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重
李重,字茂会,江夏钟武人。少时爱好学习,有文章辞彩;早年父母双亡,同几个弟弟居住,以友爱著称。二十岁当本国中正,谦让没有就职。后来当始平王元勰的文学,升任太子舍人,转任尚书郎。太熙初年(290),升迁为廷尉平。经过两次升迁为中书郎,每逢大事以及有疑问的奏议,总是参阅经典处置决定,大多都施行。升迁为尚书吏部郎,致力于抑制浮华豪奢,从来不通私事谒见,特别留意隐逸之士,因此有才能的人都被选拔举荐,选拔录用北海的西郭汤、琅王牙的刘珩、燕国的霍原、冯翊的吉谋等为秘书郎和诸王的文学之职,所以海内没有谁不归附他。永康初年(300),赵王司马伦任他为相国左司马,因忧虑成疾而死,时年四十八岁。
姓名:李重
字:茂曾
性别:男
籍贯:江夏钟武
享年:四十八岁
职业:官员
追赠:散骑常侍
谧号:成
1、人物生平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父亲李景,任秦州刺史、都亭定侯。李重少时爱好学习,有文章辞彩;早年父母双亡,同几个弟弟居住,以友爱著称。二十岁当本国中正,谦让没有就职。后来当始平王元勰的文学,上疏陈述九品之制道:“先王议定制度,根据时代不同而因循或改变,因循或改变的根据,只求变得适宜。九品制始于时局动乱的魏代,战争年代的政治,确实并非治国而不改的法律。检点防范的方法变得琐碎,验证刑律的办法失去实情,所以朝廷与民间的议论都说驱使人们改变风俗,弊病很大。可等到议论改制时,又以为可疑。我认为改变旧法创立新制,应当先全面了解通塞利害的道理,因为要制定实施,使体例畅通没有阻滞也不容易。古时候诸侯治国,封地有常,侯国有固定的君主,人们没有其他期望,卿大夫世袭俸禄,仕人没有越位的想法,臣属也没有越境的交往,上下政体牢固,人们的品行归于厚道。秦朝与此相反,废除诸侯设置郡守,风俗浅薄便从此兴起了。汉朝改革旧弊,斟酌损益周、秦制度,建立了诸侯和郡守两制,也让分封的土地不变,管民政的地方官都各举贤能,贡士凭乡议任用,事情合乎圣典,可与三代比迹。而今圣德兴隆,光泽普照全国,万民仰慕,欣慰自己遇到了太平盛世。然而承继魏氏凋弊的政权之后,优秀人才离散、逃亡,仕人没有固定的朝廷任职,百姓没有固定的住处,郎吏蓄养在军府,豪右聚集在都邑,世事错乱混杂,与古制不同。所以九品制废除之后,应该实行移徙之例,允许互相合并。并申明贡举之法,不让它在各地泛滥,这样,士族官吏的等级不用分自会平均,就连土断法事实上也实行了。另外,设置百官,应着眼于等级少任职久。等级少,则人心安定;任职久,则政治教化成功,才能优劣显现,这就是三代能直道而行的原因。我以为选拔按九等之例,是当今要事,应该施行。圣明的君王知道治理天下艰难,常常从容易的事做起,所以把政令放到民间去修改,这样,平民百姓都是有司。如果任命不当所任,事情没有经过检验,那么即使竭尽聪明才智,也不能使它安定。由此看来,果真能让二者都实行,就能人人想到返回本性,在乡里修养品行,浮华奢侈自然平息,谦恭礼让就日益兴隆了。”
升任太子舍人,转任尚书郎。当时太中大夫恬和上表陈奏当办的事,称举汉代孔光、魏代徐干等人的观点,让王公贵族以下使用奴婢限定人数,以及禁止百姓变卖田产房屋。中书同意,让主管者制定条例。李重上奏说:“先王的制度,士农工商各有所职,不改变他们的职业,以便人们生活富裕,各尽其力。《尚书·周官》用土均法,经略土地用井田制,区分五类地形的物产和九等贡赋的序列,然后公私制度有规定,境内平均统一。自从秦朝立田界,建郡县制,古代的制度就已沦落。到了汉朝、魏朝,因循旧法的踪迹,王法中严格要求的,只剩下服饰器物车马有贵贱的区别,使人们不能越位比拟而搞乱尊卑等级罢了。至于奴婢是私人财产,实际上都不曾为此限制过。太康八年(287)的《己巳诏书》申明律令,所有的士卒百工以上,配备衣服车马都不准违背礼制。如果一县在一年中有三家违犯,洛阳县有十家以上违犯,就罢免该县长官。如同诏书的旨意,法律已经严明。现在像恬和所陈奏称举孔光、徐干的议论,就只会使衰乱之世更加奢侈,是当今皇上的祸患。如此说来,兴盛的汉朝不议论这种制度,孔光等人制定却没有执行,并非疏漏或来不及,也不是有用而不实行。大抵因为诸侯的法制已经失落,井田之制又未恢复,因而君王的法令不能约束人们的私行。人们的田产房屋既然没有一定限额,那么奴婢的数量也就不应该限制数额,只怕制定个空法令确实琐碎又难以检察。现在圣明的制度,每每崇尚简单易行,法律禁令已经具备,恬和的陈奏无所施行。”
