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鼠疫事件
1910年10月至1911年3月，清王朝最后一个冬季，异常寒冷。就在这个冬天，6万条生命被一场数百年不遇的大鼠疫吞噬了。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疫，大厦将倾的清*，既无主张，也无能力应对。清廷的无能，却给了中国最早一批接触现代科学的知识分子一片天空。他们用自己的果敢和才干支撑危局，挽救了亿万同胞的生命，也使世界为之一震。近百年后，当我们重新翻开这段尘封的历史时，以伍连德博士为首的医务人员，面对大疫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仍令人动容。
中文名：1910年鼠疫事件
地区：东北
持续时间：6个月
损失：6万多条生命
1、基本简介
1910年11月9日，鼠疫由中东铁路经满洲里传入哈尔滨，哈尔滨租界华俄公议事会立即召开会议研究严防疫病传染的办法。当晚参加会议的有俄提督罗柏，中东铁路医官、巡警总办自治会议长毕尔克，华董张伯源、冯云祥等。毕尔克首先通报了鼠疫传播情况。
鼠疫自10月17日由满洲里传入中国后，十余天即传播到了扎兰屯。11月9日的早晨，在秦家岗马家沟中东铁路工人居住的房屋内便有一名中国工人因患鼠疫而死亡，这名中国人就是前三天由满洲里来到哈尔滨的。为此，华俄当局开会从速制订防治方法，并拨款先设验疫所。对此，参加会议的医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决定聘用医生2人，助理医生8人，华人翻译1人。对于所聘用的医生，要求每天都要到卫生环境不好的家庭防疫消毒，并会同中国商会附设之同仁医院派医生随时指导华人打扫自家卫生，以防传染。同时印刷大量的防疫传单分发给各家各户。
2、事件经过
两名从俄境逃回的矿工，暴毙边陲小店；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瘟疫，正随着南来的火车席卷整个东北
木铺做的是木材生意，经常接待往来于中俄边境的木材商人和伐木工。但这二人却有些不同，他们面无血色、神色慌张，似乎在躲避着什么。店老板旁敲侧击地盘问了几句才知道，原来他们俩是从130里外的俄国大乌拉尔站来的。半个月前，大乌拉尔的工棚里，7名中国伐木工人暴毙。俄国人大惊失色，不但焚烧了工棚和工人们的衣服行李，还把其余的工人都赶回了中国境内。
自从1896年朝廷允许俄国以“借地筑路”为名修建中东铁路，中国人就没少受“老毛子”的气。这回居然又烧工棚，又撵人，真是把人欺负到家了。
店主把他们安顿下来。可6天后，二人却在店内暴亡。同一天，同院房客金老耀、郭连印也相继死亡。一天之内，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四个人不明不白地死了，且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中国，边陲小城死了几个人，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在官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敛。但人们万万没有想到，一场持续6个多月，席卷半个中国，吞噬了6万多条生命的大鼠疫正滥觞于此。这一天是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西历1910年10月25日。例来被公认为东北大鼠疫的发端。
后来经考证，其实早在1910年春夏之交，俄国西伯利亚就已经发生了疫情，但西伯利亚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再加上俄国方面控制严密，疫情没有扩大。出于对自身的保护，俄国把大量疑似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劳工们带着病毒，沿铁道一路向南。
1910年10月29日察汉敖拉煤窑染疫，11月5日扎赉诺尔染疫，11月8日疫情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
就在十几年前，哈尔滨还只是一个小渔村。随着中东铁路的开工，大批关内劳工涌入。此时，哈尔滨北部傅家甸已形成一个拥有24000人口的居住区。傅家甸民房低矮，街道肮脏，是个不折不扣的贫民窟。疫情就在这里爆发了。
1910年11月14日，奉天出版的《盛京时报》，在角落里登着一条短讯：“十三日满洲里站共有病者二十一人。是日又病华人二十一名，死二十四人，尚余十八人，扎来诺矿病二人，似病瘟者一人，哈尔滨有似病瘟者十四人，自瘟疫发现之日起至今，满洲站共病一百八十四人。华人死一百六十六名，俄人四名……”
哈尔滨最高长官西北路兵备道于驷兴会同俄国官员视察了傅家甸，下令租用一些房屋作为养病院，并责成当地巡警局，一旦发现染疫者一律送入养病院，以防传染。
当时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近乎于零。1905年北京才开始在巡警总厅下设立专事清扫垃圾的卫生处。首都尚且如此，哈尔滨这个边陲的新兴城市情况就更加不堪了，甚至连一名华人西医都没有。尽管在大疫之初，官府也做了一些防疫工作，但设备落后、缺乏科学知识，使得这些努力在汹涌的疫情面前无异于杯水车薪。
