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船山的消费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节俭与奢侈是探讨人类现实消费状况的核心范畴。中国文化传统中，“崇俭黜奢”是消费观的主流。《左传》日“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墨家更是提出“俭节则昌，淫逸则亡”；道家老子则日“吾有三宝，保而持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宋明理学，对节俭的推崇更是到了极致，提出“存理灭欲”。王船山则在批判继承前人的基础上，系统地探讨了节俭与奢侈的关系问题，其中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辩证的消费理念与消费价值模式，在当今时代无疑是一副治疗自我欲望膨胀和消费异化的良药。一、“俭奢有度”的基本消费理念王船山也基本继承了“尚俭”的传统，故有日：“夫俭与勤，于敬为近，治道之美者也。”但王船山对俭与奢的态度是颇具辩证色彩的，且带有时代特色，他在肯定“俭”为美行之后，突然笔峰一转，提出过度节俭的流弊，“恃二者以恣行其志，而无以持其一往之意气，则胥为天下贼。俭之过也则吝，吝则动于利以不知厌足而必贪。勤之亟也必烦，烦则责于人以速如己志而必暴。俭勤者，美行也；贪暴者，大恶也；而弊之流也，相乘以生。”这段话是说，俭走向极端便是吝，吝便会导致过分贪利而不知足，进而为满足贪心而施暴于人，勤俭本为美行，但一旦以俭为名而施暴，则是大恶。王船山既肯定了节俭为美行，又认为由俭而生吝是大恶，由此可见，在这一思想中，蕴含了节俭也应有“度”的辩证思维。然后，王船山又对“奢”做出评论，“子日，奢则不孙。恶其不孙，非恶其不啬也。传口，俭，德之共也。俭以恭己，非俭以守财也。不节不宣，侈多藏以取利，不俭莫大于是。”人们痛恨的是奢华，没有礼节，而非痛恨其不吝啬。节俭的目的也是为了“恭己”，即为自己必要时的“奢”，而不是让人成为守财奴。可以看出，王船山在对俭奢问题上的态度是辩证的，蕴含着显而易见的“俭奢有度”的消费理念。那么王船山崇尚“俭奢有度”的缘由是什么呢?首先，从形而上学层面来看，“俭奢有度”是“理欲合性”的必然要求。王夫之的消费伦理思想是建立在其理欲观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又是其理欲观的价值伸延和理论推扩。理欲观是中国古代哲学伦理学的重要理论问题，涉及道德规范与物质欲望之间的关系，不仅同伦理学基本问题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而且构成消费伦理的逻辑起点。“理”“欲”是王船山哲学的基本范畴，其消费伦理思想就是以“理欲合性”思想为中轴的。中国传统有一种把理欲对立的倾向，宋明理学家以儒学为正宗，但兼重道家无欲和佛学灭欲，由张载发其端，二程过渡发展，朱熹归总，重新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而船山在不违天理，既重人欲的文化批判中，把传统的理欲说推向了一个人文传统发展的历史新高度。性即理是程朱哲学的重要命题，程朱在理气分殊之基础上主张理欲分离，进而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人性论。王夫之继承并改造此观点，在气本论、性气合一的理论基础上，提出理欲自然，离欲无理，理欲皆性的进步命题。“天以阴阳五行之气生人，理即寓焉而凝之为性。故有声色臭味以厚其生，有仁义礼智以正其德。莫非理之所宜。声色臭味，顺其道则与仁义礼智者不相悖害，合两者而为体也。”声色臭味的厚生，是人的生命体存在的自然需求，亦即自然人性；仁义礼智的正德，是人生活交往于其中的社会道德的需求，亦即社会人性。去掉感性厚生欲望的道德理性是无载体的虚无，丧失社会道德理性的感性欲望便离禽兽不远，反天理，则与天同其神化；徇人欲，则其违禽兽不远矣。天理人欲、厚生正德相依不离，相互为体。这便是身与心、自然性与社会性、生理学与伦理学的对待统一、冲突融合的互体说。“盖性者，生之理也。均是人也，则此与生俱有之理，未尝或异。故仁义礼智之理，下愚所不能无；而声色臭味之欲，上智所不能废，俱可谓之为性。”在王夫之看来，人性是自然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消费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顺乎人性的发展。既然天理与人欲均是人性，那么就既不能为“存理”而“灭欲”，亦不能为满足“一己之私欲”而置“天理”于不顾。主张珍重和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合理欲望，同时，也有必要遵循社会道德规范。为此，就要做到俭奢有度。

其次，从社会政治常识来讲，“俭奢有度”会带来善果，“俭奢无度”会酿成恶果。“三代之治，其祥不可闻矣。观聘、燕之礼，其用财也，如此其费而不吝；饮、射、蒸、蜡之制，其游民也，如此其裕而不烦。天子无狗马声色玩好之耽，而不以宵旦不遑者督其臣民；长吏无因公科敛、取货鬻狱之恶，而不以寝处不宁者督其兆庶。故皇华以劳文吏，四牡以绥武臣，杖杜以慰戌卒，卷阿以答燕游，东山咏结缡之欢，呆苜喜春游之乐，皆圣王敬以承天而下宜乎人者。”三代之治，之所以能出现一派和谐祥和的局面，皆因为圣王做到俭奢有度，“费而不吝”“裕而不烦”，故而做到“敬以承天而下宜乎人”。接着王船山指出吝啬与奢侈两者都是祸患无穷的，对于当政者来说，吝啬不易被人所知，其危害更为严重。吝啬和贪婪常使少数当权者横征暴敛巨额财富，不用于社会生产，导致广大人民的正常消费无法得到满足，社会矛盾恶化，以致人民群众揭竿而起、发动*的恶果。故王船山一针见血的揭露以勤俭之名聚财的本质、心态及其带来的恶果，“夫财之所大患者，聚耳。天子聚之于上，百官聚之于下，豪民聚之于野。聚之之实，敛人有用之金粟，置之无用之窖藏。聚之之心，物处于有余而恒见其不足。聚之之弊，辇之以入者不知止，而藕之以出者无所稽。聚之之变，以吝陋激其子孙，而使席丰盈以益为奢侈。聚之之法，掊克之荟人日进其术，而蹈刑之穷民日极于死。于是而八口无宿舂，而民多捐瘠；馈晖无趋事，而国必危亡。然且日，君臣上下如此其俭与勤，而犹无可如何也。呜呼劳形怵心以使金死于藏，粟腐于庾，与耳目口体争铢两以怨咨。”l1在王船山看来，要避免“金死于藏，粟腐于庾”的状况就必须鼓励正当消费。王船山又日：“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守财。“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贼。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王船山极力反对百官、豪民极尽聚财之能事，认为国有聚敛之臣甚于有盗贼。国家当政者必须要以满足老百姓的正当需求为利，即以义为利，而不能不顾老百姓的生死，而使“金死于藏，粟腐于庾”。其中心思想不过仍然强调俭奢俱不能失中，否则都会酿成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