另外,司隶校尉石鉴上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管辖的人,请求把他召回;尚书荀恺认为边远郡地不是人情所乐意的地方,上奏对介登降级任职。李重反驳道:“我听说立法没有特例,因为要使众人一齐检举邪恶,不是一定要另找事由开脱,常理是没有什么遗漏的。因此所阻塞的少,所成全的多。现在像介登这样的远郡很多,如果同意他降职留任,动辄成为准例,我担心平庸之辈倚仗边远,必定会有贪污纳贿的忧患,这不是肃清王化、安宁边域的办法。我以为应当依石鉴所奏,先召介登还朝,以致使体例符合常法,不因地域远近而制度不同。”下诏同意。
太熙初年(290),升迁为廷尉平。他批评廷尉上奏邯郸醉等,文字繁多不录。经过两次升迁为中书郎,每逢大事以及有疑问的奏议,总是参阅经典处置决定,大多都施行。升迁为尚书吏部郎,致力于抑制浮华豪奢,从来不通私事谒见,特别留意隐逸之士,因此有才能的人都被选拔举荐,选拔录用北海的西郭汤、琅王牙的刘珩、燕国的霍原、冯翊的吉谋等为秘书郎和诸王的文学之职,所以海内没有谁不归附他。当时燕国中正刘沈推荐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同意,刘沈又抗命到中书处为霍原上奏,中书又委托司徒讨论。司徒左长史荀组认为:“寒素,应当是门庭清寒、自身清白,又没有世袭资本的人。霍原是列侯,有显贵的地位佩有金印紫绶,先前在民间经商,后来才从事学业,年少和年长时职业不同,过了而立之年才立名,民间的称誉不普遍,德行礼义不为人知,不应当授以寒素之名。”李重上奏说:“谨按照《癸酉诏书》上所说,廉洁礼让应当推崇,浮华豪奢应当罢黜。如有要求自己谦虚谨慎、出身贫寒、历史清白、恭敬执事的人,应当优先。按诏书的意思,以二品为资格,或许会遗失廉洁谦逊之士,所以设寒素这个名称以表明崇尚美德的言行。司徒总管人伦,掌管国家教化,应当务求评论严肃公正,使风俗教化统一。然而古代品行高尚之士,或者在岩穴栖身,或者在丘园隐迹,或者克制自己恢复礼制,或者上百岁讲述大道,行止不语,只追求道义所在。因而不能因为年纪大小或职业不同,就怀疑他所保持的美德,甚至要求他自始至终职业相同,这也不符合一定要在人伦方面与他人相比的大义。的确应当让邦国同乡的人考核,让推荐的人审察。刘沈当中正,亲自执事铨选之事。他陈述霍原隐居厉志,厚古好学,求学不为获利,行事不求美名,隐迹于深山,致力于道艺,外表不显露入世之容,内心有隐逸山林之节,操行修成美名树立,缙绅士大夫仰慕他,执礼求学的人千里响应,确实有荀况与孟轲的风范、严君平和郑子真的节操。当初举荐霍原,事先征询侍中、领中书监张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华轶的意见。离开三年,各州的人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地报上霍原的名字,把他比作子夏,请求加级征召聘用。正如刘沈所列,州郡同行的评议已经举荐,又有刺史表疏推举,像这样还说民间赞誉不多,德行礼义不为人知,舍弃考核验证的事实,又没有正大光明的理由,却要废除刘沈的推荐。再说委任二品,并非要求完备。只是霍原立志在深山,修述儒家学说,其义值得嘉奖。如果又废弃,将会违背幽州的期望,伤害仁德的政教。按诏书要求的旨意,应为二品。”下诏同意。
李重和李毅都是吏部郎,当时王戎是尚书,李重以高尚的节操见称,李毅以渊博的知识见长,虽然二人所持不同,但都身居要职,王戎以识鉴对待他们,各得其所。李毅字茂彦,旧史书缺少他的行踪事迹。当时朝官权力大,地方官权力小,外加等级烦多,李重评论此事,见于《百官志》。他又上疏说:“凡是山林躲避圣恩的隐士,虽然违背时世,出入不合法度,但先王却允许他们这样的原因,是嘉许他们内心的高尚道义。以前先帝担心风俗凋弊,想恢复纯朴,便咨询朝臣,访求隐逸之士。咸宁二年(276)首先征召安定的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四年(278)又征召朱冲为博士,太康元年(280)又征召朱冲为太子中庶子,虽说他们都因疾病未到任,但朝廷内外都心悦诚服。陛下您远远超过先帝的礼贤下士,我寻访朱冲所在的州邑,人们说他虽然年事已高,而志向气节仍然弘大,沉醉于大道,穷究其奥秘。到老了而更有新意,节操纯正,所居之地风俗为此改变,这的确是栖身山林德高望重的人,足以为世人表率而使风俗敦厚。我以为应该赐圣恩,趁他还活着,加赠优厚的赏赐任命。”当时朝政混乱,最终也没实行。出任行讨虏将军,平阳太守,崇尚德行教化,修建学校,表彰忠厚的品行,选拔贤能,清正简朴没有私欲,自身品行端正,率领下属,在任三年,弹劾罢免了四县官长。弟弟李嶷死后,上表离官。
