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芽情歌

2006年2月的一次文化普查中在坡芽村意外发现了“坡芽歌书”，经过专家考证，《坡芽歌书》上的81个图案具备了文字的性质，是我国活着的图画文字之一。《坡芽歌书》代代相传，是以原始的图画文字将壮族情歌记录在土布上的民歌集，共有81个图案，每个图案代表了一首情歌。整部歌集记录了一对青年男女从相遇、相知、相恋并白头偕老的情感历程。歌书在村里受到了很好的保护，目前全村能够认读歌书图形符号的人小到十几岁，长到85岁的村民。有学者把它称之为“天下第一部图载歌书”。2011年5月23日，云南省富宁县申报的“坡芽情歌”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历史源流

富宁地处珠江上游的滇桂两省区及越南的交汇点上，处在壮傣文化带的交汇处。历史上，这里就是壮族先民西殴骆越族群生息繁衍的区域。壮族先民因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特定的生产方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显示出民族文化的个性和地域文化的特征，形成了自成体系的民族语言文化和以那文化为中心的民族文化体系，他们据“那”而作，凭“那”而居，赖“那”而食，靠“那”而穿，依“那”而乐，以“那”为本。由此而产生了独特的宗教、礼仪、服饰、建筑、饮食、歌谣等一系列文化。而《坡芽歌书》，正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中，孕育了其产生的必然性。

（一）壮民族自古“尚越声”、“自幼习歌”的文化习俗是《坡芽歌书》产生的历史依据。众所周知，壮族及其先民向来以好歌善唱而著称。究其语言特点来看，壮语共有八个声调之多，较之汉语，多出了四个声调，这种语言特色，富于音乐性，因而，更容易产生以歌代言的语言特性。春秋战国时期，瓯骆民族的歌谣就以独特的形式、韵律与风格而享有盛誉。越人的歌唱艺术在先秦被广泛流传的情景屡有记载。《汉书·元后传》中载：成都侯王商“穿长安城，引内丰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盖，辑濯越歌”，表明欣赏越歌曾成为长安贵族们的一种时尚。而《说苑·善说篇》所载的“今昔何昔兮？搴舟中流”的《越人歌》更是流传古今脍炙人口的古老越人歌谣。古越人“尚越声”，作为骆越后裔的壮族，承传了这种歌唱风习。他们“自幼习歌”、“乡村唱和成风”、“皆临机自撰”，并且有定期的唱歌节日活动，歌谣文化发达。正如清人李调元《南粤笔记·粤俗好歌》所载：“东西粤皆尚歌，而粤西土司尤盛”，这里所讲的“粤西土司”当然也就包括富宁县在内的右江河谷广大地区。特定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和民族文化心理，造就了壮人“自幼习歌”、“依歌择偶”的习俗，“凡有吉庆，必唱歌以为乐”，“善唱歌者，能博得全社会一般民众的尊誉”，形成一种社会风尚。正因为有着这样的文化习俗，使《坡芽歌书》有了产生的文化土壤和历史渊源。

（二）壮族歌谣文化的传承需要是《坡芽歌书》产生的必然性因素。民歌是中国文字的主要源流之一，一部《诗经》开启了中国文学史的源头，数千年来，汉族历代不断有丰富绚丽的民歌产生和流传，但由于历史原因，主要是士大夫文学的出现，把民歌视为“田夫野妇”之作，不屑于作文字记录，致使汉族民间流传至今的民歌为数不多。壮民歌之所以流传至今而经久不衰，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生活环境和民族文化心理影响的，在长期没有本民族统一文字的年代里，人们只能用易于掌握和便于记忆的歌唱形式，按一定的惯例和仪轨来进行思维和感情交流，传播民族历史文化知识，并以此达到满足自身的审美需求，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民族心理素质及人生观、美学观。诚如刘锡蕃《岭表纪蛮》中所说的：壮人“无论男女，皆认为唱歌为其人生之首要问题。人之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枯（孤）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择偶的可能性，即不能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如豕之顽民”。正是这种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从而促进了壮族社会唱歌活动的社会化和思想意识的歌化，人们的生存意愿、理想追求、情感交流、生产知识、历史故事、道德规范，以至婚、生、寿、丧的礼仪等，往往都以歌唱的形式来表达，可谓逢事必歌，无处不歌，培养了壮族人民发达的诗性思维，因而产生了发达的诗歌文化，以欢歌“珑端”为特征的歌圩文化也因此应运而生。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社会需求和文化传承需求，也就必然要探寻一种文化传承的方式。传统上，壮族歌谣传承的方式主要是以口传心授为主。但从氏族部落时代开始，壮族及其先民就不断努力创造本民族的文字。秦汉以后，中原文化的南播，壮族开始接受汉族文化，其中包括汉族的文字。从唐宋时期起，壮族中的知识分子就利用汉字的形、音、义和六书构字法构造出一种方块壮字，在民间流传使用。如“田”，壮语称“那”，写成上“那”下“田”，由上音下义构成，这种文字被运用于记录民歌、故事、传说，书写经文、契约和记账等。但这种文字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即只能掌握在具备基本汉语知识的人群手中，而对于广大的从来没有得到汉文化教育的人群中却得不到普及应用。于是，以《坡芽歌书》符号为典型代表的图画文字，也就能在一定人群范围内长期得以保存并代代传承了下来。

