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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

科普小知识 2023-11-22 15:3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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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洱,男,作家,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曾在高校任教多年,现为《莽原》杂志副主编。著有《饶舌的哑巴》、《遗忘》等小说集多部,长篇小说《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曾获第三、第四届“大家文学奖”(荣誉奖),首届“21世纪鼎钧文学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

中文名:李洱

性别:男

出生年月:1966年

国籍:中国

出生地:河南济源

代表作品:《花腔》、《石榴树上结樱桃》

职业:作家

毕业院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1、人物经历


李洱

  没有回信的祖父和父亲

李洱有个“家族徽记”:密密的抬头纹。“小时候看我爷爷的额头,皱纹非常非常深;现在我儿子一岁多就有!我们家是一代不如一代啊!”他半开玩笑地说。

他祖父弟兄三人,当年一同投奔延安。大哥老死在那里,二哥进城之后屡获升迁,长期任军方要职。他爷爷原是延安的马列教员,后因家事返乡,在随后的年月里备受折磨。因处境不同,兄弟三人长期不通音讯。唐山大地震时他祖父给远在北京的二哥写信,问他是否平安。此后,他掐算着日子,想着几天之后可以收到回信。信如石沉大海,但祖父的等待却被孙子记住。后来李洱读到马尔克斯的小说《没有人回信的上校》时,眼前出现的不是那个流亡异乡的哥伦比亚老头,而是缄默的祖父。

李洱第一次投稿是在八九岁时,当然,投的不是自己的稿子。

当年他的父亲考上了新乡师专,此后在济源的中学教书。上世纪80年代,他就把《百年孤独》看得津津有味,私下里也一直在写小说。其中一篇写的是农民买化肥的故事,八九岁的李洱看完父亲的小说,碰巧手里有几分零钱,就瞒着父亲把小说寄了出去,信封上写着:《光明日报》收。但他忘记在信封上留下家里的地址了。后来他父亲翻箱倒柜找自己的小说,李洱每次都吓得要死。最近他才向父亲坦白了:稿子是被我偷偷寄走了。

过了许多年,李洱终于见到了曾身居高位的二爷爷,他既没提到那封信,也没问到他弟弟的死,只是反复教育李洱一定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又过了几年,李洱突然接到他的电话。问李洱是不是他的孙子,是不是写过一部小说叫《花腔》,他想看看,能不能给他寄一本。李洱立刻就想起了祖父寄信的往事。他没有当面回绝已经90多岁的老人,他说,“好吧,回去就寄。”但他终究没有寄。

给了“优”又要回去

1983年,李洱考入华东师范大学,那里曾经有“全国最好的中文系”。“80年代前期,中文系里人人都是诗人和小说家。当时文史楼有个通宵教室,一到晚上就坐满了,写小说呢,为赋新词强说愁。这种气氛下,就是傻瓜也会写。”

“对我来说,80年代是文化的童年;对文学来说,那是它的青春期;对时代来说,那仿佛是新婚之后最忙乱的时期。”

最初的小说创作跟博尔赫斯有关,此后师承的名单不断拉长:马尔克斯、昆德拉、卡夫卡、哈维尔、索尔·贝娄……“博尔赫斯,当时大家都叫他豪·路·博尔赫斯!全称,以示尊重。当时华东师大就有一个博尔赫斯,格非嘛。当然,格非的视力是1.5。”

当时李洱跟格非来往很多。格非比他高两届,李洱写毕业论文时,格非还是助教,没资格指导论文,李洱逼着他当了自己的指导老师。

结果李洱的论文评了个“优”。但那一次,得“优”的学生太多了,教导处说,要去掉一个。格非只好来找李洱,说,“我只是个助教,就把你的‘优’去掉吧。”李洱急了,你不给“优”就罢了,哪有给了又要回去的道理?

