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

陈伯达，原名陈建相，字仲顺，福建泉州惠安人。曾任**政治局常委，*政治秘书，是*、*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

姓名：陈伯达

性别：男

出生日期：1904年10月

逝世日期：1989年9月20日

民族：汉

籍贯：福建泉州惠安人

1、政治生涯

陈伯达（1904-1989），男，福建惠安人。

1927年加入中国*，同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30年从苏联回国，在北平中国大学任教。

1937年在延安**党校、马列学院教书，并在**宣传部、军委、*秘书处、*政治研究室等机构工作。在此期间写过《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政治论着，成为在党内有影响的理论宣传家之一。

1945年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委员。七届二中全会递补为*委员。*八大后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党*机关刊物《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着有《*论中国革命》等书，并协助*起草过一些党的文件。

“*”（1966-1976）期间任“*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政治局常委。

1969年*九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常委、委员。

1970年，他在庐山会议上被*点名批判，后被开除党籍。

因积极参与*、*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中国*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党。1976年10月被捕。

1981年1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81年8月获准保外就医，1988年10月刑满释放。1989年9月20日逝世，年85岁。

作为*、*反革命集团主犯之一，1981年1月25日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

1989年病逝于北京。

2、著作

著有《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

3、戏剧性的人生

求学生活

陈伯达于1904年10月生于福建惠安县岭头村一个破落的秀才之家。15岁那年，陈伯达考入华侨富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厦门集美师范学校（现为集美大学师范学院）。在集美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半后，17岁的陈伯达回到惠安老家当上小学教员，一年后到厦门小学任教。

担任小学老师时的陈伯达十分倾慕中国诗坛上的“新星”郭沫若，他一遍又一遍拜读郭沫若新出的诗集《女神》，还写信给郭沫若，大谈读了《女神》之后的感想。郭沫若给了他回信，使他兴高采烈。

1924年，陈伯达在*早期党员、福建人张觉觉帮助下来到上海，一边在一家小报当记者，一边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学习。在这所大学里，陈伯达受到了*人的熏陶，初步接受马列主义理论的教育。

1925年春，陈伯达回到厦门。就在这年初春，还是文坛上无名小卒的陈伯达在当时颇负盛名的《现代评论》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寒天》。这篇《寒天》竟然紧挨在鼎鼎大名的红学家俞平伯的文章旁边。写这篇小说的时候，陈伯达刚满20岁，以后他再也没有创作过小说。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21岁的陈伯达信奉孙中山的三*义，经人介绍，参加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首先在上海向*举起了屠刀，赵世炎、陈延年等一大批优秀的*人倒在蒋介石的枪口之下。就在这时，陈伯达由厦门来到上海。面临着严峻的考验，陈伯达向*组织提出，要求加入中国*。陈伯达在自己回忆往事的手稿中，是这样写他的入党经过：“我是在蒋介石、*清党大*的时候，在上海申请入党的。在大*的反革命恐怖中，在各大报纷纷登出*组织被破坏和大批叛徒自首启事的恐怖中，我自愿列在伟大*队伍中，就免了我入党的候补期。”陈伯达在1927年4月下旬加入中国*后，很难在上海立脚。他便奉党组织之命，跟随王明、李立山、罗亦农、王荷波等一批*人，一道坐船撤向武汉。到了武汉，组织上分配他到**宣传部担任出版科科长。当时**宣传部长，是刚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蔡和森。不久，陈伯达接到党组织的通知：派他赴苏联学习。陈伯达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分配在一年级二班。

负责宣传

1930年底，26岁的陈伯达回国。1931年春，陈伯达来到上海，接上了党的组织关系。一到上海，陈伯达出乎意料，不但见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同班同学王明，还见到了校长米夫。尽管王明与陈伯达同岁，

但当时王明已经以“*领导”的身份、口气跟陈伯达谈话了。陈伯达在上海逗留了两个月，被王明派往天津，到*顺直(即河北)省委宣传部工作，任务是负责出版、编辑一个刊物——《北方红旗》。

