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镕

林镕，字君范，植物分类学家。20年代主要从事真菌学研究，从30年代起致力于研究种子植物的分类，在开拓和发展我国菊科植物分类的研究上成绩显著，编著了《中国植物志》（菊科）三卷册。培养了不少植物学人才。在创建福建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和参与领导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建设上做出了重要贡献。

1、生平概况

林镕

林镕，字君范。1903年3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秀才，早逝。母亲勤劳节俭，抚养他长大并供其上学。林镕从小聪敏好学，初中时先在邻县镇江中学读书，后转入上海格致中学，成绩优异，于1919年高中毕业。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兴起，大力提倡以科学、*救中国。在这种新思潮的影响下，林镕怀着科学救国的志向，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团体，于1920年以优秀成绩获准赴法留学。到法国后不久，就考入南锡大学农学院，于1923年毕业获农学学士学位和农业技师称号，随即到安底伯农业学校和地中海一带的农场实习。1924年考进克莱孟大学理学院，师从著名真菌学家摩罗教授进行研究工作。由于他工作和学习勤奋，得到老师们的器重，并获学校的公费待遇和嘉奖。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两篇真菌学的学术论文，1927年和1928年先后获克莱孟大学理学硕士和国授理学硕士学位。1928年入巴黎大学理学院继续深造，1930年以高水平的真菌学论文通过了学位考试，获法国国授理学博士学位。此后在法国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做了短期的研究工作，于1930年秋天回到了离别十年的祖国。

1930年至1937年，他应聘任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生物系教授，后任系主任，同时兼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研究员，还在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等校兼课。他根据当时国内的情况和需要，从研究真菌学转为以研究种子植物分类作为自己的主要方向，从此也奠定了以后一生的研究生涯。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许多大学和研究机构纷纷内迁，林镕因家累一时未能随校转移。北平沦陷后曾有人准备用高薪聘请他出来继续执教，尽管那时家庭经济十分困难，但他坚决不为日本侵略者效劳，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1938年他变卖家产做为路费，只身离家到陕西武功任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教授。1939—1941年转任西北农学院教授，并与刘慎谔、辛树帜教授共同筹办了西北植物调查所。在此期间，西北农学院的一些进步学生因响应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入狱，他与同校的金树章、虞宏正和一位物理学教授一起，反对*地方当局的倒行逆施，并多方设法营救，终使这些学生获释出狱。他们的正义行动被时人广为传颂，并誉之为“武功四君子”。

1941年他接受汪德耀教授的邀请，于1942年到在福建永安的厦门大学任教，这时他以主要精力着手筹建福建省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并任研究员兼所长，还创办了福建省研究院研究丛刊。

在永安，他得以和从北平出逃的家眷重新团聚。1944—1946年，他离开了动植物研究所，任厦门大学教授兼该校海洋生物研究所主任。在福建期间，他率领队伍先后在永安、长汀、连城等地进行植物调查，采得了标本数千号。抗战胜利后，1946年林镕举家迁回北平，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并在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兼课。

*成立后，林镕在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任研究员。1953年该所改称为植物研究所，他历任副所长、代理所长、顾问，直到1981年5月28日逝世。他在植物研究所工作长达30年，在参与筹划和领导该所的建设上付出了许多心血。

1955年林镕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又被聘任为生物学部副主任。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曾代表学部数次参加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到苏联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访问与商谈科学合作事宜。在国内经常接待各国科学家的来访，为促进国际间的科学合作交流和科学家之间的友谊做出了贡献。

他曾任《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副主编、主编，中国植物学会秘书长、副理事长，北京植物学会理事长。曾被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林镕是中国*同盟盟员，1956年加入中国*。