疫情沿铁路一路南下，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为惨然”。龙江、长春、呼兰，甚至河北、山东……每天疫死者成倍增长。正如当时东三省总督锡良形容的那样，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北京岌岌可危。
死亡人数节节攀升，日俄以防疫之名觊觎东北主权，谁能支撑危局
就在几个月前，施肇基刚刚从吉林西北路兵备道任上卸职。对于东北的局势，他可谓了如指掌。1895年中国在甲午海战中惨败给日本，日本的*大量涌入东北。为了能与俄国结盟达到抑制日本的目的，李鸿章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中国领土上建筑和经理中东铁路；而俄方则承诺与中国“共同防日”。但清*“以夷治夷”的打算落空了，很快就形成了俄日联合侵占东北的局面。早年曾赴美留学的施肇基深谙国际外交，他知道答应俄日两国独立主持东北防疫的要求，无异于把东三省的主权拱手送出。
疫情势不可挡，列强狼子野心。本就摇摇欲坠的大清国在天灾人祸的双重压力下，犹如将倾的大厦。
只有控制住疫情才能堵住列强之口，而且主持东北防疫的绝不能是外国人。但中国人中，谁有这么大本事呢？施肇基暗自发愁。
这时，他想起5年前随清*宪政考察团到各国考察途中，在南洋槟榔屿遇到的一个人。此人名叫伍连德，是剑桥大学医学博士。自幼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虽然英文比中文还要熟练，但却有一颗拳拳报国之心。此时，伍连德已从南洋归国两年了，正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任帮办(副校长)。请他来做东三省防疫总医官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伍连德会答应吗？
了解西方历史的施肇基知道，正在东北流行的可能就是让欧洲人谈之色变的“黑死病”。“黑死病”实际上就是鼠疫。历史上，曾有过两次世界性的大流行。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世纪，致使罗马帝国四分之一的人口丧生，并直接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衰落。第二次发生在中世纪的欧洲，那场鼠疫造成2500万人丧生，鼠疫结束后欧洲人口减少了近三分之一。
作为第一个从剑桥毕业的中国医学博士，鼠疫的凶险伍连德比施肇基更清楚。对于这种恶疾，没有任何特效药，而且病死率奇高，可以说染之必死。但他更明白如果没有科学的防疫措施，任由疫情发展，中国将变成第二个中世纪的欧洲。况且，日俄两国虎视眈眈，随时欲以防疫为名夺取东北主权。控制疫情不但关乎亿万生灵，而且关系国家危亡。面对施肇基的邀请，伍连德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1910年12月22日清晨，伍连德带着助手林家瑞登上了北上的列车。
疫死者横尸街头，防疫无从谈起，傅家甸居民人人自危，这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于驷兴告诉伍连德，哈尔滨的疫情主要集中在华人居住区傅家甸。病人们先是发烧，然后咳嗽、吐血，不久即死亡，死后全身皮肤呈紫色。最先得这种病的是在俄境内捕捉旱獭的关内移民。
20世纪初，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皮毛进行适当加工，其成色堪比貂皮。一时间，旱獭皮成为世界皮革市场的新宠，价格连年看涨。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6倍多。巨大的利润吸引了众多中俄商人。他们纷纷招募华工捕杀旱獭。1910年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1907年的70万张增加到250万张。
由于山东、直隶两省连年遭灾，大量劳工北上闯关东。许多毫无捕猎经验的关内劳工加入了猎獭队伍。后来，《盛京时报》在追述疫病源头时曾有这样描述：“山东直隶两省无业游民相率猎满洲里山中，而川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藉实不堪形状。”
旱獭一旦染病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不是染病旱獭，他们绝不会捕猎有病的旱獭。但闯关东的新移民，却没有这样的经验。他们往往还会因为染病旱獭容易捉，而大量捕杀。在东北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猎人们渴了喝一口雪水，饿了就以旱獭肉为食。鼠疫病毒就这样，最先由病旱獭传染给了这些捕猎者。
集得十几张獭皮后，猎人们便寄宿客栈。这些客栈简陋之极，往往几十个人挤在一张大炕上。冬天为了保温，这里门窗紧闭，一旦有人感染鼠疫，全客栈几乎无人能够幸免。很多染病华工被俄人驱逐回国，他们沿着铁路一路往南，疫情很快传遍了东北平原。
听了于驷兴的介绍，伍连德决定亲自去傅家甸考察考察。
多年后，他在《自传》中这样描述第一次深入疫区的所见所闻：“沿途所见，都是一袋一袋刚从田间收获的大豆。这些大豆，既肥且壮，为任何国家所不及。所遇到的人民均在勤奋地工作，然间有谈论吐血发烧之疾病，足见瘟疫之潜势，已印入人心了。”
死亡的气息笼罩着每个人。