永康初年(300),赵王司马伦任他为相国左司马,因忧虑成疾而死,时年四十八岁。家中贫穷,房屋狭小,没有出殡的地方,下诏在典客署治丧。追赠为散骑常侍,谥号叫成。儿子李式,有美好的名声,官至侍中,咸和初年(326)死去。
2、家庭成员
父亲
李景:任秦州刺史、都亭定侯。
儿子
李式:有美好的名声,官至侍中。
3、史书记载
晋书·卷四十六·列传第十六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学,有文辞;早孤,与群弟居,以友爱著称。弱冠为本国中正,逊让不行。后为始平王文学,上疏陈九品曰:"先王议制,以时因革,因革之理,唯变所适。九品始于丧乱,军中之政,诚非经国不刊之法也。且其检防转碎,征刑失实,故朝野之论,佥谓驱动风俗,为弊已甚。而至于议改,又以为疑。臣以革法创制,当先尽开塞利害之理,举而错之,使体例大通而无否滞亦未易故也。古者诸侯之治,分土有常,国有定主,人无异望,卿大夫世禄,仕无出位之思,臣无越境之交,上下体固,人德归厚。秦反斯道,罢侯置守,风俗浅薄,自此来矣。汉革其弊,斟酌周、秦,并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举贤,贡士任之乡议,事合圣典,比踪三代。方今圣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颙颙,欣睹太平。然承魏氏凋弊之迹,人物播越,仕无常朝,人无定处,郎吏蓄于军府,豪右聚于都邑,事体驳错,与古不同。谓九品既除,宜先开移徙,听相并就。且明贡举之法,不滥于*,则冠带之伦将不分而自均,即土断之实行矣。又建树官司,功在简久。阶级少,则人心定;久其事,则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为选例九等,当今之要,所宜施用也。圣王知天下之难,常从事于其易,故寄隐括于闾伍,则邑屋皆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核,则虽竭圣智,犹不足以赡其事。由此而观,诚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于乡,华竞自息,而礼让日隆矣。"
迁太子舍人,转尚书郎。时太中大夫恬和表陈便宜,称汉孔光、魏徐干等议,使王公已下制奴婢限数,及禁百姓卖田宅。中书启可,属主者为条制。重奏曰:"先王之制,士农工商有分,不迁其业,所以利用厚生,各肆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经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贡赋之序,然后公私制定,率土均齐。自秦立阡陌,建郡县,而斯制已没。降及汉、魏,因循旧迹,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车器有贵贱之差,令不僣拟以乱尊卑耳。至于奴婢私产,则实皆未尝曲为之立限也。八年《己巳诏书》申明律令,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不得违制。若一县一岁之中,有违犯者三家,洛阳县十家已上,官长免。如诏书之旨,法制已严。今如和所陈而称光、干之议,此皆衰世逾侈,当时之患。然盛汉之初不议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不及,能而不用也。盖以诸侯之轨既灭,而井田之制未复,则王者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既无定限,则奴婢不宜偏制其数,惧徒为之法,实碎而难检。方今圣明垂制,每尚简易,法禁已具,和表无施。"
又司隶校尉石鉴奏,郁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监,求召还;尚书荀恺以为远郡非人情所乐,奏登贬秩居官。重驳曰:"臣闻立法无制,所以齐众检邪,非必曲寻事情,而理无所遗也。故所滞者寡,而所济者众。今如登郡比者多,若听其贬秩居官,动为准例,惧庸才负远,必有黩货之累,非所以肃清王化,辑宁殊域也。臣愚以为宜听鉴所上,先召登还,且使体例有常,不为远近异制。"诏从之。
