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得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研究综述

所得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研究综述

会计信息的价值相关性研究，起源于决策有用性的财务报告目标和有效市场假说（emh）。自从samuelson（1965）、fama（1965）和be，noit（1966）的研究提出有效市场假说以来，emh就成为现代金融学的范式，也成为基于资本市场的会计研究的最为充分、争论最为激烈的命题，并产生了大量的文献。由于所得税会计要涉及会税制度的协作问题，使得所得税会计信息的研究具有一定特殊性。近年来，所得税会计已成为最活跃的会计研究领域之一（graham等，2012）。本研究仅对财务报告中列报的所得税会计信息相关研究进行回顾，不包括依据财务数据测算的企业应税所得、有效税率、税收筹划等衍生所得税会计信息的拓展研究。

一、不同所得税会计方法下所得税信息价值相关性研究

对所得税会计方法信息含量的直接检验，ay，ers（1998）研究了sfas no.109的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相比apb opinion no.11中递延法信息的增量价值相关性，研究发现：（1）apb opinion no.11下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及apb opinion no.11向sfas no.109递延所得税负债的调整与普通股市场价值在2%水平下显著负相关；（2）在sfasno.109下，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与市场价值分别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和负相关，同时，递延所得税估价备抵（valuation allowance）与股票市场价值在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3）在1993年税收调解法（the revenue reconciliation act of1993）下，由于税率升高导致在sfas no.109下核算的递延税项的调整额与股票市场价值在1%水平下显著负相关。WwW.11665.com（4）最后，文章在结论中特别建议，应将递延所得税资产、存在的估价备抵和税率变动的调整分别进行确认。在我国，针对cas 18下资产负债表债务法的应用，陈丽花等（2009）。运用2007年沪深两市a股数据，研究资产负债观相比收入费用观的会计信息质量，在研究方法上，用“最纯净”地能代表资产负债观的所得税准则作为切入点，研究发现：（1）所得税准则的实施对净资产的累计影响（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去递延所得税负债）、所得税准则的实施对每股收益的累计影响（用递延所得税资产对每股收益影响减去递延所得税负债对每股收益影响）与普通股的市场价值均在1%水平下显著正相关；（2）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在1%水平下分别与市场价值正相关和负相关；（3）现行税法实施导致的税率下降对净资产和每股收益的影响分别与市场价值在5%水平下显著正相关。结论认为，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分开列报提供了增量的价值相关性，资产负债观显著地改善了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直接给出了美国sfas no.109相比apb opinion n0.11的经验证据，证明了从价值相关性角度所得税会计准则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而取消递延法是合理的；而后者的研究目的在于对收益决定的资产负债观与收入费用观进行比较，而非研究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本身。

除此之外的其他研究，则没有直接研究所得税会计方法的价值相关性，而是对所得税方法选择动机或因素进行研究。如刘斌等（2005）运用200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24家样本研究发现，所得税方法中纳税影响会计法的选择，与政治成本和收益波动程度显著正相关，而和簿记成本显著负相关。车菲（2005）运用2003年的样本，发现会税差异、企业规模、利润波动和减值准备比率与纳税影响会计法的选择显著相关。王菊（2007）运用我国2003—2005年采用纳税影响会计法的83家样本，研究发现债务契约与“壳资源”假设与纳税影响会计法的选择显著相关。因此，对于所得税会计方法的选择动机，并非出于提高所得税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而是更多地出于企业非财务报告的管理动机，如政治成本、债务契约和“壳资源”保护等。

二、递延税项信息价值相关性研究

最早beaver和dukes（1972）发现，包含有关递延税项的盈余指标相比不包含递延税项的盈余指标与市场回报有更高的相关性，chaney和jeter（1994）也有类似的发现。rayburn（1986）则发现所得税相关的应计信息相比现金流量信息能够提供增量信息含量。在sfasno.109实施以后，研究则主要集中在用两种模型检验市场是否对递延税项进行定价。