此时，傅家甸有两名西医，一个姓姚，一个姓孙，是疫情爆发后东三省总督锡良请来主持防疫的。
姚医生告诉伍连德，最初每天疫死者只有一两人，此后便一日多过一日。伍连德到达的这一天，已经有十余人丧命了。隔离工作尚未实施，被传染者越来越多。有的人为了避免官府的查究和消毒，甚至趁深夜把死去的亲人弃尸街头。
当年的傅家甸，便是今天的哈尔滨道外区。如今的道外早已高楼林立，丝毫找不到当年的影子，即便是最熟悉哈尔滨地理的出租车司机也从未听说过傅家甸这个地名。但就在9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1911年1月8日的《盛京时报》上刊登着这样一封读者来稿：
十二月初八，12名俄国人应邀，前往哈尔滨号轮船管带家做客。当他们的马车行驶至傅家甸一带时，被当地情景吓呆了。“入街地方，见有华人尸身七具，围观之华人约有四十名，又见沟内倒毙华人两名，甚至见有卖瓜子华人一名，随地倒毙。最奇者，行路之人尚夺其瓜子分食。”旁边，一名尚未咽气的华人被人从房中拉出，弃之于街心。当他们询问在一旁站岗的巡警，为什么不过问此事时，该警察大言不惭地说：“虽倒卧二三日亦与我无干。”当他们行至江岸时，“见有露卧尸身两具，又有一尸未被掩盖任野犬之吞食。当时乘车之俄妇女，几不省人事。行至停船地方见有棺木堆积共有十八具。统计前后目睹尸身三十六具。”他们发现，此时设置于关卡的检验医士，也形同虚设，“如往来之人毫无阻拦。”
这里除了姚孙两名医生，只有5名看护协助，而所谓的养病院也只是临时由一间公共浴室改造的。姚医生告诉伍连德，*出钱为死者提供棺材，家属既可就地安葬，也可扶灵回乡。由于，傅家甸住的大多是闯关东的人，此时又临近春节，所以很多人选择回乡。
传染病从发端到大规模流行，其间有一段相对缓慢的发展期，如果在这时切断传播途径，便可以控制住疫情。随着大批携带病毒的尸身和疑似患者踏上南下返乡之路，疫情传至关内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伍连德感到，他们已经失去了控制疫情的最佳时机，更大规模的爆发就要来了。
鼠疫病毒竟能通过飞沫传播，伍连德发现了比以往凶险百倍的新型鼠疫——肺鼠疫
根据一个多月的观察，姚医生认为这种病是在人与人之间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部炎症。傅家甸民居低矮肮脏，再加之冬天门窗紧闭空气不流通，一旦室内一人染病，很容易全家感染。但自从1894年发现鼠疫杆菌后，医学界普遍认为鼠疫杆菌是由跳蚤咬了染病老鼠后，又咬人才得以传播的。这似乎与姚医生反映的病毒传播方式不同。而且，此时正值隆冬，哪有那么多跳蚤呢？
流行在东北的这种致人死命的恶疾到底是不是鼠疫？作为一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伍连德决定还是通过化验来判断。
1910年12月27日，傅家甸一名与当地人通婚的日本女人疫死，伍连德决定解剖尸体，找出真正的病因。
在孙姚两位医生的带领下，伍连德和助手来到一间幽暗肮脏的小屋。日本女人穿着一件简陋的和服躺在榻榻米上。经过简单的消毒和防护措施，解剖开始了。伍连德用刀片划开了死者的胸膛，取出肋骨，用注射器抽出死者心脏、肺脏和脾脏的血液，并把它们放在载玻片上，以备回去化验。然后，他们将尸体小心地缝好，穿上衣服，安放在*提供的棺材中。解剖的全过程严格保密，甚至连死者的家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伍连德事后回忆，这大概是东北乃至全中国境内第一次尸体解剖。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解剖尸体无疑是对死者的大不敬，一旦被当地百姓知道，必将引起人们的恐慌和愤怒。而且，中国的法律也不允许解剖。直到三年以后的1913年11月22日，尸体解剖才被官方许可。可以想见，伍连德当时要承受多大的压力。
经过化验，伍连德在死者的血样中发现了鼠疫杆菌。可以确定，流行在傅家甸的恶疾正是鼠疫。但这种疾病是通过飞沫传播的，与鼠疫公认的传播方式相矛盾。这又怎么解释呢？这时，伍连德大胆地提出，在傅家甸流行的鼠疫不同以往，它是可以通过飞沫传播的肺鼠疫。也就是说，无需通过老鼠，肺鼠疫就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一开始，伍连德的理论并没有被同行接受。就在他到达哈尔滨之前，日本南满铁路已派一名日本医生前来调查病因。这名日本医生受教于鼠疫杆菌的发现者--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对于老师的理论，他深信不疑。一到哈尔滨，他就立即雇人捉老鼠，以期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可是，一连解剖了几百只老鼠，他始终没有在老鼠身上发现鼠疫杆菌。
当伍连德向他介绍自己肺鼠疫的结论后，这位北里的高足强烈反对。在他看来，所谓肺鼠疫云云，简直如痴人说梦。从他眼中，伍连德读出了一个强国对于弱国的蔑视。
此后，当他拜访各国领事时，同样遭遇到这种蔑视。列强们根本不相信眼前这个中国人能够控制住疫情。他们更热心政治，对于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甚至没人愿意听完。
此时，1910年在死亡的阴影下过去了。能否在新的一年战胜这可怕的瘟疫，伍连德毫无把握。
法国医生公然挑战伍连德总指挥的权威…...