（三）以坡芽村为代表的地理环境和文化环境为《坡芽歌书》图画文字得以保留和流传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富宁堪称壮族文化的“富矿区”，长期以来，由于历史的原因、地理的因素，富宁一直处于较为封闭的状态，汉文化从宋代开始才有所渗透，因而，保留了十分丰富的壮族原生态文化。而坡芽可以说是典型的代表。坡芽为壮语地名，“坡”即山坡，“芽”汉语俗称杨咪咪花（春季开花，是壮族制作花糯饭的黄色染料），意即“山花烂漫的地方”。该村距剥隘镇新址约9公里，至2005年始，坡芽才修通了一条简易的乡村公路，全村共55户，全是壮族，以农姓居多，共48户。据村中老人介绍，该村大约于清朝初年分别从县境内的者桑、剥隘等地迁入，世代以种稻狩猎为业，民风古朴。由于地处深山，极少受外来文化影响。代代传唱的山歌，在这里得到较为完整的保留，全村目前还有20多人能够通过图形符号认读山歌。农凤妹和农丽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村中的各种礼仪习俗，尤其是婚丧嫁娶的习俗中，充当领唱和司仪的角色。她们秉承了壮族“自幼习歌”文化传统，学习各种各类壮族歌谣。据农凤妹介绍，从记事起，村中老人便在火塘边、沙地上边传授山歌边教她们画一些歌中借以表情达意意象符号以帮助记忆，久而久之，这些符号深入人心，只要看到某一符号，就能传颂某一首歌或同类歌谣。这种以口传为主，辅以符号加以记录的文化传承方式，应该说是壮文化传承中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三种文化传承方式，这是一种活态的文化传承方式。为求证这种以图画文字记录山歌的方法并非孤立存在，笔者受命带领有关人员深入到富宁其他壮族村落进行田野调查，分别在剥隘镇的六益、者宁两村，者桑乡的的百比村，归朝镇的那贯村、老街村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发现，六益、者宁两村多数老歌手特别是女歌手曾经普遍使用图形符号记录山歌，在百比村，被调查者黄彩艳回忆，小时候村里的老歌手就是用一本厚厚的画满着各种图画的歌本教她们习唱山歌。在归朝镇那贯村，村民证实，村里早些年办夜校，老歌手还在黑板上边画图形符号边教唱山歌。在老街村，调查人员拿出《坡芽歌书》请韦世辉等四名歌手进行识别，几名歌手特别是女歌手对符号的识别最敏感，所能识别的山歌有80%与歌书所载山歌内容相符。根据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剥隘坡芽村为中心的方圆百里范围内，确实存在着用图形符号记录山歌的情况。事实上，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当前，众多的国内外壮学研究学者的研究表明，珠江上游右江河谷地带，是壮族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在这里，专家们发现了诸多的壮文化远古文明。而地处右江上游的剥隘就是其中的一个点之一，按照文化带共享的原则，在某一点上发现了某一种文化形态，那么，这一片区就是这种文化形态的原生地带。依照这一原则，右江河谷歌谣文化同样可以认定为壮族歌谣文化和歌圩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流传于以剥隘为中心上至广南、田林、西林等县，下至百色等地的“分打捞”（大河山歌），可以说就是右江流域壮民族共同的歌谣，歌圩文化在这里长盛不衰。清广南知府何愚曾赋诗《博濑春游》一首描述剥隘博濑（百莱）一带每年赶珑端盛况：“清明前后足欢娱，博濑滩头记早趋。翠盖云鬟来丽者，青衫雾榖走狂奴。未知东道谁为主，不信罗敷自有夫。翻笑江南逞游冶，杏花春雨太模糊。”诗中所反映的是200年前剥隘一带壮族群众赶珑端的情景，由此可见剥隘乃至右江上游流域歌圩文化的繁荣景况。因而，“岁岁歌圩四月中，无论白叟与黄童”的珑端节不仅成了青年男女“依歌择偶”的好去处，也是壮族民歌世代繁衍流传的温床。由于有着这样浓厚的文化背景，也就为《坡芽歌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内部和外部条件。