第一，水平模型。该模型以不同的权益指标作为因变量和不同的递延税项指标作为自变量进行设定。amir，kirschenheiter和willard（1997）做了该问题可能最全面的分析。文章检验了市场是否根据递延税项的转回情况进行分别定价。通过手工搜集fortune 500的1992—1994年的数据，他们用股价对以下七个递延税项成分进行了回归：1.固定资产折旧和无形资产摊销；2.营业亏损、税收抵免和税后扣减额；3.重组费用；4.环境税；5.雇员福利；6.估价备抵；7.其他。研究发现，这些项目均被定价，尽管市场会根据这些项目转回的可能性和时间进行折现。如市场对重组费用项目定价最高，这与其比其他项目转回快有关。

amir和sougiannis（1999）则研究了分析师（投资者）如何运用递延所得税资产中的营业亏损和税收抵免的税后扣减额（carryforwards）进行预测（估值）。研究发现，市场和分析师都认为有税后扣减额的盈余持续性差，但递延所得税资产仍被认为是一项真正的资产。最后，研究指出分析师的预测准确性没有受到递延所得税资产中税后扣减额的影响。

ayers（1998）用递延所得税资产、递延所得税负债和估价备抵对权益市场价值进行回归，发现递延所得税负债和估价备抵的系数显著为负，而递延所得税资产的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市场能够区分不同递延所得税的性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对其分别进行定价。

david（2000）运用一个分析性框架，研究了企业出于财务报告和税务报告权衡动机下的企业估值理论模型，发现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价值；根据税法是否允许费用在发生的期间抵扣，分别等于其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或当期账面价值的一个固定乘数额。

区别于上述资产负债表的所得税信息，dhali—wal，trezevant和wilkins（2000）检验了市场是否对表外递延所得税负债进行定价。其研究的表外所得税负债来自于后进先出法（lifo）的一致性原则，该原则指出如果企业用lifo计算应税所得，那么其必须用lifo计算会计利润。研究认为，即使企业在财务报表中运用lifo，投资者仍会运用先进先出法（fifo）来对存货进行估价（其假设fifo更为相关），通过对权益市场价值回归发现，市场对这种表外的递延所得税负债进行了定价。

在我国，邹舢（2006）运用2003—2004年的样本进行研究，认为递延税项还不具有很高的信息含量，但这种结论稳健性受样本量较小（108家）的约束。

第二，增量模型。即检验企业所得税率变动对股票价格变动的影响。如dan和carla（1992）运用1986年税率从46%降低到34%来检验递延所得税负债的定价（当时施行的是apb opinion n0，11）。由于1986年税制改革降低了预期税负，使得预期企业价值增加。再者，如果市场将递延所得税负债认为是“真正”的负债，那么股价的变动应该和递延所得税负债相关。实证结果发现，市场的确将递延所得税负债认为是负债。第三，股票的非正常回报与递延所得税负债大小正相关，这与市场预期递延所得税在税率下调时转回是一致的。同时也发现，递延所得税负债转回的可能性越小，转回期越长，市场的反应就越小。

不同于apb opinion no.11，在sfas no.109下，递延税项必须在税法实施的年度进行调整，并相应调整期间会计利润。在1993年，所得税率从34%提高到35%，增加了递延所得税负债/资产，相应减少（增加）了当期会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计利润。chen&schoderbek（2000）检验了投资者是否将税率升高因素考虑到其预测（股价）中。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投资者会利用这些信息，即使他们可能已经对当期递延税项的预期调整进行了估计。当然，这种结果可以解释为投资者的非有效性，还有可能是税率仅仅变动了1%，从而很难从回报中分离出税率变动的影响。

总之，市场会对递延税项进行定价（包括预期的估价备抵），尽管这与其转回可能性及转回期的长短有关。

三、所得税费用信息价值相关性研究

1.基本信息含量研究。资本市场会计研究是检验税后利润与股票回报的关系，其基本假设是股票价格反映了税后利润（kothari，2001）。如lipe（1986）检验了会计盈余的各种成分，包括所得税费用，发现其相比其他成分为市场提供了增量信息含量。但是所得税费用信息含量的研究，一般有以下几种方法。

第一，检验所得税费用的异常变动。一般通过所得税费用除以税前收益进而检验有效税率的异常变动来进行。如果有效税率降低，在税前收益不变的前提下，就认为是所得税费用的降低，从而认为是一个“好”消息。对于这种主张，schmidt（2006）给出了一个解释：有效税率的降低意味着企业从税收筹划或税收优化中得到收益，包括税盾和跨州或跨国之间的税率差异。文章通过考察所得税信息的持续性，着眼于盈余中所得税变动的影响，即有效税率（efficient tax rate，etr）变动对盈余的影响。研究发现，etr变动在第一个财务季度盈余中具有信息含量，与未来盈余正相关，但在随后的几个季度则不具有信息含量。