主管俄国铁路医院的医生哈夫肯可谓家学渊源，他的叔父曾主持过印度孟买的鼠疫防治工作，并研制出一种能够预防鼠疫的疫苗。这位年轻的俄国医生深得乃叔真传。比日本医生强的是，哈夫肯承认在哈尔滨流行的是鼠疫，但他也不认可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在他看来，控制疫情的唯一途径是灭鼠。伍连德发现，在哈夫肯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俄国铁路医院竟毫无隔离措施。在没有丝毫思想准备，也没有进行任何防护的情况下，伍连德已不知不觉地随哈夫肯走进了鼠疫病房。此时，病房里躺着8个鼠疫病人，房门大开，医护人员随意出入，甚至没人戴口罩。哈夫肯看到伍连德大惊失色的样子，感到十分可笑，在他眼里这个中国人简直胆小如鼠。
为了不让俄国人小看，伍连德最终没有要求戴口罩。他在为病人们检查身体时，尽量把头抬得很高，避免接触到他们的呼吸。自从深入疫区以来，伍连德第一次感到死亡离他是如此之近。在《自传》中，他这样描绘当时的情景：“在这病室里的十几分钟，实在感到慌张；俟工作完毕后，方透了一口气。哈医生见到这种情形，觉得好笑；他认为他们已注射他的叔父所制的防疫针，足够安全，不需要其他的预防工具了。”
面对哈夫肯的乐观，伍连德束手无策。几天的经历使他明白，他这个东三省防疫总指挥只能负责傅家甸的防疫事宜，俄人居住区他是不可能染指的。看来希冀于俄国人的协助，也是不可能的了。
每天十余人死亡，数十人感染，与病人和死者密切接触过的人更无法计数。死者的住所需要消毒，染病者需要治疗，疑似病人和死者家属需要隔离……面对如此庞杂的防疫工作，伍连德可以支配的医务工作者，算上他自己只有四人。没有人，再科学的防疫措施也无从落实。伍连德现在最需要的是增援。
此时，北京方面也收到了东北各地发来的疫情报告，鼠疫正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和规模蔓延着。北京、天津、上海……关内许多地方相继出现了病例。朝廷开始在全国征集医生和看护前往东北。令人欣慰的是，面对如此恶疾，报名支援东北的中外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十分踊跃。一天后，伍连德就迎来了第一位志愿者--法国医生迈斯尼。
迈斯尼来华多年，曾是一名军队外科医生，时任天津北洋医学院教授，跟伍连德是老相识了。迈斯尼的到来令伍连德十分高兴。他迫不及待地想把发生在哈尔滨的疫情告诉迈斯尼，并征询他的看法。但当他介绍完疫情，以及自己肺鼠疫的结论后，他发现这位老朋友的情绪不太对头。
对于肺鼠疫的理论，迈斯尼根本无心听完。他摆出自己曾经参与过印度、香港等地鼠疫防治的老资历，全面否定了伍连德的判断。他认为，鼠疫就是由老鼠传播的，灭鼠才是问题的关键，隔离云云根本没有必要。就在伍连德想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时，迈斯尼竟勃然大怒起来。在迈斯尼看来，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中国人，在自己面前侃侃而谈什么“肺鼠疫”，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一种侮辱。
其实，迈斯尼早就窝了一肚子火。到哈尔滨之前，他先去奉天拜访了东三省总督锡良。迈斯尼认为伍连德少不更事，经验不足以主持东三省的防疫。他强烈要求锡良任命他为东三省防疫总医官，以取代伍连德的位置。但锡良却婉言拒绝了迈斯尼的要求，而是让他到哈尔滨看看情形再说。在这样的情况下，迈斯尼无法保持一名医生应有的客观，拒不配合伍连德的防疫措施。
一山难容二虎。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更不容丝毫的扯皮和争执。为了能让防疫工作进行下去，伍连德情愿辞职，把这个东三省防疫总医官的职位让给迈斯尼。当晚，他便致电施肇基，请求辞职。
回复一封电报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伍连德却在焦灼中，整整等待了一天一夜。当他打开施肇基的回电时看到：迈斯尼之职务已予停止，伍医生可以照常继续其防务工作。
关键时刻，施肇基给了伍连德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没人知道，在那焦灼的一天一夜里，施肇基经历了怎样的压力？即便是在《施肇基早年回忆录》中，对于这段经历他也只是一笔带过：“东三省瘟疫盛行，每日死亡率约在百人，而且瘟疫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团区内，亦限制华人入内，时奥国驻华公使任外交团主席日日促余急谋治疫之策。”寥寥数语，当时北京城的乱象已一览无余。面对愈演愈烈的疫情，各国使节人人自危。东北的鼠疫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工具了，它越来越切近地威胁到在华洋人们的生命安全。他们能同意让一个中国青年主持防疫吗？他们向清*和施肇基施加了怎样的压力？如果，伍连德的防疫失败，施肇基又将面临怎样的责难和株连？对此，我们无从知晓。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没有施肇基的鼎力支持，就没有东三省防疫的成功。
防疫专家毙命俄国医院，哈尔滨全城震惊。清*下令：封城！
就在一筹莫展时，一个噩耗传来。几天前被免去职务的法国医生迈斯尼，竟死在了俄国铁路医院里。
