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铨

李金铨，现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1971年赴美留学，在施拉姆创立的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传播研究所攻读硕士，后在美国密西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82年至2004年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曾任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政治大学客座讲座教授、*研究院客座教授。曾在美国、英国、加拿大、韩国、马来西亚和华人社会（包括香港、*、大陆）的50多所高等院校讲学。已出版7本英文著作以及8本中文著作，发表60余篇英文论文。

1、人物介绍

平民家庭出身的李金铨1969年毕业于*政治大学新闻系，服完兵役后短暂服务于“*通讯社”，1971年赴美留学，在传播学鼻祖施拉姆（Wilbur　Schramm）创立的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传播研究所攻读硕士，后在密西根大学获博士学位；1978年，李金铨追随施拉姆至香港中文大学新传系执教，4年后又回美国，在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执教22年，现为该校荣誉教授，其间又于1994年和2002年两度重回香港（1998年返美），先后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和城市大学的传播学讲座教授，当选香港人文学院院士，也曾回*担任母校和“*研究院”客座教授。

《中国时报》创始人余纪忠先生曾三度邀请李金铨加盟该报，都没有成功，不过李金铨1980年代末期在余先生资助下，于明尼苏达大学创立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并出任主任、举办多场国际性大型跨学科学术研讨会；1990年，又首创“国际中华传播学会”并任会长。

李金铨在全球传播、媒介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等领域卓有建树，是当代海外中国传媒研究的领军人物，有《传播帝国主义》（1987）、《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2004）等代表性著作行世，但他不满足于华文圈新闻史研究的抱残守缺——他最心仪史家余英时——于是，新世纪以来发起和主办了两届“中国近现代报刊的*理念与实践”学术研讨会。

李金铨及其执掌的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自2004—2005学年开始，启动“*新闻传播青年学者访问项目”，九年来吸引了130余位内地优秀青年学者来港访学一月，这群历年来的访问学者组成了一个松散而温暖的精神共同体“多闻雅集”（取《论语》“友多闻”和《兰亭序》“群贤毕至”两重意思），大家以“多友”互称。

2、学术之路（自述）

我不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更别说书香世家了，家里面没有一本书，是打赤脚、踩着泥巴去上学的。

我家住在苗栗县一个偏僻的乡村，后来到镇上去念苗栗中学，再后来到台北念大学。我是那个村子里第二个念大学的。在我就读的苗中，有很多是从大陆到*的老师，有一位浙江籍的童振翰老师住在单身宿舍，全心把图书馆办得很好。书是封闭式陈列，你得打借条去书库拿，但报纸、杂志是开放式的，我读杂书读得如饥似渴，一有空就泡在图书馆里，这样东看西看，荒废了功课以至于留级。

*政治大学

初中时，我在苗中图书馆看到香港友联出版社办的《中国学生周报》（创刊于1952年7月25日、停刊于1974年7月20日的以中学生、大专生及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综合性刊物——采访者注），印象深刻，主动去信应征，想做他们驻苗中的学生记者。因为友联是属于所谓“第三*”，有一天*调查局派员到左邻右舍探听我平日的举止，我爸爸听说以后吓坏了，东拜托西拜托，找到那个调查站的人，那人假装没事，称只是在调查一些女工被骚扰而已。过了一阵子，我那份当学生记者的免费《中国学生周报》收不到了，而苗中的那份也失踪了。长大懂事以后，我猛然觉醒，以前《*中国》得罪*当局的第一篇文章叫《*不可诱民于罪》，他们处理《中国学生周报》，是先让它“进口”，然后按图索骥，红着眼到处抓有“嫌疑”的人，连懵懵懂懂的初中生也不放过，这不正是“白色恐怖”的典型套路吗？当时我太小，不懂得怕，家里人很紧张，叫我出去不要乱讲话。

高中时，对我影响很大的国文老师钟象本先生，苏北人，穿长袍马褂，上课时动不动就讲钱穆、梁启超。他特别喜欢引钱穆先生《国史大纲》的序言说，“对于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我从他那里开始听到许多学界前辈的名字。当时《文星》杂志是李敖在编，发起了“中西文化论战”，和徐复观等维护中国文化的人士大战一场。记得李敖写了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故作惊人语，提倡“全盘西化”，声称连梅毒也要一起“进口”，简直存心要气死那批卫道的老夫子们。现在回头看，那场大阵仗的辩论荒唐透顶，因为任何有点人类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传统跟现代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外来的东西要在这个地方生根，一定要跟传统接续才行。文化必须有机地更新，怎能“全盘西化“？