李洱早期的小说,格非大都看过。“他提意见的时候很委婉,不直接说我的小说,说的都是大师的作品:霍桑有个细节是这么写的,海明威有句话是那么写的。”

也正是格非,陪着李洱把他的第一篇小说送到了《收获》杂志社。

“那是一个文学的年代,文学是一种思想资源。奇怪的是,当时的小说其实是没人看的,包括后来的先锋小说。要到很多年后,通过商业炒作才被接受。”李洱记得有一次王蒙的新书征订,结果只订了37本。


李洱作品

  中国乡村已经全球化

想了七八年,又写了3年,到2001年,李洱以复杂而自如的叙事技法,完成了长篇小说《花腔》。

德文翻译夏黛丽看到了《花腔》。因为没找到出版社,她决定自己买下德文版权。由于牵涉太多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传统文史知识,《花腔》的翻译非常艰难。这时,李洱出版了《石榴树上结樱桃》,夏黛丽决定先翻译这本书。

《石榴树上结樱桃》2004年在国内出版,销量固然还不坏,但李洱之名基本只出现在各种文学会议的演讲稿上。当时夏黛丽四处寻访李洱,一位中国作家说:我向你保证,中国没有这个作家。

2007年4月,《石榴树上结樱桃》由德国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DTV出版社出版。至今,德文版已经卖出了1万本。

有次在柏林换坐地铁时,李洱看到一家书店门口贴着一张很大的海报,上面的人面相是中国人,看起来既熟悉又陌生。他凑近一看,发现那是他自己。

德国出版社为他办了系列朗诵会。所有李洱认为中国读者会笑、会有表情的地方,德国人都有对应表情。“那天下着雨,各地来了很多学者、教授,他们全都看完了《石榴树上结樱桃》,讨论到很晚很晚,我嗓子都哑了。”

李洱不知道这本书在德国为何如此受欢迎,从翻译那里得到的解释是:“他们非常惊讶中国乡村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了。”现在《石榴树上结樱桃》已经拍成了电影,但除了拿版权费,剩下的事李洱一概不参与。

写《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并没有“深入农村、体验生活”。不懂的时候,他就打电话给在河南的父亲,屋顶上那个东西叫什么?

有人调侃,这本书里的农民至少是上过中专的。有人猜度,这与李洱的农民出身有关:他1966年生于河南济源的一个村子里,这个村曾经非常有名,唐朝时韩愈、白居易都来过这里,并留下了大量诗作——有李洱老家马桶边的一本诗集为证。

2、先锋作家


德国总理默克尔

  2008年底。媒体报道称德国总理默克尔将德文版《石榴树上结樱桃》送给中国总理*,并点名要与李洱对谈。

一个月后李洱与吴思、蔡定剑一起见到了默克尔,当时她刚结束与胡*的会面。默克尔发现自己的裤子上有些灰尘,不停地去掸。“那些灰尘是哪儿来的呢?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她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好像没想起来。”

其实早在2007年访华时,默克尔就希望见见他,但李洱在河南看护母亲,未能回到北京。得知李洱的母亲过世了,默克尔称她为“伟大的母亲”。

德国媒体对李洱评价颇高。但这位作品(《石榴树上结樱桃》)被《普鲁士报》认为“配得上它所获得的一切荣誉”的小说家接受国内媒体专访的次数屈指可数。

他自称不善于说话。“很多人能把废话说得极漂亮,舌头像蛇信子一样吞吐不息。全是废话,但很有节奏,我真是佩服。”但他很可能是最聪明、最会讲笑话的作家之一。他纵横捭阖,收放自如,感到惊讶时,喊一声“乖乖”。他既诚挚又狡黠,既严肃又八卦,既得体又放松。

3、人物感言


李洱

  在ftchinese看到一篇有关德国总理默克尔来中国访问的文章,文章提到她会见了李洱和沙叶新等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和作家,由于担心中国的新闻舆论*。这个地方是太缺少舆论*了,在历史的长河当中,那种感觉已经被压抑了很久很久,麻木了很久,愚昧了很久!统治者统治舆论,压抑*,垄断*。统治者总是喜欢这样,而被统治者也愿意接受。

这种情况还在继续着,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享受到高度*和*。当然这需要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共同努力!