原来，迈斯尼被解除职务后，负气来到俄国铁路医院。在他的请求下，哈夫肯医生把他带到传染病房。迈斯尼只穿了医院为他提供的白衣、白帽和橡皮手套，连口罩都没戴就为这些鼠疫病人进行了检查。三天后，迈斯尼头痛、发烧。而后，脉搏加速，咳嗽不止，乃至全身发紫。这位法国医生来到疫区仅仅十天，便感染鼠疫不治身亡了。
一位治疗鼠疫的专家竟然死于鼠疫！这个消息，在哈尔滨各界中引起很大震动。在此之前，俄国人认为只要保持卫生、消灭老鼠就能保证疫情不在俄人居住区泛滥，但迈斯尼的死打破了他们的乐观。俄国防疫局封闭了迈斯尼住过的大饭店，将他的衣服、用品付之一炬，并用硫磺和石灰酸对所有房屋进行消毒。此时，就连一向自负的哈夫肯医生也不得不戴上了口罩。
哈尔滨上下一片惶恐。此前，人们对伍连德的种种轻视和怀疑，都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对于他的要求，没有人再敢怠慢。伍连德成了人们抵抗这场大瘟疫的惟一指望。
很快，在伍连德指挥下傅家甸被分为四个区。每区由一名医药大员主持，配有两名助理、四个医学生和为数众多的卫生夫役与警察。救急队内分诊断、消毒、抬埋、站岗等诸多岗位。每天，医生带领工作人员挨家挨户检查疫情。一旦发现有人感染鼠疫，立即送到防疫医院，并对病人家属进行隔离。为此，他们还专门从俄国铁路局借来大量空车箱，用作隔离之所。
为了能控制住局面，官府从长春调来1160名步兵对疫区内进行交通管制。*规定，傅家甸内居民出行必须在左臂佩戴证章，根据各区不同证章分为白、红、黄、蓝四种。佩戴证章者可以在本区内行动，但要前往别区，则必须申请特别批准证。就连区内的军人们也必须严格遵循这一规章，不许随便走动。
同时，伍连德全权接手了哈尔滨防疫局。防疫局下设检疫所、隔离所、诊病院、庇寒所、防疫执行处、消毒所等部门。其中，检疫所专事检查进入傅家甸者是否染疫；庇寒所为无家可归者提供食宿；消毒所各区设立一个，为参与防疫工作的医生、巡警和夫役提供沐浴消毒服务。
按照收治病人的病情，诊病院分为疫症院、轻病院、疑似病院和防疫施医处几种。各病院中均设有医官、庶务、司药生、看护、巡长等职务。既为不同病情的病人提供了治疗，又避免他们之间的交叉感染。
傅家甸的防疫措施为整个儿东北做了一个表率。随后，哈尔滨俄人居住区、奉天、长春、黑龙江全省纷纷仿照傅家甸的模式建立起防疫体系。
1911年1月13日，清*下令在山海关一带设卡严防。1月14日，停售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南满铁路停驶。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1月16日在山海关沟帮子查有病人就地截留。1月21日下令“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至此，关内外的铁路交通完全断绝。
清*还在山海关设立检验所，将陆路南下的旅客留住5日，以防鼠疫蔓延。
在实行隔离的同时，许多地方开展了奖励捕鼠的活动。在北京，“内外城巡警总厅又颁布捕鼠令，云：照得本京地方预防鼠疫传染，如有捕得鼠子者，均就近送至派出所或区署，每活鼠给铜圆二枚，死鼠给铜圆一枚。并传知各区均立簿册填列收确数，按日报厅。”在汉口，“凡捕一鼠持之警局，给铜圆二枚”。在天津，“刻已晓谕军民人等，嗣后凡捕得老鼠送交该局者，每头给予铜子一枚，以期根株尽绝”。东北三省更把奖金提高至“活鼠毙鼠每个铜币七枚”。据统计，仅奉天省处置的老鼠就有80972只之多。
与此同时，公共卫生也第一次引起了各级*的重视。吉林省“各关检疫分所于城瓮内设机器药水，见人消毒”。在铁岭，*向当地民众发送10000多只“呼吸囊”，“勒令人民尽带呼吸囊”，“由巡警随时稽查，如有不遵守者，即以违警论罪”；屠宰行业每日必须消毒一次，内脏必须当场清洗干净，装在专用的板箱内，不准暴露在外，工作人员必须穿白色服装。天津卫生局发布紧急告示，列出喝开水、吃熟食、注意生活卫生等10条预防措施。北京则“令各街巷剃头棚房屋一律裱糊干净，地下均垫石灰，所有铺内伙友，衣服、搭布、手帕每日更新三次”；如发现私自通行于断绝交通之处及随地便溺不遵守公共卫生者，处以5元至30元不等的罚款。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即便是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些防疫措施也堪称科学。但令伍连德感到困惑的是，在各种防疫措施全面开展后，疫情不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
一排排棺木尸体露天停放，绵延一里有余。“焚尸！”伍连德被自己的想法惊得浑身是汗
1911年1月，傅家甸的疫情丝毫没有减轻的趋势。每天死亡人数都在40至60人之间，不久便攀升至百人，有一天竟然创纪录的达到183人。
隔离、消毒、阻断交通……能做的事情都做了，为什么疫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此时的伍连德压力巨大。他一次一次仔细思忖着自己建立的这套防御体系中是否还存在着漏洞。还有什么地方没有考虑到？忽然，他意识到问题的症结可能出在尸体掩埋这个环节中。
防疫局下设有抬埋队，专门处理死者的尸体。*为死者提供棺材，并由专人送往城北的公共坟地安葬。制度虽然制定了，但随着每天死者不断增加，能否得到有效地执行，伍连德殊无把握。
1911年1月的一天，伍连德来到城北坟场。眼前的一幕，让他惊呆了。时值隆冬，地上的积雪有五六寸厚，雪地上一排排棺木和尸体露天停放着，如长蛇阵一般绵延一里有余。
鼠疫杆菌可以在这些尸身上存活很久。这个坟场简直就像一个储藏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如果有老鼠或其他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一切防疫措施都将化为乌有。
