报话机有17斤重,跟现在的手机怎么比啊。”

王富洲说:“到国外买装备就得需要美元,当时国内很困难,是*主席大笔一挥给中国登山队批了70万美元,当时用这70万美元能建两个先进工厂,再说美元也不好换呀,那时候咱们国家拿面粉,还有自行车去换美金,全是拿这些好东西到香港去卖,便宜卖换成美金,当时大概是八袋面粉换一美金,面粉多么宝贵呀,我们攀登珠峰时吃的也就是炒面,喝的是白开水。”“上,就算剩下一个人也要上珠峰。”

就在记者采访前几天,王富洲不慎摔伤了腿,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坐在轮椅里。王富洲的右手少了三截手指头,他说:“都是在1960年登珠峰时冻掉的。”连同左脚截掉的五根脚趾,这些伤残都是五十年前,他一句“就算剩下一个人也要登上珠峰”留下的“纪念”。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在到达8000米营地时,队伍只剩下了28个人,其余的人已经没有体力继续攀登了,另外为了节省氧气和炒面,一些队员只能放弃,力保有能力冲顶的队员。到了8500米,冲顶队伍又精减到18个人,这时大本营作出决定,让王富洲、屈银华、贡布、刘连满和许竞组成冲顶突击队,许竞担任队长,可是不久许竞就昏倒了,于是王富洲接任队长职务率队攀登。

8600米是攀登珠峰最困难的一段,1924年,曾留下传世名言“山在那里。”英国人登山家马洛里在到达这一高度时,忽然一块云彩飘过,从此再也不见马洛里的踪影,有人把这一段称为“不可逾越的第二台阶”,王富洲说:“有一段峭壁直上直下,有五六米高,我们是互相踩着人梯上去的。”在8750米时,身体最好的刘连满再也走不动了,上还是不上?这时王富洲果断决策:“刘连满你躺着,咱们必须上,哪怕只有一个人也要完成*交给我们的任务。”

到达8830米左右的地方时,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三个人的氧气已经全部用完了,他们抛掉背上的空氧气筒,继续前行,终于在北京时间四时二十分登顶。王富洲说:“贡布从背包里拿出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小型白色*半身石膏像,可是峰顶上全是雪,石膏像不容易立起来,我就朝他喊‘用石头,用石头’,他用了好长时间才明白我的意思,就用冰镐在下面刨了一些碎岩石把石膏像保护起来,后来1975年登顶的中国登山运动员还真的在珠峰顶上发现了这个*石膏像。”

登顶后,三个人当中,只有屈银华拿了一部16毫米胶片摄影机,可是因为天色黑暗,没能拍下顶峰的情景,只是在他们下山天亮以后,才在海拔8700米的地方往回拍摄了一些镜头。没想到没有留下影像资料的遗憾竟成为后来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怀疑我们登山运动员的“理由”。

不屑外国人质疑,至今缅怀牺牲同志


登山运动员再聚首

当举国欢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上珠峰的时刻,王富洲和屈银华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因为两人的部分手指和脚趾都被冻坏截掉了,但两人也听到一些怪论。“当时我们一些友好的国家都给我们发贺电了,可是个别西方国家对我们登顶表示怀疑,说我们吹牛,可是我们心里不亏,一位*领导听说这事后也说‘咱们那么大的一个*他都不承认,还在乎他不承认咱们登上珠峰?’”

“贺龙贺老总是当年攀登珠峰的总指挥,一个国家登山队由国务院副总理当总指挥世界上少有,他的一句话我还记忆犹新‘登不上,就别回来见我’,我们那时可是玩命登珠峰。”王富洲说,“我们每次出发的时候都要宣誓,要写遗言,交给一个人,准备登不上去就不回来了。邵志青是当时北京大学的一个作家,他是搞气象预报的,这个同志特别好,再苦再累,走不成爬他也往上爬,从来不说我不行了,我不走了。在登到7450米的时候,我们就坐那儿休息,休息完了以后,说可以走了,其他的都走了,只有邵志青不动,有人推他,还不动,这些同志都急了,赶紧叫大夫,大夫用手电看了一下他的眼睛,不行了,瞳孔放大,已经牺牲了。邵志青是北大的骄傲。”

1995年,王富洲从中国登山协会退休后,和贡布和屈银华也不是常见面,这一次在北京怀柔基地相见后,三位登山英雄互相开起了玩笑,王富洲说:“我坐轮椅了,贡布牙没了,屈银华耳朵聋了,我们都是残疾人了。”

5、人物纪念

2015年7月24日,中国登山协会计划为这位开拓者安排遗体告别仪式,并召开追悼会。

6、人物评价

以王富洲为代表的老一代登山家所塑造的登山精神,是我们登山事业宝贵的财富,这种精神远远超出了体育的范畴,鼓舞着全国人民。(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李致新评价)

不朽登山魂。(《光明日报》社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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