中国的农民坐在田间地头的时候,他们会谈到中美关系、海峡两岸关系、中东战争,很多农民喜欢谈这些问题。他们端个碗蹲在屋前,或者一边喂猪一边谈论这些问题。有时候他们甚至打打手机,交流一下中程导弹试射谁厉害的问题。他们现在就像老一辈人喜欢谈三国,谈曹操谈刘备一样,谈小布什、萨达姆、陈水扁。农民的生活一方面很现代,另外一方面还比较原始。他们既用现代化的播种机和收割机,也用西汉时期的农具。他们平时也看美国好莱坞的电影。中国乡村是后现代、现代和前现代的混合。乡村是中国现实的缩影。”

到现在,李洱还不清楚,德国读者为什么喜欢《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从出版社和翻译那里了解到,“许多德国人对中国农村的了解,是通过那些来过中国的传教士写的书,他们对现代中国乡村完全不了解。因此,当他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非常惊讶中国乡村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了,他们想知道这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高中时读了许多文学巨著,那种感觉真的很不错,不过离现在有点遥远了。非常感谢那些大师们,用他们丰富的精神和精湛的文学品质,使我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李洱认为,在传媒时代,我们所传播的是大众的、世俗化的、非虚构的东西,而文学是虚构化的,所以,探讨文学与传媒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话题。作家的写作是临界点的写作,存在着一定的创作疑团。所谓创作疑团,通俗的讲是说作家有东西想写,但担心写不出来,即使写出来,也并不一定与他所想表达的意思一致。这就是说,语言和实践之间有巨大的鸿沟。

李洱提出了文学与传媒的关系:作家的写作深受大众传媒影响。与其读小说,不如读报纸就是一个事实例证。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王瑶先生就坚持每天读报纸。那么,人们为什么爱读报纸、看电视呢?是因为人们想要接近世界的真相,人们认为大众传媒提供给人真实,而小说则是虚构的。人们渴望直观感受到世界的信息,所以人们更喜欢通过报纸和电视了解世界。但是,即使是以真实面目出现的新闻也包含着虚构,被誉为“美国的良心”的克拉凯特所制作的新闻也不完全是真实的,这说明最真实的人提供的也可能是虚假信息。那么,小说在这个时代还有没有意义?李洱说:“我们越是生活在被图象包围的世界,小说的虚构越重要,文学书写越珍贵。”当整个世界非虚构时,文学写作就成为“他者”,写作成了*精神的体现。

4、《花腔》

简介


李洱作品

  《花腔》以寻找主人公葛任为基本线索,以破解葛任的生死之谜为结构中心,描写了葛任短短一生的生活境遇、政治追求及爱情经历,讲述了个人在历史动荡中的命运。

小说的最大特色是以三个当事人的口述和大量的引文来完成叙事。书中众多的任务性情不同、身份各异,以不同的腔调来叙述这桩历史谜案,显得意味深长,引发我们对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构、记忆与遗忘、饶舌与缄默等诸种生存状态的体验和思考。

作品体现了当代文学的智慧,具有罕见的郑重态度,将在读者心中留下持久回声。

首语

昨天我才意识到,我与这本书已经相伴十年了。这让我感到惊讶。但是,如果能更深入地了解葛任的故事,我就是再花去十年,也是值得的。

其实,这并非我一个人写的书。它是由众多引文组成的。我首先要感谢医生白圣韬、人犯赵耀庆以及著名法学家范继槐。

他们不光见证了葛任的历史,参与了历史的创造,而且讲述了这段历史。读者很快就会发现,他们讲故事的能力足以和最优秀的侦探小说家相比。他们的讲述构成了本书的正文部分。其次我也要感谢冰莹女士、宗布先生、黄炎先生、孔繁泰先生,以及外国友人安东尼先生、埃利斯牧师、毕尔牧师、费朗先生、川井先生等人。作为本书的副本部分,他们的文章和言谈,是对白圣韬等人所述内容的补充和说明。

读者可以按本书的排列顺序阅读,也可以不按这个顺序。比如可以先读第三部分,再读第一部分;可以读完一段正文,接着读下面的副本,也可以连续读完正文之后,回过头来再读副本;您也可以把第三部分的某一段正文,提到第一部分某个段落后面来读。正文和副本两个部分,我用“@”和“&”两个符号做了区分。之所以用它们来做分节符号,而不是采用通常的一、二、这样的顺序来划分次序,就是想提醒您,您可以按照自己对故事的解释,重新给本书划分次序。我这样做,并非故弄玄虚,而是因为葛任的历史,就是在这样的叙述中完成的。

