啖助

啖助（724—770），字叔佐，唐赵州（今河北赵县）人，后迁居关中。唐代儒家学者，经学家。

姓名：啖助

字号：叔佐

籍贯：赵州（今河北赵县）

朝代：唐

生卒：724—770

1、简介

啖助博通经学，唐玄宗天宝（742—755）年间末，曾历任临海尉、丹杨主簿。啖助长于《春秋》学，好标新立异，所论多异于先儒。

如其言孔子修《春秋》的立意："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木，不壹守旧典，明矣。"他以十年的功夫，撰成《春秋集传》和《春秋统例》二书，后又由其弟子赵匡和陆淳加以补充完善。其主要思想保存在陆淳编定的《春秋集传纂例》之中。啖助的学风，正是表现出了儒学变化的趋向，它对后来宋代的经学变古和理学的兴起具有一定的影响。

2、人物观点

孔子修《春秋》的用意究竟是什么？过去《左传》学者认为是为了“考其行事而正其典礼，以上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公羊》学者认为是为了“将以黜周正鲁，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谷梁》学者则认为是为了“明黜涉、著劝戒，成天下之事业，定天下之邪正，使夫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啖助却认为，三家之说都“未达乎《春秋》之大宗”，因此不可能真正理解夫子作《春秋》的深刻用意。他认为，《春秋》之作，是为了“救时之弊，革礼之薄”。他具体论证说：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亻寒，救亻寒莫若以忠，复当从夏政。夏文化以“忠”为其特色，殷文化以“敬”为其特色，周文化以“文”为其特色。到了春秋时代，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明以“周礼”为主要内容的周文化已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功能。因此，孔子作《春秋》，“以权辅正，以诚断礼”，正是以“忠道原情”为本，不拘浮名，不尚猖介，从宜救乱，因时黜涉，或贵非礼勿动，或贵贞而不谅，进退抑扬，去华居实，所以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救周之弊，革礼之薄”。这样，啖助把前人的种种《春秋》宗旨说统统打倒。前人多认为《春秋》之旨在于复兴周礼，而啖助却强调《春秋》之作在于用夏政求周失。他说：《春秋》参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为本，不全守周典，理必然矣。

啖助认为在这一认识上，杜预所言全失，而何休所说“变周之文，从先代之质”，虽然话是说对了，但“用非其所”，即不从“性情”上去说，却从“名位”上去说，这样，就没有把握关键所在。唤氏所说的关键之点，不是“改革爵列，损益礼乐”，不是从外在的虚文出发，而在于“立忠为教，原情为本”。

3、《新唐书》记载

啖助，字叔佐，赵州人，后徙关中。淹该经术。天宝末，调临海尉、丹阳主簿。秩满，屏居，甘足疏糗。

善为《春秋》，考三家短长，缝绽漏阙，号《集传》，凡十年乃成，复摄其纲条为例统。其言孔子修《春秋》意，以为：“夏政忠，忠之敝野；商人承之以敬，敬之敝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僿。救僿莫若忠。夫文者，忠之末也。设教于本，其敝且末；设教于末，敝将奈何？武王、周公承商之敝，不得已用之。周公没，莫知所以改，故其敝甚于二代。孔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敝！’故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盖言唐、虞之化，难行于季世，而夏之忠，当变而致焉。故《春秋》以权辅用，以诚断礼，而以忠道原情云。不拘空名，不尚狷介，从宜救乱，因时黜陟。古语曰：‘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而公羊子亦言：‘乐道尧、舜之道，以拟后圣。’是知《春秋》用二帝、三王法，以夏为本，不壹守周典明矣。”又言：“幽、厉虽衰，《雅》未为《风》。逮平王之东，人习余化，苟有善恶，当以周法正之。故断自平王之季，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敝，革礼之失也。”助爱公、谷二家，以左氏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且《论语》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类非同时；而言“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丘明者，盖如史佚、迟任者。又《左氏传》、《国语》，属缀不伦，序事乖剌，非一人所为。盖左氏集诸国史以释《春秋》，后人谓左氏，便傅着丘明，非也。助之凿意多此类。

助门人赵匡、陆质，其高弟也。助卒，年四十七。质与其子异裒录助所为《春秋集注总例》，请匡损益，质纂会之，号《纂例》。匡者，字伯循，河东人，历洋州刺史，质所称为赵夫子者。

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匄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荅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而士匄、子陵最卓异。

4、历史贡献

《新唐书》作者曾评论啖助之学曰："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即《左传》、《公羊传》、《毅梁传》），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匡）、陆（淳）从而唱之，遂显于时。"（《新唐书·儒学下·啖助传》）这一评价有失公允，啖助的治学风格虽有异于先儒，但却是当时经学变古的先声。因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随着道教的建立和佛教的东宋，儒学遭到了十分严峻的挑战，已经无法再按照旧有的方式维持下去了，儒学必须改变自己原有的形态，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下去。

其著作《春秋集传集注》、《春秋统例》，为当时理念相近的《春秋》学家赵匡、陆淳提供了纲领式的学术基础。赵匡所著《春秋阐微纂类义统》，以及陆淳的《春秋集传纂例》、《春秋经传辨疑》、《春秋微旨》三书，皆以啖助学说作为研究及论说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