1931年4月8日，陈伯达由上海坐船抵达天津。这一天，*顺直省委机关遭到*特务的大破坏，化名王通的陈伯达，与省委组织部长陈原道、省委书记许兰芝以及刘宁一、刘亚雄(女)等，计15人一同陷入特务的魔掌。由于省委书记许兰芝的叛变，特务突破了全案。1931年9月4日，陈伯达与陈原道等人，从天津被押解到北平。陈伯达被判处两年半徒刑，关进“北平军人反省院”服刑。1932年，陈伯达出狱。1933年初，党组织派他赴张家口到吉鸿昌部队工作。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次日，陈伯达受**北方局的指派，赶到北平，与李葆华、柯庆施等一道领导当时北平全市学生的总罢课，并负责执笔起草北平学生运动的宣传大纲。

1936年春，*以*代表的身份来天津担任北方局书记。*改组北方局，提名彭真任组织部长、陈伯达任宣传部部长、林枫任秘书长。自此，32岁的陈伯达因担任**北方局宣传部长，而在党内开始有了一定地位。

奔赴延安

1937年7月北平沦陷时，*北方局任命林铁、陈伯达组成相当于*北平市委书记的“北平三人委员会”，负责主持*北平市委工作。同年8月初，陈伯达离开北平来到天津。天津在日军铁蹄之下，一片混乱。陈伯达期望着能有稍微安定的环境，可以继续他的著述，希望能够前往延安。*北方局同意了陈伯达去延安的要求，指示他由天津坐船到青岛，然后西行。

陈伯达到延安时，正值陕北公学刚开始创办，需要教员。因陈伯达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教过书，**组织部便安排他到陕北公学当一名教员。可是陈伯达那一口闽南方言，实在让人难以听懂。他讲课时，要不断地在黑板上写粉笔字，学生才能明白。与其说是讲课，倒不如说是“写课”。在陕北公学教了一阵书，陈伯达被调往**党校当教员。

1938年5月5日，马列学院在延安成立。这是**培养理论*的院校，院长是由时任**总书记张闻天兼任。张闻天即洛甫，跟陈伯达很熟，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同期同学。张闻天当即把陈伯达调到马列学院当教员。陈伯达在马列学院讲授马列主义基本知识，也教历史和哲学。有一次开会，*来了。张闻天当众向*介绍陈伯达，但当时，*并未注意到陈伯达。

教书毕竟非陈伯达所长，因为学员们纷纷反映听不懂他的话。常常出现这样的怪事：中国教员陈伯达给中国学员上大课，往往要带“翻译”，将他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于是，陈伯达被调到**宣传部，被任命为出版科科长。

人生转折

陈伯达在初到延安时未能得到**重用，其心境不那么舒畅。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伯达引起了*的注意。那是一次由*参加的理论座谈会，讨论孙中山的思想。会上，对孙中山思想的阶级性发

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说，孙中山的思想属于小资产阶级；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属于民族资产阶级。

*很仔细倾听着双方的争论。就在争论愈发激烈的时候，陈伯达发言了。他尽量讲得慢一些，以便大家能听懂。陈伯达高明之处，就是运用对立统一的方法加以阐述，他说：“我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有两个两重性：既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又包含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陈伯达发言完毕，*站了起来，很高兴地说：“刚才陈伯达同志的发言很好，很恰当地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会后，*把陈伯达留下来，问了一些关于他的情况。

当天傍晚，*派人通知陈伯达，要他赶到机关合作社食堂吃晚饭。陈伯达急忙赶去，到了那里才明白，*宴请了一位美国记者。*对陈伯达说：“今天顺便也请你，请你和美国客人。”这次请客很简单，*、翻译、美国记者、陈伯达四人同桌而餐。起初，*跟美国客人说了一些客套话。后来，他转向陈伯达，问起北平文化界情况，问起张申府(*最早的党员之一，其夫人刘清扬是*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夫妻双双脱党)的近况。

*得知陈伯达在北平中国大学开过先秦诸子课，而*对中国古代哲学也饶有兴趣。这样，他们之间便有了共同话题，越谈越投机。这一天，成了陈伯达人生的转折点。

政治秘书

被*看中后，陈伯达不再坐冷板凳了。经*提议，陈伯达在延安举办中国古代哲学讲座。每一次讲座，*差不多都去听。*一去，许多人也跟着去。虽然陈伯达的话难懂，听久了，也慢慢听惯了。很快，陈伯达在延安理论界有了名声。