有人说,葛任的生与死,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生与死。还有人说,葛任身后长着一条尾巴,一条臧否各异、毁誉参半的尾巴,一不小心就会抽打住您的神经末梢。前天早上,我打开电脑的时候,又看到一位朋友在发给我的电子邮件中说,葛任是一块魔毯,既能将你送上云端,也能将你推下幽谷。这些话准确与否,读完本书的朋友或许都会有自己的判断。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虽然我是葛任还活在世上的惟一的亲人,但书中的引文只表明文章作者本人的观点,文章的取舍也与我的好恶没有关系。请读者注意,在故事讲述的时间与讲述故事的时间之内,讲述者本人的身份往往存在着前后的差异。正是由于这一差异,他们的讲述有时会出现一些观念上的错误。我相信读者能正确地看待这些错误,所以我并没有做出太多的纠正。我只是收集了这些引文,顺便对其中过于明显的遗漏、悖谬做出了必要的补充和梳理而已。当然,因为葛任是我的亲人,我对他的爱也与日俱增,所以在与本书相伴的十年间,尽管工作的性质要求我保持冷静和超然,但很多时候,我还是忍不住要放声大笑,或低声哭泣,或在沉默中战栗……

5、人物影响


李洱

  在访问中国前,德国总理默克尔已经选好了送给中国总理*的礼物:一本中国作家李洱创作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德文版。

默克尔到北京出席亚欧峰会时安排了与李洱的会见。“她想通过我们了解,从改革开放至今的30年里,中国社会究竟在哪些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对中西方文化交流是什么样的态度,中国民众对西方国家的看法。”李洱已经成为德国甚至欧洲人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他去德国使馆参加午宴的时候,发现他已经为德国驻华大使馆工作人员所熟悉,从大使到普通工作人员,都在读《石榴树上结樱桃》。在挑剔的德国图书市场上,《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德文版已经卖出了一万本。《石榴树上结樱桃》的德文版译者Thekla女士(汉名:夏黛丽)在德国慕尼黑讲授汉语和中国文学。她每次到中国旅行,都要购买很多中国小说。看到李洱的小说集《饶舌的哑巴》,她非常喜欢。她觉得李洱的小说与她看到的大部分中国小说不同,既有纯熟的现代小说技巧,又有着强烈的现实精神。但夏黛丽女士不知道怎样才能找到李洱。她问了很多人,最后终于通过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的一个朋友,找到了李洱。接到夏黛丽的电话时,李洱正在郑州大街上的出租车里。李洱向夏黛丽介绍了自己的长篇小说《花腔》。看到《花腔》以后,她非常喜欢,在没有找到出版社的情况下,愿意自己付版税给李洱,买下了德文版权。

因为牵涉太多的中国现代历史和传统文化知识,《花腔》的翻译异常艰难。看到李洱随后出版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她决定先翻译这本书。2007年4月,《石榴树上结樱桃》在德国DTV出版社出版。DTV出版社又称口袋书出版社,是德国最著名的出版社之一。与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同时出版的,是美籍华裔作家哈金的长篇说。

《石榴树上结樱桃》在德国出版后,出版社专门为李洱在德国办了系列朗诵会。德国的奥迪汽车公司还为李洱的德国之行提供5万欧元的赞助。在慕尼黑和柏林,李洱朗诵中文,一位曾在法斯宾德的电影中出演女主角的演员朗诵德文。从听众现场的反映看,李洱觉得他们读懂了这部小说。德国的记者告诉李洱,这是他们所参加的最好的朗诵会。朗诵会之后,又举行了学术讨论和签名售书。出版商也没有想到,现场签名售书就卖了两百多本。

《石榴树上结樱桃》出版两个月里,首印的4000册全部卖完,后来,又加印了4次。因为它的畅销,出版商对他的《花腔》也有了信心。曾经出版余华小说的斯图加特出版社,以高价买走了《花腔》的版权。李洱收到了一个厚厚的信封,里面是一叠报纸,上面都刊登着《石榴树上结樱桃》的书评和对他的专访。