必须尽快将这些尸体处理掉。伍连德找来抬埋队，让他们赶紧挖坑掩埋尸体。但哈尔滨的冬天，气温至少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这样的温度下，土地冻得比金石还要坚硬，不要说深挖洞了，就是想挖一个浅坑，也非常困难。如果要土葬，只能等到春天大地解冻时才能进行。但这样一来，恐怕死于鼠疫的人还要成倍增长。
怎么办？伍连德暗暗思忖。只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断鼠疫通过尸体传播，一个是深埋，另一个便是“焚尸！”这个念头在伍连德脑海中闪过，连他自己也不由一颤。
中国人历来有入土为安的习俗，对待父母先人的遗体更加尊重备至。在传统观念下，“焚尸”简直不可想象。《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至于死亡之事，我国人视之，犹重保存尸体，既同于神圣之不可侵犯，而身后之供奉往往厚于生前，以为不如此，则子弟无以明其孝友，尊长不足以表其仁慈也。今者亦因防扼传染之故，乃欲其尸体施种种消毒之法，或则遽令掩埋，或则加以火化，彼死者之父若兄妻若子目击耳闻，能无不动于心乎？”
即便是生长在海外的伍连德，也不敢贸然挑战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他思来想去，惟有上书朝廷，请皇帝下一道圣旨才能平复民间的反对。
他立即把当地官员和乡绅召集起来，向大家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出乎意料的是，官员和乡绅们一致同意他的主张。毕竟，恶疾面前曾经固守的观念和习俗，此时是那样苍白无力。
伍连德上书朝廷，描述了哈尔滨尸横遍野，无力掩埋的现状，并申明尸体中含有的疫菌将随时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如不尽早处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他呈请圣上颁一道圣旨，准许火葬。同时，哈尔滨的官商绅士们也联名向吉林总督（当时哈尔滨属吉林境内）陈情，希望批准火葬。
想来，伍连德焚尸的请求对清*震动很大。以至于三天以后，他们才收到外务部发来的电报：准许伍医生之请，可依计划进行。
宣统三年，大年初一。中国大部分地区正在庆祝新春佳节，而哈尔滨城北的公共坟地却一片肃杀。200名工人把100个棺木或尸体堆成一堆，一共堆了22堆，浇上煤油，付之一炬。哈尔滨的文武官员见证了这触目惊心的一幕。2200多具尸体就这样灰飞烟灭了。
随后，俄国防疫部门也效仿中方的做法，把辖区内染疫尸体，无论是新近死去的还是已经腐烂的，全部火葬。2月间，俄方共焚化了1416具尸体，其中1002具尸体是从坟墓中掘出来的。
此时，傅家甸已经有四分之一的人染鼠疫死亡。适逢春节，为了能消弭人们悲伤的情绪，振作大家的精神，防疫部下发传单，号召大家燃放爆竹，冲冲晦气。说来蹊跷，从这一天开始，傅家甸一直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竟然下跌了。
1911年3月1日夜0时。哈尔滨防疫局内所有人屏住呼吸，等待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时针指到午夜0时，傅家甸的死亡人数为零。随后，长春、奉天、铁岭……东北各个大城市纷纷传来捷报。死于鼠疫者：零。
“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伍连德被封为“鼠疫斗士”。胜利之后，他记下了那些牺牲者的名字
鸦片战争以来从未露过脸的清*，这回可算在西方列强面前扬眉吐气了一回。为了扬我国威，清*下拨十万两银子专款，拟在奉天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届时，清*将邀请世界各地的名医，汇聚一堂，研讨鼠疫的防治工作。
1911年4月3日，万国鼠疫研究会在奉天召开。来自英、美、日、德、俄等十二个国家的专家参加了会议。作为消灭东北大鼠疫的第一功臣，伍连德理所当然的被委任为会议主席。
会议期间，伍连德见到了东三省总督锡良。锡良笑着对伍连德说，当时他没有委任迈斯尼为防疫总医官，而选择支持伍连德，真是自己最明智的决定。
万国鼠疫研究会是在中国举行的第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专家们不但对东北鼠疫的成因、发展和防治方法做了研讨；而且还肯定了伍连德“肺鼠疫”的理论。伍连德也因在东北大鼠疫防治中的杰出贡献，被授予“鼠疫斗士”的称号。
3、重要人物介绍
伍连德
(1879～1960)，中国卫生防疫、检疫事业、微生物学、流行病学、医学教育和医学史等领域的先驱。1910年末，东北肺鼠疫大流行，他出任全权总医官，于4个月内彻底消灭鼠疫，因此他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此后多次成功主持鼠疫、霍乱的大规模防疫。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动下，我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他先后兴办检疫所、医院、研究所、学校20余所。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等十余个学会，并创刊《中华医学杂志》。
主要著述