太熙初,迁廷尉平。驳廷尉奏邯郸醉等,文多不载。再迁中书郎,每大事及疑议,辄参以经典处决,多皆施行。迁尚书吏部郎,务抑华竞,不通私谒,特留心隐逸,由是群才毕举。拔用北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吉谋等为秘书郎及诸王文学,故海内莫不归心。时燕国中正刘沈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从,沈又抗诣中书奏原,而中书复下司徒参论。司徒左长史荀组以为:"寒素者,当谓门寒身素,无世祚之资。原为列侯,显佩金紫,先为人间流通之事,晚乃务学,少长异业,年逾始立,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不应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诏书》,廉让宜崇,浮竞宜黜。其有履谦寒素靖恭求己者,应有以先之。如诏书之旨,以二品系资,或失廉退之士,故开寒素以明尚德之举。司徒总御人伦,实掌邦教,当务峻准评,以一风流。然古之厉行高尚之士,或栖身岩穴,或隐迹丘园,或克己复礼,或耄期称道,出处默语,唯义所在。未可以少长异操,疑其所守之美,而远同终始之责,非所谓拟人必于其伦之义也。诚当考之于邦党之伦,审之于任举之主。沈为中正,亲执铨衡。陈原隐居求志,笃古好学,学不为利,行不要名,绝迹穷山,韫韣道艺,外无希世之容,内全遁逸之节,行成名立,搢绅慕之,委质受业者千里而应,有孙、孟之风,严、郑之操。始举原,先谘侍中、领中书监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去三年,诸州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以原名闻,拟之西河,求加征聘。如沈所列,州党之议既举,又刺史班诏表荐,如此而犹谓草野之誉未洽,德礼无闻,舍所征检之实,而无明理正辞,以夺沈所执。且应二品,非所求备。但原定志穷山,修述儒道,义在可嘉。若遂抑替,将负幽邦之望,伤敦德之教。如诏书所求之旨,应为二品。"诏从之。
重与李毅同为吏部郎,时王戎为尚书,重以清尚见称,毅淹通有智识,虽二人操异,然俱处要职,戎以识会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彦,旧史阙其行事。于时内官重,外官轻,兼阶级繁多,重议之,见《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避宠之士,虽违世背时,出处殊轨,而先王许之者,嘉其服膺高义也。昔先帝患风流之弊,而思反纯朴,乃谘询朝众,搜求隐逸。咸宁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征安定皇甫谧,四年又以博士征南安朱冲,太康元年,复以太子庶子征冲,虽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悦服。陛下远迈先帝礼贤之旨,臣访冲州邑,言其虽年近耋耋,而志气克壮,耽道穷薮,老而弥新,操尚贞纯,所居成化,诚山栖耆德,足以表世笃俗者也。臣以为宜垂圣恩,及其未没,显加优命。"时朝廷政乱,竟不能从。出为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崇德化,修学校,表笃行,拔贤能,清简无欲,正身率下,在职三年,弹黜四县。弟嶷亡,表去官。
永康初,赵王伦用为相国左司马,以忧逼成疾而卒,时年四十八。家贫,宅宇狭小,无殡敛之地,诏于典客署营丧。追赠散骑常侍,谥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发登朝,竭诚奉国,广陈封建,深中机宜,详辨刑名,该核政体。虽文惭华婉,而理归切要。游目西京,望贾谊而非远;眷言东国,顾郎顗而有余。逮元康之间,贼臣专命,举朝战栗,苟避菹醢;颂以此时,忠鲠不挠,哭张公之非罪,拒赵王之妄锡,虽古遗直,何以尚兹。至于缘其私议,不平刘友,异夫憎而知善,举不避仇者欤!李重言因革之理,驳田产之制,词惬事当,盖亹癖可观。及锐志铨衡,留心隐逸,浚冲期之识会,岂虚也哉!