2008年3月,企鹅出版社经过调查,最后选出来应该被翻译到英语世界的中国作家是*、贾平凹和李洱。大多数汉学家对李洱的《花腔》和《石榴树上结樱桃》感兴趣。当时企鹅出版社的选题讨论会在莫干山召开,邀请了英国、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的汉学家和中国的翻译家,*和李洱应邀到会,当时南方周末记者也在场。《石榴树上结樱桃》在西方读者眼里,是一把打开中国社会大门的钥匙。

6、周刊访谈


李洱

  人物周刊:《石榴树上结樱桃》里的繁花和小红都挺可爱、好笑,你认为可以用善恶来评判这些人吗?

李洱:我关心人物的性格,要多于关心人物的道德。这可能是小说家的职业病。我内心有善恶标准,但不会要求读者认同我的标准。有些朋友开玩笑,说你写的农民不像农民,起码是从中专出来的。哈,小看农民喽。农民的生存智慧不得了。一个自作聪明的知识分子跟农民打交道,农民能把你卖了。不是经常有报道吗?哪个女大学生被农民卖到了什么地方,洞房花烛夜才明白过来,摸过来的,原来不是“同桌的你”。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作家的道德感?

李洱:从专业角度讲,准确是作家的惟一美德。

人物周刊:书里那些“颠倒话”是你自己编的还是听来的?

李洱:“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东西大路南北走,出门碰见人咬狗。”民间流传很广。前面两句是很有趣的矛盾修辞。不过,小说中大部分颠倒话是我顺口编出来的。有一天竟写了几百行,写得口干舌燥、扁桃体发炎。但最后用到小说里的只是一小部分。

人物周刊:中国有许多乡土文学,你觉得你写的是不是真正的乡土中国?

李洱:不能说我写的就是真正的乡土中国,只能说我写出了我的乡土经验。什么是经验?经验就是活泼的印象。如果还有人去写沈从文式的乡土小说,要么是傻瓜,要么是装傻。应该学的是沈从文处理经验的方法,而不是照搬他的写法。另一方面,我也不喜欢通过写作来诉自己的苦。有些作家,不把人写哭决不罢休,然后就到处签名售书,胳膊肘都快磨破了,要影响他打高尔夫球了。他的苦其实是高尔夫球没有打好的那种苦,那种苦当然也很真实很活泼,但如果非要通过写农民来表达自己的这种苦,我就要把书放下了。我知道有很多人喜欢这种写法,莫非他们平时也打高尔夫?

人物周刊:《石榴树上结樱桃》德文版出版后,当地书店为你举办作品朗诵会,在中国你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吧?

李洱:巴金百岁诞辰时,《收获》就举办过朗诵会,请一些作者朗诵自己的作品。我觉得这种形式很好,就跟买花篮买蛋糕一样好。当时我朗诵的是《喑哑的声音》,一篇写通奸的小说,别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开个玩笑,作者朗诵还有可能对播音美学产生影响。让贾平凹去朗诵《秦腔》,肯定比罗京有意思。在德国我朗诵过几次。有个在法斯宾德的电影里演女主角的演员,她朗诵德文,我朗诵中文。她不懂中文,但她说听我的朗诵有助于她理解作品。

人物周刊:德文版在德国引起很大反响,法文版呢?

李洱:法文版的翻译和出版很有意思。一个译者本来快翻完了,最后却放弃了。他是“*”时在复旦学的汉语,无法忍受小说中对“*”的议论和描写。可出版合同已经签了,眼看就到期了,怎么办?那边只好征求我的意见,说如果我想打官司,他们也没办法;如果我不打官司,他们就多赔一点违约金。还是这个好,我也没有时间打什么官司。最主要的是,我对那个译者突然尊重起来了。他为了他的文化立场,可以放弃经济利益。这样的人难道不值得我尊重吗?我就跟法国出版社讲,我很想认识这个翻译家,想请他吃顿饭,跟他交流交流。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开玩笑,他们不信。

有人老觉得自己过的不是生活

人物周刊:小说中的人物跟你是什么关系?