医学现在之取缔及将来之挽救商榷书，中华医学杂志，1915，1；（1）传染病之预防，中华医学杂志，1916，2；（2）鼠疫之流行及御防总论，中华医学杂志，1929，15；（3）中国医学史（与王吉民合著），天津出版社，1932；霍乱：中国医生手册（合著），海港建议管理处，1934；鼠疫斗士：一个现代中国医生的自传，剑桥Heffer出版社，1959。
为国家大大争光的人都有资格称为国士，在我眼中，真正的国士既是曾经挽狂澜于既倒，肩负天下安危的猛士，又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归隐田园的智者，伍连德先生可以说是被遗忘的最后的国士。
东北防疫英雄
人类历史上第三次鼠疫大流行，从19世纪中叶开始，从安徽、云南、孟买、旧金山，到土耳其、日本，然后汇聚于北满，于1910年底石破天惊地爆发。东三省当时是兵家必争之地，不仅俄国日本二虎相斗，英法美德也纷纷染指。鼠疫流行后，俄日以独自主持防疫为由，图谋东北主权，以至陈兵相向。其余列强不能坐视，迫使清廷全力以赴。而大厦将倾的清王朝所能倚仗的，是归国仅两年、连国语都很不流利的南洋华侨、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伍连德。
临危受命的伍连德只带一名身兼助手和翻译的学生，火速赶到鼠疫流行的前线哈尔滨，发现实际情况比想象的还要严峻。朝廷在北满的力量十分薄弱，地方官员无所作为，当地根本没有现代医学人才，在哈尔滨各国领事和俄国铁路当局均采取不合作态度。伍连德除了要尽快查明瘟疫的病因，向朝廷提交控制方案以外，还要协调和俄日等国的关系，指挥东三省防疫，以清朝的国力和国际地位，这几乎可以说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到达哈尔滨6天之内，伍连德冒着生命危险进行了中国第一例人体解剖，从鼠疫病人尸体的器官和血液中发现鼠疫菌，从而证明了鼠疫的流行。可是没有想到，病因查明后，防疫前线的情况更糟。对于伍连德关于肺鼠疫这一新型鼠疫流行的判断，在场的俄日法等国专家无一赞同。事关防疫措施，一旦失误后果不堪设想。就在伍连德力排众议固执己见之时，奉命来援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迈斯尼向总督、朝廷和驻华使团要求替代伍连德出任防疫总指挥。为顾全大局，伍连德只得提出辞职。而大鼠疫利用铁路交通的便利，从哈尔滨傅家甸源源不断地经长春、沈阳入关，向全国扩散。
在施肇基斡旋之下，朝廷支持伍连德，免去迈斯尼防疫任务。并倾力增援，将平津直隶一带医学人才和医学生悉归伍连德麾下，总数不过50余人。恰在这时，迈斯尼私自看望鼠疫病人，患鼠疫身亡，引起举世震惊，伍连德的判断以这样一种方式一一得到证实。他因此当仁不让地成为这场国际防疫行动的主帅。
从西伯利亚到上海，南北两千里完全按伍连德的防疫方案，全面隔离鼠疫病人和可疑患者，清王朝以倾国之力和鼠疫进行生死较量。在最关键的哈尔滨，伍连德率领由医护人员、中医、警察、军人和民工组成的防疫队伍，和鼠疫进行决战。每一天都有同事殉职，而每一天都有更多的人舍生忘死地冲了上去。但是隔离施行了将近1个月，鼠疫的流行趋势却越来越严重，日死亡人数持续创新高。几乎所有人的信心都动摇了，只有伍连德一个人不懈努力，用他的自信去感染整个团队，使大家在近乎绝望中坚持。1911年春节，他从朝廷请来圣旨，焚烧了几千具鼠疫死尸，成为第一次东北防疫的转折点。
靠着伍连德周密而科学的防疫方案，靠着防疫团队高达10%殉职率的血肉长城，一场数百年未见的鼠疫大流行，在不到4个月期间，被以中国人为主的防疫队伍彻底消灭了。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流行病防疫行动，伍连德的防疫方案也成为迄今为止对付突发传染病流行的最佳手段。
东三省防疫成功，使防疫总指挥伍连德名扬四海，挟防疫之功出任在奉天举行的有12个国家专家参加的万国鼠疫研讨会主席，发现鼠疫杆菌的日本著名学者北里柴三郎只能屈就副主席。会议结束后，清王朝赏伍连德医科进士、陆军蓝翎军衔，于紫禁城受摄政王召见、获二等双龙勋章，奉天总督授金奖。沙皇*封赐二等勋章，法国*授予荣誉衔。朝廷任命伍连德为民政部卫生司司长，主持创建全国现代化卫生防疫系统。
但是人在巅峰的伍连德没有在荣誉中陶醉，敏锐地意识到大鼠疫还会卷土重来。他谢绝了民政部卫生司司长的高官厚禄，放弃了其擅长的医学研究，重返北满创建东北防疫总处，然后牢牢地守在北疆，等待鼠疫的再次来临。这一等就是整整10年，是伍连德生命中最美好的10年。
这10年，伍连德数次辞去国家卫生主管的高官，甘心做哈尔滨海关属下的一名小小的处长。这10年，他有辉煌的功绩：创建了中华医学会，作为国家特派员在上海主持焚烧鸦片，创建*防疫处以及推动中国医学现代化。这10年，他有刻骨铭心的伤痛，知交的背叛，挚友的横死。这10年，无论风云变幻，他都坚定不移地在遥远的北国兢兢业业地为中国锻造防疫盾牌，打造东北防疫总处这把利剑。
1920年底，大鼠疫果然卷土重来。伍连德10年磨剑，占尽了先机，成功地将其彻底控制和消灭在北满。和10年前仅中国境内便死亡6万多人相比，第二次大鼠疫中苏死亡人数不足1万，而且哈尔滨以南几乎未受波及。更重要的是，由于防疫及时，鼠疫的隐患被消除，这一波大鼠疫流行到此终结。
心系防疫，再创业绩
1879年3月10日，伍连德出生在南洋槟榔屿。其舅父为北洋水师名将林国祥，亲人中数人在甲午战争中殉国。1886年获女皇奖学金留学剑桥，7年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回乡开业，娶福建著名侨领黄乃裳次女黄淑琼为妻。1907年受袁世凯聘请，回国出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此后为国服务30年，1937年抗战爆发后举家返乡。