第二，检验所得税费用的性质。一般认为，所得税费用与一般费用一致，其与股价或股票回报负相关，如amir等（1997）、ayers（1998）和dhaliwal（2000）等；这种研究认为，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下，利润表中的收入（费用）与资产升值（减值）或负债的减值（升值）紧密联系，特别是递延所得税费用，而收入（费用）变动与股价或股票回报正（负）相关。但也有例外情况，ohlson&penman（1992）在通过将收入和各种费用对股票回报作回归时，发现所得税费用与股票回报显著正相关，但是没有对符号“异常”作出解释。thomas&zhang（2010）研究发现，与其他会计费用不同，所得税费用与股价正相关，其解释为市场可能将应税所得作为经济利润的一个指标。

第三，研究所得税费用是否被市场充分地定价。已有研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一般假设市场是有效的，而现实市场是无效的。实际上，税收在前期的市场非有效性研究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其并不被认为是市场定价的一种异象，而是用来对不同定价的异象进行解释。如ber-nard&thomas（1989）就研究了“好”和“坏”的投资组合中投资者水平税负的差异能否解释盈余的动量差异。george&hwang（2007）研究认为，长期的股票回报反转很可能是以前研究没有重视的个人所得税效应导致的。

第四，在模型设定上，运用所得税费用的增量模型。前者，如lev&thiagarajan（1993）研究发现，有效税率的变动与当期回报显著正相关，而这种关系被解释为由于存在普遍的大众心理，即“有效税率的非正常降低一般被认为是盈余持续性的一个‘坏’消息”；后者，如ohlson&penman（1992）。这两种模型的关系在于是否运用上期股价进行平减。

总之，除少量研究如ohlson&penman（1992）、lev&thiagaraian（1993）和thomas&zhang（2010）研究认为所得税费用与股票回报正相关外，其他研究均认为高的所得税费用是一个“坏”消息，而且主要运用股票回报而非股价作为因变量。

2.所得税费用信息的进一步检验：应税所得的信息含量。尽管信息使用者无法拿到纳税申报单，但是研究者可以运用财务报表中所得税信息进行应税所得的估计。最典型的做法是检验市场是否对所得税费用除以法定税率的信息进行定价。当然，更多的研究剔除了净营业损失的税后扣减（net operationg loss carryforwards）额。此类研究主要有如下两类。

一类是检验当期股票回报与估计的应税所得的关系，即试图证明市场是否对测算的应税所得信息进行估值，但并不对此类信息定价的充分性和有效性进行研究。hanlon，laplante和shevlin（2005）首先用三种方法做了这种检验。（1）为检验测算应税所得的增量信息含量，通过长时间的同期回报与税前收益的变动和测算的应税所得变动进行回归。结果发现，两个指标均对同期回报有解释力，尽管税前收益变动的系数大些，但测算的应税所得变动仍然很显著，与预期的应税所得可以提供增量信息含量一致。（2）通过检验两个指标分别对同期回报的信息含量，即比较两种回归的r2，研究发现税前会计收益的回归r2较测算的应税所得的回归r2大，说明税前会计收益比测算的应税所得有用性更高。（3）运用投资组合的回报去估计利用预知的收益变动获得的回报，发现税前会计收益变动和测算的应税所得变动分别解释了回报的27.4%和21.1%。

进一步，ayers，jiang和laplante（2009）通过考虑公司间税收筹划和盈余质量的差异，拓展了hanlon，laplante和shevlin（2005）[281的研究。该研究提出了两个著名假设：第一，进行税收筹划公司的应税所得不能代表公司真正经济活动；第二，有较高盈余管理公司的测算应税所得有相对较高的信息含量。研究发现，当公司有较高税收筹划和低盈余质量时，测算的应税所得（相比会计收益）有低的信息含量。而raedy（2009）对第一个假设进一步做了敏感性检验，研究结论与ayers（2009）一致。

同时，lev和nissim（2004）也研究了盈余质量是如何受到会税差异大小的影响。文章用测算的应税所得与会计收益的比值（ti/bi）作为盈余质量指标。通过用其对盈余增长进行回归，结果发现，盈余增长与ti/bi显著正相关，说明会税差异是盈余指标的一个指标。最后检验了该指标的信息含量，通过用ti/bi对当期e/p进行回归，发现市场对该信息在sfas no.109实施后的期间进行定价，而对该准则实施前没有进行定价，文章的解释是“投资者更快和更全面地理解了所得税信息对未来盈余的含义。”