后来我进了政治大学新闻系，同学的素质很好，但系里教学偏重于实务，不是追求知识。我就觉得新闻系教得太空洞了，于是把很多时间挪去选政治系的课，因为我向往做一个政治记者。1960年代的*处于苦闷的年代，生活清苦，思想没有出路。

1971年到美国念书，碰到一些名师，有了榜样。在夏威夷大学的东西方中心读两年硕士，碰到施拉姆（Wilbur　Schramm）、罗杰斯（E.　M.　Rogers），我把他们写的书从图书馆搬回去读了个遍。之后到密西根大学念博士学位，更是遇到了很多很有名的社会学、政治学老师，奠定了我学术的兴趣和基础。我念的是跨科系项目，由新闻系和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心理学系合办，我有六成以上的课都是在社会学系和政治系选的，于是养成了我的思考习惯，不断把新闻媒介联系到政治、经济、文化架构，一方面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脉络来看新闻媒介，一方面从新闻媒介折射政治、经济、文化意义。这个聚焦的方向，跟传统读新闻系上来的不一样，他们多在媒介里面看媒介。

1978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学校规模不大，我分配到钱穆先生创立的新亚书院。很多外省老师吃不惯广东饭，书院找工友供应一些牛肉面之类的小吃，也让他们赚点外快。我们在“云起轩”进口处长期“霸占”一张台子，号称“天下第一桌”，八方云集。围着那张台子的，有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当时科研压力不大，不像现在在压力锅里挣扎，于是大家天南地北，一聊天就是两三个钟头。听各行前辈谈古论今，臧否人事，发现美式社科训练的传播学路数太窄，我乘机找了许多文史方面的著作自修，这四年等于攻读了第二个学位。

四年后，1982年再回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书，心中了然，我的路数跟一般美国同事不太一样。这时，传播学界对学科性质有很多辩论，我花了两三年读知识论跟方法论的书，确立我到底想走什么路子、学术方向怎么发展。

3、研究成果

李教授致力于传播学研究30多年，硕果累累，其中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主编）包括《MediaImperialismReconsidered》（1980）、《MAssMediaandPoliticalTransition》（1991）、《VoicesofChina:TheInterplayofPoliticsandJournalism》（1990）、《China'sMedia,Media'sChina》（1994）、《Power,Money,andMedia》（2000）、《GlobalMediaSpectacle》（2002）、《ChineseMedia,GlobalContexts》（2003、《大众传播理论》（1980）、《传播帝国主义》（1987）、《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2004）、《文人论政》（2008)等等。

4、研究方向

李金铨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传播、媒介政治经济学、传播的社会理论。

5、人物访谈

我这代*学人对于历史多少是有兴趣的

我是做国际传播研究的，其中一部分是有关内地、香港、*的。我曾经花很多时间研究“香港回归”，把香港当成活生生的社会实验室，探讨媒介立场和权力结构如何改变。另外一本书则是比较各国记者如何以他们的本国角度报道香港回归。这两本书是和同事合作的。

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在*受教育，虽然有种种缺陷，但始终自认是文化人，对历史多多少少是有兴趣的。然而，这一代人也很惭愧，我大学时代读的新闻史教材现在还在用，*如此，大陆也一样。我既然在美国搭过交叉研究的平台，何不在香港再搭一个平台，推动新闻史的研究？而且“前朝”比较好谈，民国报刊有过短暂的新闻*的辉煌时期，何不回头检视一番？我不喜欢一般新闻史教材只顾堆砌资料，没有分析，没有理论视野，没有问题意识，只是一笔一笔的流水帐，对人对事又往往赋予政治解释和道德褒贬。因此，我找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黄旦教授一起合作，采用我一贯的方法，请最好的民国史专家来开研讨会，探讨民国报刊的各种问题。新闻史研究在史学界是很边缘的，我和黄旦教授先拟了相关议题，再请复旦大学历史系系主任章清教授帮忙去找最适当的学者。

我们每次开会，都力求筹备缜密，先议定明确的主题，再找名家。在美国，我邀请名家以后，会和他们一一商量，要他们写哪一方面的文章。我列出一系列题目，等于是提供一个指引，这样讨论才可以集中，而不至于沦为各说各话。在办会的过程中，我摸索出一个自己的模式。我要求受邀学者很早就得交论文，而且我总是第一个交稿“献丑”的，经过我的抛砖引玉，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陆续到来，我随时转发，有人说一早起来最怕看到我的催稿信，这让他们心神不宁，不敢拖欠，只好拼命赶在截止日期以前出稿。开会以前，所有论文早已汇集转发，要求与会学者务必先看完。开会时，每篇论文讨论40分钟，作者10分钟，只讲重点，客套话都免了；接着我安排与会的两位学者当评议人，各10分钟，不要客套，完全单刀直入，讲问题；剩下十分钟，开放讨论。会议结束后，作者回去再认真修改论文，因此我编辑的论文集都改了好几遍，竭力保证高品质。我最怕名家耍大牌，潦草从事，好在我还没有碰到过。由于看到我们态度认真，与会者都觉得从中学到了东西，所以乐于参加，也不敢随便敷衍。