李洱:我作品中的人物都不是很坏,所以我这个人也不是很坏;他们分裂得不是很厉害,所以我分裂得也不是很厉害。所有写丑恶的作家,思想都有丑恶的部分。人写黑暗是以自己内心的黑暗为依据的,黑暗不到那一步,就写不出那一步。

人物周刊:你怎么体验生活?

李洱:今天下午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某个出版公司跟电视台合作,邀请一批作家跟普通人一起生活,然后写出这个普通人的传记,电视台再拍成电视片。他问我有没有兴趣,我说没兴趣。我每天都跟自己、跟朋友在一起,过普通人的生活。有人老觉得自己过的不算是生活,非要“体验生活”。

人物周刊:你平时是怎么写作的?

李洱:我一天写七八个小时,最后能留下一千字就谢天谢地了。各有各的习惯,所谓“猫钻猫洞,狗走狗道”。有的人,比如阎连科,一天只写两个小时,但一写就是好几千字。我不行,一天到晚磨磨蹭蹭,一个句子,放这里好还是放那里好,诸如此类。有点把小说当成女人了。同样是一团脂肪,长在乳房上是丰满,长到腰上就是赘肉。为了表达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我要比较深入地了解它们,知道我写的每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就变得很困难。我认为加缪的小说就是这样的。它经过经验反省,每句话都表达一种被审视过的生活,而不是像生活本身那样。我可能还没达到这样的高度,但是我的写作习惯已经变成这样的了。

这还不是最要命的,最要命的就是你的想法一直在变。我常感到这个时代不适合写长篇,因为你的经验总被新的现实击中、冲垮。曹雪芹那个时代适合写长篇,贾宝玉什么人,有什么想法,他事先都知道,按部就班写出来就行了。虽然那个时代也在变化,可价值观念稳定得就像贾府门前的石狮子。要是贾宝玉接个电话,林黛玉的,说她在什么地方按摩,今天回不了贾府了,他立即觉得这个女孩不能要了。现代小说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大概是“突然”,突然怎么样,突然不怎么样。睡个午觉起来,你的想法可能就变了。

人物周刊:什么是诚恳的写作?你自己是否忠于内心?

李洱:写作时,我无限忠于自己的内心。糟糕的是,这个时代的内心生活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不良反应、一种创伤性经验。写作就是对这种不良反应的表达和反省。大家都说,内心平安就是幸福。可是,内心平安其实是一种罪,它表明了你的犬儒、你的放弃、你对秩序的认同。所以,在写作上你既要表达,又要对自己的表达作出必要的反省。写作类似于你眼睁睁地看着某种体外手术,做的是自己,被做的也是自己,最担心做坏的当然还是自己。

人物周刊:《花腔》体现了你对结构和语言的追求,在小说中你使用了大量引文。

李洱:《花腔》接近了我的小说理想。总有一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留在世界上的是一些混淆的、错乱的、矛盾百出的文字,各种看上去跟你距离甚远的引文构成你的生活。一个人通常是在别人记忆中存活的,除非你写自传。但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没时间写自传或者只愿意写诗的人只能把他的生活让渡给别人来写。比如《花腔》的主人公,他不愿意写散文,只愿意写诗。

人物周刊:你尊崇哪几位作家?

李洱:两个,一个加缪,一个哈维尔。哈维尔的作品,译成中文的我全都看过。他不是一流作家,却是一流文人。当总统之后他的秉性也没改。他踩着滑板接见贵宾,抽空就写荒诞派戏剧。

人物周刊:写作给你带来了什么?一点名、一点钱?你一开始写作时有什么目的或者动力?

李洱:不是一点名、一点钱,而是一点点名、一点点钱。写了这么多年我的目的已经变得很简单了,就是写出自己心目中的小说。

当代作家都被失败感笼罩着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国内比较认可的美国作家卡佛、厄普代克?

李洱:我正应邀写卡佛呢。他是个好作家。我读卡佛应该是在1989年前后。后来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卡佛的玫瑰和香槟》。卡佛死之前曾经站在床前凝望玫瑰,他最后一篇小说写的是他的导师契诃夫死前喝香槟,香槟的瓶盖自己蹦了出来。这两个细节意味非常接近。卡佛是以此向前辈致敬,为今生的告别,也为来世的相聚。写作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来。一个作家,往往是在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才能够最终懂得什么叫死,什么叫生,什么叫幸福。困惑疑难在那一刻悄然遁形,然后再次现身,要求后世作家做出解答。

你说读书界和媒体终于认可了卡佛,我不敢相信。这个月他们认可的是卡佛,下个月是谁?