农凤妹是一名善良勤劳的壮家妇女，孩子们已外出打工，已进入40的她在家里承担着一家老小的生活。除了农活外，农凤妹最衷爱的就是坡芽情歌。据农凤妹介绍，从记事起，村中老人便在火塘边、沙地上边传授山歌边教她们画一些歌中借以表情达意的图案以帮助记忆，久而久之，这些图案深入人心，只要看到某一图案，就能知道是哪一首山歌或哪类歌谣。

2、主要内容

壮族民歌的曲调名称一般分壮语名称和当地汉语名称，壮语名称通常以“吩”（沙支系）或“伦”（侬支系）来命名，“吩”或“伦”是汉语“山歌”和“歌唱”的意思；之后是曲调名，如“吩呃哎”是以衬词“呃哎”起调的民歌，所以这种调子就叫“吩呃哎”。山歌调的名称一般是按以下情况区分：一是以流行地命名；二是以民歌里的衬词来命名，如“吩呃哎”以衬词“呃哎”起唱，“吩喂嗨咧”以衬词“喂嗨咧”收尾；三是以演唱方式命名，如“吩单”，“单”有吟唱、朗诵之意，用汉语就称为“朗诵调”；四是以使用场合命名，如“吩漏”，“漏”或“涝”是酒，是亲朋聚会时唱的敬酒歌。

在民间中广为流行且典型的调子有：

1、“吩呃哎”，汉语称为“皈朝山歌”，主要流行在皈朝镇及周边乡镇的壮族村寨，除年长的人会唱外，壮族中青年都会唱。

2、“吩喂嗨咧”，汉语称为“花甲山歌”，主要流传在富宁县的花甲乡、阿用乡和新华镇以及广南县的八宝镇。

3、“吩央细”，汉语称为“天保山歌”，其中又分为“上甲调”和“下甲调”两种唱法，主要流传在剥隘镇、谷拉乡、那能乡、者桑乡、归朝镇、板仑乡等壮族侬支系居住的村寨。

4、“吩打劳”，汉语称为“大河调”。主要流传在剥隘镇、那能乡、谷拉乡、花甲乡、阿用乡等壮族村寨。按地域“吩打涝”又分为“剥隘吩打劳”和“阿用吩打劳”两种演唱风格。