1938年秋，延安成立“新哲学会”，陈伯达成为这个团体的领头人，执笔写了《新哲学会缘起》，发表于1938年9月《解放》周刊。1939年1月，陈伯达写出《墨子哲学思想》一文，请求毛指正。*细致地读完后，亲笔给陈伯达复了一封信：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看了。这是你的一大功劳，在中国找出赫拉克利特(赫拉克利特为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笔者注)来了。有几点个别的意见，写在另纸，用供参考，不过是望文生义的的感想，没有研究的根据的。敬礼！

*二月一日夜

*的书信通常很短，但这次因《墨子哲学思想》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虽然复了信，但他仍觉得意犹未尽，便又写了好几页纸的意见附在信后。陈伯达所擅长的中国古代哲学研究，正是*当时思索的热点。陈伯达见*对他的文章如此看重，于是又向*呈送上他所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两篇文稿。*读后，兴致很浓，于1939年2月20日写了一封更长的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在这封信中，*详细地写了七点意见，针对陈伯达的文章，谈了自己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看法。陈伯达收信后，当即遵照*的意见作了修改，再呈*。

1939年2月22日，*又写一封信致张闻天转告陈伯达：伯达同志的文章看了，改处都好。但尚有下列意见，请转伯达同志考虑……是否有当，请兄及陈同志斟酌。在这封信中，*又补充了三点意见。

陈伯达与*在*城楼交谈（资料图）

借助于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探讨，借助于呈送文章向*请教，陈伯达与*的关系日益密切起来。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话题，陈伯达为*所看中，就是势所必然了。

1939年，张闻天找陈伯达商谈调动工作问题。张闻天告诉陈伯达，*提名，调他到*办公室工作。陈伯达调任的职务是“*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而当时*为*军委主席，因此陈伯达实际上就是*办公室副秘书长。

*给陈伯达拟定了四项任务，即四个研究课题：《抗战中的军事》、《抗战中的政治》、《抗战中的教育》、《抗战中的经济》。在*的直接指导下,陈伯达做了大量的资料搜集工作。陈伯达说,是*帮助了他,把他的研究工作的注意力从古代转向现实生活。从此陈伯达便一直在*身边工作。

*研究院成立后，成为**秘书处的秘书不久的陈伯达出任秘书长兼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后来，*政治研究室成立，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虽然职务在不断变动，但陈伯达一直没有脱离做*的政治秘书这一最重要的职责。

国共论战

陈伯达一生写过很多文章，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评〈中国之命运〉》，算是他的开山之作。后人评价，这也是陈伯达写得最好的文章。

1943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其侍从秘书陶希圣起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洋洋洒洒十几万言，中心论点就是一个：宣称只有*才能救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并对*进行了攻击和污蔑。在推广发行这本书时，*方面可谓不惜血本，用最好的纸张印刷，其价格却极便宜，让老百姓都买得起。因此，该书的发行量很快就超过了100万册。面对*发起的宣传攻势，*方面决定进行“反击”。*以其一贯的幽默语气对陈伯达、范文澜等人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作文章呢”。根据*的指示，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等分别作起了文章。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一文。全文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在审稿时，*将题目中的“蒋介石先生”去掉，再稍作修改，并将署名改为陈伯达一个人的名字，刊发在7月21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宣传部借这篇文章进行了一次党内党外的扩大宣传。大后方印了几万本小册子，不但在根据地发行，还发行到了重庆，甚至还翻译成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受此文的影响，美国左派人士著文谴责《中国之命运》是法西斯主义。《评〈中国之命运〉》一时洛阳纸贵，*下令严禁此文，称作者为“陈逆伯达”，陈伯达因此名噪一时。

此后，“陈逆伯达”继续向*阵营开火，先后写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重要文章。解放后他又写下了《斯大林和中国革命》《论*思想》和《*论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宪法》(“五四宪法”)、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关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根据*的多次讲话精神，归纳整理成*建国后最重要著作之一的《论十大关系》，起草了*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的“十六条”等。

*曾赞扬陈伯达：他是“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

跌宕人生

在*的30多位秘书中，陈伯达的职位升得最高。

1966年，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常委。**小组成立后，*亲自点将让他担任**小组组长。1969年，在*九大上他当选*政治局常委，排名*、*之后，位于康生之前。

当然，彼时炙手可热、风光八面的陈伯达，并不知道仅仅在一年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将彻底终止，且被冠以“反共托派分子”的罪名，堕入秦城*。