赞曰:刘颂刚直,义形于词。自下摩上,彼实有之。李重清雅,志乃无私。推贤拔滞,嘉言在兹。懋哉两哲,邦家之基。
《晋书》 唐·房玄龄等
译文
李重,字茂曾,江夏钟武人。父李景,为秦州刺史、都亭定侯。奎重从小好学,有文采;早年成为孤儿,和众位弟弟住在一起,以友爱着称。二十岁时任本国中正,谦逊退让不上任。后任丝垩王文学,上疏陈述九品说:“前代帝王设立制度,随时变革,变革的道理,在于变得适合国情。九品制开始实行于丧乱时期,是军队中的制度,不是长久实行的治国方法。况且检查防备也变得烦琐,刑罚失实,因此朝野的议论,都认为九品制乱风俗,已经有很大弊端。但到了有人提议更改,就又迟疑不决。我认为改革法令创立制度,应当首先考虑利害得失,然后实施,使大的体例通达而没有阻碍并不轻易变动。古时候诸侯治国,分封土地有一定的制度,封国有固定的王侯,人没有非分的欲望,卿大夫世世代代享受福禄,做官的人没有超出自己本职的想法,大臣没有超越国境的交往,上下秩位固定,人们的道德归于仁厚。窒反其道而行之,废除诸侯设立郡守,风俗变得浅薄,就是由此。汉改革秦的弊病,参考题、台制度,设立了封国与郡县,使分封土地有了一定的制度,而郡县官吏必须各自推举贤才,贡举士人要依据家乡对他的评议,事情做得合乎圣王典制,可以和三代相比迹。当今圣德隆厚,光芒照耀四方,亿万百姓仰望不已,看到了太平盛世。但承接魏氏的凋敝,人离物散,做官的人不常在朝廷,人们没有固定的居处,郎吏聚集在军府,豪强集中在都城,事体驳杂乖错,和古代不同。我认为九品制已经授舆,就应首先使各级迁移,听任相互合并。而且申明荐举的方法,不能滥收*之人,这样做官的人士不用分别就可以达到均衡,就地解决实施。又建立官级制度,成功在于简便而能长久推行。品级少,人心就安定;长期从事某职,就会取得成就显出好坏,所以三代能够直道而行。我认为选官按例分为九等,是当今的要务,现在应当加以实施。圣王知道天下不好治理,常常用简易的方法来治理,所以在乡里寄托那些隐逸的人,这样家家户户都像是官署。如果任用不当,事务不合,那即使竭尽圣明之智,也不能办好事情。由此看来,如果能使这两点都实行的话,就会都想回归本业,在乡里的人也进德修业,奢华竞争的风气就会自然止息,而礼貌谦让的风气将一天比一天隆盛。”
升任太子舍人,转为尚书郎。当时太中大夫恬和陈上表,讲到汉孔光、魏徐登等人曾有过议论,使王公以下限制占有奴婢的数量,以及禁止百姓卖掉田地院宅。中书认为可以实行,下令主持的人制定条例。李重上奏说道:“先王的制度。士农工商各有分别,不变更他们的职业,所以物尽其用生活充裕,各尽其力。《周官》平均土地的方法,用井田制经营土地,分别五物九等赋税的次序,然后公私的制度确定,天下的土地都平均。自从秦打破井田的疆界,建立了郡县制度,这种制度受到瓦解。到了漠、魏,因袭旧制,国法所严格限制的,衹是在衣服器物车辆等方面有高贵舆卑贱的差别,使人们不至于僭越仿效而扰乱了尊卑制度。至于奴婢作为私产,却实际上没有做遇限制。八年《己巳诏书》中已申明律令,士卒百工以上,所穿的衣服和使用的车马都不能违犯制度。如果一县在一年之中,有三家人违犯这一法令,洛阳县一年之中有十家以上犯法的。