另一类是研究未来回报与测算的应税所得关系。如果市场在所得税信息发布时能正确地将所有相关信息反映出来，那么所得税信息就不应该和未来的回报有关。但是，如果发现当期应税所得和未来回报在统计上相关，那就说明市场未必全部反映了所有应税所得的信息含量。lev&nissim（2004）最早研究测算的应税所得与未来回报关系。研究发现，ti/bi与下一年股票回报显著正相关，说明所得税信息并没有完全反映在当年的股价中。weber（2009）在许多方面拓展了lev&nissim（2004）的研究。首先，研究指出，会税差异与未来盈余的关系仅存在于分析师跟踪的情形下。再者，通过分析师误差对ti/bi回归，发现分析师并没有完全利用测算的应税所得的信息，特别是当会税差异很大时，分析师估计产生了乐观性偏误。问题在于，研究假设市场依赖于分析师解释和报告所得税信息有些牵强。

总之同财务报表测算的应税所得相比，会计收益有增量信息含量，但对于市场是否对测算的应税所得进行充分和有效的定价，文献的研究结论还不统一，不能说明这种关系是市场的非有效性或未来期间的风险实现还是其他因素。

四、基本评析

如前所述，已有文献结论基本一致地认为所得税会计信息，包括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和所得税费用信息都具有价值相关性。报表中的所得税信息提供了投资者决策相关的信息。研究不足是：（1）在研究视角上，国内外文献很少直接比较研究各种所得税会计方法的价值相关性，仅有少量文献对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提供了实证检验，还缺乏对各种所得税会计方法的一般原理描述以及方法选择和演进的直接证据，对所得税方法变革和准则改革指导意义较弱。（2）在研究的理论基础上，实证检验中经常直接运用财务报告中的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资产和所得税费用的信息，而缺乏对所得税信息的理论分析，如决定信息生成的递延税款摊配（所得税方法）和信息传播的报表列表模式的综合考虑。（3）在研究结论的稳健性上，由于已有主要经典来自于美国资本市场的研究，研究结论的前提是合并纳税和单一合并报表制度约束，区别于我国分别纳税和合并报表与母公司报表同时列报的“双重披露制”的制度，而制度的约束是税务会计研究的必要前提。（4）在对我国制度的研究上，相对国际大量的创新性研究，国内研究则主要集中在所得税会计方法的比较或选择动机上，进行价值相关性经验研究的文献很少，数据选择也主要是短期数据，并且也很少考察中国财税制度实际变迁的制度环境。在研究手段上整体缺乏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的综合运用。（5）在实证检验方面，现有文献局限于从价值相关性视角研究所得税会计信息对股票投资者的决策有用性，而忽略了对债权人、监管者、审计师和分析师等其他利益相关者决策的影响。graham等（2012）指出，除了为财务报告信息的普通使用者提供信息外，税务项目（tax account）还为对立方，税收监管机构提供信息。事实上，税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可能是税收监管机构；同时，财务报表的使用者还有银行、私人信贷者、客户、员工和其他监管方。因此，对于财务报表的其他使用者而言，如何看待所得税会计信息也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对于所得税会计信息的

研究，已突破了经典财务管理的“scholes—wolfson”范式，而集中在会税协作、会税差异、利用所得税账户进行盈余管理以及所得税账户信息的定价研究上。如利用所得税账户进行盈余管理的研究，主要是在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之后，企业管理层利用所得税会计信息进行盈余管理。由于企业在递延所得税资产和负债的确认和转回时存在较大的职业判断空间，因此有大量文献通过所得税会计信息来研究可能存在的盈余管理行为。国外对于是否利用所得税会计信息进行盈余管理，主要通过：估价备抵、或有所得税负债项目（tax contingency account）以及*收益所得税费用（tax expense 0n foreign profits）。利用估价备抵进行盈余管理的研究仅在达到或击败分析师预测上存在一致的证据，至于利润平滑、洗大澡、秘密准备等动机没有得到验证。而且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些有限的证据解释管理层是否和为什么利用所得税会计处理中提供的选择权进行盈余管理。对于利用或有所得税负债项目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尚未统一，达到分析师预测是较多被验证的证据。对于*收益所得税费用研究也存在研究技术处理上的问题。可见，所得税会计信息含量研究已深入到盈余管理等经理层行为动机方面，这也势必成为未来所得税会计信息研究的主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