伍连德虽然生长在海外，可是爱国之心非常人所及，不放弃任何机会为国争光维权。东北鼠疫防疫结束后，他便开始为收回国境卫生检疫权而奔走呼吁，经过十数年努力，1930年海港检疫管理处成立，正式从洋人手中收回海港检疫权。他不计个人名利，慨然出任海港检疫处处长。在**经费分文没有落实、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只用了1年时间，中国港口卫生检疫便接近世界先进水平。到1937年抗战爆发以前，中国国境卫生检疫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受战火波及，上海港口检疫全面中断。九一八事变时伍连德为日军拘留，险些丧生，但他无所畏惧，毅然率领检疫处全体人员组成战地救护队，上前线救治抗战官兵和伤员，先后救治了2万多人和数百名伤员。日军的侵略使海港检疫无法进行，淞沪抗战刚刚结束，20世纪最大的一次霍乱便由上海传入，在全中国流行。伍连德和他的同事们还没有来得及掸去战场的硝烟，又迎来新的战斗。
在1932年霍乱大流行中，海港检疫处承担起大上海300多万人的防疫工作。在伍连德的带领下，上海地区中国的医疗人员在霍乱大流行中夜以继日地救治霍乱病人，穿梭于上海的大街小巷进行霍乱的宣传和防治，进行了上百万人的疫苗接种。这次霍乱大流行中，全国24个省中，23个出现霍乱。366个大城市中，312个出现霍乱病例。全国一共记录了95000个霍乱病例，死亡31000人，病人死亡率之高令人“闻霍色变”。其中北平病人死亡率最高，接近80%。而在爆发源头的上海，不仅总病例数只有以往流行时的1310,而且病人死亡率为全国最低，仅7.4%。同样是在上海，英法租界的病人死亡率均为30%。这是继1919年和1926年哈尔滨两次霍乱流行中，伍连德指挥东北防疫总处以数倍低于日本和苏联医院的病人死亡率而傲视远东后，再一次大幅度领先洋人医院，而且远远低于国际先进水平，这被视为当时全世界大城市流行病控制的最出色的行动。
伍连德率领中国医务工作者，在简陋的条件下，在动乱的年代里，本着爱国为民的精神，创造了一项迄今犹未被超越的高峰。伍连德再一次名扬天下，再一次证明，虽然物质条件是必要的，但是具备有信心、有恒心的出色的领袖，在简陋的条件下一样可以做出光彩的成绩。
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事业的奠基人
回国伊始，伍连德率先引进先进的英美医学教育，使陆军军医学堂迅速摆脱了日本人的影响，把一所为日本培养侵华工具的学校改成中国第一所现代化医学院，中国现代医学教育开始了。从东北鼠疫防疫起，伍连德先后开创了中国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实验动物等学科，是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事业的奠基人。他先后在各地创建了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包括哈尔滨医科大学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并参与协和医院的建设。他创立的东北防疫总处很快成为国际知名科研和防疫机构，20年间不仅承担了东北防疫任务，而且培养出一代防疫精英。1910年他登报呼吁成立华人为主的医学会，1915年和颜福庆等创立中华医学会并担任第一、二届会长。他参与发起创建了10余种科学团体，包括中华麻风救济会，中国防痨协会，中国公共卫生学会，中国微生物学会，中国医史学会，中国科学社等。
第一次东北防疫后的20多年，伍连德作为中国首席医学专家，代表国家出席国际会议，出任国联卫生部技术官员，是中国现代医学的领军人物，同时也在国际上不遗余力地为中国呼吁和宣传，为国家招揽人才。除对现代医学贡献卓著外，伍连德还是近代对传统医学有突出贡献的人物。他和王吉民于1932年用英文出版“中国医学史”，第一次系统地向世界介绍中国医学，使中医从此走向世界。
伍连德重实干轻大言，尤为难得的是屡立大功却从不自傲，每次获得奖励、每次回忆时，他都再三强调感谢祖国给他报效的机会，能继续报效祖国别无所求，其襟怀之宏大令人肃然起敬。
近十余年来，特别是非典流行后，伍连德开始光芒万丈地重回中国，渐渐享有了应得的历史地位和尊重，他的爱国为民精神被提倡和传颂着。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伍连德的事迹还鲜为人知，现有的资料更是错误百出，他的平生功绩还有待仔细研究，他的历史地位还有待重新评价。了解和研究伍连德，不仅仅是挖掘一个历史人物，而且是弘扬一种民族精神和魂魄，在今日之浮华喧躁中树立起道德的楷模和人生的榜样。
4、事件影响
缔造这个奇迹的除了科学的防疫措施，还有一串长长的医务人员殉职名单。虽然观点不同，但却为中国的防疫工作献出生命的法国医生迈斯尼；刚刚从剑桥大学毕业便深入东北疫区的英国年轻医生杰克森；为支援防疫而临时上阵的中医大夫徐世明……还有那些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数以百计的士兵、警察、救护队员、检察员、杂役乃至厨师们。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人又顶上来，前赴后继，连绵不绝。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英勇的防疫队伍，一场罕见的大瘟疫才得以扑灭;也正是因为有了千千万万英雄儿女，中华民族才能历百折而不倒，日久弥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