就免地方官之职。照诏书的方法,法制已经很严格。现在如恬和所陈奏中讲的了汉孔光、魏徐干的建议,都是衰败时代过于奢侈,成了当时的祸患。但盛汉在其初期并没有这种制度,孔光等人提议了却未实行,这不是遣漏掉而没有实行,而是能推行但并未采用。是因为诸侯分封已灭,而井田制并没有恢复,这样国家的法律不能限制人们的私产。人们的田地宅院既然没有一定的限度,那么奴婢也就不应该限制占有的数量,我害怕这是一种徒劳的法令,实际琐碎而难以检查。当今圣明天子统治天下,事事都崇尚简单易行,各项法令禁律都已完备,恬和的上表请不要施行。”
司隶校尉石鉴上奏说,郁林太守介登被诸侯王役使,请求召还他;尚书荀恺认为边远郡地不是人们所乐意去的地方,奏请降低介登的官级让他在原郡做官。李重驳议说:“我听说立法没有定制,用以整饬众人纠察奸邪,不必琐碎追究,无所遗漏。所以受阻滞的人少,而受帮助的人多。现在像介登一样做郡守的人很多,如果听任让他降级任职,并成为准则的话,我担忧才能平庸的人到边远郡地任职,会有贪污受贿的弊病,造不是整肃清明教化,使边远地区和辑安宁的办法。我认为应该听从石鉴所上的奏议,先召回介登,使国法有常例可遵守,不因为地方的远近而实行不同的制度。”下诏听从了他的建议。
太熙初年,升廷尉平。驳议廷尉邯郸醉等人,文词繁多逭裹不记载。再升为中书郎,朝廷每有大事以及有疑问的问题,他都参考经典进行处理,大多都被施行。升为尚书吏部郎,坚决抑制奢华争竞,不接待私下拜谒的人,尤其留心任用隐逸的人才,于是众多的贤才都被举用,提拔任用习匕海西郭汤、琅邪刘珩、燕国霍原、冯翊室谌等人作秘书郎以及诸侯王文学,因此天下莫不归心。当时燕国中正刘沈荐举霍原为寒素,司徒府不同意,刘沈又坚持向中书奏举霍原,而中书又把这件事下达给司徒府讨论。司徒左长史荀叁眬为:“所谓寒,应当指出身卑微贫穷的人,没有世族渊源的资格。霍原是列侯,拥有金紫,当初在社会上做一些流通往来的事务,后来才致力于学习,小时候和长大成人后不一样,年纪大了才树立声名,但乡野间对他的称誉还不大,听不到他好的德行礼法,不应当把他看成是寒门出身。”李重上奏说:“按照《癸酉诏书》,应该推崇廉洁谦让,废黜浮华争竞。其中有自谦称为寒门而端正谦恭要求自己的人,应先任用他。按诏书的意旨,如以二品作为资格,可能会失去廉洁退让的人士,因此起用寒门出身的人用来表明崇尚美德。司徒总管选拔人才,实际上是掌管国家教化,应当有严格的评定标准,来统一风气。但古代德行高尚的人士,有的栖身岩穴之中,有的隐迹在山丘园林,有的要求自己遵从礼制,有的到老以仁道见称,出处行动沉默寡言,惟义是从。不能因为年轻时和成人后操守不同,就怀疑他现有的美德,而责成他始终如一,这不是所说的选人必选其德之理。而确实应当以当地的情况来考察他,从任用荐举的人那裹调查他。刘沈是中正,亲自执掌选举权。他陈奏霍原隐居求志,热爱古制喜好学习,学习不图谋利,行为不邀取功名,躲藏在深山,身藏道艺,对外没有希图取悦于世的谀容,在内保全隐逸的气节,成就了德行树立了声名,缙绅之士都钦慕他,委身向他求教的学生来自千里之外,有着孙子孟子的遣风,严光郑玄的节操。