2、研究成就

20年代在法国留学期间，林镕主要从事真菌学的研究，是我国较早研究真菌学的科学工作者之一。曾就真菌形态、细胞、性现象的研究发表过几篇文章，他的长篇博士论文“毛霉有性生殖的生物学研究”（1930年），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1930年回国后，当时我国种子植物分类研究的基础薄弱，既没有编出适合自己国家用的教材，也缺乏可供鉴定菌类寄主植物参考的书籍，由于他具有比较广博的植物学知识基础，于是决定改行研究种子植物分类，并且很快做出了成绩，1931年他与刘慎谔合作编著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第一册旋花科。过后不久，他就选定了难度较大的龙胆科植物和菊科植物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表现出他不畏困难的胆识和坚强信心。1933年，编著出版了《中国北部植物图志》第二册龙胆科，此后还发表了一些龙胆科和其它高等植物分类的论文，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和引用。

林镕最重要的成就是关于菊科分类的研究，是我国最著名的菊科分类学家之一。菊科是种子植物中属种最多的一个科，在我国已查明的就有240余属，约3000种。由我国植物分类学家集体编纂的《中国植物志》共125卷册的巨著中，菊科植物共7卷11册，在全书中所占的数量最多。菊科植物中有许多种药用植物、油料植物以及其他经济植物，研究菊科植物对开发利用我国的植物资源具有指导意义；了解菊科植物的种类、分布、习性和亲缘关系等，对于阐明中国植物区系的起源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经过多年研究，林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发现了菊科的一个新属——重羽菊属（Diplazoptilon），描述和探讨了近千种的中国菊科植物，发表了一大批研究论文。在大量工作的基础上，他或与他的学生合作编纂出版了《中国植物志》（菊科）三卷册，即《中国植物志》第74卷、第75卷、第76卷第1册，这些专著的水平与质量，得到了有关专家的好评。此外，他还遗留下许多宝贵的中国菊科文献资料，为后人继续编纂其它中国植物志（菊科）和进行专题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我国菊科植物分类的开拓和发展上，林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成立后，林镕除继续进行植物分类的基础研究外，对我国国防和生产实践的需要也十分关心。1950年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悍然发动细菌战，他积极响应党和*的号召，与其他生物学家、医学家一起，抱病参加反细菌战的工作，日夜鉴定样物，以确凿的证据揭露了侵略者的罪行。

1955年他被聘任为中国科学院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队副队长，为了解决黄土高原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连续几年率队赴山西、陕西、甘肃等省的水土流失区考察，并先后发表了“对黄河中游黄土区水土保持工作的初步意见”、“黄河中游水土保持综合考察”等文章。他和考察队其他人员一起，提出了在合理利用土地的原则下，因地制宜，自上而下沟坡兼治，生物措施与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针，以及不同类型区的水土保持措施和合理配置方案，为黄土高原地区制订水土保持规划和实行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正确指导，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50年代后期，我国开展了科技人员和广大农民相结合的野生植物利用的群众运动。林镕肯定了这次运动对弄清我国植物资源和国家建设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数次强调提出，既要重视挖掘我国尚未得到充分利用的丰富植物资源，又要十分注意这些资源的保护工作，避免不合理利用而造成的恶果。对于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工作，他提出既要全面兼顾，又要突出重点的建议。就是对各类具有经济价值的植物，都要进行研究，不可偏废；同时又要抓住重点，着重研究药用植物、芳香植物的调查和开发利用工作。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了他所提建议的正确性和战略远见。

3、个人简历

1903年3月27日出生于江苏省丹阳县。

1920—1923年法国南锡大学农学院毕业，获农学学士和农业技师称号。

1924—1928年法国克莱孟大学理学院毕业，获克莱孟大学理学硕士学位和国授理学硕士学位。

1928—1930年法国巴黎大学理学院毕业，获国授理学博士学位。

1930—1937年任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生物系教授，后任系主任，兼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中国大学教授。

1938—1939年任西北联合大学教授。

1939—1941年任西北农学院教授。

1942—1944年任福建省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厦门大学生物系教授。

1944—1946年任厦门大学生物系教授兼校海洋生物研究所主任。

1946—1950年任北平研究院植物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教授。

1950—1953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研究员。

1953—1981年任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历任副所长、代理所长、顾问。

1981年5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