*与*、*、陈伯达在*城楼（资料图）

1970年夏天的庐山会议，*第一个发言时，不顾大会议程，大谈特谈“天才”问题，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第二天，陈伯达在参加华北组会议时，不点名地指责有人(实际上就是指康生、张春桥等人)反对称*为“天才”，同时陈在*委员中鼓动要设国家主席。此外，吴法宪、叶群、*、邱会作等也分别在西南组、中南组、上海组、西北组发言，附和*的讲话。当天，华北组还出了简报，刊发陈伯达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编为全会第六号简报在全体*委员中散发。

*的反应怎样呢?他在8月25日就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宣布停止讨论*8月23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做检讨。继而，由*找*谈话，*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要他们向*做检查。

更沉重的打击还在后面。会前，陈伯达摘录了很多恩格斯、列宁、*“称天才”的材料，为庐山会议造势。1970年8月31日，*在这份材料上写了一段话，这就是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为了挽救、教育*，*仅仅批评了陈伯达一人。而且，特意点明“我同*同志交换过意见”，其中的深意不言自明。

以*的身份和影响，这篇700多字的文章宣告了陈伯达政治生命的终结。接下来的会议上，陈伯达就被控制了，他的身影再也没有出现在主席台上。所有的新闻、简报都不再点到他的名字。从外界来看，曾经地位颇高的陈伯达，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被捕入狱

陈伯达没下庐山就被监控起来。1970年9月6日，*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闭幕，*宣布成立专案组，对陈伯达进行审查。到了北京陈伯达就被软禁，失去了人身*。软禁之前，陈伯达想再见一次*，几次给*秘书徐业夫打电话，都未成功。打电话给康生，康生连电话都不接。倒是打电话给*，*很快回了话，表示“已经没有办法”了。对陈伯达这位大家都避之唯恐不及的人物，*没有落井下石。

1970年10月18日，陈伯达被正式拘押。一场席卷全国的大批判正等待着他。陈伯达再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是戴着“*分子”、“托派”等令人望而生畏的大帽子。

1971年3月，*称：“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及华北军区*，都是由此而来……”

不过，虽然陈伯达在1970年10月18日就已被拘押(后来，他的刑期就从这一天算起)，被判处18年徒刑，刑满之日为1988年10月17日。18年刑期一天不多、一天不少——可直到1976年9月，陈伯达才被正式逮捕，并于1980年11月20日与*、张春桥、姚文元、*等一起站在被告席上公开审判。

晚年生活

1980年，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年，判决执行以前羁押的日期，以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这样，从陈伯达1970年10月被关押算起，他实际上还有8年刑期。

陈伯达在审判中

当时在*主政的*、*，了解到*对陈伯达的态度，认为*这样处理是对的，后继者应该照样处理。于是，他们对陈伯达继续采取了*实行的优待政策，不仅保持了对陈伯达同以前一样好的生活待遇，而且，判决之后的第二年，即1981年8月，陈伯达就获准保外就医。

陈伯达在获准保外就医后，*把他安置在一座新楼顶层的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把他原在河北省工作的一个儿子一家三口调进北京，与陈伯达生活在一起，照顾陈伯达。

当时的****曾经提出安排陈伯达为*做一点研究工作，陈伯达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从那以后，陈伯达更关注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了，他读的书也多为新近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论书籍，他思考的重点，也转向了现实问题。陈伯达爱读书，爱研究。此后，他每天起床，吃过饭后，便读书，研究资料，写作。他像一架机器一样，又转了起来。晚年的陈伯达先后提交给*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试论一下日本的“生产率运动”》、《试说*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关于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点滴》、《评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和“第三次浪潮”》、《农业合作化的若干材料》、《“电子学革命”的公开战秘密战》、《黑格尔反对绝对……》等等。陈伯达的这些研究成果，大多都送给*领导参考了。

1988年10月，早已保外就医的陈伯达刑满，一位*部副部长专门给陈伯达举行了获释仪式。当时陈伯达因患前列腺肥大症住院，仪式就在医院里举行，*部副部长向他宣布：今天是你服刑18年的期满之日……那一年，陈伯达88岁。

1989年9月20日，陈伯达因心肌梗塞猝死于北京。随后，陈伯达以原名“陈建相”被送往北京八宝山火化。遗体告别仪式上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9月30日，新华社从北京发出一则电讯：

本报记者从有关方面获悉，陈伯达已于9月20日因心肌梗塞在他的家中去世。85岁的陈伯达于去年10月刑满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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