刘沈一开始举荐霍原,先咨询了侍中、领中书监张华,前州大中正、后将军婴,河南尹轶等。过了三年,各州官员还朝,幽州刺史许猛特意把霍原的名字向上荐举,把他拟任西河,请求加以征聘任用。如刘沈所列举的那样,州裹已举荐丁他,而且刺史也上表举荐,这样还说他在乡野的声誉不好,没有好的德行,舍弃了已征验考察遇的结果,而又没有明确的道理和义正的言辞,使刘沈改变看法。况且荐应二品,不是他所要求的。但是霍原意志坚定隐居深山,修述儒道,德义可嘉。如果抑制不用,将会辜负幽州人的愿望,伤害敦厚仁德的教化。按照诏书所要求的旨意,应举霍原为二品。”下诏听从了刘沈的奏议。
李重和李毅同为吏部郎,当时王戎任尚书,李重以清正尚直受到称赞,李毅博通有智慧才识,虽然二人节操不同,但都身处要职,王戎以知音对待他们,各得其长。李毅字茂彦,史书没有记载他的事迹。当时内官权重,外官权轻,加上官级繁多,李重奏议过这一弊端,见于《百官志》中。又上疏说:“大凡在山林之中逃避宠幸的人士,虽然违背当世,出处不同,但先王赞许他们的原因,是嘉许他们高尚的情操。过去先帝忧虑风俗奢华的弊端,想反归纯朴,就向在朝的官员咨询,搜访隐逸之士。咸宁二年,征用安定皇甫谧为太子中庶子,四年又召南安朱冲为博士,太康元年,又征用朱冲为太子庶子,虽然他们都称病没有到任,但朝野都表示高兴诚服。现在陛下发扬光大先帝礼敬贤才的宗旨,我寻访朱冲的家乡,说是他虽然年纪很老,但志气仍很大,精心研究儒道,到老而更新,德操纯贞,所在地都受他的教化,的确是隐居山野的高德之人,足以作为表率而使风俗敦厚。我认为应该宣示圣恩,趁他还没有去世,给予表彰优礼。”当时朝政混乱,最终没能听从。李重出任行讨虏护军、平阳太守,尊崇道德教化,修建学校,表彰忠诚笃行之人,提拔贤能,清廉俭约而无欲,端正自己给下属作表率,在职三年期间,弹劾罢免了四个县的官员。他的弟弟李嶷死后,他上表辞去了官职。
永康初年,赵王司马伦用李重为相国左司马,因忧迫成疾而死,终年四十八岁。家贫,住宅狭小,没有收殓停柩之地,下韶在典客署办丧事。追赠为散骑常侍,谧号成。子名李式,有好的名声,官至侍中,咸和初年逝世。
史臣曰:子雅年轻时就在朝做官,竭尽忠诚努力为国,广泛论述建立封国,深合时宜,详细论述刑名,所论都适合政体。虽然文辞不够华美婉丽,但切要有理。和西京时代的人相比,离买谊不远;和束国的人相比,超过了郎颤。到元康之间,乱臣贼子专擅朝命,朝廷上下震惊,都苟且偷安;刘颂在这时,仍忠直不屈,痛哭张公的无罪,拒绝给赵王妄加九锡,即使古代的耿直名臣,谁能如此。至于私议,对刘友有不公平的看法。是憎恶某人但又能表彰他的优点,推举人才能不避仇敌一样!李重讲因循舆改革的道理,驳斥田产之制,词合事当,都有可取之处。到他锐意主持选拔官吏,留意举荐隐逸的贤人,浚冲当成知己,岂是虚假的!
赞曰:刘颂刚烈正直,德义形于言表。上下磨砺,他的确有这种德义。李重清廉雅正,心志无私。推举贤良提拔隐逸,好的言行在他那裹体现。两位贤哲,是国家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