人物周刊:德国汉学家顾彬*作家的言论你怎么看?

李洱:顾彬在德国有个绰号叫“痛苦的耶稣”,可见他谈论德国文学时也很痛苦。顾彬的“垃圾论”出来后,他在汉语文学界很痛苦,他说自己没说过这话,只是说某某作家的作品是垃圾。邱华栋跟他做了个对谈,可是没地方发表,因为中国的很多媒体对他别的话不感兴趣。开始时媒体只是借顾彬之口来骂人,人家要不骂,我们的媒体能活活急死。注意,请他骂的是作家,不是别的什么家,如果他骂了别的什么家,我们的媒体要么不感兴趣,要么不敢刊登。这是不是很有趣?一个媒体先塑造出自己需要的顾彬,然后别的媒体一哄而上,去讨论同行们精心创作的那个作品,而作品主人公的真实想法别人却很难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耶稣若真的复活,这会不会是他在传媒时代的真实处境?

人物周刊:有时候西方人看中国小说像看某类社会文献。

李洱:我在德国接受访问,记者经常问我关于卫慧、棉棉的问题。我坦率地告诉他们,如果她们是作家,我就不是作家;如果我是作家,她们就不是作家,我们的差别就有这么大。

棉棉其实写得不错,是自动写作。但问题就在这里,当以作家要求自己的时候,她必须有文学史的判断,知道自己写的跟别人哪儿不一样,否则写作无法继续。卫慧很极端,但只是虚构的极端。那种生活不是她的生活,不是中国人的生活,是她从亨利·米勒的作品里读来的。这就变成一个基本问题:绝对虚假的写作和最本真的写作,都有可能导致写作无法持续。她们两个正好代表两种状态。

人物周刊:是不是我们没有一种健康的*,使好作家能浮现出来?似乎很多作家都缺乏真正的精神力量。

李洱:我常常有一种感觉,可能有些很棒的作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写作,然后放进抽屉锁了起来,加了密码。一种可能是他们不愿发表,不愿加入合唱,不愿被纳入秩序。另一种可能是他们发表了作品,但被我们忽略了,因为他们表达的经验与我们有背离,但这种背离又没有夸张到眩目的地步,所以我们没能看见。跟他们相比,我已经很幸运了。文学史、文学*是一个有趣的东西,它会过滤掉非常丰富的内容。筛子的网眼很大,筛出来的都是大块文章、所谓的成功人物。什么是成功?在平庸的年代里,成功是一个很可疑的概念,它往往是商业包装和自我吹嘘的混合物。它惟一的必要条件就是销量,但在五年之后,两三年之后,甚至两三个月之后,有没有人会想起来你这本书?都是白忙。

精神力量?失败算不算一种力量?我们所谓的精神力量,往往是指成功者的愤世嫉俗,用高射炮打蚊子,用破扫帚打老虎。真正的力量,是雪被下面的草尖,是小鸟的红喙,看上去很微弱的,只是我们往往不知道爱惜。

人物周刊:在这种状况下,作为一个当代作家,你如何自处?

李洱:每个当代作家都被失败感笼罩着。我们最早接受的文学教育使我们想表达某种思想、经验、观念,并使之成为某种思想资源。但这种可能性已经消失。很多作品踮着脚去迎合,而不是站稳了去表达。这是一个不重视内心生活的时代,价值观分崩离析。但也许通过财富积累,人们会重新认识到文学艺术的美和意义。据说很多贪官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学文学,是吧?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人物周刊: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李洱:幸福成了时间概念,成了一种嗅觉,瞬间的,细微的,具体的。闻着婴儿身上的气息肯定是幸福的,可你也不能一直抱着他啊。他也要寻找幸福,你不是他的幸福,他的幸福是吃奶。写出满意的小说当然也是幸福,类似于婴儿吃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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