新闻史与社会科学的互动

《文人论政》

历史学界研究媒介的不多，我们搭的平台大家可能觉得新鲜。我们另辟蹊径，但尊重别人的路子，彼此切磋，对学术发展是有利的。

《文人论政》和《报人报国》中，我都写了详细的导读，除了总结全书论文以外，还希望把整个讨论提到一个更大的架构里，所以我必须做独立研究，消化全书的重点，再提炼出一些视野和观点来。在这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

李公明教授说出了我心中的话，我治学的取径一向跨界，也出入宏观与微观之间，但我没有大胆地这么讲。既然他讲出来，我就借用他的说法来作《报人报国》的副题。我一直聚焦于政治、经济、文化与新闻媒介的交光互影，《报人报国》附录中胪列的那二十几个题目也是跨学科的。假如没有受到社会科学的影响，大概是不会注重这个问题的。这就是开拓社会学的想像力嘛。

“文人论政”的精神还在

“文人论政”的精神对许多中国报人还是有生命力的，但不可能长期成为制度而存在。时代变化太快了，从前儒家士大夫有特殊地位，现代的知识分子可没有这种特殊地位了。我们是知识工作者，也是公民，我们可以凭借专门知识，以公民身份对公共事务发言，但也不太可能捞过界。像梁启超那样的启蒙者什么话都可以讲，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遇到宪法问题必须请教宪法专家分析才能精辟入理，不是人人可以置喙的。古人所谓“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是不是把“立言”的舆论力量估计得太高了？

一次演讲中，有人问我新兴的社交媒介是不是主导了“阿拉伯之春”，我认为社交媒介只是一根火柴棒，如果社会上没有干柴遍布，万万是点不燃火的。换句话说，必须有社会组织，有效动员，否则媒介是乏力的。当年在*，如果没有党外运动为支柱，党外杂志必然不成气候，所以两者必须齐头并进。我们既不能高估舆论，也不能低估舆论。一般中国文人都太看重舆论的作用了，连胡适和傅斯年等通达之士也认为“要从政不如组党，要组党不如办报”，办报有这么大力量吗？

还有“*”这个概念，是外来的，一百年来我们对它的理解都是马马虎虎的，所以桑兵教授的《民初“*”报刊的*观》发人深省。他从源头检视“*”传入中国以后变成什么样的意义。我们了解西学不能流于皮毛。

一个好的国家需要各种报纸，但至少必须容纳几份好的知识性报纸，像英国的《卫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虽然它们各有偏见，但每次读完总觉得增加很多知识。当年的《中国时报》有那么一点苗头，后来给掐死了。

香港是局外人又是局内人

因缘际会，我1978年就来香港，1982年回美国任教，期间常常两边跑，1990年代中后期又回港三四年，直到2002年决定从明大退休，长留香港。这些特殊渊源不是人人都有的。因此，无论在美国或在香港，我都有机会和许多才俊结缘，谊兼师友，其实他们早已青出于蓝了。

香港在国际学术圈是边缘的，但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也慢慢不这么边缘了。对研究内地的传播的人来说，香港是局外，又是局内；一方面在香港可以冷眼旁观，甚至隔岸观火；一方面从香港又很容易进出大陆，感受到它的脉搏在跳动。我在美国只能凭材料，知性的理解多于感性的理解。当然，不管身处哪里，都必须不断反省自己站在什么位置看问题。

香港不是一个学术或文化城市，学术只是商业的点缀。香港各大学一切为排名，它们在全球排名这么高，因为有钱请好手来嘛。但本地学生对学术不感兴趣，整个学术发展也急功近利。香港完全是科层式管理，讲效率，做事分明利落。但不管三七二十一，只规定你每年在SCI和SSCI发表论文几篇，一刀切，不惜牺牲长远的研究规划。中文写作也是可有可无的，的确是嗟嗟怪事。

香港学术的局限在于根基不深。在美国一流的大学，学术气氛浓，空气里面都充满了文化。在香港没有这种感觉，只看到学术行政在舞棒。我很同情年轻学者，他们压力大。不是说我的压力不大，只是我的研究做了一辈子，很多时候是问题追着我，不是我去追问题。年轻人还需要时间才能成熟，为了急于发表东西，往往东抓西抓，的确很辛苦，也缺乏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