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为何以三家分晋开始?究竟有何深意?
任何一本书，都是有开始有结尾的，而一个开头对于一部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是史书也是如此。史书的记载也一定有一个开端，也许是人物，也许是事件，而如果能够作为史书的开篇，自然也是别有深意的。在《资治通鉴》书中，就将三家分晋这个历史事件作为开篇，看起来是要从战国时期开始讲起，但其实把这件事情作为开篇，也是作者的一个别有深意的安排，那么究竟这样的安排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三家分晋，指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从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三军设六卿起，六卿一直把握着晋国的军政大权。到晋平公时，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卿相互倾轧。后来赵把范、中行氏灭掉后，公元前453年又联合韩﹑魏灭掉了智氏，晋国公室名存实亡。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命韩虔﹑赵籍﹑魏斯为诸侯。到公元前376年，魏武侯﹑韩哀侯﹑赵敬侯瓜分了晋国公室。
三家分晋是指中国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在历史上，“三家分晋”被视为春秋之终、战国之始的分水岭。司马光将其列为《资治通鉴》的开篇之作。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威烈王封三家为诸侯。司马光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的记载就从这一事件开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作为春秋与战国的分界。
公元前376年，韩、赵、魏废晋静公，迁于端氏(今晋城市沁水县)。将晋公室剩余土地全部瓜分。因此韩、赵、魏三国又被合称为“三晋”。三家分晋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是春秋战国的分水岭。
第一个原因就是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出发点。司马光当官时期正好赶上王安石发起变法，当时社会矛盾尖锐，国家积贫积弱，已经有了亡国征兆，像王安石这样的有识之士决定仿效当年的商鞅实行变法，作为儒家子弟竟然喊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王安石在获得宋神宗的支持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变法，将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等人贬出*，司马光正是在退居洛阳的十五年内完成了《资治通鉴》的大部分内容编撰。
作为一位史学家，面对国家剧烈变动的时候提出了回顾历史，总结国家的兴亡得失。在看到王安石借助君王的权威，大规模贬斥官员，任用私人，更改祖宗法度，就以三家分晋作为全书的开端，韩、赵、魏三家作为国君的大臣，不仅没有起到辅助君主的作用，还将国家权利篡夺在手中，将君主驱赶到一边，分割国君的土地，这种行为本来就是大逆不道的举动，而作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不仅不号召诸侯一起消灭这三家，反而将这三家列为诸侯，此后周天子的权威完全丧失，彻底沦落为一个普通的小国。
周天子的国土面积跟小国一样大，但是当年楚王问鼎中原的时候，周天子一句“鼎之轻重，未可问也”将楚王吓得赶快跑回老家了。当周天子将三家列为诸侯后，列国纷纷称王，周天子五世就亡国了，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就是在于周天子自己破坏了尊卑秩序，将名分与礼器授予破坏尊卑秩序的韩赵魏三家，名分与礼器是国之重器，不可轻易授予。这也是为什么商鞅变法后被秦惠文王车裂的原因，因为秦孝公授予商鞅只有君主才能掌握的实际权力，在名分上被赐予商君的名号，秦国百姓可能不知道新任君主是谁，但是一定知道商君是谁，这样的一个人已经有了篡位的可能性。司马光以三家分晋为开端，提醒君主祖宗法度不可以轻易改变，授予大臣以君王的权力导致君臣易位的可能性。
第二个原因就是司马光对《左传》的崇拜。司马光年轻时就十分喜爱《左传》，《左传》以《春秋》为底本，内容包含了东周前期二百五十四年间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基本上涵盖了春秋时期。《左传》的特点就是编年体和评论，这两点在《资治通鉴》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有相应的评论，《左传》记载的内容在三家分晋前截止了，而司马光从三家分晋开始记载，体现了司马光接续《左传》的雄心壮志。
首先，《资治通鉴》开篇就讲：“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纲纪哉!”可见这部史书主题之一就是“维礼”。
“三家分晋”正是周朝礼法体系完全崩溃的标志，也被儒家认为是夏商周三代美好的时代终结。因此《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为开端也是想以此呼吁未来的统治者重视礼法制度。
其次，在《资治通鉴》成书前，中国影响最大的编年体史书就是孔子所编的《春秋》。《春秋》是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之一，《资治通鉴》的综合影响也比上《春秋》。
正因如此，司马光认为自己编撰的《资治通鉴》怎么能与圣人的《春秋》相比!既然《春秋》及其三传已经记载了春秋的历史，那么《资治通鉴》自然就从春秋彻底结束的“三家分晋”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