5、“吩央”，汉语称为“郎恒山歌”，是一支流传广泛，旋律优美、妇孺皆唱的民歌调，主要流传在郎恒乡、板仑乡及周边各乡镇壮族村寨。

6、“吩丫玉”，也叫作“分拜波”，汉语称为“对河调”。分布在花甲乡、阿用乡一带壮族村寨中。其旋律简朴、节奏平缓。

7、“吩果芒”，汉语译称是“果树下的歌”。主要流行在剥隘镇和那能乡，旋律优美，平静舒缓，

8、“吩单”，汉语译意是“朗诵调”。流行在富宁境内的壮族所有聚居地，是一种分布很广的壮族民歌调。

9、“吩标乖”，汉语称作“老表调”。主要流行在剥隘镇、那能乡、者桑乡等壮族村寨。

10、“吩坝播”，汉语称为“八宝山歌”，壮语“坝播”就是广南县八宝镇，曲调流行在八宝镇及周边各乡。

11、“巫英坝美”，汉语称作“坝美山歌”，曲调主要流行在广南县著名的旅游风景区坝美乡周边各乡镇。

12、“吩里夫”，汉语称做“板蚌山歌”，曲调流行在广南县板蚌乡及周边各乡镇。

文山地区的壮族民歌，多为没有肢体动作的静态演唱，有着自己独特的演唱特色和风格，首先是音色清丽透明，温柔甜美，既像一股清澈流淌的山泉，也像民间歌手们所说的：“像糯米饭一样——很软很糯。”这与壮族的语言有很大的关系，壮语有七个声调，说话就像唱歌。当然，如果是在野外田间，壮族山歌也有高腔（假嗓）唱法，发音高亢明亮，极富山野特色。其二是在有的歌调中，有双声部和多声部的演唱方法，壮语称为：宋吩洞岗，意为两个声音交融。例如：其中一个声部是委婉流动的旋律，而另一个声部是闪颤的持续长波音，两个声部之间有时为一个大二度音程，这在欧洲的音乐理论中是被严格禁止的，因为大二度音程被认为是不谐和的，但是壮族民间歌手们认为这样才好听。有时，有的歌调当男女声同时齐唱时，由于音域、音区的差异，有时会形成为和谐或不和谐的四五度双声部，这在欧洲的音乐理论中，也是被禁止的，因为它模糊了调式，被称作为平行四五度或空四、空五度。但在壮族民间，这是一种很自然、很合理的演唱方法。还有由于演唱者的差异，相互之间对歌时，另一个歌手的应答，会产生大二度、三度或者四度、五度的自然转调现象，这也是很常见的。在壮族民间的壮剧、傣族的傣剧、以及在大理白族调等许多民族的民歌演唱中，也存在男女声腔有时为四、五度关系的情况。这种艺术风格和演唱方式的形成，来自于各族人民不同的审美追求，来自于对艺术实践的总结。

3、传承现状

农凤妹可以用“大河边调”“呃哎调”、“戈麻调”和“赞歌调”四种曲调演唱坡芽情歌，每种唱法都有不同的韵味和有不同的演唱风格。她是周边壮族群众中公认的壮家歌手，她不仅精通《坡芽歌书》里的歌，而且对壮族其他题材如生产劳动歌、会面歌、试探歌、赞美歌、定情歌、告别歌、送行歌、敬客人歌、盘问歌、苦歌、喜庆歌、敬亲家歌、晚辈敬长辈歌、祝福歌等山歌也非常的了解，她经常在“三月三”、“珑端节”等壮族传统节日上领着人们对歌，而且经常被周围村寨邀请担当司仪演唱，也曾参加过省、县、乡的各种文艺演出和灌制民歌唱片等。在村里她把自己演唱山歌的技法和《坡芽歌书》的书写方法传承给了孩子们。她做法得到了社会广泛的好评和认可。

农凤妹精通壮族山歌，特别是收藏和掌握《坡芽歌书》的事被流传出去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副会长、*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副主任黄建明研究员等于2006年7月28日专程前来考察；2006年接受了云南电视台《今日话题》栏目组采访并播出，2009年又接受了*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的采访，并在央视、美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引起了世界对《中国坡芽歌书》的关注。

4、传承意义

《坡芽歌书》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开发价值。文字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同时其本身也是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部分。民族的语言文字具有鲜明的民族或区域的文化特征和人文内涵，反映着不同的民族的历史起源、心理特征、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伦理规范和审美崇尚等。通过语言现象和语言结构，可以揭示各民族的文化个性。《坡芽歌书》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无论是从文字学本身，还是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美学以及文学的角度去研究，它都有着广阔的研究空间。就文字学本身而言，把《坡芽歌书》的图形符号称之为图画文字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从图画文字的性质特点来看，不一定是一图一音，有的是多音，或是代表一个词和句，甚至讲一段优美的故事情节等。书写在歌书上的图画文字，它所取到的作用只是一个记事的符号。不言而喻，这是一种把“表情达义”的生产生活场景与口传吟唱相结合为特点，以口传为主的辅以图谱记录的一种传承方式。或者说，这是一个造字的过程。以文而生形，这说明了造字的初期，画与字难以分开，即所谓的字画同源。只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画才向象形、形声、会意和假借字等多层次发展。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坡芽歌书》是壮族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一个特殊的现象，一种活态的文化传承方式。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坡芽歌书》又是优美的爱情民歌集，其风格形式大有《诗经》古风意境。歌书所载的81首情歌，可以说是集中了富宁壮民歌的最精华部分。81首歌分男女对唱各40首，末首为男女合唱。民歌为五言四句至几十句不等，具备了壮民族常用的尾腰韵、尾韵和首尾韵的音韵规律。在表现手法上，大量采用了比兴手法，先言他物，再言本物。歌书以叙事和抒情的手法，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由偶遇到相识，相互倾慕到相恋、相知，最后相约白头偕老、誓同生死的全过程。如第一首歌所绘的是一弯半月，歌中以自叙的方式，描写一个青年男子在月光下对影而立，孤独无依，自哀自叹，自伤身世，大有“月出皎兮，姣人僚兮”的古风意韵。可以说，《坡芽歌书》中所载民歌，堪称富宁壮民歌中经典的爱情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